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新型生产关系的支撑和保障，而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又需要新质生产力的驱动和引领。两者之间形成了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关系，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对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提出六方面对策建议，包括建立灵活高效的组织结构、构建协作共赢的劳动关系、促进供应链协同发展、推动数字化转型、加强企业社会责任、持续改善营商环境等。
新质生产力，是数字化时代以技术创新、数据运用为核心的生产能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既取决于科技力量的不断跃升，也需要形成有利于创新的新型生产关系。笔者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尝试从发展和优化新型生产关系角度探讨如何促进新质生产力的更好发展。
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随着经济数字化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传统的生产力内核已经无法满足数字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此背景下，探讨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当前一项重要课题。2024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把新质生产力明确定义为“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由此定义出发，笔者认为，随着数字经济的崛起，当关键性技术实现突破且发生质变时，必然会引发生产力质态变革，并呈现出与技术创新方式、管理创新要素模式、组织结构变革等相符合的创新性和高效性的生产力形态。此时，与传统生产力的内核相比，新质生产力日益表现出高度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柔性化和个性化的基本特质。
关于新质生产力决定因素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基本原理，与新质生产力相伴而生的就是新型生产关系，具体表现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生产关系形态，包括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劳动关系、供应链协同等方面的颠覆性变革。更为重要的是，新型生产关系建设对于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创新活力具有重要作用。从两者关系角度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新型生产关系的支撑和保障，而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又需要新质生产力的驱动和引领。两者之间形成了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关系，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新质生产力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它的发展离不开新型生产关系的支持和保障。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了有利条件，例如，经过优化的劳动关系可以激发员工的创新潜能和工作积极性，从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不断涌现；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又会催生新的生产关系需求，促使企业和组织不断调整和优化生产关系，以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和要求。
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是相互依存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新型生产关系的支持和保障，而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又离不开新质生产力的驱动和引领。例如，数字化生产技术的推广需要企业内部组织架构的调整和优化，以适应新的生产模式和要求；而企业内部组织架构的优化又为数字化生产技术的应用提供了良好的组织保障和支持。
三是相互制约的关系。尽管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相互促进、相互依存，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制约关系。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可能会对传统生产关系产生冲击和挑战，需要对其进行相应的调整。同时，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也需要考虑新质生产力的实际需求和发展方向，以避免因生产关系僵化而阻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简而言之，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相互促进、相互依存，但又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制约，只有坚持相互协调和统一的发展思路，才能有利于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当前阶段生产关系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支持作用不足
数字时代，传统生产关系不断被新型生产关系替代。一方面，生产过程中，一部分劳动者与劳动对象逐步脱离物理空间的依赖；另一方面，充当劳动工具的智能设备、机器人和数字技术等加速拓展并深化人与人之间自由合作的程度。与此同时，包括个人数据在内的大数据开始演化成为一种数据资产且代表经济主体信用水平。在此情况下，承载生产关系变化的产业组织载体及其市场结构更具有多元性、灵活性和非结构化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前阶段生产关系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支持作用仍有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创新机制方面。根据有关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虽然持续增加，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客观而言，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国企业创新动力和创新机制还不够畅通。比如，部分企业的管理模式和组织结构比较僵化，决策流程长且效率低，难以及时响应市场需求和技术变革。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的一项研究显示，89%的中小企业处于数字化转型探索阶段，8%的中小企业处于数字化转型践行阶段，仅有3%的中小企业处于数字化转型深度应用阶段。此外，创新激励机制不够完善也是问题所在，缺乏有效的激励措施和创新文化，导致员工创新意识不强，创新动力不足，进而影响了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释放。
第二，供应链协同方面。当前，我国企业之间的供应链协同程度有待提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供应链协同效率有待提高。如上下游企业间信息透明度还不高，供应链各环节间信息共享不充分，导致信息不对称和时间延误等问题。二是供应链中的交付延误和应急处理能力有待提高。如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平均交付周期较长，平均超出原计划交货时间约15%。一旦发生突发事件或需求变化，仅有30%的企业表示能够在突发事件发生后24小时内展开应对。三是我国的物流综合成本偏高。据有关报道，2020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14.7%，相比之下美国的物流费用占GDP的7%，欧洲、日本为6%—7%，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在10%左右，我国物流成本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总的来说，供应链的协同不足导致信息传递不畅、资源利用不充分、成本增加等问题，影响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尤其是在供应链的柔性化和快速响应方面的瓶颈，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迅速调整生产计划和供应链布局。
第三，数字化转型方面。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激发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增长，将有助于企业提高竞争能力。近年来，我国企业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应用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部分传统企业没有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手段来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2022年10月份埃森哲发布的《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显示，中国企业的数字化进程五年来稳步推进，在质和量上均有大幅提升和增长。转型成效显著的中国企业比例从2018年的7%攀升到了2022年的17%。然而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2022年中国企业转型进程有所放缓，企业平均得分略有下降。而且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广度和深度还不高，一个主要原因是核心技术自给能力比较缺乏。近年的行业研究显示，在软件领域，我国高端工业软件市场约80%被国外垄断，中低端市场的自主率也不超过50%。毫无疑问，缺乏有效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和智能化生产设备，导致生产过程中存在浪费、重复和低效率现象，制约了新质生产力的释放。
第四，劳动关系方面。伴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数字技术替代劳动成为一种趋势，从内部结构上看，很大一部分数字劳动者以众包、自雇、个体等方式参与相关工作，他们的劳动权益难以受到相关法律的保护。相反，劳动占比很低的数字技术专家和数字高级技术师却可以获得较高的劳动收入。这意味着，数字时代不仅拉大了劳动和资本的收入差距，也扩大了低技术劳动者和高技术劳动者的收入差距。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改变，可能增加经济社会发展不和谐和不稳定的因素，客观上将放大技术创新的社会风险。另外，发展新质生产力虽然主要来自科学家和技术工程师的技术创新，但低技术劳动者的有效使用也具有创新拉动作用，所以如果低技术劳动者面临更高的劳动强度和更低的收入预期，将不足以激发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最终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还要看到，目前也有不少企业只关注企业数字化及时变现的短期利益，在员工培训和技能提升方面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员工素质整体偏低，难以适应新型生产关系的发展要求。
第五，政策环境方面。当前，我国政策环境对于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存在一些制约。一方面，部分政策措施不够及时、灵活，无法有效应对市场需求和技术变革。比如，对大学、研究机构等的科研经费使用仍然硬套财政拨款的使用要求；对研究成果的考核只注重形式化产出，对其后续应用效果缺乏专业评估。另一方面，部分政策对于企业创新活动和创新人才的支持力度不够，缺乏具有针对性和长期性的政策扶持，制约了企业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根据2023年发布的《产业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显示，当前我国数字人才缺口约在2500万至3000万，且缺口仍在持续放大。
总而言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仍需要深入思考并推动新型生产关系更好地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还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加强制度建设、优化政策环境、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对策建议
以全面深化改革发展优化新型生产关系，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须进一步加强研究数字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不断完善新型生产关系，推动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本文从政府和企业角度重点提出六项建议。
一是建立灵活高效的组织结构。以促进数字时代企业创新为目标，政府应在战略导向上进一步优化思路，通过金融、财政和产业政策的创新，促进企业建立适应数字时代竞争与合作的组织结构，引导企业建立扁平化、灵活化的管理模式，实现企业对市场需求快速决策和高效执行的效果。客观来说，这样的组织结构有利于提高内部沟通效率、减少管理层级，激发员工的创新活力和工作积极性，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此过程中，相关部门要加大对生产过程精细化管理和协同化运作的战略和政策保障，建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开展大规模调研，委托第三方权威研究机构及时汇总问题与需求，以便制定更具有针对性的有效应对措施。
二是构建协作共赢的劳动关系。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是优化新型生产关系的关键，也是激发员工创新潜能和积极性的重要手段。对政府相关部门而言，一方面要倡导全社会营造数字时代新型劳动关系，另一方面要通过法律手段和规制措施督促企业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合理的薪酬福利、广泛的参与机会等。面对数字时代的新业态和新模式，相关部门要从制度上赋能新型企业工会组织，通过企业工会组织的创新发展全力激发员工积极性和创造力，实现员工与企业利益的共赢。在这里，尤其要特别注意加强对零工经济、兼业模式等新业态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依托各个层次劳动者的创新主动性。
三是促进供应链协同发展。优化供应链协同，需要加强产业链链主企业合作意愿，支持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共享生产要素，着力构建以龙头企业或关键环节主导企业牵头，联合产业链上下游、横向同类企业的新型产业组织形态。其重点是通过提高供应链协同水平，切实提高产业创新能力、供应链畅通能力、市场拓展能力，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对政府相关部门来说，一方面应加快完善和优化供应链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在尊重市场规律和企业意愿前提下，建立全产业供应链体系合作的制度框架，为供应链协同发展、健康运营营造良好的法治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在开展数据分类和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要加快构建开放、透明的数据共享平台，促进政府部门间、企业间、行业间的协同合作，推动数据效益最大化，推动整个产业链的优化。
四是推动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是优化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举措之一，这方面的重点任务是要激励企业通过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数字化生产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自动化和网络化，提高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客户满意度。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不足的情况，一方面要切实推动数字经济政策的基础性研究和鼓励引导，完善数字研发体系和发展绩效动态评估，重点聚焦数据共享、数据开发和数据应用，进一步完善技术和行业标准的规范制定。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数字人才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从体制机制端进一步完善有利于产学研一体化发展的政策措施和制度框架，既要对企业开展数字教育与应用技能培训提供必要的配套支持，也要从大学、职业教育层面加强数字技能复合人才培养，满足新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五是加强企业社会责任。优化新型生产关系需要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高度关注员工福利、环境保护、社会公益等。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要注意推动大型数据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督促企业构建社会良好关系框架，共创协调、绿色、包容的可持续社会价值。通过提升企业社会形象和品牌价值，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和资源投入企业，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六是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坚持全球化视野，以开放思维加强对外开放，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推动科研、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多领域的合作，促使全球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引导其加速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领域集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此外，在优化营商环境时，还要抓好以公平竞争激发企业创新这一关键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设公正透明的市场环境，充分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推动市场的动态有序竞争。
综上所述，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发展形成更为完善的新型生产关系。政府需要抓好经济体制和科技创新体制改革这项重大工程，在遵循以市场规律为基本前提的政策创新的基础上，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为企业创新提供更好的环境。在此过程中，政府要重视政策引导的实际效果，促进企业建立灵活高效的组织结构、构建协作共赢的劳动关系、促进供应链协同发展、推动数字化转型和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等，不断优化新型生产关系，激发生产力潜能，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作者：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胡晓鹏
来源： 《中国发展观察》2024年第2-3期合刊
编辑： 把发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