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百年，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而言，的确是极为不寻常的百年。在这百年的岁月里，中国社会由闭锁走向开放，由前现代迈向现代；中华文化则由古老的价值形态向新的价值形态实现着转换。值此新旧交替的重大历史时段，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易学，也开始在本土化腐朽为神奇，并加速与世界范围内的其他文化因子进行交融，从而渐次获得了带有鲜明时代气息的崭新学术形态。

纵观百年来的易学研究，大致可分为转型、短暂辉煌、恢复以及空前繁荣几个时期。

20世纪初叶至40年代，是易学研究的转型期。易学是孕育、生长于中华文化这片沃土上的具有高度哲学性的专门之学，它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化一直在一体无隔地同步向前衍展着，始终充满着盎然的学术生命力。易学研究以作为易学主要源头的《周易》经传、易学发展史、易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此一研究并非一门新兴学科，它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只是随着历史的向前推移，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改变，研究的视野与方法以及识见在不断翻新而已。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首先是研究视野与方法的重大改变。在传统的易学研究中，《周易》经传被视为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等诸位圣人前后作述所成的最高层次的学术文化宝典，学者们大致沿着“以述为作”的诠释学理路，研究、诠释和阐发《周易》经传，视自己在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对《周易》所作的新理解、新诠释和新阐发为经典中圣人所本有之意。转型期内，随着西学东渐和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深入，学者们的学术视野则大为拓宽，能够以一颗平常心———而不是以“读《易》见天心”的仰视态度，将《周易》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尽可能客观地进行研究，并借助新的学科划分理念和新的知识体系、新的学术视野，多角度地审视和剖析《周易》与易学，真正确立起易学学术研究的客观、公允、非情意性的研究品格与方向。

其次还应看到的是古史辨派的学术影响。20年代至30年代，以顾颉刚、余永梁、钱穆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冲破传统学术之藩篱，以大胆的疑古精神，对《周易》的作者和著作年代问题进行了全新的探讨，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古史辨派的易学观点和易学研究方法论。该派以大胆怀疑并否定传统的识见而著称于世，他们对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并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等旧说深加抨击。对于人们冲破传统学术识见、治《易》路数的束缚，对于超越传统象数派与义理派、汉学派与宋学派的狭隘门户，重新审视和研究《周易》经传及历代易学，起到了重要的启导作用。当然，他们的负面影响也是极大的。最为突出的就是因其疑古过勇诱发出人们轻率怀疑传统学说、好立新说、缺乏严肃笃实精神的不良研究风气。此一负面影响，迄今仍未完全消除。

这一时期易学史研究也取得了新成就，真正精通易学的大家有尚秉和、徐昂、李证刚等。这时，学者们也开始以明确的哲学视野研究《周易》及易学，取得了一定成绩。而随着西方近现代科技的传入，从科技的角度切入研究易学，亦成为新的时尚。

1949年至60年代初，为易学研究的短暂辉煌期。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成为各门学科的指导思想，学界开始以此指导思想所提供的学术视野研究《周易》，对《周易》的作者、成书年代、学说性质以及研究的方法论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这一时期的突出成果，有李景春的《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及同书的续篇，高亨的《周易杂论》以及李镜池的《周易探源》。此一时期还产生了一部高度哲学性的易学著作，即当代新儒家熊十力的《乾坤衍》。

60年代中叶至1977年的徘徊期。这期间，由于十年“文革”造成的文化浩劫，易学研究处于低迷徘徊乃至倒退状态。

1978年至80年代初，为易学研究的恢复期。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随着学术研究禁区的打破，正常的易学研究开始逐渐恢复，所取得的易学成果对推动此后易学研究走向高潮起到了极大的普及作用。重要的是，这时以传统研究视野研究易学的力著《周易尚氏学》出版。尤其是张政及其他一些学者根据对商周之际所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及占卜甲骨上的奇特数字符号的研究，提出了筮数或数字卦假说，断言数字卦是易卦的前身，为八卦起源和《周易》成书乃至三《易》问题的深入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80年代中叶至今，易学研究进入空前繁荣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考古学领域又有新的奉献。《文物》杂志继1978年发表《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内有《周易》的卦画和卦爻辞)之后，又于1984年发表了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所出土的帛书《周易》六十四卦的释文，揭开了新一轮易卦起源、三《易》、《周易》作者及成书年代以及卦序问题深入探讨的序幕。其后，帛书《周易》的传文，包括《系辞》、《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缪和》与《昭力》，陆续发表；阜阳汉简《周易》释文公布，与《归藏》相关的佚籍重光于世，郭店楚墓竹简整理出版，上海博物馆收藏到新的楚墓竹简等，都为易学的研究提供了全新、可贵的资料。

1984年武汉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首届全国性周易学术讨论会。之后，1987年岁末，首届国内主办的空前规模的国际周易讨论会在济南召开，正式将国内的易学研究推进到空前繁荣的阶段。济南会后，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成立，同年，由该中心主办的国内首份唯一公开发行的《周易研究》学刊创刊。

80年代中叶，“传统文化热”、“周易热”兴起。但“周易热”的热点主要表现为“算卦热”和“科学易热”。前者视《易》为纯然的算卦之书，后者则在很大程度上进入牵强比附的误区。

在“周易热”中，地区性的、全国性的乃至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不断举行，各级易学学会也相继成立，有力推动了易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尤其是1989年中国哲学史学会所属的二级学会中国周易研究会成立，并在此基础上经民政部批准，于1996年成立了一级学会中国周易学会。由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促成，自1993年始，每两年一届在海峡两岸召开易学学术讨论会，有力地促进了两岸的学术交流。

这一时期的研究逐步突破了新中国成立后易学研究基本局限于《周易》经传及哲学史上少数几位有影响人物的易学思想的局面，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易学史研究，先后有多部著作问世。从哲学、文化学、人类学、诠释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学、美学、社会学、计算数学、生物学、医学、天文学、光电学等相关学科的学术视野和方法出发，多角度、多层面、多渠道地综合交叉研究易学，已成为一股强劲的学术风尚；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力求在更高的层次上全面激活易学研究，赋予易学以全新学术生命，使其真正融入现代学术和现代生活，找到新的合宜的学术生长点，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突出特点。

另外，1949年之后，台湾的易学研究作为中国易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所取得的成就也颇为引人瞩目。至于20世纪海外的易学研究也是值得一提的。由于《周易》文本及其他易学文献的译介，易学研究成为一股世界风尚。以天人之学为基本特质的易学，已在海外各个领域找到了它的生长点，在自然科学、生态学、管理科学、心理学、生命科学乃至哲学层面，皆结出了初步果实，大有逐步深入各国文化、生活之趋势。此外，20世纪，由于互联网络的建立，易学研究在整个世界已开始与先进的网络相结合，极大地方便了易学的国际交流与对话。

回顾20世纪百年易学研究的历程进而瞻望未来，我们认为，在新的世纪里，易学研究的同仁们至少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坚实的努力，并取得应有的成绩：力戒浮躁之风，笃实为学，正确、深入地理解易学这一专门之学；确立切实可行的研究视野与方法；加强易学与中华文化各层面、各领域的深层研究；加强专人、专题的研究，加强易学与管理科学、环境科学等的研究，加强易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研究，注意由点及面，由面及点；增进中外文化交流。我深信，在以上努力的基础上，21世纪的易学研究，必将取得更为辉煌的成绩，《周易》及易学必将以崭新的学术形态发挥其在世界文化良性互动中的应有作用。

（文章来源于光明日报/2003年/10月/28日/）

刘大钧，1943年1月生。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周易学会会长，中国政协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易研究》主编。多年从事易学研究，尤精于象数易学研究，对易学中许多重大疑难问题提出了重要见解，并形成了象数与义理兼顾的易学研究路数。出版《周易概论》、《周易古经白话解》、《周易传文白话解》、《周易讲座》、《纳甲筮法》、《今、帛、竹书〈周易〉综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