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以前，王小强写的论文〈投机赌博新经济的挑战〉论文引起我的注意。除了其观点新颖之外，对于长期从事思想史研究的我，印象深刻的是小强写论文时的感受﹕他被自己的新发现所震撼。正如小强所说，他当时写得直冒泠汗，有一种「察见渊鱼者不祥」的感觉。
作为中国80年代启蒙时代的过来人，是很容易体会小强的恐惧的。自文革结束以后，市场经济被认为是可以不断解放生产力的工具，市场机制不仅是正当的，而且该正当性还是被科学证明了的。现在，小强突然发现，市场经济正在把人类社会铸造成一超级赌场。赌博从来是不道德的，也和解放生产力无涉。20年来对市场机制无条件的肯定终于被自己带来的后果异化﹕黄﹑赌﹑毒的幽灵和恐怖主义一起正在人类头顶盘旋。
中国人对上述观点的反应我是熟悉的，人们争论的重心是该观点是否言过其实，而不会对市场变成赌场将构成巨大挑战本身有异议。但对于西方自由主义者，小强的问题则很难成立。因为市场经济的正当性从来不是从它的效果或如何符合科学来证明的。自从休谟（David Hume）发现「实然」不能推出「应然」以后，某种社会行动是否正当的论证必须从道德的基础而不是事实（效益）来判断，这已成为正当性论证的金科玉律。市场经济的正当性来自个人权利，即正因为个人权利是正当的，个人将他拥有的东西和其它人交换自然是正当的，故市场经济是正当的，计划经济则不是。
面对小强的观点，自由主义不但不会有任何困惑，反而振振有词﹕赌博又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人人热衷于赌场，甚至吸大麻逛红灯区，这只不过是在行使他的个人权利而已﹗西方哲学家将个人权利这种不等同于道德的正当性的出现视为现代性之基石，认为正是该价值把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区别开来。近年来这种观点在中国当代思潮中引起越来越强的回响，在个人自由的名义下，社会道德底线不断下降。我们甚至听到「不道德的经济学」的说法，中国人将不等同于道德的正当性误以为以不道德为正当。这确实是「白马非马」论的当代版。
撇开中国式经济自由主义的浅薄，上述极端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政治哲学自有它的道理。如果说，本书只是发现赌博成为全球化经济之主体而有违于中国人对市场经济正当性的论证，这只是说明当代中国文化中关于正当性观念不同于西方，它充其量只为多元现代性存在提供了新的例证。事实上，正如一些西方国家所做的，只要把赌博纳入严格的法律管制之中，该行为是可以接受的（金融市场不正是比赌场受到更严的法律管制和社会监控吗﹖）。然而，令人注意的是，最近小强根据以前的论文写成的一关于《投机赌博新经济》的专著。该书大大丰富了他在五年前论文中的观点，得到惊心动魄的结论，这就是今日全球市场经济是不稳定的，它即将崩溃。
小强从赌博行为的结构出发，证明维系经济系统供求均衡的宏观和微观调节机制均不再有效。本来「贵卖贱买」是市场达到供求平衡的基本机制，而在赌博经济中被索罗斯「反射性」原理取代，成为「追涨杀跌」。本来利率和准备率是调节货币供给的有效手段，而在赌博经济中该手段不再是控制流通货币总量的杠杆。
小强用如下四个环环相扣的命题构成本书论证的逻辑﹕
一、根据统计数据，80年代以来股价统计平均已远远超过股息现值，这说明股票交易和真实的生产过程已无关系。而且全球化的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比重愈来愈大。
二、金融市场成为赌场，社会生产对资金需求的信号已完全被赌博过程掩盖。
三、赌博心理将使市场机制中宏观调节和微观调节的看不见的手失效，市场经济将不再存在着均衡。
四、一旦保持市场宏观的供求平衡的机制不再存在，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供给远大于需求）的状态将再次出现。全球市场经济将再次被历史上发生过的经济危机摧毁（它表现为金融体系崩溃和不可控制的通货收缩）。
小强的观点是否正确﹖即上述四个逻辑环节是否是真的存在或者已在当下的经济生活中初现﹖对此我表示怀疑。我宁可相信，小强只是从现实生活的切实感受得到上述猜想，而不是用逻辑和用统计分析得到这些结论。但是，无论该观点是否正确，它的提出却在我们时代具有重要意义。它使我想起20世纪中叶博兰尼典范（Polanyian paradigm）。
博兰尼（Karl Polanyi）认为，正是市场调节内在的缺陷（如把劳动力变成商品）注定了19世纪第一次全球化的失败，它导致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兴起。博兰尼称之为「社会对市场的反抗」。博兰尼曾将放弃金本位制度视为第一次全球化的解体的象征。他在其名著《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一开始就这样写道﹕
十九世纪的文明建立在四个制度之上。第一是霸权均势制度，它在整整一个世纪内防止了霸权之间长久而毁灭性的战争。第二是国际金本位制，它象征着一个独特的世界经济组织。第三是自我调节的市场制度，它造就了前所未闻的物质繁荣。第四是自由主义国家。……在这些制度中，金本位制最具关键性﹔它的崩溃是这个大变动的近因。
这里，博兰尼所说的大变动即第一次全球化的终结和极权主义社会的兴起。1 无独有偶，根据小强的分析，金融市场向投机赌博之转化，亦始于1972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因此，从博兰尼典范的命运来检查小强的观点是具有启发性的。
随着对长19世纪﹑短20世纪整体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博兰尼典范的评价日趋客观。在今天看来，博兰尼的大多数整体论的分析是站不住脚的，或应该被更准确的观点取代。我认为，博兰尼真正贡献或许在思想史方面，即他发现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起源，而不是找到了第一次全球化终结的原因。
正如博兰尼所说，19世纪开始的第一次全球化的思想基础 — 经济自由主义并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也不代表对市场机制的正确认识，它只是19世纪初被创造出来的观念。事实上，经济自由主义作为法国大革命所催生的19世纪意识形态之一，是和马克思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同时壮大的思潮。在某种意义上，它只代表了对经济发展导致两极分化（贫困问题）反思的一种结果。事实上，当经济自由主义不能回答愈来愈多的社会问题时，它就迅速被其它意识形态 — 如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民族主义或马列主义压倒。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在解体之前已先失去了自己的正当性。
众所周知，对第一次全球化的巨大打击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于马列主义在俄国的胜利和纳粹德国的兴起。也就是说，
第一次全球化是被民族国家之间战争和新意识形态统治摧毁的。如果撇开经济谈政治思想，其背后正是新意识形态（马列主义和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民族主义）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胜利。如果说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第二次全球化难逃19世纪第一次全球化的宿命，必定也是从经济自由主义衰落开始的。我想，小强的观点值得我们深思之处，正在于他指出了当今经济自由主义的盲目性，它再也不能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甚至对全球化的经济进行解释了。因此，小强著作的真正意义是证明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虚妄，而不是市场经济的终结。
但是，即使经济自由主义今天再次受到挑战，但有一点是和上一次全球化危机完全不同的，这就是今天我们完全看不到可以和它匹敌的新意识形态。事实上，经济自由主义的第二次兴起不仅是计算机芯片﹑网络信息时代的产物，还是马列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实践失败的结果。正是基于乌托邦的破灭，当代人宁可生活在被证明是错的经济自由主义之中，而拒绝其它新意识形态。换言之，市场社会之不可抗拒，并不是它本身如何有力，而在于思想和理想的死亡，人类失去了整体改造社会的力量。
未来又会如何﹖我不知道。然而，「知道我们不知道」也许正是这一代人深刻之处，亦是当前全球化的中流砥柱。
我和青峰早在70年代末就认识小强。80年代的启蒙运动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六四以后，我和青峰流亡海外，小强亦到外国读书，从此脱离大潮。在这利欲滚滚的市场社会中，我们和小强都是被排斥的局外人，今天都寄居在当代大都会 — 香港。在某种意义上，大家都是被逐出精神家园的流亡者。也许，作为流亡者，我比小强更为彻底也更为绝望。因为我知道80年代的精神家园已被摧毁，我们已永无重返之可能，小强因不能割断和精神家园的联系比我更为痛苦。我们观点虽不尽相同，但却能比很多人更容易沟通和了解。在互相评批中也达到对自己的嘲讽，并在无奈中憾慨这一代人的老去。小强的痛苦使我想起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一文结束时的名句，现抄在下面以自省﹕
有人从西珥不住的大声问我﹕「守望的啊﹗黑夜还有多久才过去呢﹖守望的啊﹗黑夜还有多久才过去呢﹖」守望的人回答說﹕「黎明來到了，可是黑夜却还没有过去﹗你们如果再想问些什么，回头再來吧」。2
我们都意识到这一代人应该为历史留下一点东西。小强的写作围绕着经济，而我感兴趣的是历史和哲学，想不到今日居然有了交集，这就是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思考。但愿小强的质疑是多余的或错误的，人类可以长治久安地生话在这史无前例的太平盛世，用shopping和玩股票打发无聊的岁月。
2007年4月于香港中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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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博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第59~60页。
2 韦伯﹕《韦伯选集Ⅰ﹕学术与政治》﹐（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第150~1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