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泛安全化”意指国家对传统安全概念的边界进行过度扩大的主客体互构进程。在“泛安全化”视域下，日本对华政策的目标设定主要体现为：安全上，持续配合美国全面对华遏压，围绕中国形塑一个有利于日美的战略环境和价值观同盟；经济上，稳固以日美为主导的依附型共生体系，既确保日本的技术优势，又能将中国框限在产业链的中下游；价值观上，以“普遍价值”为遮掩，为持续“借台遏华”谋求正当性。日本专注于“泛安全化”下的过度对抗，既会加深中日两国的互信赤字，更会导致两国关系深陷内外因素反向作用的恶性循环中。中国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坚定两国关系正确的发展方向，为“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的、稳定的中日关系”而努力。

关 键 词：泛安全化  日美同盟  印太战略  俄乌冲突  中日关系

“安全”(security)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主题，也是国际关系学科研究的基础概念之一。学界通常以“状态”和“能力”或两者结合的方式来定义安全。作为一种状态，安全一般被认为是指一国免于遭受外部威胁的状况；而衡量一国的安全能力，指的是在不得不面对外部威胁之际，该国能够以合理代价保护本国主权不受侵犯，维护领土完整。①众所周知，国际关系学科中的现实主义流派更强调安全问题是所有国家的核心关切，国家的本质就是一个个追求安全目标的“功能相似性单元”。②总体上，冷战期间安全问题往往专指军事力量的使用及威胁。③冷战后，随着非传统安全领域议题越来越多地占据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议题的中心位置，全球多重安全范畴跨时空复合交叠，安全问题联动性导致“泛安全化”(pan-securitization)倾向日益显著。在国际关系的语境下，“泛安全化”意指对传统安全概念边界进行过度延展的一种话语进程，体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价值互构体系。④从国际政治学、国家安全学的学理角度看，安全内涵的扩大确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不应将安全内涵的客观扩大和具有主观政治意图的“泛安全化”混为一谈。现阶段，这种“泛安全化”倾向正在美欧日的对华政策中日益凸显。

相比美欧与中国的关系，中日之间由于历史瓜葛与地缘矛盾纠结缠绕，两国关系表现出现实利益纠葛与深层次的战略结构疑虑交织叠加，一方面使得两国关系远较别的双边关系更复杂且敏感，另一方面日本感受到中国崛起带来的各种所谓的“安全”冲击也远较美欧国家更直观和强烈。总体而言，日本对华政策呈现出全方位、多议题交叠的“泛安全化”特征，甚至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还不断刻意地将台湾问题与乌克兰局势“扭曲联结”。对此，中国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践行“以发展定义安全”的新型全球治理理念，坚定两国关系正确的发展方向，为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而努力。

一、“泛安全化”视域下日本对华政策的目标设定

受“泛安全化”的影响，日本正倾向于将安全与地区局势、经济与安全保障、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等诸多议题与所谓的“中国威胁”加以捆绑，从结构上形塑其对华政策的目标设定。

(一)日本国家利益的“泛安全化”形塑

冷战结束后，原本在两极格局对峙下被掩盖的各类国际安全矛盾逐渐浮出水面。进一步地，以社会信息化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全球分布与国内分配不均的状况，又催生了诸多新型安全挑战。这种跨界安全威胁的大幅上升大大拓展了安全问题的研究视野和观测周期，从层次分析的纵向维度看，涵盖了国际社会、国家、个人三个层次，横向维度上则覆盖了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环境安全及网络安全等，它们陆续被纳入国家安全议事日程，并日益成为国家间合作或竞争的主要内容。

与此同时，政治极端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声势也在各国内部日益抬头，并习惯性地以渲染“国外威胁”和捍卫“国家安全”为名，将安全问题的范畴拓宽到几乎无所不包的程度，且推动其成为“一种超越所有政治的特殊政治”。⑤其结果是，各种非传统安全议题被纳入安全话语体系，在各国国内掀起一波波“泛安全化”认知论争的同时，又对国与国之间在经贸、投资、科技和人文等各领域的正常交流设置各种障碍，最终陷入内外因素反向作用的恶性循环之中。

受此影响，一国的国家利益界定也会呈现出“泛安全化”倾向。在性质上，国家利益既是物质性的客观存在，也是一国主体意识在与他国进行持续互动、比较过程中的集中体现。在结构上，它是权力维度、利益维度和价值维度构成的战略性相互作用(strategic interactions)的联立三次方程。⑥权力维度关注国家安全，是国家利益的“原动力”；利益维度关心国富民强，是国家利益的“推动力”；价值观维度思考如何让国家对内提高凝聚力、对外扩大国际信誉，是国家利益的“牵引力”。⑦“安全”要素在国家利益不同结构层面体现出的不同侧面越来越明显。

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将其国家利益设定为三个方面：“第一，国家、民众的安全；第二，国家的繁荣；第三，维护基于普遍价值的国际秩序。”⑧对此，有日本学者借用《论语》中“足兵、足食、足信”的概念论述指出：国家和民众的安全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提供安全保障，“足兵”可以让日本变得更加强大；国家的繁荣是追求利益的结果，“足食”的目的就是日本变得更加富裕；凭借“足信”，则可让日本占据国际道义的制高点，成为国际上有信用、受人尊敬的伟大国家。⑨

日本国家利益的“泛安全化”形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权力维度，日益混淆不同安全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以偏概全地将所有事务的安全影响进行同质化形塑，在导致国家造成过度的安全性恐慌和趋势性误判的同时，形成了“绝对不安全感”。为追求国家的“绝对安全”，日本一方面决定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准备对既往的安全保障政策进行大转向，增强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另一方面推行“有选择”的多边主义，积极构建以日美同盟为核心，以日美澳印“四边机制”(QUAD)为基干，以强化对东盟、欧盟、北约组织的安全合作为延伸的多层次安全架构。

在利益维度，最为突出的体现是经贸层面的“低级政治高级化”，结果是大大弱化了通过制度主义路径达成经贸合作、良性制度竞争及利益妥协的动力。现阶段，日本为配合美国重组供应链的目标和确保本国的技术优势，日益重视安全力量与经济手段的相互补充，对内积极推行经济安全战略，并出台关联法案，对外与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日美经济版“2+2”协商机制等进行战略嵌合。

在价值观维度，受“善恶二元论”这一僵化的思维方式影响，刻板地按照价值观划线，将不同价值观的国家贴上非“普遍价值”的“异质性”标签。进一步地，在对外政策上强调构建价值观同盟，排斥所谓的“异质性”国家越来越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认知起点。日本强调，要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普遍价值”为根基，让国际秩序朝着日本希望的方向发展，因此应冷静把握国际情势的变化与趋向，开展战略性外交。⑩为此，日本政府指出要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强化合作。(11)有日本学者解释说，向世界清楚地表明日本是“普遍价值”体系的积极维护者，归根结底是日本自身价值观所决定的。(12)因此可以说，日本所谓“普遍价值”体系的积极维护者成为其加强军事力量建设、提升外交自主性的最佳“漂白剂”。

(二)日本对华政策的目标设定

对外政策制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围绕国家利益的种种变化进行适时调整。因此，对外政策的研究重点就落在了哪些利益被国家决策者认为是最重要的，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知等方面。“泛安全化”导致安全话语和思维的无节制扩张，势必引发决策者和政策执行者强烈、敏感的绝对安全意识，从而促使其按照传统安全原则、逻辑和理论去理解和应对新兴挑战。(13)其结果是，一国的对外政策受安全思维定式影响，加之新兴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之间的边界难以区隔，妨碍了对传统安全问题的妥善解决，更降低了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上的包容性和灵活性。日本外交的核心理想设定是“日美同盟+日中协商”。(14)它意味着理性务实的对华关系有三个值得关注的方面：第一，不应刻板地按照价值观划线，而应综合务实地正视中国崛起；(15)第二，构筑一个包含中国在内的区域经贸新架构(architecture)，与中国实现制度内制衡；(16)第三，坚持对华奉行接触(management)政策，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全力管控两国之间的矛盾与分歧。(17)而需要提及的是，尽管中日关系是日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但日本对华政策也必须服从日美同盟的框架结构，而不能进行独立思考。换言之，在日本的对外关系排序中，对华关系始终排在对美关系之后，日本对华外交自主空间只是在美国战略容忍的范围内保持一个有限灵活的回旋余地而已。因此，当前日本在中美战略性竞斗的背景下处理对华关系时，尤其面对横亘在两国之间的各种矛盾时，越来越趋于从“零和博弈”的视角来审视，“应主张就主张”(18)的空间正在不断扩大。具体而言：第一，日本认为，一方面，中国崛起和美国国力相对下降所导致的权力转移正趋于快速化；另一方面，日本处于中美战略性竞斗的最前沿，其综合国力是仅次于中美的关键“第三极”，美国要想强化对华威慑力，势必会更加仰赖日本的战略杠杆角色，因此日本处于能对地区乃至国际秩序的走向发挥影响的关键时期。(19)第二，从追求政治大国地位和强化军事力量建设的战略目标来看，美国减少战略承诺和向盟友寻求责任分担，等于对日本积极发展军事力量进行了政治松绑。第三，中国为减轻美国施压的影响和争取更多国家支持而采取的对日战略隐忍等，也导致日本安全环境和经济环境相对宽松。(20)

众所周知，日本在战后通过美国与国际秩序相关联，成为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积极追随者。(21)冷战的结束既让日本认为这是西方价值观的胜利，同时也加深了其对“自由国际秩序”是“普遍价值”的定向认知，日本更自诩是亚洲的先驱和翘楚。(22)日本认为，这一秩序建立在国际法和自由价值观基础之上，本质是基于各大国力量对比构建起来的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国际机制和规范。(23)日本认为唯有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相关地区秩序安排，才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国际安全公共产品。(24)

美国认为，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是“在经济、外交、军事、技术等全方位领域都可以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进行持续挑战的唯一竞争对手”，正在“试图根据自身利益改变现行国际秩序”，以“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与利益相对立的世界”。(25)日本也认为，中国崛起使得一直支撑国际社会和平与繁荣的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为核心的“自由与开放的国际秩序”正遭受严峻挑战。(26)

在这样的认知逻辑下，首先，日本对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宣示和维权行动进行了“泛安全化”解读，即并不将之视为两国围绕领土争议所产生的矛盾，而视为中国对日本领土的入侵和安全的威胁，进而认为是中国积极谋求构筑地区霸权的具体表现之一。日本还将中国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的立场表述也定位为中国正谋求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强调这是对“自由与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最大威胁。(27)恰因如此，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利用各种国际场合在舆论上竭力“抹黑”中国。(28)

其次，日本对华的经贸政策，尤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推动良性制度竞争的政策重心，逐步让位于与所谓“志同道合的伙伴”构筑“小院高墙”，并将安全保障与经贸规制进行紧密联结，在部分产业推动对华“脱钩断链”的同时，重组相应的供应链并确保日本的技术优势。(29)

最后，日本将“自由与开放的国际秩序”装扮成“普遍价值”的同时，给中国的不同发展路径贴上“异质性”标签。因此，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不但刻意拿中俄关系说事，并强调“世界进入了民主阵营与威权国家进行全球较量”的阶段。(30)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前日本对中国台湾地区的政策立场越来越背离“日台并无邦交，(日本政府)只与台湾当局推进各项务实交流”的既定框架，反而日益凸显“(台湾是)与(日本)拥有共同价值观和紧密经济关系的极其重要的伙伴和友人”。(31)以此为背景，日本持续强化与“台湾当局”的安全联结，不断挑战“一个中国”的底线。如不但对蔡英文当局“去中国化”、谋求“台独”的种种行径视而不见，还不时对民进党当局释放纵容“台独”的错误信号。(32)日美更将台湾问题纳入“印太战略”(FOIP)的范围，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视为对地区秩序的挑战。而事实是，日本将干涉中国内政与“印太战略”的目标挂钩，尤其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又刻意将台湾问题与乌克兰局势“扭曲联结”。(33)

基于上述认知，当前日本对华究竟想实现怎样的政策目标呢？岸田内阁公开表示要以构筑建设性、稳定性的双边关系为目标，摸索新时代的对华现实主义外交，但前提是“日本应主张的一定会主张，且强烈要求中国遵守国际社会准则，采取负责任行为”。(34)那么，所谓“国际社会准则”和“负责任行为”的标准是什么？这些标准又以谁的规定为准？答案显而易见，即由日美欧等西方世界说了算。换言之，在安全方面，日本会持续配合美国对华遏压，通过构筑对华的多层次安全包围网来形塑一个有利于日美的战略环境和价值观同盟；在经济方面，稳固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的产业链优势，一方面确保相关的供应链稳定，保证日本的技术优势，另一方面在关键性产业领域，试图牢牢卡住中国的“脖子”，阻挠其产业链升级；在价值观方面，以“普遍价值”为遮掩，进一步为“借台遏华”寻找正当性，意图迫使中国做出原则性让步。

二、日本对华政策的布局特征：多领域的内外双向联动

日本因受自然禀赋、地缘政治及历史包袱等因素所限，无法拥有像美国那样能对国际秩序进行塑造、左右国际体系的能力，只能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努力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但这不意味着就可以忽略日本的外交主动性，尤其在中美战略性竞斗背景下，美国对日本的政治松绑也有利于日本进一步发挥外交自主性。(35)具体而言，日本一方面要在“印太战略”中积极扮演“辅美遏华”角色，另一方面要成为“印太”地区“中等强国”和“摇摆国家”的领导力量，维护和拓展其在该地区的国家利益。(36)为更好地进行战略嵌合，日本通过在国内制定相关法案或政策文件等方式，在安全、经济、价值观等领域均致力于内外相互推进的双向联动，使得当前日本对华政策呈现整体性布局。

(一)在安全层面，日本是“辅美遏华”的“急先锋”

安全领域的内外双向联动主要体现为日本对内致力于提升军事力量，不断伺机突破军事禁区，对外则致力于构建一个以日美同盟为内核，不断向外延伸的多边、多层安全保障体系。从战后日本的历史发展来看，这种内外双向联动由来已久，但当前的推进速度和联动程度已非过去可以比拟。

总体而言，日美同盟体系的发展多是在发生重大国际事件后进一步丰富和充实的。一般步骤是，重大国际事件发生后，日美加强联系，包括通过发表共同宣言、改变防卫政策、制定《防卫计划大纲》、合作制定防卫文件并推动日本国内安全政策与法制的修改和完善，不断巩固和深化这一体制。基本上，以冷战结束为分水岭，日美同盟体系的功能逐渐从美国对日本提供安全保护的双边领域，不断向地区乃至世界范围扩展，目标也改为维系并强化“自由国际秩序”，成为双方维护地区安全与繁荣的基石。(37)其重中之重便是大幅提升日本国防力量的同时，持续强化日美同盟的抑制力和应变力。(38)

2013年12月，日本政府效仿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首次制定了决定未来数年日本外交和安保基本方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又对新《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进行了修改，设立了日本版“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2014年，日本政府用“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则”，以落实军需相关产业强化战略，积极推动武器装备出口和共同研发。2015年，日本以内阁决议的方式解禁集体自卫权，强行在国会通过了旨在扩大自卫队海外活动的“和平安全法制完善法案”“国际和平支援法案”等新安保法制相关法案。与之相对应，日本防卫支出也逐年增加，其中为对华实现“海上和空中优势”，每年新增预算中购买和研发新型军事装备费用均占据很大比重。俄乌冲突爆发后，为更好地应对中国崛起，日本自民党提案将中国明确定性为日本安全保障的“威胁”，计划在五年内将防卫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从1％提升至2％。(39)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认为，随着日美同盟体系合作范围的不断扩大，其在体制内的贡献度也应不断提升，因此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方式将美国对日本进行保护的“单向性”转变为日美互助的“双向性”就显得尤为必要。更重要的是，此举从结构上将原来双边层面中的“美主日从”关系置换为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盟主”与“盟友”的“美主日辅”关系。虽然日美间主次角色依旧，但从“美主日从”到“美主日辅”的转化突显的却是日美关系从“依附型”到“合谋型”的转换，即日本用角色的主次性模糊了地位的非对称性，从而大大淡化了其在日美同盟框架中的不平等性。

为此，2015年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已经将宗旨确立为扩大自卫队与美军的“无缝连接合作”，如自卫队被允许为进行警戒监视活动的美军舰艇提供“装备防卫”，对平息国际纷争的多国部队等进行后方支援，在纷争结束后进行人道支援，以及保卫海上交通线安全。自卫队还可以在平时执行对美军舰艇和飞行器提供防护的任务等，以提高同盟的实效性。近年来，日美在陆海空三方面实施联合训练每年均达到十次以上。日本还将在对“出云”号护卫舰进行航母化改装、引进F-35隐形战斗机等方面，不断提高日美的互动性。

拜登上台后，将美日关系定位为“新时代全球伙伴关系”，强调“对不符合国际秩序的中国的行为抱有共同关切”，日本也积极回应要让日美同盟成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石。(40)基于此，对于计划2022年底出台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文件，自民党提案指出应变更“专守防卫”的名称及意涵，提出写入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增加攻击目标涵盖敌方指挥官的指挥所等内容。(41)

美国为维护以本国为主导的霸权体系，在亚太地区排出了“五四三二”阵势，即强化“五眼联盟”(FVEY)，兜售“四边机制”，拼凑“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收紧双边军事同盟。美国这种封闭排他的“俱乐部”尤其是“印太战略”，正在成为集团政治的代名词，其真正目的是企图搞“印太版‘北约’”。(42)日本为更好地发挥“辅美遏华”的“急先锋”角色，积极地让日美同盟在结构性功能方面体现出溢出效应，并拓展其安全功能，如“印太战略”就是由日本首倡、美国接纳主导的操弄地缘博弈的排他性“俱乐部”。(43)而从日本的实际操作来看，其安全“朋友圈”由一个安保同心圆和一个安保倒金字塔构成。前者呈现了以同盟关系为内核，向外围依次以“准同盟”关系、“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签署《防卫装备品和技术转移协定》、确立战略性合作框架等构成的同心圆结构；后者则是以日美关系为第一层，以日澳和日印关系为第二层，以东盟国家主要是越、菲、印尼等环南海国家为第三层，以英、法、德等欧盟国家及地区其他国家为第四层的倒金字塔型立体结构。(44)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岸田还于2022年6月首次参加了“北约”峰会，并呼吁“北约”将注意力转向亚洲，欢迎“北约”加大对“印太”地区的干涉力度。(45)虽说此举并不意味着日本会很快加入“北约”或者说“印太版‘北约’”会一蹴而就，但岸田与会本身就表明了日本距离和平主义理念越来越远是不争的事实。

在美国的“五四三二”阵势中，澳大利亚是重要参与方，因此日澳安全合作成为仅次于日美同盟的次级安保体制也就不足为奇了。日澳《互惠准入协定》的签署，意味着两国“准同盟”关系的确立。(46)一方面，可以强化美国在亚太区域的军事同盟体系；另一方面，为日美澳三国深化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军事合作提供了新助力。(47)关于日印，早在2014年，双边关系就已升格为“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在“印太战略”中，印度一直是日美竭力拉拢的对象。2019年，日印两国建立了外交和防务部门“2+2”部长级对话机制。2021年日印《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正式生效。2022年3月19日，岸田首相访问印度，双方再次确认了“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并强调这种伙伴关系是为了更好地支撑“具有包容性与合规性秩序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48)需要指出的是，印度一直强调战略自主性，虽然参与“印太战略”，但相比维系所谓的“普遍价值”，更关心自身国际地位的提升。(49)因此，尽管日本竭力拉拢印度，但日印进一步深化安全合作的可能性并不大。

现阶段，日本已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三国签订了《防卫装备品和技术转移协定》，与印尼的谈判正在进行中，这将便利日本与对方进行联合训练、帮助他国培养相关人才、日舰停靠他国港口等。此外，日欧在“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和“战略伙伴关系协定”(SPA)所构筑的双轮战略性合作框架下，强调要在全球性议题的各个领域强化合作。在安全领域，日本的合作重心是德法两国，日德、日法都建立了“2+2”磋商机制，日德签署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日法则签署了《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防卫装备品和技术转移协定》，法国还向日本表示有意缔结《互惠准入协定》。关于日英关系，两国以“印太”安全作为合作的战略重点，并建立了“2+2”磋商机制。随着英国加入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日英还就批准《互惠准入协定》达成了原则共识，因此未来日英安全合作将会呈现更加浓厚的“印太”指向是毋庸置疑的。(50)

(二)在经济层面，日本是“助美制华”的“排头兵”

安倍执政期间，日本注重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引领自贸框架谈判的方向，通过制度制衡确立对华的规则优势。这属于制度主义语境下的良性制度竞争范畴，因此对中日而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生效是双方共同推动经贸合作与利益妥协的一个范本。然而，当中国于2021年正式提出要加入日本主导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时，日本的态度却十分消极冷漠。日本公开说是担忧中国的市场开放力度无法与CPTPP的高标准、严要求对标，而这实质上是日本政策重心转变的一种折射(51)，即从推动同一制度框架内的良性竞争让位于与所谓“志同道合的伙伴”构筑“小院高墙”，一方面推动部分产业对华“脱钩断链”，另一方面重组相应的供应链和确保日本的技术优势。

具体而言，日本日益重视安全力量与经济手段的相互补充，并形成经济安全保障的理念，将其视为国家安全保障和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52)总体而言，这是一个内外因素推动下的时代产物。为此，日本对内推行经济安全战略，设置相应的职能部门，出台“经济安保战略推进法案”；对外与美国首度建立经济版“2+2”协商机制，积极助力美国充实“印太经济框架”的内涵。

经济安全意指从经济层面确保国家的独立、生存及繁荣的问题，其范围涵盖贸易、金融、能源、环境等诸多领域。(53)从功能性来看，主要包括“经济方略”、强化经济韧性和产业竞争力、强化和重构国际经济体系，目的是提升日本经济“适应变化的能力”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即确保紧急物资、战略物资供给及半导体等关键领域朝着缩短供应链条、日本掌控核心环节、提升日本“自主性”的方向发展。(54)关于“经济安全保障”，可追溯到大平时代从不同侧面思考的“综合安全保障”，及之后的“能源安全保障”“粮食安全保障”等。(55)

日本真正开始推动实施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的政策组织制度化建设是2017年以后，如修改《外汇法》，严格限制重要敏感技术、军事技术的外溢，出台《土地利用规制法案》《经济产业政策的新机轴》，将自卫队基地、核电站等周边设为“关注区域”，对外资购置该区域的土地实行严格管控等。(56)进入2019年后，日本经济产业省、外务省、文部科学省及公安调查厅又分别设立了有关经济安全的部门。为促进各部门在经济安全领域的沟通与协作，对经济安全相关领域进行统筹，2020年4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从经产省、财务省、外务省、总务省等中央省厅抽调人员组成“经济班”，草拟了《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战略》。(57)岸田文雄执政后在内阁新设了“经济安全保障大臣”一职，以强化对培育、保护高新技术领域和建立有韧劲的供应链的统一指导，进而又在第208届国会正式通过了“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参见表1)。

日本认为，中美战略性竞斗适值中国崛起引发的地缘政治竞争，和以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基因生物、可控核聚变等为代表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的主导权竞争同时发生的历史节点，因此，“在倡导以规则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通过国际合作建立危机管理体制，并与‘志同道合国家’加强合作，促进经济安全保障合作，以此形成两轮驱动格局，引领未来国际秩序的形成”(58)，就显得至关重要。

众所周知，决定一个体系竞争力和生命力的关键，在于是否提供持续的科技进步和创新驱动力。从产业链角度而言，美国处于最上游，其次是欧(德法意荷等)日韩等地区和国家，而中国总体上处于中下游阶段。为维护自身优势，上游国家投入大量资源推动知识进步、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通过贸易、投资和技术援助等形式与中下游国家发生经贸关系，并通过规则主导权等收益，确保大部分利益能回归本国；而中下游国家虽然得到了小部分利益反哺，但难以改变对上游国家的技术、资金依赖。中国崛起正在试图打破这种传统的依附性共生关系，而日本与美欧等国加强合作，参与和引领国际规则、国际秩序重塑，维护经济体系独立稳定运行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说到底其实是抱团巩固既有优势地位，意图将中国框限在中下游位置。

具体到日本上述战略意图与“印太战略”的外部战略嵌合，日本积极与美澳印三方在网络安全、5G应用、空间技术、合成生物学、基因组测序和生物制造等高科技领域达成合作协议，呈现共同加速发展高新技术、制约中国发展的态势。(59)从塑造“供应链联盟”的合作对象和“印太战略”的整合性来看，日本还侧重通过与区域中重点国家如印度、东盟国家的经济联系，推动其摆脱对华依赖，并给中国将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增加难度。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美国是“印太战略”的主导国，但特朗普时代的“印太战略”总体上呈现空洞无物的特征，拜登上台后为构建由美国主导的对华一体化威慑和压制框架，立即着手强化“四边机制”，意图将这一原本缺乏明确议程的国家非正式集会转变为一个形塑“印太”地区未来安全防务、经济及技术的多领域秩序平台。(60)在经济韧性方面，日美早在2021年4月就建立了新的“日美竞争力与韧性伙伴关系”，两国还据此成立了创新和竞争力委员会，日本更协助美国把数字贸易规则、基础设施倡议、发展援助和安全协议都囊括在“印太经济框架”中，一方面构建强化与“志同道合的伙伴”的经济安全合作框架，另一方面将各国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联结起来，意图共同打造压制中国的“技术联盟”。(61)

(三)在价值观层面，日本是“联美压华”的“桥头堡”

日本认为其外交的最大价值就是竭力维系“自由与开放的国际秩序”，并在此过程中肩负重任，向国际社会彰显日本的国际责任和国际影响力。因此，明明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的动机复杂多元，既有维护自身利益的经济考虑，又有制衡中国的政治盘算，(62)但为给涉台提供一个“大义名分”，日本也像美国那样，越来越注重从价值观角度强调“保台”的重要意义，甚至公开表示“反对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打压与胁迫、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等”。(63)基于此，日本通过多个双边或多边会谈的机会，在强调台湾地区的价值观理念与美日欧等西方国家相同、各国应关注“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的同时，暗示性地渲染台湾地区正遭受中国大陆的“威胁”。(64)关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日本认为这是完全正常和例行性的行为，污蔑中国采取的各项反制措施是破坏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威胁日本国家安全的行径，并再度强调“为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日美将继续密切合作”。(65)

众所周知，日本国会一直存在强大的“亲台”势力，原首相安倍晋三生前就被视为日本政坛“亲台派”的代表人物，并通过巨大的政治能量影响岸田内阁的对台政策。安倍本人和追随者肆无忌惮地在台湾问题上频频触碰“红线”，意图用“抗中保台”的强硬形象来积极附和美国，壮大在党内的声势。2021年12月1日，安倍妄称“台湾有事等同于日本有事，也可以说是日美同盟有事”，甚而“警告”说，“武力攻台就是经济自杀”等。(66)俄乌冲突爆发后，安倍以“日华议员恳谈会”顾问的身份与蔡英文举行视频会谈并指出，将尽最大努力与台湾进行所谓的防务合作，共同确保“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67)此外，2021年8月27日和12月24日，日本自民党与台湾地区民进党还举办了两次所谓的“日台执政党2+2对话”。双方认为，该对话可有效强化日台在“外交、经济、安全保障等各层面的交流”，尤其面对“近年来中国片面改变区域现状，双方应加强交流”。(68)进一步地，安倍和其亲信高市早苗等人曾打算在2022年度日本政府预算案中首次列入涉台预算，声称中国大陆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活动急剧活跃，对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带来严峻挑战。(69)最终，岸田内阁以强化应对中国和朝鲜的安全“威胁”为由，于12月24日批准了5.4万亿日元的史上最大国防预算。(70)2022年7月8日，安倍遇刺身亡，在“亲台”势力的推波助澜下，岸田内阁同意台湾当局副领导人赖清德以安倍生前密友的私人名义赴日吊唁。(71)

当前，日本以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关乎“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由，试图借机干涉中国内政，并与“印太战略”的目标挂钩。日本用“保台”表象掩饰“抗中”本质，在大方向上积极配合美国“借台遏华”的政策布局，扮演介入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桥头堡”角色。

三、日本对华政策的“泛安全化陷阱”与中国的应对

如前所述，当前日本对华政策专注于“泛安全化”下的过度对抗，结果只会导致中日之间的互信赤字进一步加深，使两国关系有深陷“泛安全化陷阱”之虞。对此，中国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坚定两国关系正确的发展方向。

(一)日本对华政策的现实困境：“泛安全化陷阱”

“泛安全化陷阱”意指“泛安全化”影响下，从心理和行动上对一国内政、外交、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各领域造成的安全影响同质化困境，进而导致国与国关系深陷加剧对抗与冲突的反向因素彼此影响的恶性循环中。(72)具体到中日关系，虽然历史遗留问题、领土争端、战略互信赤字等安全因素的确会导致两国之间的结构性复合安全困境长期存在，但只要两国始终恪守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建设性管控矛盾分歧，就能确保双边关系行稳致远。但当前日本的做法是放任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对华负面渲染与敌意螺旋式交织上升，双边矛盾持续激化，并将这种安全矛盾定位为中国对地区秩序的“威胁”。由此造成的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日本自我标榜“印太战略”的目标是“在‘印太’地区维护以自由、民主、法治为核心的‘普遍价值’和‘自由与开放的国际秩序’”。(73)需要指出的是，此国际秩序就是试图在各国际事务领域建立制度、规范与程序来引导与约束国家行为，本质上仍属霸权与扈从、支配与被支配的阶层秩序，通过建立规范和制度对其他国家行为体施加战略约束，以这种系统性努力将霸权体系法治化，并将基于实力的等级制合法化。(74)因此，其实质是要构筑现实主义下的权力平衡秩序。这也是为何中国批评“印太战略”是“集团政治的代名词”和“印太版‘北约’”的原因所在。显而易见，“集团对抗只会加剧21世纪安全挑战”(75)。

日本将日美同盟定位为维护“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希冀以日美共同主导的方式成为地区国际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霸权方。但受“美主日从”的非对称性同盟结构，以及日美之间巨大的综合国力落差等因素的限制，即使在美国国力相对下降的现阶段，日本所谓“外交自主性”的提升空间也不过是更有效地发挥配合美国遏压中国作用的“棋子”罢了。日本越甘心当这枚“棋子”，就越会自我矮化地成为中美战略性竞斗中的次级博弈方，尤其是美国在对华遏压时强调盟友作用，在对华寻求合作时却奉行双边谈判方针，因此日本所为非但无益于中日安全问题的妥善解决，还会导致地区局势陷入互信赤字交替上升导致的安全困境，甚至日本自身也难免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76)

第二，回顾中日关系50年来的发展轨迹，经贸领域的成果显著。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且规模远远超过日美贸易。2021年，尽管国际经济环境面临诸多挑战，但中日贸易总额仍达到3714亿美元，创历史新高。(77)2022年1月1日RCEP正式生效，中日之间首次达成关税减让承诺，势将进一步使两国经贸交往受惠。但与此同时，日本对华经贸政策却越来越侧重于以稳固相应的供应链和确保日本的技术优势为名，推动部分产业对华“脱钩断链”。为此，日本对内加紧将安全保障与经贸规制进行紧密联结，对外意图通过与“印太经济框架”的战略嵌合，与美国为首的所谓“志同道合的伙伴”构筑对中国屏蔽部分高精尖产业的“小院高墙”，并加入美国主导的“芯片四方联盟”。

关于经济安全，日本强调需要加强供应链弹性、实现供应来源多样化等，但实际上，日本一方面担忧中国收购拥有高科技的日本企业，导致日本优势技术外流的同时有损日本的安全环境，另一方面还忧虑中国将强有力的政府领导与产业竞争优势相结合，对外输出“中国标准”和“中国模式”，从而削弱日本经济的国际存在感和影响力。(78)因此，“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最大的特点就是日本政府被赋予了极大的审查权限，可以用“国家安全”的理由积极介入原本应由市场主导的经济活动。对此，日本经济界担忧日本政府此举会限制日本企业的对华经贸活动，破坏商业部门的自由活动和经济可持续性。此外，日本政府还打着强化产业、经济“自主性”的旗帜，扩大对贸易、投资、技术等的监管范围，一旦部分产品和技术成为被限制或制裁的对象，相关企业也会被迫调整经营策略，加大企业运营成本，并最终将这种成本转嫁给消费者。(79)

那么日本积极加入“印太经济框架”，又能从中获得多少经济利益呢？事实上，日本恐怕难以如愿以偿。美国宣称“印太经济框架”是一个区域经济架构，意图在制定21世纪经济活动规则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其四大支柱包括制定数字贸易、劳工和环境等规则，提高芯片等重要产业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推动高标准基础设施建设、“脱碳”和绿色技术发展，反逃税和反腐败。(80)但其涉足领域广而内涵空洞，而且又是打着经济旗号的安全架构，因此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市场开放和关税减让的诱因可言。具体而言，它不过是美国谋求重组战略物资供应链、实现对华“脱钩断链”的框架性工具罢了。美国意欲借塑造一个共同对手来团结自己的盟友或战略伙伴，竭力框限参加国与这一对手之间的经贸往来，并以“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的名义将参加国与美国进行更深程度的供应链“捆绑”，但又不给其提供任何进入美国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许诺。此外，尽管日本多次表态希望美国能够重返CPTPP，但拜登政府对此显然意兴阑珊。

而中国不但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14.1亿人口的庞大市场规模对提振日本经济也是不可或缺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在产业链方面与日本的互补性很强，可以为日本科技发明提供产品规模化生产的强有力支撑，日本通过技术外溢也可以获得丰厚的经济收益。此外，日本受制于国内需求的日益萎缩，仅靠国内市场愈发难以转化为有效的生产力。一旦以“国家安全”为由，日本科技与中国庞大市场实现“脱钩断链”，等同于日本新科技研发丧失了最重要的海外财富积累基地，利弊得失不言而喻。

第三，当前日本在深度涉足台湾问题时，先从价值观层面强调台湾地区的特殊意义，进而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渲染成是对“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和“自由与开放的国际秩序”的一种挑战，更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刻意将台湾问题与乌克兰局势“扭曲联结”。

日本强调其与台湾地区的“同质性”，言外之意即中国大陆是“异质性”国家，中国崛起也被视为一种“修正主义威胁”，进而中国的各种言行被界定为“威胁”现行国际秩序的具体实例。于是，日本针对中国的任何应对措施就获得了维护现行国际秩序的所谓“大义名分”。日美标榜的“普遍价值”，说到底也不过是西方社会凭借两百年来在世界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领域的全方位优势，将本是建立在“西方全球国际社会”(western-global international society)的行为通则毫不客气地推广至全球并在形成现代“全球国际社会”(global international society)的过程中，自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强力确立起来的政治经验和价值判断罢了。(81)概言之，日美自诩的“普遍价值”从根本上违反了人类文明是多样性的这一内在属性，日本所作所为的目的在于以价值观为“包装”行“借台遏华”之实，进而冠冕堂皇地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

日本以“普遍价值”为遮掩，自认为找到了一个插足台湾问题的正当借口，甚而认为可以凭借价值纽带，以日美同盟为核心，联合更多的“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插手台湾问题，并将之与东海、南海等问题相互联结，即可促使中国按照其意愿，“遵守国际社会准则，采取负责任行为”。(82)事实是，中国早已义正词严地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83)因此，日本此举只会从根本上动摇中日邦交的政治基础。诚如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所指出的那样，“地缘政治的实用主义比道德上的绝对主义观点更能维持和平，后者从不考虑地缘政治的后果”。(84)可见，日本口口声声地强调要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其所作所为与其宣称的完全背道而驰。

(二)中国的应对：“去安全化”

有学者指出，一旦深陷“泛安全化陷阱”，最根本性的应对就是如何“去安全化”。但是启动“去安全化”的进程是十分困难的，而且要在宏观层面实现“去安全化”，就必须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重构客观的安全理念，既满足安全多样性的客观需求，也反映一个国家在特定阶段和情势下的紧迫安全需求。(85)

不可否认，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面临着极其复杂多变的安全问题，既有历史遗留的，也有随着中美战略性竞斗加剧而出现的，安全压力始终存在且与日俱增，这无疑大大增加了中国应对的难度。正因为如此，面对“泛安全化”带来的“以威胁定义安全”，中国提出了“以发展定义安全”，并倡导用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实现“去安全化”。诚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我们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86)具体而言，中国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努力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它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条件，总体上是一种以发展为导向的倡议，推动国与国之间实现共向发展和共同发展，希冀由普惠式的发展消弭国与国之间的“泛安全化陷阱”，进而带动共同体理念从“应然”走向“必然”。因此可以说，总体国家安全观实质上是将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融会贯通的新型全球治理理念。

具体到中国的对日政策，首先，中方应以习近平主席和岸田首相有关“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继续加强经济合作和民间交流”(87)的政治共识为基础，本着“以我为主+利益优先”的方针，“亮明红线+守住底线”，尤其在涉台问题上应正告日方领导层不得破坏两国政治关系的基础，不得罔顾事实将台湾问题与乌克兰局势进行“扭曲联结”。中方应利用各种外交场合，在批评美国及北约违反《联合国宪章》及对塞尔维亚(时称南联盟)、伊拉克等国进行入侵的同时，批评日本作为标榜“和平主义”国家却追随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行径，不但是非不分、黑白不明，更是背离其“和平宪法”的违宪行为。

其次，对于日本对华政策中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倾向，中方还是要坚持“官民分离”的立场，积极从服务建立“内外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方面入手，一方面看到中日在经贸往来、环境保护、清洁能源等方面依旧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践之一，不应过分计较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否加入CPTPP，而应将重点转为对标CPTPP的相关标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更佳的招商引资环境。从国民生活来看，鉴于中国社会的少子老龄化发展趋势，江苏、四川等地已经开始与日本企业进行有关康养产业的合作。但是，无论是老人护理等产业还是相关法律、法规等，中日之间的合作尚处于空白阶段，有关居家养老看护的相关问题，如相关福利机构定期上门服务、居家养老的相关器械等方面都是未来两国合作的重点所在。

最后，中方应将对日外交置于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交汇的位置上，认真思考对日外交在中国外交工作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地，中方应本着积极地化对抗为竞争、化竞争为合作的外交工作态度，鼓励开展中日间各个层级和不同领域的对话与交流。如中方可以拓宽更多“一轨半”和“二轨”的对日沟通渠道，通过中央与地方的人大和政协等平台，成立一些类似中日友协的跨界团体，积极、灵活地通过各自的涉日经历与渠道，主动开展与日本各界的交流，尤其推动与日本众参两院、地方议会之间的交流。与此同时，在国内舆论宣传上，中方应不忘初心，强调坚持对日“二分法”，积极引导社会舆论，避免一些不理性的“反日”“仇日”等极端情绪影响政府对日外交的理性决策空间，进而影响中国的国家利益。

众所周知，随着中美战略性竞斗趋于全面化、长期化，近年来的日本对华政策呈现为积极地在美国的对华布局中谋求相应角色。在“美日主导对华遏压”的非对称竞争过程中，日本的对华政策也呈现出全方位、多议题交叠的“泛安全化”特征。甚至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还不断刻意地将台湾问题与乌克兰局势“扭曲联结”。

日本专注于“泛安全化”下的过度对抗，只会使得中日之间的互信赤字进一步加深，两国关系有深陷“泛安全化陷阱”之虞。对此，中国应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和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加以积极应对。在安全层面，中国主张安全的双向性，在实现自身安全的同时也要保证其他国家的安全，绝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的所谓绝对安全；在经济层面，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和强化国际合作战略，努力促进全球平衡、协调、包容发展；在价值观层面，中国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挑动对立对抗，主张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了“以发展定义安全”的新型全球治理理念，中国应以此为指导方针，推动两国共同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兼具建设性与稳定性的双边关系，持续加强经济合作和民间交流，为两国关系的正确发展指引方向。

感谢《日本学刊》编辑部和匿名审读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和不足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Benjamin Miller,"The Concept of Security:Should It Be Redefined?",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24,No.2,2001,pp.13-42.

②Stephen Walt,"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5,No.2,1991,pp.211-39.

③David Baldwin,"The Concept of Securit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3,No.1,1997,p.9.

④姚璐：《论国际关系中的“共生安全”》，《国际观察》2019年第1期，第52-53页。

⑤Holger Stritzel,Security in Translation:Securitization Theory and the Localization of Threat,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4,pp.11-37.

⑥多湖淳『戦争とは何か—国際政治学の挑戦—』、中公新書、2020年、23頁。

⑦山本吉宣『国際レジ一ムとガバナンス』、有斐閣、2008年、75頁。

⑧首相官邸「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ぃて」、2013年12月17日、https://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13/_icsFiles/afieldfile/2013/12/17/20131217-1_1.pdf[2022-04-08]。

⑨兼原信克『戦略外交原論—A Grand Strategy of Japan for the 21st Century—』、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11年、60-62頁。

⑩外務省『外交青書2022』、2022年4月、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334590.pdf[2022-04-25]。

(11)首相官邸「第二百八回国会におけゐ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2022年1月17日、https://www.kan 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0117shiseihoshin.html[2022-04-08]。

(12)日本再建イニシアティブ編『現代日本の)地政学』、中公新書、2017年、264頁、277頁。

(13)郭锐、陈馨：《“泛安全化”倾向与东亚军备安全风险》，《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5期，第41页。

(14)五百旗頭真編『戦後日本外交史』(第3版補訂版)、有斐閣、2014年、312頁。

(15)日本再建イニシアティブ編『現代日本の地政学』、277頁、297頁。

(16)細谷雄一『国際秩序—18世紀ヨ一ロツパから21世紀アジアヘ—』、中公新書、2013年、330頁。

(17)小原雅博『日本の国益』、講談社現代新書、2018年、5頁、272頁。

(18)首相官邸「第二百八回国会におけゐ岸田內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2022年1月17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0117shiseihoshin.html[2022-04-08]。

(19)佐橋『米中対立—アメリカの戦略転換と分断されゐ世界—』、中公新書、2021年、276頁。

(20)陆伟：《中美竞争背景下日本的政策选择论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1期，第102-124页。

(21)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课题组：《日本与国际秩序变革：观念与应对》，《日本学刊》2021年第1期，第13页。

(22)参见：添谷芳秀『日本の外交—「戦後」を読みとく—』、築摩書房、2017年、89頁、92頁；北岡伸一『世界地図を読み直す—協力と均衡の地政学—』、新潮選書、2019年、250頁。

(2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课题组：《日本与国际秩序变革：观念与应对》，《日本学刊》2021年第1期，第1-32页。

(24)細谷雄一「リベラルな国際秩序と日本外交」、『国際問題』2020年4月号、10頁。

(25)参见：White House,"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February 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2022-04-10]; White House,"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March 3,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2022-04-10]。

(26)外務省『外交青書2022』、2022年4月、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334590.pdf[2022-04-25]。

(27)外務省『日米首脳共同声明「自由で開かれた国際秩序の強化」』、2022年5月23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347254.pdf[2022-07-14]。

(28)参见：外務省「林外務大臣対面インタビュ一」、2022年4月8日、https://www.mofa.go.jp/mofaj/p_pd/ip/page6_000560_00010.html[2022-04-10]；外務省「日米外相会談」、2022年4月7日、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1_001134.html[2022-04-10]。

(29)Shino Watanabe,"Japan's Initiatives to Secure Supply Chains and Its Key Challenges",March 17,2022,https://www.ispionline.it/en/pubblicazione/japans-initiatives-secure-supply-chains-and-its-key-challenges-34186[2022-04-10].

(30)Anne-Marie Slaughter,Kishore Mahbubani,Stephen M.Walt,Toshihiro Nakayama,Shannon K.O'Neil,C.Raja Mohan and Robin Niblett,"U.S.Grand Strategy after Ukraine",Foreign Policy,March 21,2022,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3/21/us-geopolitics-security-strategy-war-russia-ukraine-china-indo-pacific-europe/[2022-04-10].

(31)外務省『外交青書2022』、2022年4月、https://www.mofa.go.jp/mafaj/files/100334590.pdf[2022-04-25]。

(32)参见：「日台与党が経済安保協議 月內『2+2』」、『產経新聞』2021年12月6日；「『台湾』踏まえ防衛強化 自民党予算大綱案」、『日本経済新聞』2021年12月2日。

(33)参见：外務省『日米首脳共同声明「新たな時代におけゐ日米グロ一バル·パ一トナ一シツプ」』、2021年4月16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177719.pdf[2022-04-10]；「台湾有事、沖縄にも影響 紛争に巻き込まれゐ恐れ ウクライナ侵攻の波紋」、『沖縄タイムス』2022年4月10日。

(34)首相官邸「第二百八回国会におけゐ岸田內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2022年1月17日、https://www.kan 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0117shiseihoshin.html[2022-04-12]。

(35)"The U.S.-Japan Alliance in 2020:An Equal Alliance with a Global Agenda",December 7,2020,https://www.csis.org/analysis/us-japan-alliance-2020[2022-04-12].

(36)Hiroyuki Suzuki,"Japan's Leadership Role in a Multipolar Indo-Pacific",October 23,2020,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201023_Suzuki_Japan％27s_Leadership_in_Indo-Pacific_1.pdf[2022-04-12].

(37)外務省『日米安全保障共同宣言—21世紀に向けての同盟—(仮訳)』、1996年4月17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usa/hosho/sengen.html[2022-04-12]。

(38)外務省「林外務大臣のNATO外相会合出席(結果)」、2022年4月7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rp/ep/page1_001128.html[2022-04-12]。

(39)「『防衛費2％を5年で達成』、自民提言案…ウクライナ侵攻や中国台頭で防衛力強化」、『読売新聞』2022年4月16日。

(40)外務省『日米首脳共同声明「新たな時代におけゐ日米グロ一バル·パ一トナ一シツプ」』、2021年4月16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177719.pdf[2022-04-12]。

(41)「岸田首相『できゐ限り早く発議』参院選大勝、憲法改正に意欲」、『毎日新聞』2022年7月11日。

(42)《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中国政府网，2022年3月8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22-03/08/content_5677795.htm[2022-04-17]。

(43)蔡亮：《多维度对冲与兼容性竞争：“印太构想”下日本的对华战略剖析》，《日本学刊》2021年第2期，第1-22页。

(44)陆伟：《领导力、均势与日本联盟战略的新选择》，《日本学刊》2020年第1期，第14-44页。

(45)外務省「岸田総理大臣のNATO首脳会合出席(結果)」、2022年6月29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rp/ep/page4_005633.html[2022-07-14]。

(46)外務省『日豪円滑協定』、2022年1月6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283785.pdf[2022-04-12]。

(47)「中露『二正面』作戦の米、日本への期待高めゐ」、『產経新聞』2022年1月8日。

(48)外務省『日印首脳共同声明』、2022年3月19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319655.pdf[2022-04-17]。

(49)佐橋『米中対立—アメリカの戦略転換と分断されゐ世界—』、225-227頁。

(50)参见：外務省『外交青書2022』、2022年4月、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334590.pdf[2022-04-25]；外務省「日英首脳会談」、2022年6月28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rp/we/gb/shin4_000044.html[2022-07-14]。

(51)Walter Sim,"Japan Plays Guardian and Gatekeeper of the CPTPP",January 18,2021,https://www.straitstimes.com/opinion/japan-plays-guardian-and-gatekeeper-of-the-cptpp[2022-04-12].

(52)兼原信克『日本の対中大戦略』、PHP新書、2021年、10頁。

(53)自由民主党政務調査会新国際秩序創造戦略本部「提言『経済安全保障戦略』の策定に向けて」、2020年12月16日、https://jimin.jp-east-2.storage.api.nifcloud.com/pdf/news/policy/201021_1.pdf[2022-04-12]。

(54)参见：経済產業省「経済產業政策局 平井裕秀局長インタビュ一」、2021年10月7日、https://meti-journal.jp/p/17658/[2022-04-12]；徐梅：《新形势下日本强化经济安全保障及其影响》，《日本学刊》2022年第1期，第53-70页。

(55)鈴木一人「検証エコノミツク·ステイトクラフト」、『国際政治』2022年2月号、7頁。

(56)経済產業省「経済產業政策の新機軸—新たな產業政策への挑戦—」、2021年6月、https://www.meti.go.jp/shingikai/sankoshin/sokai/pdf/028_02_00.pdf[2022-04-12]。

(57)「省庁横断『経済班』が司令塔」、『日本経済新聞』2020年6月3日。

(58)経済產業省「コロナ危機を踏まえた今後の対外経済政策のあり方につぃて」、2020年5月、https://www.meti.go.jp/shingikai/sankoshin/tsusho_boeki/pdf/007_02_00.pdf[2022-04-12]。

(59)外務省「技術の設計、開発、ガバナンス及び利用に関すゐ日米豪印原則(仮訳)」、2021年9月24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238184.pdf[2022-04-17]。

(60)外務省『日米豪印首脳会合共同声明』、2022年5月24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p/nsp/page1_001188.html[2022-07-14]。

(61)参见：外務省『日米競爭力·強靱性(コア)パ一トナ一シツプ』、2021年4月16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194418.pdf[2022-07-14]；外務省『繁栄のためのインド太平洋経済枠組みに関すゐ声明(仮訳)』、2022年5月23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347420.pdf[2022-07-14]; Zenel Garcia,"What the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Is Missing",March 22,2022,https://the diplomat.com/2022/03/what-the-us-indo-pacific-strategy-is-missing/[2022-07-14]。

(62)兼原信克『日本の対中大戦略』、184頁、200頁。

(63)外務省「G7カ一ビスベイ首脳コミュニケ」、2021年6月、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200083.pdf[2022-04-20]。

(64)外務省『外交青書2022』、2022年4月、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334590.pdf[2022-04-25]。

(65)外務省「岸田文雄內閣総理大臣とペロ一シ米国下院議長一行との朝食会」、2022年8月5日、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4_005641.html[2022-10-10]。

(66)「安倍元首相に聞く『台湾有事は日米の有事』」、『日本経済新聞』2021年12月2日。

(67)参见：「日華懇、台湾支持の決議可決『台湾海峡の平和と安定重要』」、2022年3月23日、https://japan.focustaiwan.tw/politics/202203230005[2022-04-20]；「『武力によゐ一方的な現状変更は許されなぃ』蔡総統、安倍氏と会谈/台湾」、2022年3月23日、https://japan.focustaiwan.tw/politics/202203230004[2022-04-20]。

(68)参见：《台日执政党会谈 海巡交流达共识》，《中国时报》2021年8月28日；《台日会谈 福食叩关》，《联合报》2021年12月24日。

(69)「『台湾』踏まえ防衛強化 自民党予算大綱案」、『日本経済新聞』2021年12月2日。

(70)防衛省『令和4年版防衛白書』、2022年8月22日、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 2022/pdf/wp 2022_JP_Full_01.pdf[2022-11-01]。

(71)「安倍氏へ弔意示す台湾副総統の訪日 中国が反発『厳正な申し入れ』」、『毎日新聞』2022年7月13日。

(72)张超、吴白乙：《“泛安全化陷阱”及其跨越》，《国际展望》2022年第2期，第19-35页。

(73)外務省『日米首脳共同声明「自由で開かれた国際秩序の強化」』、2022年5月23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347254.pdf[2022-07-14]。

(74)参见：G.John Ikenberry,"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Internationalism After America",Foreign Affairs,Vol.93,No.3,2011,pp.56-68; G.John Ikenberry,"The Next Liberal Order:The Age of Contagion Demands More Internationalism,Not Less",Foreign Affairs,Vol.99,No.4,2020,pp.133-42。

(75)《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全文)》，新华网，2022年4月21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2-04/21/c_1128580418.htm[2022-04-27]。

(76)「日本の選択転換期の外交『対抗も共生も』が争点だ」、『毎日新聞』2021年10月18日。

(77)財務省「報道発表 令和3年分·輸出確報/輸入速報(9桁)」、2022年1月28日、https://www.customs.go.jp/toukei/shinbun/trade-st/2021/202128d.xml[2022-04-25]。

(78)参见：國分俊史「安全保障経済政策の確立急務」、2019年5月13日、https://www.fn-group.jp/[2022-04-25]；中村直貴「経済安全保障—概念の再定義と一貫した政策体系の構築に向けて—」、『立法と調査』第428号、2020年10月1日、https://www.sangiin.go.jp/japanese/annai/chousa/rippou_chousa/backnumber/2020pdf/20201001118.pdf[2022-04-25]。

(79)参见：Shino Watanabe,"Japan's Initiatives to Secure Supply Chains and Its Key Challenges",March 17,2022,https://www.ispionline.it/en/pubblicazione/japans-initiatives-secure-supply-chains-and-its-key-challenges-34186[2022-04-25]；国際協力銀行『わが国製造業企業の海外事業展開に関すゐ調査報告—2021年度海外直接投資アンケ一ト結果(第33回)—』、2021年12月24日、https://www.jbic.go.jp/ja/information/press/press-2021/pdf/1224-015678_4.pdf[2022-04-25]。

(80)外務省『繁栄のためのインド太平洋経済枠組みに関すゐ声明』、2022年5月23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347420.pdf[2022-07-14]。

(81)参见：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History,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p.102-7; Trine Flockhart,"The Coming Multi-order World",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Vol.37,No.1,2016,pp.3-30; John Dunn,"Autonomy's Sources and the Impact of Globalisation",in Ludvig Beckman and Emil Udhammar eds.,Virtues of Independence and Dependence on Virtue,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3,pp.47-61; John Dunn,"Legitimacy and Democracy in the World Today",in Justice Tankebe and Alison Liebling eds,,Legitimacy and Criminal Justice:An International Explor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p.7-18。

(82)首相官邸「第二百八回国会におけゐ岸田內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2022年1月17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0117shiseihoshin.html[2022-04-12]。

(83)习近平：《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拿核心利益做交易》，中国新闻网，2013年1月29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13/01-29/4529308.shtml[2022-04-25]。

(84)Anne-Marie Slaughter,Kishore Mahbubani,Stephen M.Walt,Toshihiro Nakayama,Shannon K.O'Neil,C.Raja Mohan and Robin Niblett,"U.S.Grand Strategy After Ukraine",Foreign Policy,March 21,2022,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3/21/us-geopolitics-security-strategy-war-russia-ukraine-china-indo-pacific-europe/[2022-04-26].

(85)李开盛：《“去安全化”理论的逻辑与路径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期，第55-62页。

(86)《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全文)》，新华网，2022年4月21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2-04/21/c_1128580418.htm[2022-04-27]。

(87)《习近平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电话》，新华网，2021年10月8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1-10/08/c_1127937864.htm[2022-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