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沙特、埃及、阿联酋、阿根廷、伊朗、埃塞俄比亚等六个全球南方国家正式加入金砖大家庭。此外，还有40多个国家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加入金砖国家的愿望，20多个国家提交了正式申请，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希望叩响“金砖大门”，共谋繁荣发展。这充分体现出全球南方国家机制化、促合作的愿望愈加强烈。

一、“全球南方”从何而来

“全球南方”概念是二战以来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百年变局不断演进的重要标识。1969年，美国政治活动家卡尔?奥格尔斯比写道：“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的统治已经趋同，产生了一种无法容忍的社会秩序。”不难看出，全球南方在概念上常常与全球北方对应，二者表现为全球视野下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的南北两个国家群体，亦即“南北鸿沟”。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划分，全球南方涉及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亚洲（不包括以色列、日本和韩国）和大洋洲（不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国家；除此之外的其他国家属于全球北方。

从地理上看，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并不严格按照赤道划分，很多全球南方国家位于北半球。例如，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勃兰特报告”认为，北纬30度线可视为对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地理划分。从经济上看，全球南方国家都有被全球北方侵略或殖民的历史经历，普遍存在人均国民收入低、经济严重依赖初级部门、人口密度高、基础设施差等现实特征。从政治上看，全球南方通过发起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等合作机制，构建相互之间的身份认同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价值取向，以此作为对美苏两极秩序的回应。纵观整个冷战时期，全球南方与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等概念指代的国家群体基本等同。

冷战结束后，随着苏东剧变即所谓“第二世界”的终结，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概念应用变得更加广泛。与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等概念相比，全球南方兼顾冷战后世界格局的两大特征：“全球”是指经济全球化不断增强，凸显出全球化背景下的相互联系，以及由此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性；“南方”是指世界经济中心加速向南方转移，强调亚洲、非洲和拉美等地区不断扩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进入21世纪，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大幅改变了人们对全球南方的刻板印象，进而构成全球南方兴起的基础和方向。近年来，由于乌克兰危机陷入僵持、大国地缘竞争明显加剧，全球南方正在成为世界格局演变的关键角色，展示出以往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群体所未有过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二、“全球南方”的兴起

金砖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全球南方的经济崛起拉开序幕。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数据，以购买力计算，1995年七国集团占全球GDP的46%，金砖国家只占17%。1995—2020年，七国集团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高于金砖国家。2022年，全球南方主导的金砖国家GDP首次超过了全球北方组成的七国集团。预计到2023年，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32.1%，七国集团为29.9%。到2028年，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35%，七国集团则进一步降至27.8%。未来5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其份额是美国的两倍。到2028年，中国在全球GDP增长中所占的份额预计为22.6%，印度为12.9%。按照购买力计算，2030年全球四大经济体依次是中国、印度、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其中有三个将来自全球南方。

随着全球经济重心加速从全球北方向全球南方转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的占比也出现相应调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达国家长期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又以发达国家相互间的贸易为主。1948年，发达国家占国际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为62.9%，1993年占比更是达到72.0%。此后，全球南方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有所改善。2003年，全球南方占国际货物贸易出口的比重上升到35.5%；2010年进一步上升为37%。新冠疫情大流行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增长，导致2020年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货物和服务出口同比分别下降约9%和15%。自那以后，国际贸易总额开始回升，并在2022年创下历史新高，发展中国家达到13万亿美元，最不发达国家达到3170亿美元。2022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已上升至42%左右。未来5年，东南亚、南亚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望成为全球南方乃至全球贸易额增长最快的地区。

当今世界，强权政治、霸权行径严重威胁国际和平稳定，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抵制外部干预渗透、维护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的重要使命。全球南方国家大多是从殖民主义的历史泥淖中走出来的，经历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获得了民族独立，不断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因此深知独立自主的重要性。与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球南方几乎没有国家对俄实施制裁。经济学人智库在评估各国执行制裁、联合国投票模式等指标后发现，哥伦比亚、土耳其和卡塔尔等过去与西方结盟的国家正在“倾向于俄罗斯”。即使是摩洛哥等为数不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非西方国家，也拒绝中断与俄罗斯的正常往来。这一现象某种程度上可以用苏联曾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遗产来解释，但更重要的是印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南非等全球南方国家的自主意识上升。

三、“全球南方”的中国担当

200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打造全球南方》报告，明确将中国列为“全球南方”国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相同的历史遭遇、奋斗历程，面临着共同的发展难题和任务，对当前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有着相近的看法和诉求，是“全球南方”大家庭的天然成员。

从历史上看，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正式接触可以追溯到万隆会议。中国在万隆会议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提出“求同存异”这一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交往方式，还成功地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纳入“万隆十项原则”。万隆会议也被视为南南合作的开端，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构成了全球南方内部资源、技术和知识交流的基础。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不仅取决于各方意愿和努力，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这种合作来满足其国内需求，从而为双方带来长远利益。

作为万隆会议的参与者、万隆精神的倡导者、万隆之路的践行者，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联系不仅体现在政策话语上，也体现为双边和多边的接触不断加强。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全球发展倡议等政策理念，将全球南方国家作为外交战略、知识转移、资源配置、制度建设等方面的优先方向，而这些合作机制遵循的独立自主、协商一致等规范又源于南南合作传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全球南方国家，中国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中积极发声和参与，推动建立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中国还通过南南合作方式推动全球发展议程，主动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资金、技术和人力支持。

长期以来，中国的治理经验和发展模式一直是全球知识转移的重要话题。作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西方对现代化实践和理论的垄断，推动全球南方国家结合自身国情，努力探索适合各国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提升它们把握自身命运、共同走向自主现代化的信心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