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士存接受外交部博鳌亚洲论坛《口述历史》采访。
“南海对中国实在是太重要了，它是国家安全的天然屏障，也是重要的出海口和海上资源腹地，更是中国将来建设海洋强国的主要载体。”中国南海研究院院 长吴士存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地强调这句话。在其位于海口的办公室门口，挂着一张被放大的中国南海地图，图中九段线的划分清晰可见。20多年前，他的工作 就离不开这张地图，而如今，中国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不断凸显，周边外交挑战重重，作为研究南海问题的专设机构，他与他所带领的南海研究团队正努力加快研究应 对的步伐。
目前，中国南海研究院在一楼专门建立了南海档案及历史文献库，收集了包括政府公文、会议纪要、照片、报刊和近千份中外出版的地图等大量珍贵资料，为维护中国南海权益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证据。
然而，面对目前菲律宾在国际法庭的步步紧逼，中国将如何应对？中国在国际法上又该如何扭转南海问题的被动局面？接下来又如何在国际舞台上维护自身海洋利益？ 4月中旬，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吴士存就上述问题接受了《凤凰周刊》记者的专访。
菲律宾诉状：中国早有心理准备
记者：不久前，菲律宾再次向国际仲裁法庭提交了一份长达4000页的诉状，“状告”中国的南海九段线违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要求仲裁庭对中菲两国之间的南海争议进行裁决。中国方面的反应如何？
吴士存：事实上，去年12月中国南海研究院就对此做了研判。当时我率领学术代表团到菲律宾去进行二轨交流，看看菲律宾有没有可能提交或者推迟提交该诉状，了解到菲方执意诉诸国际仲裁法庭。
菲律宾提起仲裁程序的行为是对国际法法律程序的滥用，目的是掩盖其非法侵占中国领土和在南海挑起事端的事实。中菲之间南海问题的实质是双方围绕岛礁 主权和海域划界的争端。2006年中国依据《海洋法公约》第298条的规定作出声明，涉及领土主权、海洋划界、军事活动以及安理会正在行使职权的争端，中 国政府不接受任何强制性的国际司法或仲裁管辖。中国拒绝菲方所谓“仲裁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的说法，中国作为《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的合法权利理应得到尊 重。
目前，中国官方仍然坚持“不接受、不参与”的立场，这不会改变。对于岛礁主权争议和海域划界问题，中方始终坚持通过与有关当事国直接谈判的方式解决。
记者：有学者指出，菲律宾上诉国际仲裁庭，如果中国官方一直不应对，最终会在大国形象上扣分。你同意这样的说法么？
吴士存：这正是菲律宾想要的，菲律宾与其背后的美国也对这件事做了研判，中国肯定不会接受和参与，也不会接受作出的裁决，更不会执行。
现在菲律宾不断制造国际舆论称，如果中国不参与诉讼，不接受仲裁决，就是中国不接受国际法。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就会被抹黑。所以他们会逼着中国放弃九段线，但是中国会放弃吗？不会。
记者：会不会走到这一步？如果到这一步，中国怎么应对？
吴士存：走到这一步可能性很大。但是我认为，所有的国家在决定领土主权这件事上，都不会把决定权交给第三方，而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984年，尼加拉瓜到国际法院状告美国政府，在管辖权审理阶段，美国人应诉了，但到实质问题审理阶段美国却退出了诉讼程序。到最后法庭作出对美国 不利的裁决时，美国通过联合国安理会阻止了裁决的实施。去年荷兰告俄罗斯，俄罗斯也拒绝出庭。这个国际社会也会慢慢接受的，大国不出庭只会造成一个小小的 波澜而已。中国只要把事实说清楚，官方立场表明就好了。有时候太在乎，什么事也干不成。
“中国要引领建立公正的世界海洋秩序”
记者：那么，中国目前可以做些什么呢？
吴士存：官方不参与，并不意味着学者、研究机构和媒体无事可做。比如，我这里有一个研究团队，从去年8月份就开始研究菲律宾的“诉状”，我们认为现 在成立的这个国际仲裁庭实际上是没有管辖权的，另外，我们认为九段线的本质含义是岛礁归属线加历史性权利线，在现有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之前，九段 线已经存在近五十年。菲律宾现在用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否定中国1948年正式对外公布的九段线，这本身就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与此同时，南海研究院与南京大学合作，从1992年参与北部湾划界谈判开始，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档案资料。今年1月正式对外开放了南海档案及历史文献库。历史档案资料为证明中国对南海的最早发现、开发和行政管辖提供了重要依据，也是南海法理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除了目前文献库收集的，还有来自大陆、台湾及国外多家档案馆、图书馆等机构所收藏的涉南海相关3万余卷文献资料。将来我们还计划前往美国、英国、法 国、德国等国家档案馆收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旧金山和会等重大历史事件中涉及南海的官方档案和资料。我们计划能够将这些资料数字化，最终建成 中国在南海问题研究领域资料最全、规模最大的专业电子文献数据库。
可以说，在应对菲律宾这件事上，我们的底气还是很足。
记者：在国际法律法规方面，中国如何扭转被动局面？
吴士存：历史上，联合国关于海洋法的国际会议召开了三次，分别始于1958年、1961年和1973年。现行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存在很多问题。例如，有一些概念模棱两可，这给诸多国家造成了麻烦。
菲律宾提交诉状里，他们的主张是南沙群岛没有一个岛礁可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但是，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第三款规定，即不能维持 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经济生活的岛屿、岩礁不能主张两百海里来看，太平岛这样的大岛完全可以主张两百海里。因此，对这些概念本身的解释存在很大争议。所以，将 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面临重新修订的问题。
去年，中国南海研究院举办了主题为“南海：《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国家实践”的国际研讨会，把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代表、海洋法庭的四位法官、前任法 官都请来与会。会上学术界针对那些具有广泛争议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款提出了不同见解，让联合国国际法专家们看到现行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完善、 有漏洞，包括菲律宾这次提交的强行仲裁也是有漏洞的。
菲律宾方面说它可以单方面、不征得中国同意提交诉讼，进行仲裁，但是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81条，这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争端双方和平 途径已经用尽；第二，双方之间的协议没有其他解决途径。但菲律宾根本没有就这个问题与中国进行充分协调磋商，而是违背了其在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 言》中作出的“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争议”的承诺，单方面向国际仲裁庭提交了诉讼。
记者：之前你在媒体上呼吁过“中国要引领建立公正的世界海洋秩序”，目前可从哪些方面着手呢？
吴士存：上世纪70年代，联合国在召开海洋法会议的时候，拉美国家当时要扩大海洋管辖权，菲律宾、越南看到了这方面的利益，开始侵占南沙群岛。但当 时的中国处在内乱时期，而且在国际舞台上长期以来是弱权国家，不熟悉海洋法规，观念上海洋意识淡漠，所以导致今天的格局。随着现在世界一体化进程的推进， 新的海洋秩序应该建立在协商、合作的基础上。
我认为，中国引领建立新的海洋秩序主要应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加强海洋各领域合作；二是构建海上危机管控机制；三是完善国际海洋规则。
具体来说，首先，沟通交流是增加互信的基础。短期内我们要充分利用好现有平台，如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和积极创立新的平台，适时建立其他的信息沟通与互 动渠道。其次，推动落实包括海洋旅游、环保、科考等在内的海洋合作，通过与周边国家共同重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积累互信。再次，推动建立海上危机管 控机制。中国已经积极参与到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和磋商中，以期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可以建立起符合各国关切的合理机制。最后，在上述基础上，以公正为基本 内涵，引领建立公正的世界海洋秩序。
这些步骤虽轻重缓急不一，但每一项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培养自己的海洋维权人才
记者：在目前推动的这些工作中，最让你头疼的事情是什么？
吴士存：中国国内对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正在形成高度的共识，这个没有障碍。但在国际社会上，主要还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
去年，我在澳大利亚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因为当时中澳双边关系比较好，中国又是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主办方没有刻意让与会的其他学者来攻击中国，所以还比较轻松。但要知道参加其他会议时，只要一提到相关的话题，感觉常常是腹背受敌（笑）。
记者：具体来说，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有哪些途径？
吴士存：现在我们主要靠政府外交，其实应该拓展多渠道的民间外交。例如，增加人员往来、增加智库交流、媒体走向国际化等。
中国智库号称总量仅低于美国，但是现在中国智库关起门来在家里跟人大喊大叫，在国际舞台上却发不了声，走向海外的更是微乎其微。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南 海研究很深入，但是主要集中在历史研究上，法律研究偏弱。另外大量的文献资料全是中文的，西方学者看不懂，没有途径来接触这些资料。所以为了让更多的人了 解中国在南海主权的立场和历史，今年下半年，南海研究院会在华盛顿创办一个“中美研究中心”，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话来解释我们的诉求。
记者：上次接受本刊采访时，你也提到目前正在培养在国际法庭为中国利益辩护的年轻人，现在这个方面的工作进行得如何？
吴士存：这也是中国的一个“短板”——人才不足。在南海问题上，目前中国既有语言基础、专业知识背景、涉外知识，又了解中国对外政策、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的确不多，年轻学者更少。
2010年我去美国参加关于南海问题的学术交流时，发现越南有具备上述条件的年轻学者。回来后当下就有紧迫感，觉得应该培养我们自己的南海维权人才，当然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目前，南海研究院与外国专家局联合设立了南海法理维权专门人才培养专项，计划10年内从全国选派100名青年学者赴世界各国知名学府研修，培养能够 在国际法庭上为中国海洋利益辩护的年轻人。这个专项从2012年起开始实施，三年来已经培养了近30名南海法理研究的专门人才。其中有些学者已经学成归 来，关键时刻势必可为我所用。目前在南海问题上，我们不缺思路不缺方案，缺的就是智慧、勇气和胆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