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易学研究菁华集成”是一项大型的文献编纂工程，是对近代以来易学研究的总回顾，是对百余年来易学成果的检索、保存、甄选与传承。项目共产出《百年易学编年总目（1872-2015易学总目）》、《百年易学文章分类目录》、《百年易学研究菁华集成》初编及续编、《百年易学文章全文》、《百年易学著作全文》、《百年易学硕博论文全文》等六大成果。通观百年易学研究之目录与全文，可见近代以来易学文献的基本特点是：时空变迁明显，出版形式多样，文献体量庞大。通观相关代表性成果，可揭示近代以来易学成果的集中关切是：在“中西古今”的变局中，作为传统经学的易学，如何变革与转型，如何建立现代易学的新范式。而近现代易学研究的基本主题是：对新思想、新时代的关切，经学范式的终结与回归，对出土文献的研究。由百年成果得失之启示来看，“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应是中国传统学术成熟的创新与转型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于6月2日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在中国文化中，经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柢，而被誉为“大道之源”的《易经》，则居群经之首，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梁漱溟先生推崇《易经》“向来是我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张岱年先生称赞“《周易》经传实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高典籍”。【2】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易学家薪火相传，诠释《周易》之精神，探析其哲思，挖掘其奥义，几千年来从未间断，形成了厚重的易学传统，创造了璀璨的易学文化，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在重视文化自觉与自信的当下，整理历代易学著述，传承千年易学文化，正是“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的题中之义。
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所开展的“百年易学研究菁华集成”项目，是一项大型的文献编纂工程，是对近代以来易学研究的总回顾，是对百余年来易学成果的检索、保存、甄选与传承，是对中国古典学术现代转型的聚焦与总结，是对千年易学文化传统的积极接续，更是对易学与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筑基与期许。
以易学为代表，清代以前古典时期的学术成果业已得到基本的整理。从历代史志目录、公私藏书目录、经学专科目录等目录书中，我们可以知晓每个时代的易学研究著作。而从《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大部头丛书中，我们则可得见现存古典时期的基本易学文献。经由这些目录与丛书，传统易学的整体面貌便得以呈现。在近现代学术发展中，易学以不同的研究面貌，延续了“显学”的地位，对中国近代学术变迁影响很大。然而，与其价值不相匹配的是，百余年来的易学成果尚未有过系统的整理，学者们日常接触的，只是部分的、驳杂的、甚至片面的近代易学文献。【3】百年来有多少易学成果？其中有多少现存可见？又有哪些菁华佳作？它们解决或提出了什么问题？有怎样的学术价值？——这些问题长期困扰着当代的学者，也深刻影响着易学的未来。“百年易学研究菁华集成”项目，便是以百余年来的易学成果为对象，力图系统整理此一时期的学术成果，补齐学术缺憾，形成文献经典，展现出近现代易学的整体面貌，接续起三千多年的易学文化传统。
本着接续传统的文化自觉，自2005年至2009年，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师生二十余人，历时五年，自筹经费，搜集近代以来的易学论文，所得目录13100条，辑集到手文章9700篇，审阅6500篇，甄选1500篇，编排为《百年易学菁华集成（初编）》，共30大册，2100多万字，于2010年付梓，初步展现了近代以来的易学面貌，在学术界特别是海内外易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限于当时的人力物力，《初编》只是对近代以来部分易学论文的遴选。换言之，《初编》出版时，知而未见、未知未见的易学文献所在多有，尤其晚清民国时期与当代港台地区的资料所阙尤多。有鉴于此，我们热切期盼，能够继续检索、搜集近代以来的易学成果，整理出更为完整的目录与全文资料；进而在文献齐备的基础上，再次甄选菁华，续编一套能够全面展现百余年来易学成就的大型文集，以赓文脉、飨学林。2010年底，“百年易学研究菁华集成”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工作得以继续开展。
“百年易学研究菁华集成”项目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近代以来有哪些易学成果。换言之，我们要检索、制作较为完善的《百年易学编年总目》（下简称《总目》），进而按图索骥，搜集、汇总这些文献。
为制作易学目录，我们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4】编织了三张“大网”，反复网罗百年易学论著，尽最大努力提高《总目》的完备程度。首先，我们检索当前已有的近现代文献目录，以目录书为对象，逐条阅读、筛选其中的易学条目，汇总为《总目》初稿。我们所用到的较为重要的目录书，包括《民国时期总书目》、《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民国时期发行书目汇编》、《全国新书目》、《全国总书目》【5】、《全国主要期刊重要资料索引》、《全国主要期刊资料索引》、《全国报刊索引》、《“中华民国”期刊论文索引汇编》、《“中华民国”出版年鉴》、《出版图书目录》、《“全国”新书目》（台湾）【6】、《汉学研究通讯》【7】等。其次，我们总结百年易学文献之主题，提取出两百多个“关键词”，进而用这些关键词，检索数据库、图书馆等网络资源，汇总所得以补充《总目》。我们所用到的较为重要的数据库，包括“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大成老旧期刊全文数据库”“台湾期刊论文索引系统”“台湾博硕士论文系统”“‘全国’报纸资讯系统”“台湾文史哲论文索引系统”“‘全国’图书书目资讯网”“读秀学术搜索引擎”“中国学术文献总库”“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CALIS高校学位论文库”等。除数据库外，我们还检索了“国家图书馆”“台湾‘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图书馆之馆藏，检索了“国学数典”“爱如生”“书林网”“孔夫子旧书网”等网络平台之资源。目录书检索与关键词检索，是我们制作《总目》所用最重要的两条途径。在此基础上，我们汇总已获《总目》中的作者信息，形成近代以来研《易》学者名录，进而据此名录，逐一检索他们的全部易学论著，再将所得与《总目》一一核对，剔除重复，补充所阙。按作者名单检索时，尤以检索名家的全集、文集等所取得的增补效果最为明显。综上，目录书、关键词、作者名检索，是我们搜集易学成果、制作《总目》的三种途径、三张“大网”。
制作完成《百年易学编年总目》后，我们以《总目》为线索，对所知资料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搜集。文献的搜集主要有三种方法：其一，对已经数字化的文献，我们直接从各网络资源平台中下载电子资料，并打印保存。其二，对没有数字化的文献，我们查找其馆藏地，由近及远，前往复制。在项目开展的八年间，我们前后十余次前往北京、数次前往台湾、上海等地，搜集、复制所需资料，带回项目组，进而对其进行扫描，予以数字化保存。其三，罕见的或较珍贵的文献，尤其是晚清民国时期和当代港台地区的稀见易学著作，我们也尝试购买原件，并对其进行扫描以数字化保存。
文献搜集到位后，本着严肃严谨的态度，我们依据文献资料原貌，三校《总目》，修改了大量前人目录书和数据库的登记错误，提高了目录的准确性。在目录内容准确的基础上，我们又针对文献的实际情况，结合文献学的基本规范，反复讨论目录的呈现方式。最终，我们拟定了几十条“凡例”，对目录中的格式性问题进行了合理的规范。内容的准确性与格式的合理性，大大提高了《总目》的学术价值与使用价值。另外，按上文所述，在文献搜集的工作中，我们对所得资料全部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对于数字化后的电子版文献，我们根据实际的情况，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系统进行了裁删多余内容、优化图片质量等修图工作，以保证电子资料的准确、可读、美观。
综上，“百年易学研究菁华集成”完成了目录制作、文献搜集与数字化、目录修定与文献修图等工作，实际上解答了“近代以来有哪些易学成果”这一问题。通观百年易学研究之目录与全文，可见近代以来易学文献的基本特点是：时空变迁明显，出版形式多样，文献体量庞大。
从时空变迁来看，百年易学可分为晚清民国时期、当代港台地区、当代大陆地区三大版块，每个版块均有自己的特色。晚清民国时期是学术转型的开端，此时的学者或总结古典学术之成绩，或尝试开启新的研究范式，著述种类、篇幅虽远少于后世，但经典论著比例很高，整体的学术价值、文献价值很大。然而，就文献保存来看，晚清民国时期的文献欠缺系统梳理，分散、亡佚的情况比较严重，许多此一时期的资料已处于“不知不见”的状态。就馆藏于各大图书馆的近代文献来看，其保存情况也不容乐观。晚清民国资料一般被归类为普通古籍，“普通古籍”的定位对我们的文献整理工作非常不利：一方面，这些文献作为“古籍”被馆藏单位管束起来，不允许复制或拍照，有些甚至不允许调阅，因而对于晚清民国时期的某些易学著作，我们虽知其馆藏所在，却遗憾不能予以数字化保存；另一方面，“普通古籍”又是古籍中的“普通”者，“普通”便不会受到足够的重视，以至于馆藏单位无力甚至无心对之进行保护与整理。此外，由于晚清民国时期纸张制作、印刷方法的变革，资料的寿命远低于传统文献，再加上近代文献数量较大、馆藏分散等客观情况，都使得这些文献的保存、整理情况不容乐观。我们以易学为专题，全面整理晚清民国时期文献资料的工作，在所有学科中，都是开创性的。通过学科专题来知见、保存现当代的学术资料，应是值得推广的做法。当代港台地区的学术研究，比大陆要繁荣得早。随着台湾地区自六十年代开始的经济发展，其易学研究逐渐起步，至七八十年代，台湾地区易学成果便非常丰富，已实际达到了研究之高峰。比较而言，当代大陆地区的易学研究，在五六十年代虽然有围绕辩证法、经传关系等问题之讨论，但参与学者的数量以及相关讨论的影响都比较有限。直到七十年代末，大陆易学研究才重新起步。虽起步较晚，但大陆易学发展得很快，尤其在八十年代首届国内周易学术研讨会与首届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的推动下，大陆地区的易学研究迅速走向繁荣。进入21世纪，无论是在研究群体的规模上还是易学论著的数量上，大陆地区均已超过港台。不过，虽然在数量上已被赶超，但港台地区仍有研究时间的优势，即对许多易学课题的研究均早于大陆。从学术研究的严谨性上来说，对港台已有易学成果的充分掌握，应是当下学者进行易学研究的前提。然而，港台易学成果这个“前提”，到目前为止，仍未得到系统的整理、呈现。一方面，限于客观阻隔，大陆地区能够方便见到的港台研究成果本就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台湾地区对自身的文献整理有所不足，系统化、数字化程度要低于大陆地区。因此，我们检索、搜集港台地区的易学文献，对当下易学研究与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从出版形式来看，民国以前以著作为主要出版物，传统的学术目录基本都是书目；近现代以来，学术成果的出版形式显然有了重大的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近代出现了“报刊”这一新生事物【8】。随着报刊数量的增多、刊登内容的丰富，晚清已降，越来越多的学术性文章刊登于报刊之上。近代以来，报刊论文藉其发表的及时性与传播的广泛性，逐渐比肩乃至超越著作形式的学术影响，成为学者们采用的最为重要的成果出版形式。自晚清以来，如“国粹派”与《国粹学报》、新文化运动与《新青年》、“学衡派”与《学衡》等，学者多藉报刊文章申说其学术与思想主张；且往往集结学术志趣相近的学者，以某一学术刊物为阵地，形成学术团体，彼此争鸣。鉴于近代报刊在学术传播上的重要影响，我们在整理百年易学成果时，首先便将报刊文章作为最基本的检索对象。就易学著作而言，按前文所述，晚清以前的易学著作，通过史志目录、公私藏书目录等书目，与《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等丛书，能够获得整体的呈现。晚清以后出版的图书，至今尚欠系统的整理。我们搜集百余年来的易学著作，便是要接续古典学术传统，以易学为切入点，做好近现代学术文化的总结与传承。除专门的易学著作外，一些非易学专著中也会有研究《周易》的章节。尤其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学科体系的引入，不同学科领域均有对《周易》的新研究；伴随着这种研究范式的变化，哲学、经学、文学、史学等不同研究著作中出现了大量的易学研究章节，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孔子”篇下有“易”一章，便是此种形式的代表。胡适论“易”一章，在出版形式上虽不是专门的易学著作或报刊文章，但对易学研究而言、对中国哲学研究而言，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由此，我们系统搜集，将非易学著作中的研《易》章节节选出来，形成“别裁”类文献。“别裁”类文献涉及多个学科，检索整理不易，但汇集起来，有突出的文献与研究价值。此外，随着易学研究群体的平民化与学术团体的形成，“论文集”这种出版形式自近代开始也逐渐兴起。晚清民国时期，如《古史辨》第3册上所纂集的易学研究论文，如李证刚所编《易学讨论集》收入的易学研究论文，均有很大的影响。晚清民国时期的论文集文章数量较少，到20世纪后半叶，随着港台与大陆地区易学研究的繁荣、学术活动的增加，会议论文集、纪念论文集乃至学术辑刊开始涌现，论文集刊发的易学文章“爆炸式”增长，其数量已不亚于报刊论文【9】，成为当代易学研究的重要出版形式。与论文集文章相似，易学“硕博论文”也是在20世纪后半叶才大量出现的。民国时期，学位制度虽已建立，但研究生学位授予数量过少，没有专门的易学研究论文【10】。此后，随着当代学位制度的发展，易学方向之硕博士论文陆续涌现，成为百年易学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综上而言，近代以来的易学文献包括报刊文章、著作、别裁、论文集文章、硕博论文等五种类型，出版形式多样。
通过对晚清民国时期、当代大陆地区、当代港台地区等三大版块中的五种易学文献之系统搜集，我们发现百余年来易学文献之体量非常庞大。具体而言，我们搜集到晚清至2015年间的易学文章条目（包括报刊文章、论文集文章、别裁文献）计32110余种、易学专著条目计7190余种、易学硕博论文条目计1430余种，所有易学文献目录共计40730余种，制作为《百年易学编年总目（1872-2015易学总目）》，凡210余万字。《百年易学编年总目（1872-2015易学总目）》打破时代和地域的限制，打破文献类型的限制，是近代以来易学文献目录的首次集结，是对晚清以来易学研究成果的开创性和整体性整理，是百余年来易学研究目录的集大成。
以《百年易学编年总目（1872-2015易学总目）》为线索，我们对四万余种易学文献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搜集，其中收集到手并数字化《百年易学文章全文》（包括报刊文章、论文集文章、别裁文献）共计31280余篇（尚缺830余篇），我们将所有文章按编年顺序合并，满400页左右装订为一册，共汇编为813册。813册文章全文汇编中，晚清民国部分有36册，占比虽小但文献价值、学术价值很高，我们准备全文出版；港台地区易学文章约300册，也有很高的价值，我们争取分批次出版。除易学文章外，我们搜集并数字化《百年易学著作全文》共计2350余种（尚缺4840种【11】），搜集并数字化《百年易学硕博论文全文》共计1350余篇（尚缺80余篇）。我们收集易学文献的齐备程度冠绝海内外。
汇总而言，我们检索到百余年来的易学论著目录共计40730余条，搜集到的文献共计34980余种，足见近现代易学成果之丰硕，亦足见当代易学延续了“显学”之地位。回答完“近代以来，有哪些易学成果”这一问题后，“百年易学研究菁华集成”项目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近代以来有哪些优秀的易学成果？换言之，项目组需要从所搜集到的文献中，甄选出菁华作品，全面、客观展现近现代易学的学术成绩。
为此，在资料性工作结束后，我们组织易学专业方向的师生，发挥专业优势，逐一审阅了相关文献并予以分类。根据《百年易学研究菁华集成（初编）》的经验，并结合已有目录与资料的实际情况，我们按研究主题，将搜集到的易学文章分为《周易》通论、《周易》经传研究、易学史研究、《周易》哲学、《周易》象数、《周易》与术数、易学文献研究、《周易》与中国传统文化、《周易》与现代学科、通俗类等十大类。每大类下再设小分类，共计110余项小类。分类所得，即为《百年易学文章分类目录》。
在分类目录的基础上，我们在相同研究主题中充分比较所搜集的易学文章，甄选能够代表该课题研究高度的菁华文章，汇编为《百年易学研究菁华集成（续编）》文集。《百年易学研究菁华集成（续编）》共精选1500余篇文章，按研究主题汇编为九种、70册（为影印版，约400页一册），共计约28000页，约3000万字。相较《初编》，《续编》的最大特色是对甄选范围的补全。《续编》的甄选范围，在时间上予以补充（在《初编》1901-2005年的基础上，前溯至晚清、后顺至2015年），在出版类别上予以补充（较《初编》增加大量论文集文章、别裁文献），在数量上予以补充（《初编》甄选自6500余篇文章，《续编》甄选自初编审阅范围之外的2.5万余篇文章）。除甄选文章范围的扩大外，为保证精选质量，尽量避免优秀文章的遗漏与平庸文章的羼杂，按研究主题拟定精选名单后，我们还将所拟精选与《初编》所选一并复核：一方面在编年目录中录入精选结果，在与相同年代文献的充分比较中予以调整，以确保精选能够展现每一阶段的学术成就；一方面在作者排序目录中录入精选结果，充分比较每位学者的不同易学成果，确保精选的文章是作者的代表性成果，能够展现其学术的最高水平。总之，《续编》甄选之文章，是在文献齐备的基础上，在相同研究主题文献的比较中，结合年代代表性与作者代表性，反复讨论、调整而成的精选结果，应是准确的菁华甄选，能够展现近代以来的易学成就与学术特色。《百年易学研究菁华集成（续编）》目录及全文，即是“百年易学研究菁华集成”项目的最终成果。
《百年易学研究菁华集成》的“初编”与“续编”，在百余年来的三万多篇易学文献中，甄选三千余篇菁华，按研究主题汇编起来，实际是扎扎实实回答了“近代以来，有哪些优秀的易学成果”这一问题。所谓“优秀的”成果，一定是关切时代主题的成果，是活在当下、有生命力的成果。百余年间的易学成果，既是对传统的接续，又是身处新时代的开拓，构筑起当下，影响着未来。这些易学研究，是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下，对经学时代易学思想的大反思、大总结与新诠释。通观《百年易学研究菁华集成》所甄选之代表性成果，可揭示近代以来易学成果的集中关切是：在“中西古今”的变局中，作为传统经学的易学，如何变革与转型，如何建立现代易学的新范式。近现代易学研究的基本主题是：对新思想、新时代的关切，经学范式的终结与回归，对出土文献的研究。
在西方军事与文化的冲击以及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影响下，近代以来，以易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学术，也进入了“千年未有之变局”，此变局中的最大变化是传统经学范式的终结。自汉代以来，经学作为官方学术形态，以“圣人”“圣教”“天道”为价值标准，关切道德伦理、心性修养与社会治理，主导了中国两千余年间的政治、社会、思想与文化。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也震动了一批士大夫的思想观念。这些觉醒的士大夫发现，经学主导下的传统学术，并不能够使中国拥有坚船利炮，因而他们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引入西方的自然科学，在经学体系之外别开生面，确立了新学的地位。经学与新学在一段时间内是并行的，两者有冲突亦有调和。新学的引入与传播很快，新式学堂虽有荒废经学的现象，但在整体上新学尚未动摇经学的地位，此时的新学尚需借经学以论证自身的合理性。19世纪末，随着国家与民族危机的加深，尤其在甲午战败的冲击下，经学受到了直接的质疑。面对富国强兵的迫切需求，经学被斥为“无用”，“无用”的经学占用了人才与资源，不利于新学的快速发展，因而废黜经学几为朝野共识，晚清废止小学读经、废止科举，其原因皆在于此。更为激进者，则有“烧经”之举。
晚清“废经”更重要的原因是受到外来冲击。在存亡续绝的民族危机面前，面对技术与工具进步的迫切诉求，经学相较自然科学所能发挥的作用，显然是不值一提的。随着经典与圣人地位的动摇，经学所受外部的冲击，进一步转化为深刻的内部变革，因而在20世纪，学者们对经学的性质进行了重新定位。在“经学时代”（冯友兰语），“经”被释为“常道”，是超越性的价值标准。20世纪初，“经”的“常道”意义被剥落了，章太炎举“经”之本义为“一根线”，称“经书”为“线装书”，又定性六经胥为史书，云：“‘六经’无一非史，后人于史之外，别立为经，推尊过甚。”【12】章氏所论，正是通过对六经的重新定性，夷经为史，而破除了传统经学的价值系统。20世纪初，刘师培著有《经学教科书》、皮锡瑞著有《经学历史》，两者写作时间相近（刘著成于1904年，皮著成于1905年），但对“经”的定位全然不同。皮锡瑞称六经为“孔子所作之经”，“其微言大义实可为万世之准则”，“六经即万世教科书”，【13】显然皮氏仍持传统经学观，本“圣人”“常道”来定位经学。刘师培则认为孔子之前早有“六经”，“成周一代之史，悉范围于《六经》之中”，至于孔子编订之“六经”，则“或为讲义，或为课本”；【14】刘师培以周代的“六经”为载政教之史书，以孔子编订的“六经”为孔门教科书，显然是对六经剥落“常道”的平实定性。对比皮锡瑞与刘师培两人，正可得见经学在价值层面的变化。
进入民国之后，经学范式的瓦解更为彻底。1912年，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改革学制，废除经学学科，全面接轨西方学科体系；原属经学学科的经书，被分列入哲学、史学、文学诸科。学制的改革，意味着作为整体的“经学”不再得到官方的认可。随着西学传入的深化，尤其随着留学生的归国，以现代学科的方法重新认识、研究传统经书，逐渐成为学术主流。以易学为例，在民国初年的学制改革中，易学被归入哲学门类；易学的哲学化研究，逐渐成为现代易学发展的潮流。上文提及的胡适1919年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对这一学术范式转变的影响很大。胡适在著作中先论史料的辨别问题，在其看来，一切传统著作都是需要分辨的“史料”，这与其日后所持“六经皆史料”之观点是一贯的。将《周易》作为“史料”予以审定后，胡适提出经文、传文、后世易注应区分时代，在历史性原则下进行独立研究。他认为经文纯为卜筮之用，毫无哲学价值，不必过多关注，因此胡适所研究的易学哲学，实是《易传》中的哲学。胡适的研究范式，剥离了历代易学所积累的象数与义理内容，割裂了经文与传文的联系，进而用“哲学”的视域研究《易传》，得出自己的结论。与刘师培相较，在胡适的研究中，经学的知识与方法已难觅踪迹，传统经学范式已彻底终结。
经学范式的终结，除受时代变革与西学传入的冲击外，亦与其自身的问题有关。在经学的视域中，经书所载是圣人之“道”，此“道”至高无上、亘古不变，在不同经书中是一贯的，在不同时代的圣贤中是一贯的。换言之，在传统经学中，《周易》《尚书》《春秋》等经书虽体例不同、内容各异，但均是圣人之言、圣人之教，故而在“常道”的涵摄下，这些经书天然地构成一个整体；《周易》经文、传文虽不同时，但“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作《易》者均是圣人，前圣、后圣其“道”相同，因而《周易》经传便是一个前后通贯的整体。经学范式中的这些基本主张，虽然是经过近代学术变革洗礼、重视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当代学者所不能接受的。例言之，清代易学家张惠言毕生治汉代虞氏易，因虞翻世传孟氏易，孟喜易学又可上溯至田何、再上溯至孔子，因而张惠言坚定地认为虞氏易便是孔子所传之易，通虞氏易便是通孔子之易学。张惠言的学术立场，在今天看来是极其“迂腐”的。再如汉代盛传孔子为汉家立法的说法，即孔子预知三百年后有汉代，因而将汉代的治理方法撰于经书之中，留待后人使用。这一“谶纬”色彩明显的说法，正能体现传统经学的神秘性，而直到皮锡瑞，仍坚信、颂扬孔子为汉家立法之事。更有甚者，随着经学地位的动摇，近代廖平、康有为等鼓吹经学的神秘性与权威性（廖平提“天学”的主张，康有为在民国后建孔教会），妄图藉此延续经学在学术中的主导地位，其结论常近于荒谬。
针对经学范式故有之弊端，近代知识分子打起了“祛魅”“祛圣”的旗帜，并在西学的影响下，重视学术研究的逻辑性、实证性、历史性原则，以个体的理性思考代替圣人之“道”的统摄。从这个角度看，近代学术的变革是值得肯定的。随着经学范式的崩溃与现代学术体系的完善，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从不同学科视域出发，重新审视、研究《周易》，逐渐成为现代易学的主流。通览我们所搜集的易学文献，从哲学与史学角度出发的研究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经学终结时，周予同先生号召：经学已经死亡，但经学史的研究应该开始。就《易经》来看，这一号召是实现了的，近代以来对易学史的研究极其繁荣，已涉及历代的易学名家。除研究易学的历史外，还有学者基于史学的需求，以《周易》为史料，探究其中的历史。如我们所熟知的顾颉刚先生考卦爻辞中的历史故事，郭沫若先生考《周易》经传背后的社会生产状况，影响非常深远。在经书中，《周易》的哲学性最强，故而现代学制改革中被划入哲学门类【15】，以哲学的路径研究易学便成为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当下易学研究的核心路径。除史学与哲学外，百余年来从文学、医学、伦理学、心理学、宗教学、教育学、数学、天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环境科学、美学、法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出发的易学研究，均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成果。
从现代学科出发的易学研究，已历经了百年的时间，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甚至可以说形成了现代易学研究的新传统。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从经学范式到新学范式，易学研究的这一转型仍有可商榷之处，也造成了研究中的一些不足甚至错误。例如，新研究常常生硬地割裂易学体系，造成研究的偏失。胡适先生所讲《周易》哲学受到众多质疑（米星如、李季、严灵峰等），这些质疑的关键都在于：胡适所讲是不是《周易》哲学的核心？是不是《周易》哲学全部的要点？张岱年先生著有《中国哲学大纲》，与胡适著作相较，张著从范畴出发梳理中国哲学，其中涉及易学哲学内容的范畴占比很大，远不是胡适所讲《周易》哲学所能概括的。从胡适所受批评可以看出，新学范式下的易学研究，常常是对易学割裂的、片段的甚至碎片化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对易学割裂式的研究，并不是表面性的问题，其根源在于新学的范式并不能够整体涵摄易学之内容。例言之，百年来《周易》哲学（义理）研究的范畴，在宇宙论、认识论、辩证法等西方哲学范畴之外，又有太极、太和、阴阳、中正、时、生生等传统易学范畴的研究，基于传统范畴的这些研究并不能够简单归入某一西方哲学问题。再例如，《周易》一书的最大特色是拥有符号系统，基于易卦符号发展出的象数之学，拥有自己独立的概念、知识体系，这是易学的根本所在，更是一项专门之学。引入西方学科体系后，百余年来，象数之学的位置并未得到妥善安顿。由此来看，割裂《周易》文本、割裂易学知识系统，恐怕是新学范式研究下的不得已之举。
割裂易学体系、脱离传统易学语境后，新学范式还出现了另一个弊端：有学者全凭己意解《易》，随意发挥，奇见、谬见迭出。传统易学多是有所传承的，虽然不能以虞氏易等同于孔子易，但必须肯定的是，虞氏易注所用训诂、所用易例，多是有所传承的经典易学解释。经学时代的这些经典易学解释，虽不一定契合文本本义，但别有诠释意义、文化意义，是易学体系不可缺少的部分。近代以来，剥离掉历代易注，直接面对《易传》乃至直接面对卦爻辞而对《周易》所作的新释，在今天看来都是非常值得商榷的。更有甚者，近几十年来，伴随着“易学热”，大陆与港台地区都出现了匪夷所思的学术现象，时时有人号称解开了易学的千古秘密，展阅其书，则所论极为荒谬。追溯这种现象的源头，恐怕正是易学范式变化中对传统易学体系的割裂。因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搜集的百年易学资料，绝大部分是专业的研究性学术成果。而对百余年来，诸如上文所提欠缺专业性的通俗类或术数类文献，对其中有学术价值的部分，我们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总目》中予以保留（但分类入“通俗”大类以与专业研究区分，且不作精选考虑）。
反思这些不足可见，在新学范式主导的当下，熟悉经学传统、掌握经学范式的知识与方法，是易学发展所亟需的。实际上，马一浮、熊十力等当代新儒家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推重易学义理之阐释，以及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自80年代开始提倡易学象数之研究，胥是对经学范式的重估与回归。
出土易学文献研究，是近现代易学的另一重要主题。民国时期，汉熹平石经《周易》残石与敦煌唐写本《周易王弼注》残卷等新资料的发现，已引起了学术界之重视。近几十年来，出土易类文献种类愈丰、影响愈大。1973年，马王堆帛书《周易》出土，对当代易学研究影响甚巨，堪称“石破天惊的大事”，极大推动了早期易学的研究走向深入。譬如帛书《要》篇详细记载了孔子与弟子论《易》的内容，一方面廓清了近代以来对孔子与《易》的密切关系之怀疑；另一方面也记录了孔子对《周易》占筮的态度和他研《易》的内容，证实了孔子对《周易》核心价值转移的重要贡献。继马王堆帛书《周易》后，阜阳汉简《周易》、多种数字卦材料、王家台秦简《归藏》、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等先后面世，持续丰富着早期易学资料！2014年，清华简《筮法》《别卦》整理出版，我们再次有幸得见久已失传的先秦易类文献！《筮法》应是战国时代数术之士的作品，其中许多内容可以与汉代象数、筮占等相印证，如其中所载类似月体纳甲的理论、所载八卦互体之说、所载八卦纳地支之法等，足以启示我们汉代易学是渊源有自的。而清华简《筮法》所用的独特筮占方法、与汉人相异的部分八卦取象等，又同时启示我们早期易学拥有极为丰富多彩的面貌。总而言之，易类出土文献为当代易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新鲜资料，展现了早期易学的丰富面貌，也解决了易学史上许多长期悬疑的问题，毫无疑问地成为了近现代易学的基本主题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所期许的当代易学经典范式，应是既充分吸收传统经学优势，又充分吸收近代新学优势、充分结合出土资料新见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6】“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应是中国传统学术成熟的创新与转型原则。饶宗颐先生生前屡屡提及“新经学”的想法；汤一介先生生前在《周易研究》等期刊刊发多篇文章，讨论构建“《周易》解释学”的问题；当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并认同人文学科本土化的观点。所有这些主张，均是对中国传统学术现代转型的再思考，是对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展望。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基与灵魂。《周易》作为五经之首、大道之源，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近代以来，随着经学的崩塌，传统文化多舛多难、历经坎坷，却又积极转型、历久弥新。当下随着中国经济、政治的崛起，文化自信日益成为时代的需求。文化自信，最大的来源就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按前文所述，“百年易学研究菁华集成”项目成果包括六大部分：其一，《百年易学编年总目（1872-2015易学总目）》，系对晚清至2015年间所有易学成果的目录汇总，共计40730余条，210余万字；其二，《百年易学文章分类目录》，系对百余年来易学文章的专业分类，按研究主题分为十大类、110余小类；其三，《百年易学研究菁华集成》初编及续编，是在分类目录的基础上，对能够展现近现代易学成就与特色的菁华文章之甄选，初、续两编共收录文章3000余篇，总计5000余万字；其四，《百年易学文章全文》，共计31280余篇；其五，《百年易学著作全文》，共计2350余种；其六，《百年易学硕博论文全文》，共计1350余篇。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检索、保存、甄选这些近现代易学成果，其目的就是赓续优秀的传统文化。面对晚清以来的文化变革，我们希冀以易学为典范，通过对过去百余年易学研究成果的汇总、梳理与精选，衔接起传统与当下，超越近代以来的反思，在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沟通中，对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添加一份不可或缺的正能量。
最后必须提及的是，“百年易学研究菁华集成”项目工作得到了海峡两岸目录学、文献学以及易学领域众多专家学者的热忱帮助。他们是：台湾“中研院”经学研究所林庆彰教授，台北教育大学孙剑秋教授，台湾师范大学赖贵三教授，香港教育大学郑吉雄教授，高雄师范大学黄忠天教授，高雄师范大学林文钦教授，台湾“中央大学”杨自平教授，台北市立教育大学李威侃老师，高雄科技大学沈信甫老师，台北教育大学李侑儒同学，台湾师范大学陈俊谕同学和复旦大学陈居渊教授，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教授，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王新春教授。诸位专家为本项目的完成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持，课题组全体同仁感怀在心。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载《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第001版。
2.语见梁漱溟先生、张岱年先生为1987年召开的“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所作之贺信。（刘大钧主编《大易集成（重编本）·贺信》，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4页）
3.不独易学，近现代学术之整体成果，至今未能得到较全面的梳理。如民国时期出版的图书，虽有《民国时期总书目》（北京图书馆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1997年出版）、《民国丛书》（上海书店1989年出版）等书目或丛书，但收录种类非常有限。
4.前人的相关目录有：山东省图书馆编《易学书目》，台湾“中研院”林庆彰先生主编《经学研究论著目录（1912-1997）》，武汉大学高桂芬编订《周易研究论文索引（1901-1986）》等。但这些目录所收文献类型不足，且条目遗漏较多，远不能达到完备的程度。
5.多数年份中，《全国总书目》实为《全国新书目》杂志收录书目之汇总。但因历史原因，两者有交叉补充之情况，故一并列出。
6.此处《“全国”新书目》为台湾出版与大陆重名的目录期刊。《“中华民国”出版年鉴》《出版图书目录》《“全国”新书目》实际上是台湾地区历年出版图书目录，因不同时期刊发所用的期刊有所变化，故列有三种。
7.此《汉学研究通讯》为台湾期刊，非专门目录书。但其中有海内外历年学术会议等信息，参考价值很大。
8.中国古代有类似于“报刊”的文献，但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报刊。
9.论文集文章与报刊文章有一定的重复比例。
10.有相近主题的文章，如有研究“阴阳”概念的学位论文。
11.大部分为港台地区术数类著作。
12.章太炎《国学概论》，载《国学概论·国故论衡》，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0、26页。
13.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页。
14.刘师培《经学教科书》，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9、11页。
15.台湾地区出于对中国哲学“哲学性”的质疑，易学研究长时间被归入中文系。
16.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载《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0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