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深房理事件的逻辑和应对办法
深房理事件表达了中国一个特定阶层金融创新的能力和水平。他们是通过个人集资来购买或者用炒作房地产的方式来谋取利益。
这里有三个方面的事情需要跨越，第一，需要一个类似于非法集资的模式将一笔资金集中；第二，要跨越目前类似于像深圳这种大城市限购的整个措施，就需要一整套应对穿越这个措施的方法；第三是他形成一个风潮，因为深圳的房价炒作到现在，其实已经超出了党和政府“房住不炒”的基本底线。他能穿越，不是单纯一个深房理能够做到的。这只是现在这个思潮的一部分或者是这个非法集资行为的冰山一角。这个事情绝不止于深房理，它只是被挑破了，参与的大家伙们肯定还比他大，比他多。
这个事件大家通过新闻都已经很了解了。这里要讨论的是它的底层逻辑。这个底层逻辑就是老百姓真的认为通货膨胀没有结束，或者货币超发所导致的中国房价上涨的历史周期没有结束，或者对货币发行没有信心。房价是一个金融现象，是国家财政金融治理的一个结果。如果认为用行政手段、用限购措施可以管理和控制市场上某一个商品的价格，这在某一个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可能有意义，但长期而言一定会失败。所以老百姓认为目前的这种管控是没有办法阻挡一个历史趋势的。他们只是创造性的使用了金融创新、制度创新来获取当中的一部分利润。
事实上，很多体制内甚至包括一些从事地产开发的人，早在去年就认为“房住不炒”是没有意义的，有些人可能还参与了政策制定。他们认为，本质上现在存量的人民币M2已经是美国、欧洲、日本的总和。它如果不表达为商品的恶性通货膨胀必然表达为房价的进一步上涨。这是一个目前尚且无解的矛盾，所以深房理只是深刻的认识了这个底层逻辑，并且把它化为行动的其中的一个机构或者是一伙人。
这件事情本身揭示出了好多事情，也提醒了中央及各级政府如何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当然处理底层逻辑就是处理货币发行的问题，或者是处理财政问题，比如说直接税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地方政府能够做到的。分两方面说，一是要解决核心问题还是要解决货币存量，因为货币走到哪里都必然带动资产价格或者商品价格的上涨；同时必须考虑使用财政手段，财政手段就是通过税收来强制解决财产价格，或是解决资产收益的转移支付。这两条腿如果都能走到了，都能按时间节点比如说在2022年二十大之前能够做到，那么“房住不炒”就能够做到，并且中国的经济应该能够稳固下来。
二 中国资本的三种流动方式
货币不仅仅是总量问题，还有结构性问题。应该非常忧心地注意到，现在东北经济非常不好，现在轮到山东。山东的人才正在流失，90%的大学毕业生离开山东。资本流失就是原来存留于山东的产业资本迅速抽走，加入到了南方特别是深圳的炒楼行业。我国的资本积累率，全国在下降，并表达为一些核心城市的房价上涨。资本的如此流动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忧虑，现在东北化问题或者是东北病，不仅传到了山东，已经开始传到了华中地区。中央最近已经不是振兴东北和山东，是要振兴华中经济了。中国的福地，长江的中下游部分的经济也开始出现了衰退和萧条的迹象，也就是说这个区域的产业资本也开始退出。（编者注：资本积累率主要是用来衡量扩大再生产的投入比例。即企业每年创造的价值或利润，重新投在生产、扩大、研发等领域的比例。1953—1978年中国的资本积累率平均达到29.5%。学界经常将其和资本增长率混淆。）
现在出现了三种资本流向非常值得高度警觉。第一个就是产业资本不断退出实体产业，而生成以房地产为核心的金融资本。产业资本的金融化是第一个担心。
第二个是区域上的流动，北方资本在迅速南下。可以看东北的房价，就是资本外泄后的一个效果。深圳的房价在涨、青岛的房价在跌，最具代表性的是青岛、威海和烟台。那么美丽的地方，房价上不去了，开始出现下跌。实际上在区域上，整个东北、华北、华中地区都在迅速的东北化，得了东北病。什么叫东北病？就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占据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整个治理出了状况，这个地方的结构容不下产业资本，所以产业资本开始南下，全国的产业资本在迅速的金融化。北方——东北、华北、甚至华中地区资本正在南下。
第三，中国的高端资本正在外逃。比特币是资本外逃的最核心的工具，而且是合法工具。中国的资本外逃具有三重特征：第一个它不仅仅是换汇的问题，还有洗黑的问题，黑灰洗白问题。这是最重要的，就是黑灰洗白。以前管控较松的时候主要是通过香港的房地产，小资金是通过铜锣湾。为什么那么多表店、表行？有人买表吗？他是今天买完表明天退表，买表的时候刷国内的银行卡，退款的时候换成港币，到汇丰银行存款，中间大概有个手续费。买楼也是这样，十几套二十几套的买房子，都是这样的。香港管控不严的时候是这样洗的，现在管控严了就变成比特币这样的方式。其实国家过去对比特币的纵容也表达了对金融管控方面的一种疏漏。
2012年到2018年有3万亿美元离开中国，很多人说中国经济再也不能维持高速增长了，因为中国体量太大了。这是什么逻辑？我国的经济下来是因为资本积累率下来了。中国基本资本积累率从1949年一直到1978年都维持在10%以上，其中大跃进时期资本积累率是40%！那时候基本上是在不吃不喝搞建设，基本资本积累率高必然带动经济高增长。但是到2012年的之后，资本积累率狂降，直到趋近于零！到了2018年甚至是负值，怎能不是GDP保8保6呢？如果资本积累率继续狂降，就不能放任资本大规模外逃，否则经济增长就不是保8保6、保5保4的问题。没有资本投入、没有投资增长，经济增长动力何在？
通过上文可以看出资本的三个流动：一是资本在迅速的由产业资本变成金融资本；第二是由北方向南方流动；第三是国内高端资本向国外走。以前通过买足球队、买海外资产、通过香港“洗脚”，后来主要是通过比特币，最近甚至通过“一带一路”计划。
三 以四种直接税为例，建立系统的税制防止资本外逃
国内有好多资本借助“一带一路”出了海。当然应该鼓励开放，要允许中国的国有企业或者私营机构到海外进行投资，但是最起码应该在建立税政结构之后才大开国门。
比如说直接税，直接税里主要的遗产税，不用把遗产税变成人头税，所有针对资产的征税都是累进的，有起点的，起征点可以高，可以少征，但不能没有。
比如赠与税，赠与税里边有很大的问题，遗产和赠与这两个税需要划一个底线，比如说遗产税10个亿起征，赠与税1个亿征。
第二个是离境税，离境税是绝大多数国家都有的，就是资本如果要出境，就要声明是干什么的？无论是旅游、读书还是投资，必须留下一部分钱，因为这是在中国大陆赚的钱。比如去巴西投一个工厂，或者是买一个住宅，或者是投一个医院，这些资金在离境之前要个税补了。离境税对外出投资人是个保护，说明在国内是合法收入。中国差不多是全世界唯一没有离境税的国家。国家外汇管制，但是还没有开征离境税。前些日子闹出笑话，某富豪在美国出了丑闻被捉到，回来后可能老婆要跟他离婚，但是他个人账上只有6块钱，因为全部做了离岸信托。
中国的富豪早料定早晚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全都是离岸信托。这意味着他的钱早已经离境了，他的股权、他的钱全部是海外资产。他做错了，杀人放火得来的黑的灰的，都拿不回来，追不了。是否他们完税了？里边是否包含了离岸信托的资产？是否包含可能是他从银行借的钱，也有可能是别人的财产，没有直接税就很难防范这些现象。
直接税的第三个部分是房产税。房产税不能理解它成人头税，所有的资产类税都有起点，有免征额，70%以上的是免征的。即便是30%征税也是8级累进的，可以把免征额房产面积设高一点，但不能没有！如果起点太低，对住10平米的人和住1万平米的人来说不公平。
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高额的房产税，德国5年就收一遍，但起征点高，德国人不会买500平米的房子，每五年一次收税，五年后房子相当于就交给政府了。美国是12年，时间长一点，美国的房产税有5种，英国是7种，中央也收地方也收。
针对资产的苛税形成财富的不间断的水平转移，形成共享。这恰恰是马克思准备写《资本论》第三卷最核心的内容。马克思本意不同意共产，虽然他写了《共产党宣言》。阅读马克思晚年的书信，可以知道他有多痛苦。他认为在特定的时间是无法共产的，但是可以做到共享。社会主义不是共产而是共享。公有，公——大公无私的公。公有不是共有，更不是形成部分官僚垄断。其实在《资本论》第三卷和第四卷的讨论上面，其实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今天发生的金融现象恰恰是因为对制度、对理论的理解和制度设计上出了不够完善。（编者注：《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根据他生前的手稿和书信整理而成。由于整个资本论完成过程中马克思的思想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学界对第三卷的解读差异很大，与第一卷相比有很多被认为矛盾的地方。）
在直接税里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税，叫数据税。数据资产是谁的？如果是人民的、我的数据、你的数据，它的财产权是大家的，那就应该收数据税。这回针对蚂蚁金服的事情，它涉及到财产主权的问题，如果这个财产是国家的，那么国家应该如何来处理这个财产的收益呢？如果是人民的，国家应该如何转移支付给人民呢？但这个财产无论如何不是那个机构的。如果你承认那个财产是机构的，那就没有数据税。在西方，比如法国、德国对这个问题基本上讨论清楚了。他们的经济学家、重要的思想家都已经把这个事情讨论完了，就是这个东西属于国民财产。人民数据当然是人民，是社会财产，是国民财产，国家有权利代表人民争取一个数据税，所以西方开始对苹果、谷歌、亚马逊开始征税。中国现在对直接税的讨论在数据税这儿讨论不下去了，但这个事情要解决。蚂蚁的事情已经警示，今后资产的主体将会变成数据，就是完成了新的工业革命，资产的资本的载体再也不是砖头而是数据。那么数据变成了载体的话，针对数据的税收是什么，怎样收？它应该占整个税赋总体的结构和比例是什么？这都需要来思考，当然这是后话。
总之，深房理的事情既表达了管理上的问题，也表达了深层逻辑上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