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是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当代美学建构和审美批评实践中依然具有重要的阐释价值。这一方面源于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理论活力，超古以释今，承担起中国艺术意象思想古今衔接的现实挑战；另一方面源于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在新的时代语境下自身的发展与完善。今天，我们要以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视角发掘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现代价值，加强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话语建设，扩大其影响力和传播力。

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现代特征

艺术意象是艺术家在艺术构思的过程中，将主体的审美情感和审美认知与客观的物象相融合，并通过一定的艺术表现方式及物质媒介表现出来，生成的包含客观物象和主观情感的艺术形象。从《周易》的“立象以尽意”到《诗经》的“审美意象”；从王弼、刘勰的“艺术意象说”再到王夫之、叶燮、方东树的意象观念，中国古代美学中蕴含丰富的艺术意象思想。在新时代的语境下，如何充分利用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资源，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时代课题。

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在现代转化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反映出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独特的审美追求。近代以来，伴随西方美学的冲击，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等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一度走向衰落。事实上，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博大精深，许多独到的观点、精彩的论述反映出独特的东方智慧。在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中，“美”和“意象”是一体的，是互不分离的。这种艺术意象观显然不同于西方学者的艺术意象观，在西方学者眼中，艺术意象不过是一个美学范畴。而中国艺术意象思想丰富了外国学者对艺术意象的理解，为艺术意象美学的现代研究提供了可能。因此，有必要在继承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之独特个性的基础上，在中西互鉴的过程中，发掘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现代转化的潜力，促进美学研究多元化。

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现代转化追求开放性和国际化。今天，我们对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研究与阐释，并非以一种面对“文化遗产”的态度原汁原味还原其内涵，而是以中西互鉴的视域重新赋予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以新内涵。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艺术理论中所使用的艺术意象一词并非等同于中国古代的艺术意象，而与西方美学中的意象比较接近。朱光潜曾言，“诗的境界是情趣与意象的融合”，这里的“意象”即是西方美学中的意象的含义。不过，需要肯定的是，虽然中西方艺术意象的概念、范畴有所不同，但前辈学者既然将“artistic imagery”翻译为艺术意象，即说明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共通之处。同时，中国古代的艺术意象概念也在与“artistic imagery”互渗的过程中扩容了它的内涵，不仅没有被西方“artistic imagery”所同化，反而借助与“artistic imagery”的“亲缘关系”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提升了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在国际上的话语传播力与影响力，这可谓将“艺术意象”推向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现代转化体现着与时俱进的时代性特征。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能够在今天依然焕发出生机与活力，还在于其自身总是动态发展的，能够与时代精神相契合。20世纪以来，伴随西方美学的传入，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便始终面临着现代化转型的课题。对此，中国学者开始以时代精神、时代之问，建构中国古代艺术意象理论体系，在传承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同时，赋予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以时代价值。如朱光潜在借鉴叔本华等西方学者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周易》易象观及“观物取象”等思想的重新考察，结合中国传统艺术审美特点，建构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意象创构论，成为20世纪中国意象美学的重大创获。这说明，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从其现代化转型的那天起就始终是动态发展的、趋于现代的。因此，探讨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现代转化，需要根据时代语境，以新视角、新方法深挖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时代内涵，并将其与现代美学体系相匹配，使之成为中国现代美学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现代价值

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之所以备受重视，其缘由就在于它立足本土，寻求与西方的沟通与对话，关注当下的审美革新与艺术实践，对发展中国美学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现代价值来源于对本土文化的知识重构，通过对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现代继承与发展，实现超古以释今，进而推动中国传统艺术美学现代化转型。例如，朱光潜强调：“我的美学观点，是在儒家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再吸收西方的美学观念而形成的。”朱光潜对艺术意象的看法充分借鉴了中国古代美学，将艺术之意象看作是“心物统一”“情景交融”的心灵创造，其思想来源出自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时空一体、形神合一的生命哲学观。他进一步强调意境生成于虚实相生的艺术创造，因此，意境的生成就是美的生成。由此，意境具有了美的本体，艺术意境（象）就是艺术的美本身。可见，朱光潜的艺术意象观是对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现代性重构，它的“根”在中国。如今，杨春时以艺术意象为核心建构中华审美现象学理论；夏之放以审美心理学为视角将艺术意象视为文艺学体系建构的基石；顾祖钊将艺术意象看作艺术形象的高级形态，提出“意象文艺至境说”。他们的理论秉持了朱光潜等前辈学者的基本精神，在传承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之精华的同时，寻求与西方美学的沟通与对话，赋予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以时代的活力与生命力，是完成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古今衔接、现代化转型的重要一步。

中国古代的艺术意象思想的现代价值还在于它总是能够在借鉴西方美学观念和方法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身，推进其自身建设，进而在中西“对话”的关系中以全球视野推动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走向世界，促进中西美学同质辉映、异质互补。诚如朱光潜所指出的那样，他的艺术意象观念固然有中国传统的一面，却也不能否认他借鉴吸收西方美学之精华，以全球视野审视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现代化转型。他的艺术意象观深受西方美感经验论的影响，将美感世界（艺术意象）归为直觉、想象、移情等一类的心理事实。其著名的“物甲”“物乙”（意象）说亦可见康德美学的色彩。可见，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现代化转型正是基于朱光潜等一批学者在传承古代和借鉴西方的过程中实现的。这种“中西合璧”，在古今、中西的对话和会通中探索中国古代艺术意象现代化转型之价值，扩大了艺术意象等中国美学话语影响力。

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现代呈现方式

推动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创新发展，必须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要立足于已有的知识系统，以现代学术形态加强与世界美学界的文化交流，实现与世界美学的对话、沟通，推动中国古代艺术意象话语传播。同时，作为世界美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艺术意象观念，始终是当代艺术意象思想的源头活水。诗论中的“赋”“比”“兴”，绘画中的“神似”“留白”“成竹于胸”，书法中的“神采”“气韵”“风神”，音乐中的“乐象”“和声无象”等均是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之精华。然而，分析中国古代艺术意象之思想，其范畴的界定固然有理性认识的一面，但也存在感悟式评价过多、材料过于零散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吸收借鉴国外的优秀美学理论成果，推进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研究的理性化与逻辑化，加速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与世界美学体系的融合。对于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而言，它首先涉及一个本体的问题，即概念与范畴的问题，理清了它是什么，才有继续讲下去的必要。其次，从创作到呈现，再到欣赏与情感的升华，这是一个复杂的审美过程，需要从创作之维，探寻艺术意象的审美生成；从形态之维，梳理艺术意象的呈现方式；从品鉴之维，把握艺术意象的品评标准；从境界之维，提升艺术意象的精神追求。进而打造一个可与西方美学体系对话、交流、互动的，包含本体论、创作论、形态论、品鉴论、境界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艺术意象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现代呈现方式：它整合资源，返本开新，将原本散见的、碎片化的“艺术意象”资源以一种逻辑结构进行重组，以结构化的方式对潜在的学术观念与学术脉络进行整合；它兼收并蓄、借鉴西方，借助中国美学话语与西方美学话语的参证、融通，架起了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沟通、交流的桥梁；它与时俱进，把握前沿，以“理论体系”的建构，迸发出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新的时代活力。

总之，中国古代艺术意象理论体系突显民族本位、注重中西互鉴、聚焦时代精神，既能实现与西方美学理论、话语的高质量、高水平对话，又能自觉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扩充和完善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语汇，在促进中国古代艺术意象思想的创新发展过程中，映射出它的现代表征。

（作者：李新，系山东大学〔威海〕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