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学这门新兴交叉一级学科的设立，标志着我们的域外知识体系将基于中国的时代性需求而全面重构。对区域国别学下属的二级学科的设置，学界既有共识也有分歧，其中争议最少的是设立“区域国别学理论与方法”的必要性，因为一个学科独立的基本标志，便是自身基础理论体系的创建。区域国别学的理论既要能指出世界各国各地区整体运行的一般性规律与机理，又要能解释一国在治理、发展与文明特质上区别于他国的独特因素。基于此，笔者认为，世界史中的霸权转移史、经济学中的世界市场、政治学中的比较政治学，可以作为我们建设自主域外知识体系的基础理论养料。

世界殖民史与霸权转移史

霸权体系是人类史上最为常见和持久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它们如同沙滩上的城堡那样不断崛起和壮大，又在时间的冲刷下不断地坍塌。我们今天所见的各区域各国家各民族的面貌，无非是各种霸权体系的残垣断壁与历史遗迹而已。

航海技术日渐成熟的“近古”时代以来，海洋从文明绝缘体变成文明超导体，从而出现了两类霸权的接力转移：一条是海洋性霸权之间的更替转移，另一条是陆海复合型霸权之间的权势转移。一海一陆两条权势转移的轨迹，可构成我们对全球各区域国别的历时性解释框架，并且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有所体现。

海洋性霸权的政治经济模式最初发轫于威尼斯和热那亚两个地中海贸易城邦，其理念、制度、经验和资本因大航海而转移至地中海西口的葡萄牙，进而在此后的400年里先后转移至荷兰、英国、美国东海岸、美国西海岸，以及在最近半个世纪转移至东亚生产网络。而与之对应的是，欧亚大陆上多个人口体量巨大的古老民族，在学习、反抗并与前者竞争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陆海复合型强国，源自奥斯曼土耳其的地区性领导权，先后转移至西班牙、法国、德国、苏俄和东亚大陆。这条权力转移的陆上主线不仅塑造了欧亚大陆的基本面貌，也与前者共同引领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现代性变革，并且将其权势和理念投射到亚、非、拉广大外围地区。

借助上述两条权势转移之轨迹，我们就可以把区域国别学所覆盖的大大小小的国家和区域串联起来，形成相对统一的解释框架。要理解当今世界的国家或者地区，要解释一国的语言、文化、制度、竞争力等各个方面，研究者都可以且必须追溯到过去500年这两种霸权之间的竞争和转移中。区域国别学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都可以从这两股力量的竞争和扩张中找到历史学的解释，比如为什么有些国家会被外力以一种武断而扭曲的方式创造出来，而另一些民族虽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却长久地得不到民族自决和独立主权？为什么有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上长期领先而其他国家在发展序列中处于不同程度的落后状态？为什么相邻区域的国家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组织体系和发展策略，而某些相距遥远的国家却有着共同的语言、制度和特惠的贸易投资关系？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之间愿意并能够共享部分主权推进一体化，而有些主权国家却在不断地分崩离析？

世界经济与区域经济

大航海催生出一个世界市场，海洋性霸权往往主动服务于资本的全球性牟利需求，而陆海复合型霸权则往往试图掌握和管控资本。当海洋霸权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世界市场表现为开放性和统一性，当然也表现为中心对外围的掠夺与改造，全球化的进程得以推进。而当陆海复合型国家占据优势地位的时候，世界市场表现为分裂性和排他性，经济和军事冲突更加频密和惨烈，此时全球化通常呈现停滞乃至倒退的趋势，但一部分外围地区可以因此而获得较多的技术溢出，并得以趁机改变自己的分工地位，世界政治经济领导权的转移也因此发生。

围绕这两类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和扩张，世界经济呈现出沃伦斯坦、普雷维什和阿瑞吉等人所说的中心外围结构：相比于外围地区，中心国家不仅更为富裕且稳定，而且国家能力越来越强大，经济结构越来越多元，资本和技术密集度不断提升，福利体系越来越完善；而外围地区的国家组织则被摧毁或削弱，其经济被改造为产业结构单一、周期波动剧烈、被动地响应中心地带消费需求的殖民地或者依附性经济体。

由于地缘上的相邻、禀赋上的相似或者产业链上的相关，世界市场中也存在明显的区域性板块，而体系中心发生的技术变革、利率变化或者地缘政治变迁，都会在特定区域内引发地区性的经济动荡或者变革，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为联合自强应对危机和挑战，许多地区也会推动区域性的经济一体化，共享部分经济主权以扩大分工规模，提升其经济竞争力。

从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的角度来考察各国各地区的发展进程，研究者可以评估和描述对象国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位置及其变化轨迹，他们如何主动或者被动地改变自己在全球生产网络和资本循环中的地位，他们以哪些手段从外围挤入中心，以哪些政策举措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冲击。在虚拟经济方面，世界市场体系中的资本流动和利率波动，如何冲击各国的经济稳定，如何为各国各部门带来机遇与风险。

世界政治与比较政治

由于全球化的冲击，传统主权国家的“细胞壁”已经变得越来越薄、透、漏，跨境流动的不仅有商品和服务，还有政治思潮、产业与金融资本，以及数以亿计的人口。在此背景下，一国一地区的思潮、制度、技术，借助要素流动带来的链接，迅速地扩散到周边乃至全世界，演变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政治浪潮，比如20世纪中期的民族解放运动、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2011年之后的阿拉伯之春等。

考察区域国别的政治方面，光靠世界政治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比较政治研究来提供坐标轴和对冲手段。世界政治所考察的这些思潮，既有因传播而表现出的全球普遍性和一致性，又往往融合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文化传统而表现出变异性和衍生性，并由各种政治势力用以回答不同民族和时代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如果说世界政治研究为区域国别学提供的是全球宏观动态图景，那么比较政治研究则通过横向与纵向的对照，为研究者提供精准、深入、具体的中微观知识。

以上，笔者从世界霸权更替和殖民史、世界经济、世界政治三个角度来对区域国别学的基础理论建设提供了几点粗浅想法。上述三个学科的理论资源也可以为区域国别学的理论建构提供基础原料，并可在学界同行们的案例运用中产生重大化学反应。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