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大禹叙事传统的历史验证与现实建构，目前多学科领域研究还在不断推进中。梳理典籍记载和大禹研究的现代学术史可知，大禹叙事的核心问题是英雄治水，而成功的治水效应则是文化共同体的渐进形成，大禹身份也由克已奉公、智勇双全的治水英雄跃升为除妖降魔、佑护百姓平安的“禹王”。由此，大禹叙事传统的主体逻辑与当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密切关联起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各民族共建中华民族、共享中华文化意识，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建构共享的历史文化记忆和共享的现实文化形式，从中提炼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共识，为全体社会成员生成共有国家认同打下情感和心理基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培育中，文化是纽带，学界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战略关键词，进行了双重维度的理念阐释：一方面，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置入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中，在当代民族文化认同的复杂氛围中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在全球互联时代，“中华民族表现出来的独特思维和行为模式，赋予了中华民族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的个性，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优势。这种新形势下的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方式，既依赖族群中的精英集团，但更多的是必须依赖本民族文化共同体的集体创新创造和全球传播路径的建立完善”；另一方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关研究立足本土历史文化语境，并紧密结合中国当代现实问题，在深刻把握时代脉搏的基础上，对其概念来源、逻辑选择、建构路径等提出了启发性思考，认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交融、发展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基础，这一维度是对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术概念的延续，“构筑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关键是各民族彼此认同，尤其是语言文化的彼此认同。大民族要认同小民族及其语言文化，小民族也要认同大民族及其语言文化，各民族共同认同中华共同体”。这些研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实践与应用提供了学理支撑，形成了广阔的学术空间及共同体意识培育空间。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相关研究以理念探讨为上，较少依托具体个案进行“经验”论述。邹明华指出：“对共同体的文化建构的基本使命就是为成员提供公共的符号、象征，以便他们形成相同的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可以说，文化共同体的建构亟需具有中国文化传统和时空基础的认同资源进行实践，为文化共同体的建构提供微观机制认知，由此拓展并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
大禹叙事既是中国早期文明建立的重要标志，也是新时代传统资源价值再发现的文化模板。因此，大禹叙事在古今语境下都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大禹叙事通过三个方面体现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价值：其一，大禹叙事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承载并担负政治与文化双重功能。大禹叙事统合了分散在中国的各个地域，划分九州，转变成为中国疆域的象征，大禹叙事作为一条线索，贯穿于中国思想史的始终，反映在中国历史、民族、宗教、文学等诸多方面并对其有整体性呈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历史缘由。其二，早期大禹叙事不仅存在于华夏族群，也跨越其他族群，是族群互动交流的关键符号。正是由于早期大禹叙事这种族群间互动交融背景，其在洪水灾难等自然因素及历史更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社会文化变迁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大禹叙事流播广远的空间特点，尤其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大禹叙事积淀最为丰厚。从现有统计来看，大禹遗迹有三百多处，这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丰富实践的客观载体。其三，大禹叙事在叙事系统中具有独特性，很少有叙事能像大禹叙事一样，叙事核心虽经历史冲刷而未被动摇与改写。尽管会被不同文化群体利用，借以表达自身的理念取向，但从西周以降，大禹叙事的核心及其符号化象征始终未发生改变。此外，大禹叙事所体现的大禹神格具有连续性，经过儒家理性的洗礼，中国古代神话叙事的“神格”残存不多，但大禹神格留存完整，它一方面同“祖先”“社神”等统一，另一方面与“灾害”“异类”等相对立，这种独特性为大禹叙事的文化共同体构建提供了稳健而鲜明的价值导向。因此，基于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性及大禹叙事自身的价值意义，本文提出“大禹叙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这一命题，以期凝心聚力增进中华文化认同的历史考察，也为彰显中华民族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积极探索。
二、族群流动与华夏认同：大禹叙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缘起
从夏代考古来看，尽管存在分歧和论争，不同方家各持意见，但不妨碍对夏朝存在的共识，绝大多数国内学者对夏王朝的存在已不存疑，并认可夏王朝作为早期国家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建立有重要意义。对于夏代的地域问题，徐旭生首先根据文献记载，认为有两个区域应值得注意，“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颖水谷的上游登封、禹县地带，第二是山西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大约自霍山以南）一带”。在此基础上，从1959年始，考古学者对偃师二里头、登封告成镇等遗址进行发掘，也在豫西地区发现了介于河南龙山和郑州二里岗期商文化之间的遗存，由此促成了对二里头文化的大规模发掘。尽管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属性并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但是不可消除夏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绝大多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王朝的物质遗存，也认可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夏都的意见，由于二里头文化自身的文化特征及与夏文化的关联性，由此可以思考和追溯夏文化之前的先夏文化及夏族的来源与迁徙状况。
李伯谦指出：“从考古发现的层位关系来看，尽管二里头一期常压在河南龙山文化遗存之上，但是从文化面貌上看区别很大……二里头文化不是早期的夏文化”，“唯一的可能只有从河南龙山文化中去寻找了”，展现了龙山文化与早期夏文化的重要关联。随着考古发掘、出土文物资料的不断展现，夏初的文化流动、部族交融也在出土文物中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考古学者通过对器物形状和纹理的对比研究，“发现了三个文化的交叠层，上层是殷代文化，中层是龙山文化，下层是仰韶文化”，“继仰韶文化而兴起的龙山文化，也是从仰韶文化中发展出来的”，由此可知，仰韶、龙山及二里头文化在文明上的连续性。同时，对于仰韶文化的遗址，苏秉琦指出，“仰韶文化发生的遗址不出关中和晋陕之间这一狭长地带，从其发展来看，则出现了从晋南到豫西，包括晋南、洛阳、南阳三个地区的这一南北狭长地带的仰韶文化遗存从早到晚的发展过程”，由此可见仰韶、龙山及二里头文化在晋南、豫西、豫中等特定区域内的连续关系。随着文明版图的波动，尤其是晋南地区属于龙山文化的陶寺文化开始衰落，而嵩山一带出现了区域整合的现象，新砦文化开始发展，为二里头文化为主导的中原文化奠定了发展基础。临黄河及其支流的郑州到洛阳一带的中原地区成为文明的发祥地，大禹叙事正是从这一发源地不断向四方延展的。
关于上古族群的地理位置，傅斯年提出“夷夏东西”说，他认为夏民族的活动地区在汾水流域的山西南部，伊水流域的河南中南部和渭水下游的陕西。这一地区基本同仰韶文化及其文化因子蔓延分布处于相似的地理位置，夏族以黄河支流伊、洛、沩、汭为中心向四周不断迁移，其中一支系在迁徙过程中同其他族群不断交流、融合，逐渐成为夏代建立的主要力量。族群融合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通婚、战争、移民等都参与到了文化族群的融合的互通过程，为早期国家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先夏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构筑夏文化的基础，在源头上影响大禹叙事具有多元一体的文化融合特点，成为大禹叙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历史源头之一。
上古族群间的交融奠定了战国时期文化认同的华夏观的形成。陈连开在《中华民族研究初探》一书中解析了华夏民族形成的过程，认为“西周末到春秋时期，边疆各族大规模内迁，与诸夏杂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张富祥认为，华夏观最迟在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了，华夏观的形成时伴随着华夏族或者夏族的产生而慢慢积淀发展起来的。黄河流域东西两大部落集团经过长期的接触，以战争的方式发生了第一次的分化和融合，东系的太昊、少昊集团与西系的炎黄集团，成为夏商周三支华夏的最初来源。而在黄河上游及下游泰山地区以东，中华文化在原有传统基础上继续发展，形成了羌族和东夷，直到西周时期，起源不同的夏商周已经融为一体，变成了夏族，并与戎狄有了区别。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众多民族迁徙，北方地区和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渗入中原地区，既有夷夏和夷狄之别，也有民族迁徙带来的民族融合。正是在民族融合和交流的背景下，为了确立中原的中心地位，渐渐有了天下观念，其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相对，直至战国中晚期，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华夏认同共同体。但从观念到实践，却经过了数个世纪的彼此交流、彼此认同、重构重组之后才得以完成的，直至西汉时期方形成统一的民族，边疆或者少数民族开始将中原人称夏人，与大禹相关的夏文化成为华夏认同的重要标志，周人称自己的国土为时夏，称民族为诸夏，即可看出当时周人对夏文化的崇拜。占据中原地区的夏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文化，对中国历史影响尤为深远，这是大禹叙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第二个缘由。
上文已经指出，族群流动与华夏观的形成及其对夏文化的认同，成为大禹叙事的文化共同体建构缘由。在大禹叙事中，也对这种共同体建构缘由有所表达，主要是战国时期“以夏自居”的文化认同心态。比如战国时期三家分晋的魏国，其领土在太行山山脉周遭地区，山脉的东西两侧，分别是魏国中晚期的都城大梁及晋国的都城绛。魏国迁都大梁之前，其都城在安邑，地处河东，恰处于秦、赵、韩三国的夹缝之间。魏国迁都之后，极力开拓中原地区的土地和领域，使得魏国也积极寻求与中原夏族的文化认同。因此，在《战国策·秦策》中，写魏王驱十二诸侯会天子于孟津，这与孟津在周代的重要地位有关，周武王举兵伐纣时，曾在孟津渡过黄河。作为重要的地理关口，具有鲜明的权威性象征。“魏王之所以选了这个地方举行庆典，是要想逼迫周让出权威”。魏国对中原夏文化的建构与模仿，同对禹的认同紧密相连。《战国策·魏策二》论及梁王魏婴同诸侯与范台饮酒，鲁君以禹之戒酒喻世，劝梁王绝酒，“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以禹之实例劝诫，隐含的是对禹及远古夏代的认同。再如，赵国入晋，始以晋国的异姓大夫身份出现，赵国与秦国拥有共同的祖先，《史记》所载谱系中，其祖先为女性祖先女修，赵国的首位男性祖先为大业。男性祖先大业，据《史记》引正义载，大业乃皋陶，《尚书·皋陶谟》言皋陶协助大禹治水。第二位男性祖先为大费，大费乃伯益，其最大的功绩亦在于协助大禹治水，并予民以粮食作物，这也表示从祖先谱系上，赵国已经认同大禹。楚简《容成氏》第五部分记载：“禹听政三年，因民之欲，会天地之利矣．……禹然后始为之旗号，以辨其左右，思民毋惑。东方之旗以日，西方之旗以月，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鸟。禹然后始行以俭”。从上博楚简《容成氏》的记载可以看出，战国时期大禹已经成为四方公认的禹王形象，四方归于禹，大禹竖起旗号辨别四方，大禹成为四方共同拥立的文化共主。
三、治水与立国：大禹叙事中共同体建构的时空维度
清代乾嘉时期历史学家崔述在《夏考信录》中，已对大禹传说的情节单元进行分割，分禹上和禹下两部分论述。禹上部分主要是“鲧殆禹兴”“禹稷躬稼”“天乃锡禹洪范九畴”，禹下为“禹治九州”“禹娶涂山”“禹过家门不入”“禹恶旨酒而好善言”“禹合诸侯与涂山”“禹会稽而崩”等。尽管崔述所选择的情节单元范畴较大，分割排列并不仔细，也遗漏了不少与禹相关的叙事情节。但是，崔述从逻辑上将大禹传说划分为上下两部分以纵览其叙事全貌，可简要概括出大禹叙事的两个核心：治水与立国。其遗漏的情节单元，如大禹征三苗、禹杀防风氏等，皆可纳入这两个核心之中。平定洪水和夏文明的建立，成为记述大禹叙事的两条主线，以治水与立国为中心的禹绩是大禹叙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时空支撑。
大禹叙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时间向度，主要体现在洪水涵盖的集体记忆及其时间维度的表达。后世观尧舜时代，洪水滔天、弥漫无际成为远古时代的一个侧写，而禹常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形象出现，大凡有洪水处必有禹，这一上古时间维度的追溯，为文化共同体叙事找到了时间元点和历史源头，由此建立了族群的历史感。这种相似的历史感往往造就成员身份的认同感，“诚然如我们所见，一个人对自身的认知，往往来自他自身叙说的自身故事，同样，任何一个家族、一个俱乐部、一所学校、一群人都是透过他们对同一社群所共享的故事建立社群认同感，国家认同亦然”，大禹叙事的认同感来自尧舜时代的洪水记忆这一时间维度，治水也由此成为文化共同体建构的时间向度。
立国为共同体叙事提供了较为广阔的大地理空间感，这种空间感是成员在“茫茫禹迹”基础上通过成员的想象与重构整合起来的。上文曾提到，夏代、先夏文化实际上并未超过河南、山西区域，但是《禹贡》中九州的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夏朝的区域，向北到了燕山山脉，向南则到了南岳衡山地区，《尚书·禹贡》所记九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禹贡》九州是一种地理空间的想象，为此赋予了大禹叙事中共同体叙事的空间界限与地理感知。国家最初的版图正是大禹在治理洪水之后框定的，九州成为中国疆域的代名词。大禹统合了分散于中国各地的地域，“本来是作为古代传说中的平天地的帝王，在始皇的统一反映下，逼得古帝王的土地必须和他一样广，于是禹的偶像遂重新唤起……硬叫禹担负起分州的责任”。大禹划九州，已经转变为中国疆域的象征，这也揭示了大禹叙事借由历史想象与帝王逻辑而确立了文化认同的空间感知。《禹贡》叙述大禹定九州的地理意义也是具象化的，如《水经注》很多水系都与大禹及“九州”有关，几乎都是与大禹治水传说有关的表述，这种禹化九州意义的具象化，促使了大禹治水传说的在地化延伸。提及一处地理位置，其源头往往要回溯到大禹处寻找，九州传说从文化理念到具体地理位置的空间实践的转变，意味着将九州所统合的疆域依附在大禹这个认同符号之下，从而形成了地缘空间的集权性质。有学者指出：“人们对于共同体的空间意识，一方面包括自然的人文化所构成的人居环境，另一方面包括对于这个已然人文化的空间范围的想象。前者涉及的是这种空间的质的内容，后者侧重的是这种空间的量的内容。大禹治水的叙事及其涉及的山川、地方在空间意识上是最好的想象大共同体的地标。”
以治水、立国为核心符号的大禹叙事，建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空维度，实质上也是文化共同体建构过程的主动选择，或者说中华民族成员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文化认同的归一性表现，造就这种逻辑选择的原因在于中国自身的国情。
对于中国来说，灾害之多，世所罕见，有些西方学者将中国称为“饥荒的国度”。从古籍记载来看，传说时代已有许多水患之厄。《淮南子》云：“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戴；火爁炎而不减，水浩洋而不息，”对上古时代的大水之传说做了概括性描述。《尚书·尧典》则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具体描述了尧舜时代洪水暴发之状貌。洪水发生之时，人们无处可逃，“人民泛滥，逐高而居”，可见洪水之猛及破坏之大。而灾荒与文明兴衰有重要的关联，布罗代尔在论述长时段历史理论时，认为环境和信仰等看不见的因素，实际上在历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战争、革命等大都转瞬即逝，从长时段来看，它们对人类生活所起的作用远远小于环境与生态。气候变化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建立和发展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有学者利用高分辨率的气候代用指标重建了大禹治水传说时期的气候背景，认为“夏朝建立前夕的史前大洪水是真实发生过的，而大禹之所以能够治水成功可能主要得益于气候好转而并非人力之所为。”可见洪水灾害对于文明建立的重要意义，借助自然灾害，建立了新的文明，通过治理洪水，促进了社会和民族的融合，为早期国家建立创造了条件。
大禹叙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时空维度的建构，为其提供了得以实践的资源载体，这一载体符合中国国情与民生，能够从历史叙事语境中寻求到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发掘出本土叙事话语的力量。一方面是大禹叙事来源维度的广泛，提供多层面的共同体追求，包括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区域协同及大禹叙事中涉及的多元治理主体等，对大禹叙事深入的探寻能够更深刻挖掘其孕育出的精神文化特质，揭示大禹叙事自身所携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大禹叙事在多民族地区存在，是展现中华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典案例，在具体的叙事中更显现大禹叙事在多民族之间的互嵌规律。如长江流域的武汉地区，就有“忽必烈正名禹功矶”的传说，讲述元统治者忽必烈南巡看到龟山上有一块突出的石头，为了纪念大禹治水功绩，在当时汉阳府修建了禹王庙。黄河中游陕西韩城也有《敕赐龙门建极宫碑记》，记载元朝在龙门修建寺庙，祭祀大禹，彰显大禹之功。上述记载揭示了大禹叙事在不同区域的多民族之间展开的跨域传播及深远影响，已渗入到民众的日常视野和神圣空间之内。
四、协同、共叙与共建、共享：大禹叙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路径
大禹叙事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有较为稳健的神格品性。一方面，大禹作为山川之主受到官方祭祀；另一方面，也作为治水英雄被民间崇拜。这种正向性的神格造就了大禹叙事中较好的价值导向，尤其是诸如“三过家门而不入”“代鲧治水”等带有叙事伦理的情节单元已被千古传颂。在多元主体间大禹是平定灾害的英雄、是轨仪和嘉绩的象征，如《国语》中所载：“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帅象禹之功，度之于轨仪，莫非嘉绩，克厌帝心。”此述展现了大禹逐渐成为与规范和秩序相连的正面符号。
大禹叙事的价值导向还体现在大禹能顺民意民心。人性与水性相通，儒家孔孟常将水与人性、民心并列。《论语·雍也》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特别是孟子，直言民之归仁同水之就下一般，人性不分善恶同水不分东西相似。《离娄下》载：“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孟子将“禹之行水”和水性结合深入到人生观，认为顺应规律为大智之事，这或许是大禹故事在经历春秋动乱后，依旧在秦汉后期儒家诸子中发出喟叹的最深层原因。将河水与人性联系，因而孟子所言治水其实是对人性的治理。正如水之下流，人性是向善的，君主统治民，要依着民心之所向。由此，水之意义超越了自然界之水资源概念，指向了人性、宇宙秩序和民心之所向，“治水”一是打破了“洪水茫茫”、太一藏于水的宇宙混沌状态；二是治理民心同治水有相似的道理。大禹叙事展现了天下为公、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因此，在大禹叙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实践中，应该在凸显这一价值导向基础上，积极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路径。
路径之一，提炼大禹叙事的文化传统，个体与社会协同共育家国一体的价值共同体。家国同构、家国一体是中华民族传统内在的文化情怀。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弘扬家国情怀，提倡爱家爱国相统一，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贡献。家国情怀范畴较广，既包含儒家文化体系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囊括以民为上的道德格局。大禹叙事中的价值导向决定了家国一体观对于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性，通过家这个社会基本单位，处理好共同体中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将个体情感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对于个体生命而言，家庭和国家在时间和空间上是相互嵌入的。在相互嵌入的家国图景中，共同的文化和心理认同得以展开，并且不断整合成一种文化力量，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家国一体的价值实践观需要个体和社会的协同共育，充分彰显个体情感力度，同时也能发挥大禹叙事对群体的规范作用。
路径之二，整合大禹叙事资源，黄河－长江流域共叙治水英雄的记忆共同体。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大禹叙事分布十分广泛，尤其是与山川相关的地域。有学者曾整理《水经注》中关于大禹的记载，如“卷一卷二记载了河关县河水积石山、洗水，卷三记载的桐过县孟门，卷四记载北屈县孟门津、汾水龙门山、砥柱山，卷五记载的平县观河、荥阳菠荡渠，卷六记载的安邑望乡台，卷七成皋县荥播泽，卷八茅山禹井，卷十五记载了伊关，……卷四十记载了浙水禹庙、禹冢、禹井、天子都、石柜山、会稽禹祠、上虞县百官桥，临渝县碣石山和中原衡山”，各地的禹庙也是禹迹的重要标志，特别是黄河中下游的陕、晋、鲁、豫及长江流域的川、鄂、湘、赣等区域，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禹迹景观，这些禹迹及大禹的文献口碑，持续地在国家与地方、官方与民间双重语境中再造大禹定九州的文化象征意义。《水经注》的记载也展现了大禹叙事在黄河与长江流域的广泛流传，大禹叙事也成为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共同的文化记忆。于此，我们可以提出依托流域文明，整合大禹叙事资源，推动黄河－长江流域共叙大禹文化记忆的叙事路径，以此达到记忆共生的目的。
共叙治水英雄的文化记忆，能够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学者麻国庆从公共记忆角度阐释了记忆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华民族并不是所谓‘想象的共同体’，而是有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集体记忆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多重面向，既包括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也包括公共记忆方面。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相互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公共记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路径之三，挖掘大禹地方叙事，多民族共建大禹治水谱系的景观共同体。大禹叙事不仅广泛存在于汉民族生活空间，其他多民族地区也有讲述。如云南白族有《大禹锁洪》的传说故事。这一故事本身属于大禹本主传说故事类型，讲的是“本主龙王是大禹成仙来到凤尾河做了龙王，看到百姓受洪水之灾，运来金锁锁住洪水，百姓得救后把他奉为本主”。再如岷江流域四川羌族流传的大禹叙事，受到羌族宗教经典及羌戈传说的影响，反映了羌族和戈人内部的族群融合。大禹叙事成为融合不同民族共有文化因子的“纽带”，形成了不同民族共有的大禹叙事谱系景观。因此，在充分挖掘地方化大禹叙事的基础上，融入本土的文化传统，通过自然景观、建筑景观、遗产景观等文化形式，共建大禹治水谱系的形态丰富的文化景观，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提供激活认同的本土性知识载体，形成多民族互构性的景观共同体。
此外，大禹叙事的景观应是多元化的，既包含多样素材的自然面貌、人文雕塑、图像绘画、文化公园等景观形式，也包含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表述和不同形态的祭祀景观，通过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的大禹治水谱系来共建文化景观，赋予大禹叙事可视化表达与叙事的公共空间化。具体来说，就是将大禹叙事重要情节单元借助当代空间媒介和新艺术载体，向公众社会传达价值取向或者文化理念，进而推动大禹叙事在不同区域、流域甚至是城乡之间的共鸣，大禹成为多民族共建共识的文化符号。建构大禹治水谱系的景观共同体，也是建构中华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过程，以地方景观为媒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性建设。
路径之四，重视大禹祭祀仪式，海峡两岸共享大禹精神传统的仪式共同体。仪式对群体生活的延续和精神传统的强化有着重要作用，是文化认同最有效也最直接的经典表达。中国台湾地区不仅有大禹治水神话，也有诸多大禹庙，目前，海峡两岸不少民间社团策划大禹文化交流活动，共享共行大禹祭祀仪式。如浙江绍兴大禹公祭中，常有台湾同胞作为大禹后裔参加典礼，体现出大禹叙事作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重要纽带的独特功能。海峡两岸共享大禹精神传统的仪式共同体的构建，不仅有助于将大禹祭祀仪式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之内，也有利于推动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深化中华文化认同的形成，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
共享大禹精神传统的仪式共同体的建立，可以充分发挥大禹叙事资源当代转化的强大现实力量：一方面是延续文化传统，强化集体记忆。正如王明珂所言：“一个族群，常以共同的仪式来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加强此集体记忆，或者建立永久性的实质纪念物来维持此集体记忆，或者民族国家以历史教育来制度化地传递此集体记忆。”大禹叙事作为中华民族在古史传说时代华夏文明共有的集体记忆，需要通过共享仪式等形式展演来丰富集体情感，激活文化认同；另一方面是海峡两岸民众通过共享仪式的参与和展演，深化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在隆重的仪式中感悟大禹叙事所包孕的民族精神和同根同源的民族情感，培育海峡两岸人民的中华文化认同情感，增进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基础性的大禹叙事资源。
五、面向历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大资源”发掘与“新路径”探索
中华民族穿越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而来，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经由本土历史实践与人民勤劳勇敢的智慧创造，开创并延续了世界唯一的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传统。其灿烂夺目的文明成就，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拓新和人类文明史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独特而伟大的历史贡献，未来还将放射出不可替代的熠熠光辉。
今天的中华民族及其创建的现代文明国家，继承了传统文明的厚重遗产与远大使命，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格局，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源于实践又面向实践的有效应对策略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观念的、精神的价值共同体，也是科技的、物质的制度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从来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流动交互的历程进程中，因而，从微观角度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应该选择具有长时段、连续性、标志性的个案符号，也符合中华民族共同体产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规律，而大禹叙事恰好提供了这种符号功能，也可以说大禹叙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是文化传统、历史选择、时代潮流、族群融合等多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早期大禹叙事在族群文化互动交融基础上，造就了以夏自居的文化建构图景，成为战国之后华夏族群文化互动与华夏观形成的基础，由此使得大禹叙事的文化共同体建构具有了历史缘由。大禹叙事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标志，天下和人民成为其重要的价值导向符号，通过成员的主动选择，确立了其天下为公的民族精神及以民为上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也是大禹叙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关键所在，即共同体成员对大禹叙事执着深刻的文化认同。我们姑且称大禹叙事这类传统资源为“大资源”，它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史上建基立柱、匡定疆域、创设大统，也是构建文化自信的“根”“魂”“体”。
综观大禹叙事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实践与四重路径，融合考古学、文献学、民俗学和传播学等多学科方法，以前人研究为基础，以现实问题为皈依，比较全面地回溯了大禹叙事传统的“治水”与“立国”两大核心线索。将大禹叙事的多样性文本与多元化实践置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大历史之中，以“个体路径”视野来考察“个体——社会”共育家国一体情怀的价值共同体，突出了“共育”方法，彰显了“家国一体”的情怀与价值。以“流域文明路径”视野来观照“黄河－长江流域”共叙治水英雄的记忆共同体，突出了“共叙”方法，强化了治水英雄的丰功伟业与族群记忆。以“整体路径”来阐释“中华民族”共建大禹治水谱系的景观共同体，突出了“共建”方法，以谱系理论来连贯宛如星斗的大禹景观与文化逻辑。以“空间路径”来激活“海峡两岸”共享大禹精神传统的仪式共同体，突出了“共享”方法，拓新了大禹精神传统的当代品格与仪式功用。简而言之，大禹叙事传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讨论，一定程度上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探索了“新路径”，希望得到学界的关注与批评。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太原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原文刊载于《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