亨利·吉鲁 安吉洛·莱蒂西亚 著 吴万伟 译

编者按：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亨利·吉鲁讨论了世界各地出现的国家发起的对青年人的攻击，尤其是在美国。在吉鲁看来，美国社会与孩子们过不去已经不再是隐秘的政治命令，对青年人使用暴力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标志，说明这个社会已经陷入道德和政治的危机之中。只有根本性地重新思考政治议题的优先顺序才能把我们从丧失希望的抵押品赎回权中挽救出来。亨利是已经去世的保罗·弗莱雷（Paolo Friere）的好友，在教育、批评理论、青年研究、媒体研究、公共教学法等众多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如今，他是加拿大汉密尔顿麦克马斯特大学英语和文化研究全球电视网讲座教授。

受访者简介：亨利·吉鲁（Henry Giroux）1943年9月18日出生于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父亲是阿曼德·吉鲁，母亲是爱丽丝·吉鲁。1968年到1975年期间，他曾在罗得岛的巴灵顿中学担任历史老师，1977年获得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学位。自1977年到1983年，吉鲁曾担任波士顿大学教育学教授。1983年成为俄亥俄州牛津的迈阿密大学的教育学教授和驻校学者，同时还担任教育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从1992年到2004年5月，他转往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担任宾州大学讲座教授和沃特伯里教育和文化研究论坛主席。2004年5月，吉鲁开始任教于安大略省汉密尔顿的麦克马斯特大学，并担任传播学研究全球电视网讲座教授。目前和妻子苏珊·塞尔斯·吉鲁（Susan Searls-Giroux）博士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汉密尔顿。

问：你怎么想到当大学教授的？是有意识的选择吗？

答：我在中学教过六年书，因为这个经历我渴望成为老师的老师而不仅仅是教中学生。所以，我决定回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在教育领域工作。

你的大学导师是谁？你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最重要东西是什么？

我在读研究生和读博士期间遇见了好几个很重要的教授。我曾经担任北卡罗莱纳阿帕拉契亚大学罗伯特·桑德尔斯（Robert Sandels）教授的研究助理，从他那里学到了有关政治和权力的新词汇。最重要的大学导师是托尼·佩纳（Tony Penna）教授，他是个优秀的知识分子，是我在卡耐基梅隆大学读博士时的导师。托尼对我理解批判教育学帮助很大。我也从斯坦利·阿诺维兹（Stanley Aronowitz）那里学到批评理论和教育理论的很多东西。另外两个导师是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和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这两位教导我认识到教育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

在你的经历中，大学教授的角色从你作为本科生到现在有什么样的变化？

在担任教授的初期，大学更多地致力于教育的自由理想，为教学提供了更广泛的理论和教学法创新的机会，与学生交流的机会以及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为自己的工作定义的机会。教授们的自主性更多，大学的全职教授岗位也很多。但是今天，大学被企业文化所控制，学生被视为客户，知识变成了商品，大部分教师都是兼职教师或没有终身教职的教师，他们的自主性和权力都大为削弱，更多受到当今流行的大学管理模式---企业文化的制约。

当今成为好老师的标准是什么？在注意力分散和信息泛滥的时代，你如何吸引学生的注意呢？

首先，我认为好老师应该了所讲授的东西。他们必须是知识分子，不仅熟悉自己的专业领域而且了解与本专业、科研课题和学生生活有关的广泛议题。好老师应该熟悉从印刷品到视觉艺术等多种媒介，知道如何让知识变得有意义，使之成为具有改造功能的关键。好老师还必须认识到教学法是系统工程而不仅仅是脱离背景的一系列法则和技能。换句话说，好老师明白教学是把知识与权力、观点和更广泛的社会联系起来的道德和政治实践，是让学生理解公民义务和社会责任的过程。

你对渴望成为大学教授的人有什么建议呢？当今的年轻学者应该阅读哪些著作？

我认为大学教授应该学会冒险，要激励学生成为知情的、具有批评眼光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全球公民。教授们应该组织起来与新自由主义的学科体制和管理模式做斗争，以理论知识和学科知识为资源讨论重大社会问题。要阅读斯坦利·阿诺维兹有关公共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著作，阅读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著作，认识现代性带来的变化如私有化、拆除管制、商品化、和军国主义趋势造成的恶果。阅读保罗·弗莱雷的《自由教育学》认识批判性教育的本质，阅读大卫·古登堡（David Theo Goldberg）有关种族主义的最优秀著作。

1964年，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提到大学环境时宣称，“院系主权就像国家主权在电子速度条件下一样迅速消融。”这个声明可以被视为对跨学科研究的确认，但也可以被视为学术研究的本质发生变化的认识。你认为作为机构的大学是否陷入危机之中或在信息时代至少是遭遇到了威胁？

大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新技术的冲击，虽然这些当然会改变学界对知识生产、知识消费和知识分配的认识。大学真正的威胁在于资金缺乏、学费提高和大学生活方方面面的商业化倾向，日益明显的工具心态毁掉了任何形式的批判性思考。

2009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引起争议的文章“你支持或反对终身教授岗位的理由是什么？”其中，福山认为终身教授岗位制度把学术界变成了美国最保守、最昂贵的机构，使那些还没有获得教授岗位的年轻人不敢进行思想冒险，促使他们用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炮制论文讨好少数同行。总而言之，福山相信终身教授岗位保障学术自由的作用很宝贵，但现在到了废除这一制度的时候了，否则付出的经济和思想代价都高得令人承担不起。从那以后，大学内外对这个敏感问题的讨论仍然有很多。你怎么看待福山的观点？对终身教授岗位制度，你自己的观点如何？

把终身教授岗位看作是对意识形态正统思想的威胁是经典的保守立场。它破坏了对学术自由的保障，拒绝为批判性教学法和其批判性教育创造空间。虽然终身教授岗位制度并不完美，但它保护了持不同观点的教授不至于遭到解雇，同时也有助于老师敢于冒险，大胆谈论重大社会问题，并为学生创造一个敢于质疑的文化。对终身教授岗位制度的攻击可以被理解为对所有批判性公共空间和公共知识分子进行攻击的组成部分，保守派的目的就是动摇能培养学生的批判能力，促进深度思想对话和做出知情判断的基础。

你的著作谈到了公共机构遭到的攻击。能否详细阐述一下你说的攻击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公共机构遭到攻击呢？

公共机构之所以遭到攻击是因为它们具有公共性，为生产批判性的思考提供了空间，强调了人的需要而不是经济需要。因为这些是少数仅存的能作为民主社会公共空间的重要机构。

你把新自由主义现象称为“恐怖政治”。能否简要解释一下新自由主义是什么，为什么被称为恐怖政治呢？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把赚取利润作为民主核心，把消费作为公民可使用的唯一方式的哲学。它论证了私有利益尽可能多地控制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合理性，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将个人利益最大化。新自由主义的标志是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临时工作和兼职工作的兴起，金融领域和投机活动的崛起，大众消费的泛滥和社会方方面面的商品化。

新自由主义把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与公共财富的私有化，取消福利国家和保障措施与拆除对经济活动的管制结合起来。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叙述是：私有化、取消管制、商品化、变卖国家功能。新自由主义鼓吹政府不再监管经济活动，因而无法对可能造成破坏社会的后果活动进行监督和制衡。因为“政府的不干预”政策，对社会服务的公共投资被取消，可能影响私有企业获得利润的政府管制措施被取消，学校、医院、社区组织、甚至通常由公共信托掌握的机构都被私有化。新自由主义竭力破坏“公共利益”或“共同体”等概念，转而常常强调“个人责任”。

说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恐怖政治是因为它把经济学从伦理学和社会成本中单独挑出来，它嘲弄民主，鼓吹军国主义，破坏福利国家，攻击任何不受市场价值观控制的公共机构，并把民众变成商品。新自由主义强调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竞争性和灵活性，却忽略了博爱、分享和关心他人。这样做破坏了基本的社会纽带，沉重打击社会责任的深刻本质和对他人的关怀。脱离更广泛的社会义务去谈论个人权利不仅撕裂了社会团结而且促成了一种极端蔑视公共利益、共同体概念、社会服务和公共价值观的病态的个人主义。加上知识工具化的趋势，新自由主义越来越质疑深刻思考、复杂性、批判性的对话，从而促成了愚蠢和残忍的文化，这种文化的主导性伦理学原则就是是围绕战争话语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心态确立起来的。总而言之，新自由主义与民主尖锐对立。

你相信新自由主义与高等教育更传统的自由主义鼓吹者所表达的公民和社会观点一致吗？如果一致，如何一致？如果不一致，为什么？

不一致。新自由主义代表了对传统自由主义的背离，因为它完全取消了社会契约，没有为有意义的社会关系留下任何存在空间。其主张与教育或培训没有任何关系。

你描述过一些抗拒新自由主义的策略。你的主要策略包括新的更激进的教学法。能否解释一下你的方法？

我的策略是围绕让教学法围绕政治中心的必要性展开，帮助创造必要的条件，奠定培养批判性公民和有意义的、实质民主所需要的塑造性文化的基础。

你当前在从事的研究课题是什么？

我正在研究新自由主义社会中出现的随意弃置现象的范围和形式。

译自：“War on Youth”by Henry A. Giroux

http://truth-out.org/news/item/13030-a-conversation-with-henry-a-giroux

War on You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