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近几年来，央视《百家讲坛》不遗余力地推出了一系列节目，主要是围绕中国古代历史中的某些片段请了一些学者作展开式讲解，如阎崇年讲清史、易中天品三国……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本是一件好事。不好的是，这其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很容易使那些本不太熟悉历史的观众被搞得一头雾水，愈发难以辨别那些被历史上被无数个偶然事件所掩盖着的历史真象及真象之后的历史必然。其中少数人的讲座，与近年来在各大电视台上热播的以历史为背景、以戏说为手法的古装电视闹剧首尾呼应，除了矫揉造作，混淆黑白之功效外，再无它用。

另，近日笔者有幸与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面对面地讨教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王教授的回答令笔者甚是惊诧，考虑到维持会场当时的气氛及时间关系，笔者没有将讨论的深度及广度作更加之推进。对于王教授的回答，本想一笑而过。然转念思之，一则今日虽已远非刘汉王朝，但持与王教授相同观点的遗老确大有人在。封建专制主义复辟的形式不一定只表现在政治上，也不只专属于清末民初那个特定的年代，更不是只会发生在张勋、康有为这些特定的人物身上。当它以其它更加隐蔽的形式渗透到我们的思想上的时候，其危害将更大；二则那些早已被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唾弃的历史垃圾，很有可能在王教授央视《百家讲坛》年度风云人物的光环之下借尸还魂；三则写文章虽然辛苦，如鲠在喉的感觉则更是痛苦。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写出来吧，通过对比的方式，把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说清楚，乃是上善之举；四则天下兴亡，匹夫有则。我们不仅要做盐，更要做光。

基于以上几方面的原因，本文将以王莽和辜鸿铭两个历史上不太引人注目的人物为切入点，讨论我们为什么需要学习历史，我们应该如何学习历史，以及如何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问题。

引言

伟大的时代是具有历史感的。惟有平庸的时代，人们才会只顾眼前的事务，像猪狗一样，为有限的施予感到幸福，从来不曾想把目光从食槽旁边移开，投向栅栏之外那延绵无尽的森林和原野。

如果没有历史，我们在现实中将找不到判断事物的标准，以及通往未来的座标。我们无法走动，更不会想到飞翔。如果没有历史，我们将意识不到自身的能力，也意识不到自身的局限。是历史照亮了我们，驱赶着、鼓舞着我们。如果没有历史，我们的全部生活将失去意义。历史以其固有的“相对论”原理，通过现存，从另一维度连接人类的未来。

然而，历史的轮廓未必是清晰的。有时候，它显得异常神秘，恍如海市蜃楼；有时候很曲折，天梯石栈，云翳重重；有时候则为大手所倾覆，全然不见形迹，有如火山灰下深埋的庞贝城。许许多多的人物、事件、关键性的时刻、彼此错综的关系，都期待着我们去探寻。当历史事实变得相当彰显的时候，我们竟发现它仍然无法识辨。尤其难以置信的是，愈是明白的事物，往往愈见隐晦。

然而，历史是可分解的。它的任何局部都存在着两大元素：现象和精神。现象是外在的、孤离的、纯粹属于过去的；精神则居于事件的深处，具有历史的主体性、根本性、呈弥漫流动的状态，而富于凝聚力，所以能够赋于诸多现象以整合的能力，并使之复活，带上各自的形象和意义，走出封闭的时间。

历史是精神的历史，是精神对于人类集团记忆的再发现。由于精神的介入，历史才是真正可理解的。精神的指向、质量、深入的程度不同，我们回顾时所目及的一切便有了不同的价值。[1]

然后历史却是沉重的，只有我们拿出该有的勇气和智慧去站面对它的时候，它也会敞开心扉，拥抱我们。向我们显露出真正的面目，让我们饱尝甘甜与芬芳，并让我们清载而归。历史也是严肃的，我们必须用虔诚的态度去解读它，才会发现历史的真正奥秘。历史不容戏说，如果谁敢戏弄历史，历史将以其特有的滑稽面目来面对，让你越发地迷失自我，最终走向身败名裂。

所以，学习历史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必须要做的一大件，而且这种学习不能只局限于中学时代为应付考试而学的那些内容，我们一定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以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去认真学习。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变得更加聪明。

历史是什么

对于“历史”一词的定义，笔者比较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历史包含二层意思，分别是人类社会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以及对过去事件的记载。

对于历史的第一层含义，大家的认识应该是比较一致，勿用赘言。

但对于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记载，人们的认识就不那么一致了，有的人甚至将《三国演义》、《说唐》、《水浒》等以某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背景为题材而写的小说也当作历史书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误解，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编纂历史典籍时必须遵循的统一规范，无论是按记传体的写法，还是按编年体来写，任何人都可以按个人对事件的不同理解来“编写”史书。既然个人的观点都可以写进历史，那当朝统治者的观点更是要当仁不让地来占领这一片思想阵地。这样，才有了顾准先生笔下的“史官文化”一说[2]。

以《史记》为例，它以人物为主线记述历史，再加上它融入了太多作者的观点，使得《史记》和小说之间没有了严格的界限。也正因为如此，鲁讯先生才说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修昔底德[1]把当时希腊哲学(主要是“诡辩派”哲学)中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逻辑方法应用到了历史研究之中，强调历史研究必须坚持求实的原则、研究者必须坚持理智的和批判的态度，为后世的历史学家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主张历史学不应该取悦流俗，而应该以叙述历史的真实为最高目标。他认为：要使自己的叙述与历史事实相符，要使一部历史著作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历史学家首先必须完全抛弃历史著作之中的神话和传说的因素，这是关键所在。他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奠定了西方史学中政治叙事史传统的基础和基本模式，对此后西方史学二千多年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为了使自己的著作更有效地发挥“垂训”作用，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整个叙述过程中十分注意克制个人的情感，尽量做到“客观”和“公正”。书中处处充满了冷静、理智的精神，处处以平实、白描的笔法描述人事的过程及其前因后果，尽量避免做过多的个人评价和文辞性渲染。在叙述敌我双方对同一件事情的解释时，他往往能够做到以相同的篇幅分配给双方，既不曲笔讳言，也不随波逐流；无论是敌方对雅典的种种指责，还是雅典对敌方的指控，他都照录不误。

修昔底德不仅在叙述史事时比较成功地克服了个人的情感，做到了“冷漠无情”，而且在评价史事时也能够遵守“客观”原则，按照一般的社会道德标准来判断人事的是非善恶。无论是雅典人还是外邦人，无论是雅典的朋友还是雅典的敌人，无论是对雅典有利还是对雅典不利，修昔底德评判过的人物和事件基本上都是比较公平的。 正是因为修昔底德公平地、充分地叙述了史实，又以一般原则为标准进行了评判，因而使得他的著作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几乎没有人对他的记载表示过疑义。

通过以上中外两种不同的著史思想的对比，结论不言自明。正是由于中国古代这种特有编写手法，也极大地增加了后世读者研究历史的难度。

学习历史的方法

由于中国历史特有的“历史+小说”的写法，自古以来，就有两种错误的读史方法。一种是把历史当小说读，通过研究历史书，来研究书中人物的个性及人物的喜怒哀乐，并将其当作历史学问来研究。另一种是把小说当历史书来读，通过研究小说中的人物并将期与历史上的某些人进行对号入座，也把这样的活计当历史学问来做。笔者认为，这两种人都属于严重的“找不着北”。他们其实并不了解历史，更不知道如何去学习历史，所以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但是由于他们在公众面前比一般人有更多的话语权，特别是他们还可以通过央视这样的现代超级媒体去兜售他们的谬论，很多人就被搞懵了，也就不加思索地接受他们的观点了。其实这种比谁嗓门大的做法和“把谎言说三遍就能把它搞成真理”的手段是一样的，看似高明，实则经不起推敲的。

修昔底德认为，叙述历史，就是要寻找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他看来，一切历史事件之间都有内在的联系，它们之所在会在某时某地发生，都有远因和近因，也有表面原因和根本原因；历史学家应该对他们进行区别分析，从而对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做出合理的解决。这不仅是对历史学家的要求，更是对读者的要求。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找出偶然背后的必然。

什么是真实的历史

真实的历史是指排除了编纂者个人观点之后剩下的那些没有任何主观色彩的客观事实。

下面我们把王莽和辜鸿铭的情况先做一个大概的介绍。

王莽何许人也。王莽出身于汉朝一个低级的普通官员家庭，王家本来和刘姓汉室扯不上半点关系。对于他个人的情况，《汉书·王莽传》是这样记载的：

莽父曼蚤死，不候。莽群兄弟将军五候子，乘时侈磨，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师古曰：敕，整也）。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

虽然汉书是带着强烈的、和王教授一样的、对大汉王朝无比忠诚、对王莽充满偏见的观点来记录王莽的身世的。即便如此，对于王莽的人品及才能，我们还是可以窥见一斑。用现代的话来说，给王莽评一个首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一点都不为过。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王莽并不知道自己将来可能因裙带关系而当上宰衡乃至皇帝，所以后世许多大汉王朝的遗老遗少们称王莽为“阴谋家”，他这样做完全是为全面篡位及笼络人心做准备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后来他的姑母因母以子贵的缘故当了皇后，所以王莽的父亲被封了王。再后来，由于汉朝的皇位继承人出现了危机以及王太后临朝听政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王逐渐当上了宰衡，后来又自立为真皇帝，改国号为新。新朝历时15年，从公元9年到23年。

王莽当上皇帝后，并没有向其它人那样，把刘家的人斩尽杀绝。被王莽废黜的皇帝没有被杀，过上了隐居的生活，后来娶了王莽的孙女为妻。汉朝的许多贵族也没有被杀，只是被贬为平民。没有相当的胸怀，这一点是根本没法做到的。后世能做到这一点的，在笔者的印象中，几乎没有。

自西汉以来，内部的权利斗争及向外的扩充疆土这两件事，造成了绝大的社会问题，即人民的生计日益穷困是也。中下层社会，都陷入了极端困难之境，于是帝国危机已成。危机严重的时候，政府不起而解决，贫民便起而暴动。新莽时代，正是危机极严重之时。王莽自代汉自立，便想没法解决当时极严重的社会问题。莽以贵族的外戚，而能顾及贫民的生计，这与他的成长经历有重要的关系。因为他是贵族的外戚，故能结交权贵；因为他处境特贫，故亦知民间疾苦。他凭着这等阅历经验，要来解决危机；故其所施行，在当时实是崭新的而有革命意味的政策。[3]

他的新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均田限奴。当时田地归地主所占，因兼并买卖之故，贫富日益不均，奴婢亦得自由买卖。莽乃下令，更名天下之田为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每家男子不满八人，而田超过一井者，须分其余与九族或邻里乡党。（二）强迫生产。土地集中，贫富悬绝。救济之法，在消极方面，只有均田，使大家有田可耕。在积极方面，仍须有力之人，努力生产。莽于是“以周官税民：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县官衣食之”。（三）平均物价。均田限奴，强迫生产，系就农民方面著眼，而改善农民生计。此外平均物价，征收商税，则是以防止商人的兼并为手段，而救济农民。王莽平均物价之法，系于重要市场，均置“五均”之官，专司平定物价之责。物价一经决定之后，商人出卖货物，其取价如果超过官司定之价，则政府可调查真相，依实价强迫收来，再依来定之价卖出。商人取价，如未达到官司定之价，则任自由买卖。（四）征税。王莽所设新税，包括及广。凡矿产、水产、畜产、丝制物品，乃至一切如现在所见的营业牌照，一律征税。凡操各种业务之人，无论是开设商店，或以物送到人家零售，皆当到官府登记。官司府于营业者之纯利中，取十分之一，名之曰贡。（五）货款于民。凡人民有急事，或欲产业而无钱者，政府可以贷款。此种贷款的来源，即是以工商所贡的一分纯利聚积而成，并非另筹款贷给人民。

在公元十年前后，王莽就能提出如此之改革政策，实属罕见，也会令每一个不抱成见的人心悦诚服的。我想，如果1700多年后的亚当·斯密如果知道了这一切的话，他也会发出由衷地赞叹。

辜鸿铭又是谁。辜鸿铭（1857-1928），字汤生。他的一生可以概括为：生在南洋，学 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他生在马来西亚，有二分之一的中国血统。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俄国的托尔斯泰、法国的罗曼·罗兰、英国的毛姆、瑞典的勃兰兑斯、印度的泰戈尔、甘地等都与他有来往，他在20世纪的西方有非常大的影响。他的代表作是《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或《原华》。很多人对他的了解都是从他的“茶壶论[2]”开始的。

当年蔡元培先生主理北京大学期间，曾邀请辜氏到北大主讲英文诗课程。一次，辜鸿铭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当时北大特设教员休息室，来早了或课讲得累了，辜鸿铭也会到教员休息室坐坐。北大聘请来的外国学者，无不知道他的大名，每次见面，执礼甚恭。但他却毫不客气，见到英国人，用英语骂英国人；见到德国人，用德语骂德国人；见到法国人，用法语骂法国人，挨骂的个个心服口服。由此可见，辜氏确实有才。

可惜的是，辜氏的思相极端保守，这个看似不是什么重要毛病的毛病却成为了辜氏学术思想一道致命的硬伤，使其终究未能跳出封建专制思想卫道士的宿命。

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的的思想轨迹。他在《中国的皇太后——一个公正的评价》[4]一文中是这样描写慈禧的：

刚刚去世的中国皇太后，是为世人所公认的伟大女性，她具有一切伟人所共有的品质——纯朴。……因此，如果说世界上非有一个既具有高尚的灵魂，又不失赤子之心的伟大女性，那么她就非中国刚刚故去的皇太后莫属了。

对于一个不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很有可能因此而认为慈禧是一个母仪天下，像圣母玛丽亚一样伟大的人物。可是，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识，慈禧可是最不省油的灯。

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如何走进真实的历史

真实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它不因编纂者的个人观点而发生改变。但是，由于历史必须要通过编纂者手中的笔，才能通过史书这一载体流传下来。在这一过程中编纂者或者统治者的观点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历史的真实性。真实的历史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文物，历经岁月的沧桑使其早已没有了往日的光华。有的甚至被厚重的泥土所掩埋，使我们无从寻觅。怎样才能让真实的历史拨云见日，让它重现昔日的光华？作为读者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观点对审视历史，才能从历史中汲取到有益的养分，这不仅是方法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受中国传统哲学及宗教思想的影响，中国的历史及中国人自己一直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视人为草芥、动物和工具，是可有可无的。而人本主义的传统却把人看作单个自由的人。上帝不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也不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作为造物主的拯救对象而与自然对举。在封闭的农业宗法制度下，单个人的生活轨迹被预先规定好了，在传统中国里人类只是阳光照耀下无人知道的小草。在人本主义的观念中，人是希望的存在，是充满未来的存在，不受过去的传统束缚。人享有免除自然现行的辖制的治外法权，即不受自然必然性的束缚。总之，一句话，人是宇宙中最重要的存在。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很多历史的迷团就已变得豁然开朗了[9]。

我们再回头来看王莽。王教授义正言辞地说，王莽不仅外戚专权，还篡位谋国，是不折不扣的乱臣贼子。当王教授掷地有声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王教授会不会在说完之后立即匍匐倒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以此来表明他对大汉王朝的无比忠心。可王教授居然没有这样，使我觉得有他的表演有点不太完美。虽然王教授因为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而表现得是那么的自信，并且代表了几千年来大多数正统“史学家”的观点，但笔者对其观点还是不敢苟同。原因如下：

第一，王教授说王莽谋取了刘家江山，所以是二臣。以此观点来看，中国历史上夏、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辽、夏、金、元、明、清这些朝代的开国皇帝又有哪一个不是乱臣贼子，窃国大盗呢。唐朝的李渊父子、宋朝的赵匡胤也同样是身为臣子，夺主江山的，所有这些又人该当如何论断呢？刘邦、朱元璋这些奴才抢了皇帝位子的，更是该下地狱，永世不得超生。按照“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传统，这些乱臣贼子的后代也全不是什么好东西。事实也是如此，在每一个王朝内部又有几个皇帝的皇位不是是通过弑父杀兄夺来的。由此看来，王教授在《百家讲坛》上讲的内容大都是些言不由衷的话，满口的仁义，肚子里的东西可就没那么光彩了。

第二，在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没能跳出“以暴易暴”的思维怪圈。任何一个王朝的更迭，都要以无数的生命，以及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为代价。从夏王朝到清王朝的建立，无不如此。社会中下层的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时候，还要遭受战火的蹂躏，其苦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以汉王朝建立前的楚汉之争为例，“长平一战，眼睁睁九十余万将士阵亡；彭城半天，血淋淋十万联军丧命；项羽一夜，活生生坑杀二十万降卒；垓下决战，痛煞煞拼死十余万生灵”[5]，在当时人口并不太多的情况下，这样的死伤数据是非常惊人的[3]。孙子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难道王教授觉得王莽只有振臂一呼，像洪秀全一样的，杀遍半壁江山，死伤无数之后才能做皇帝吗？因为在王教授的眼里，死点人是算不得什么的，尤其是战争中死的人都不是王公贵族，无所谓的。对于这个问题，也许再给王教授60年的时间他也没有法理解这一点。另一方面，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规律来看，大凡这种时候，王莽不出来争当这个皇帝，也会人其它人会出来争这个位子。从个人主观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很庆幸是王莽而不是洪秀全更不是张献忠来当了这个皇帝。

第三，纵观历史，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3000多年的历史是，通过暴力推翻一个旧的王朝建立一个新的王朝，之后新的王朝又重蹈旧王朝的老路被推翻，周而复始，许多人对此可谓乐此不疲。一个新的王朝取代一个没落的王朝，每一次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这些代价换来的新王朝是否真的有进步意义，其带来的进步是否大于建立它的代价，都是未知数。即便是这样，暴力仍然大家共同追求的主要目标。因为代价虽大，搞不好要诛九族。但由于回报更高，所以无数历史赌徒还是会试着去博一博，说不定就能当上皇帝。相反，在一个王朝的内部，通过改良的方式来促进社会的进步这种手段却很少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只有春秋战国时代的李悝变法、吴起变法、商鞅变法，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改革，以及清朝的戊戌变法。和革命的次数相比，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实在是少得可怜。在这些变法中，清朝的戊戌变法属于特例，在此不做过多分析。仅从其它几次变法的情况来看，没有哪次的力度及深度能与王莽的新政相提并论。如果说几次改革都是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的话，那王莽的新政更多的是从普通百姓的角度出发的，很有些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这是它与其它最大的不同，也是它的伟大之处。如果这次改革能够成功的话，对后世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在公元10年前后就能有这样的思想和迫力的人，应当受到我们的敬仰。

我们不妨来看看其它人对王莽的评价。胡适提出了一种赞赏他的意见，称王莽是社会主义者、空想家和无私的统治者，他的失败是因为这样的人过早地在中国出现[6]。克莱德·萨金特认为，前汉气数已尽，中国需要一个王莽。但是由于鲁莽地推行他的思想，他得罪了所有的人，引起了反抗，结果使他毁灭[7]。看来并不是所有人对王莽都是全盘否定。

第四，按照常人的思维，当上皇帝当务之急是巩固统治，其中最核心的当属收买人心。而王莽显然是一个非常不善于玩弄权术的人，和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相比，他在政治上太幼稚了。他所推行的改革，都是冲着地主阶级去的，这些人肯定要造他的反，这是导致新政失败的根本原因。所以周谷城这样评价说[8]：

莽的新政，大抵完全失败了。其所以失败的原因非常简单，即豪民富贾，勾结县令；对于新政，阳奉阴违。其甚者且乘机获利，假新政之外，行自肥之实。这事很寻常。凡欲解决危机，而政权不在贫民之手，其结果必然是这样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王莽远算不上“阴谋家”，到是那些以学术之名，行封建复辟之实的人才是真正的“阴谋家”，不管他是有心的，还是无意的。

再来看辜鸿铭。辜鸿铭和王莽不一样，王莽是做了好事，不为大家所理解。而辜鸿铭也没做什么好事，但非常善于利用自身的影响蒙蔽别人。还好他兜售的那些东西在国内没有市场，不过是嘘弄一下老外而已。为什么他能嘘弄老外，原因有二，一则他嗓门大，想听不想听的都得听；二则老外对他所说的也没有辨别能力，所以就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他的观点。从根本上说，辜氏的价值观的核心是反人性的。

伪科学无处不在，我们只有提高我们自身的鉴别真伪的能力，才能有效在浩如烟海的历史知识中找到真正有价值的宝藏。

参考文献

[1] 林贤治。五四之魂。

[2] 顾准。基督教、希腊思想和中国的史官文化。

[3] 周谷城。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4]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

[5] 编剧李莉，导演石玉昆，主演陈少云，安平。成败萧何。上海京剧院。

[6] 胡适。1900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王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1928。

[7] 萨金特。王莽。

[8] 周谷城。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9] 安希孟。现代基督教哲学与神学中的"希望"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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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昔底德(公元前约470－400)是古希腊杰出的历史学家，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他曾一度任雅典将军。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古希腊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海上强国雅典之间的争霸战争。修昔底德以他亲身的经历和访查，详细记述了这次延续二十七年之久的战争。

[2]茶壶论的基本意思是，因为他强调男人要纳妾，女人要缠足，所以有人问他既然男人可以纳妾，女人为什么不可以同时嫁给几个男人？辜老夫子的回答是：一个茶壶可以配多个茶杯，但有谁见过一个茶杯配多个茶壶的？

[3] 据公元2年汉朝的人口统计数据，当时的总人口约577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