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只我一人

指责这种凌人的盛气

他们是不是

你的伙伴，你的同志

“为什么

不能用

柔和的调子”

为什么

非得搬出

这么一大堆

吓得坏人的名词假如上帝需要我成为一个自觉的殉道者，我也会发自衷心地感激施赐于我这样一份光荣。

——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和五月一日，四十年前的这两个日子，是应该永远刻记在中国现当代历史和每一个中国人心上的：四月二十九日，是我们民族的“圣女”林昭受难的日子；而在五月一日这一天，刽子手来到林昭家中，向她的母亲索取五分钱的子弹费，同时也就将自己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永远地！

林昭早就说过：“民间本在传说死刑犯受枪弹费由自己出钱，而一颗子弹的价值一毛几分，我就自费购买了也没关系”。可见这样的结局她是有精神准备的：她比我们任何人都懂得这个体制。但她仍然关心“死法”问题。她说：“能把血流在光天化日之下，众人眼目之下亦云不幸之幸矣”，而“林昭的血都是一点点一滴滴洒在无人看见的阴暗角落里的”，要求“光天化日之下”的“死”，“而竟不可得！”（《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以下引文如不专门注出，均引自此文）

同样是民族的良知的鲁迅（他是给林昭以精神影响的前驱者之一，林昭曾用自己的血将鲁迅的诗句“我以我血荐轩辕”写在监狱的墙壁上），在三十年前（1936年4 月7 日）的“深夜里”，也写过这样的文字：“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鲁迅同时指出，“‘成功的帝王’是不秘密杀人的”，这是“自信还有力量的证据，所以他有胆放死囚开口”，“大家也明白他的收场”；“到得要失败了”，这才“秘密的杀人”。鲁迅因此而愤言：“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写于深夜里》）。——鲁迅写的是国民党的监狱，“暗暗的死”的，大都是反抗的革命者。而现在，“暗暗的死”的命运，却落到了当年的革命者和林昭这样的追随者身上，而今天的监狱正是以“革命”的名义建立起来的。对这样的结局，鲁迅虽有所预料——他就预言过自己可能被胜利了的革命者所杀的命运，但他如活到林昭的时代，身临其境，大概也会觉得更加“残酷”而“惊异”吧。

但这却是鲁迅所绝对想不到的：还要将这样的“暗暗的死”向死者的母亲明示，并索取“报酬”。因此，林昭的妹妹在日记里所记下的母亲的反应，是真正惊心动魄的：“当我哥哥在‘四一二’事变詈难后，我一直将实情瞒过你外婆，对她说你大舅舅去苏联学习，她有些怀疑，但一直盼望着。他们这些凶手也没有上门来向她要子弹费呀！子弹费，哈，哈，哈，这是最大的讽刺，这个政权竟向我要子弹费，让子弹穿过我亲爱的大女儿的胸膛，上帝惩罚我也未免太过分了，世界难道真的没有天理、人道和律法了吗？”“是谁杀了她？不是敌人杀了她，而是我几十年紧紧追随的理想的化身，是我害了她，我真是后悔莫及呀，我为什么从小灌输给她那么多的正义感，那么多的自由、民主、真理献身的信念？罪魁祸首是我，我害死了自己的亲身女儿------”（彭令范：《日记一页》，文收《走近林昭》，明报出版社，2006年出版）——这是一段不能回避的历史：怀着“自由、民主、真理献身的信念”和“正义感”，“舅舅”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却被国民党政府杀害；“母亲”将舅舅的信念和遗志传给了“女儿”，女儿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但却在革命胜利以后，因为坚持舅舅的，母亲的，也是自己的信念，而被“新政权”以更加残酷的方式所杀害。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里包含了怎样的历史教训？

（一） 林昭的道路

林昭在狱中回忆自己的人生道路时，首先强调的是“母系的长亲”对自己的影响，称他们为“爱国心热，正义感强，拯民愿切的热血青年”，“慨然献身以为先导”。这当然首先是她的舅舅许金元，大革命时期为中国共产党苏州党组织的负责人，“四一二”事变后，牺牲于南京，尸体被装在麻袋里沉入长江中。她的另一位堂舅许觉民也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而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在中学读书时就追随其兄参加革命，并获得“红衣女郎”的称号。抗战时期，她又任国民党专员，在苏州从事地下秘密工作，不幸被捕，受尽折磨而坚贞不屈，被誉为“苏州巾帼英雄”。以后，又积极支持共产党地下工作，为其提供电台和收发场所。如回忆者所说，林昭从小在“大舅父的召唤和母亲的感染”下，就对革命和革命政党有着“奇特的亲情”（参看陈伟斯：《应共冤魂语，投书寄灵岩——林昭三十年祭》，文收《走近林昭》）。她后来在中学读书期间，就参与筹组共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并一度参加了苏州地下党中学生支部，因此而被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林昭年表》，收《走近林昭》）；在1949年以后，立刻参加革命工作，这都不是偶然的。

林昭的狱中回忆，还谈到她在教会学校景海中学读书时，曾在美国传教士带领下，“受洗进教”，并说到自己“在教会学校形养成了做事喜欢讲究效率，诸事喜欢痛快的习惯”。这也同样构成了林昭的一个重要的成长背景。而有意思的是，对于林昭，“进教”与参加“革命”是并行不悖，而且是十分自然的。在她的理解中，“革命”与“宗教”（基督教）在观念和信仰上存在着根本的相通：都是追求人性的完善——林昭说过，“后人他年研究林昭”时，最应该注意的是她“灵魂深处的那份人性”，这一份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都是追求爱，特别是同情弱者的博爱，追求思想的自由、独立，人的解放，人与人的平等，并且都具有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少年、青年林昭和她那一代人，“革命”就是他们的“宗教”。

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林昭考入北京大学，她理解的“北大精神”，也首先是这样的革命传统。在1957年春所写的刊载在《红楼》第三期的《种籽——革命先烈李大钊殉难二十周年祭》一文里，她有过一段深情的阐述，很能说明她的革命观，此文未见于有关林昭的文集中，不妨将其主要部分抄录如下——

“在图书馆，在资料室，当我从那些纸张已经变黄的报刊中找寻着阅读着李先生的遗作，我感到和解放前开始接触鲁迅杂文时同样的心情。我分明看见了一双目光四射的斗士的眼睛，和一颗沉毅、勇猛的斗士的心。

尽管是今天，在明朗的阳光下，在宁静的屋子里读它们，还使我的心激动地撞击着胸膛：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贫困，乃至死杀，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么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长------。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地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身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那第一个遵着遥远的火光，走进没有路的地方，直到倒下，还以自己的鲜血为后来者划出一条道路的人，将永远、永远为我们所崇敬。只要这条路存在一日，走在路上的后来者将不会忘记他们的姓名！”

这里，还要补充一个事实：影响林昭对北大传统的理解和感悟的，还有时为北大校长的马寅初。据回忆者说，林昭读过马寅初先生于1927年所写的《北大之精神》的演讲，并特别欣赏这样一段话——

“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校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作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远不死。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向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参看马嘶：《林昭的人性光辉》，文收《走近林昭》）

争取思想的自由和解放的“斗士”和献身者，殉道者：这就是林昭心目中的革命先驱者的形象；为追求真理而牺牲，“虽釜钺加身毫无顾忌”：这就是林昭所理解的北大精神。而且她是自命为“后来者”的，她很快就以自己的行动，加入了这样的“永远”为后人所“崇敬”的先驱者的行列。

应该永远为今天的北大人所怀想的，还有后来马寅初校长和林昭，都把自己对北大精神的理解，化作了实践：1959年，当遭到有组织、有计划的围攻，马寅初坦然发表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些批判者投降”。我们今天已无法知道林昭是否看到她的老校长的大义凝然之言，但她自己也在狱中发出铮铮誓言：“不论是处在看来如何优劣悬殊寡不敌众，乃至几同束手的局面之下”，我也绝不放弃斗争！

因此，尽管以后残酷的现实的教训，使她对自己青少年时期的选择有了许多反省和反思（这是我们在下文所要详尽讨论的），但她从未有过任何的忏悔。她在狱中回顾这段道路时，这样写道：“这个年青人开始追随共产党的时候，‘共产党’三字还只意味着迫害，逮捕，监禁，枪杀等等，而并不意味着什么‘信任’，‘可靠’，‘提拔’乃至如‘五一九’战友当年所指斥的‘米饭与肉汤的香味’！故这丹心一点就是青年的激情而非政客的理性！”而“当时据着全国执政地位的国民党”则是“安抚无术而只镇压有方”，“当初这个青年——这个少年便也是上过城防指挥部黑名单的学生之一”。林昭显然对自己的“丹心一点”，那样的青年的反抗精神和激情，那样的“丹心为国，肝胆相照”，“热血”沸腾的年青时代，是一直心存怀想的。她之所以一再将自己称为“年青的反抗者”，不仅是因为她这时的年龄只有三十多岁，更是表明了对青少年时代的反抗精神和激情的一种坚守。而她在狱中仍不忘“三十七年前”

舅父牺牲的日子：“死者已矣，后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泪”，“我知道您——在国际歌的旋律里，教我的是妈，而教妈的是您！”（《家祭》，1964年4月12日，收《林昭诗集》）林昭对从舅父那里传下的精神传统，是十分珍惜的。

当然，林昭和革命，特别是和革命的中国现实形态之间的矛盾，冲突，以至最后的决裂，更是不可忽略和否认的。

如林昭的妹妹所说，林昭“有强烈的正义感，斗争心，炽烈的爱或许过分的恨。这是革命者和英雄人物的个性”，林昭还是“革命极端主义者，没有中间道路，没有妥协，没有调和”，同时又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彭令范：《我的姊姊林昭》，文收《走近林昭》），因此，她和革命是应该有天然的亲和力的。但她又柔弱而多愁善感，泛爱而有洁癖：这都是革命者之大忌，在中国是被称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像她那样，一面参加革命工作，写着《走社会主义光明大道》这样的革命文章，一面却在私人通信中写着“今宵归梦何处，故园芳草青青。秋风深巷里，寂寞起三更”这样的诗句（《1952年10月2 日给倪竟雄的信》，收《林昭诗集》），自会有格格不入之处。于是，要遭到批评，“帮助”，乃是必然的；却又激起了更大的烦恼和痛苦，有诗云：“恶名素著，坏事齐归，百身莫赎，百口何辨。谁知清夜流血，衷心更比黄莲苦”（《1952年3 月13 日给倪竟雄的信》，收《林昭诗集》），敏感的她显然把自己的痛苦夸大了。而这样的夸大本身，大概也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吧。

林昭在狱中回忆中谈到的三大创伤或许是更为严重的：一是“在农村工作时期所受到的恶意报复，无理打击”，二是“在民报工作时期负病未得公费治疗”，三是“肃反当年由于所谓‘人生观消极，恋爱观不正确’这莫名其妙的罪名而被加于莫名其妙的组织处分”。这都是从个人的境遇中接触到革命的阴暗面。因为肃反中的实际感受，而开始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反思，则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在研究许多“右派”（例如林希翎、谭天荣、刘奇第等）的经历时都有类似的发现。而对林昭来说，最让她羞愧难言的记忆，却是她在“大义灭亲”的号召下，曾以不实之词检举过母亲，据说她后来在给母亲的信中表示了忏悔，并发誓说：“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参看陈伟斯：《应共冤魂语，投书寄灵岩》，收《走近林昭》）这里所说的“大义灭亲”涉及到所谓“革命伦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强制和家庭“划清界限”曾是我们那个时代许多人都经历过的精神苦痛（参看拙作：《“遗忘”背后的历史观和伦理观》，文收《六十劫语》），这或许正是林昭对中国革命的反思的一个重要契因。

尽管有着这些心灵的阴影，但一九五七年“五一九运动”以前，林昭就其总体的精神状态而言，仍然沉浸在革命所带来的欢乐中。这集中体现在她发表在《红楼》一九五七年第二期署名“任锋”的那首短诗：“世界是这么广大/ 友情是这么真诚/ 生活是这么美好呵/ 我们又这么年青！”（《黄昏》）而且还有这样的诗句：“你看欢乐的队伍狂潮般从身边涌过，/ 对脱下镣铐的自由人民睁着笑眼。/ 啊，我的祖国，亚东威严的醒狮，/ 她不也正睁着自豪的笑眼看世界！”（《石狮》，收《林昭诗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林昭对她已经感受到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阴暗面的回避和遮蔽；恰恰相反，在据说是林昭起草的《红楼》第二期《编后记》里，这样写道：“我们希望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烧毁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对文学批判功能的强调和呼吁，显然表现了林昭和她的朋友内在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激情。同一期发表的林昭的《姑娘说——调侃“奖章诗”的作者》，正是对流行的对诗歌、文学、爱情与劳动、政治关系的庸俗化理解的质疑和调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林昭对时代主流观念的质疑，这对她以后思想的发展，自然是至关重要的。

但林昭对5月19 日北大出现了第一批大字报，由此引发的“五一九民主运动”，和大多数北大学生一样，应该说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后来有人回忆说，林昭在运动初期持“中间偏右”的立场，大概是有道理的。（沈泽宜：《我和林昭》，文收《走近林昭》）她对运动一开始就提出的“取消党委负责制”、“废除政治必修课”、“取消秘密档案制度”、“确保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激进的政治要求可能不甚了然，但对她的友人沈泽宜、张元勋在《是时候了》一诗中所提出的“歌唱真理的兄弟们/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烧毁一切/ 人世的藩篱”，“它的火种/来自——‘五四’！！！”的召唤，却是会引起共鸣的，其基本思想正是林昭在前引《红楼》第二期《编后记》里所已经提出的。因此，当有人在《我们的歌》里，指责《是时候了》的作者“仿佛是白毛女伸冤”，以教训的口吻说：“真理的力量/并不在于/ ‘真理揭示者’姿态的/疯狂”，并且表示“我们缺乏/ 你们那根/ ‘沉重的琴弦’/ 我们并不像你们/ 经常‘在背地里/ 不平/ 愤慨/ 忧伤’。/ 要放火吗/ 我们/ 也不打算”，林昭就以她特有的正义感，拍案而起，于5 月20 日夜，写了《这是什么歌》一诗。这首诗因为被新闻专业的一位同学抄录在日记里，而被保存下来；但《我们的歌》的执笔者却至今还在撰文否认这首诗，因此，有必要将其全文抄录如下——

这是什么歌

这是什么调子

“我们的歌”唱者

请原谅

我

（并且

疯狂、歇斯底里------

几乎，就差一句

“反革命分子”

是啊，也许

你不曾有过——

那样的日子——

背负着沉重的

歧视、冷淡和怀疑

在

凝定的孤寂里

惘然徘徊

不知道哪儿有

不沉的水

不眠的长夜

一口口

独自吞着苦泪

也许你

一直在青云里

什么是不平、愤慨

忧伤

和你全无关系

所以你缺乏那根

“沉重的琴弦”

也怪不得你

教育关怀我成长的

也是

共产党

我可从来没听说过

党只教我唱道

“咕咕咕，叽叽叽

你真光明，真美丽”

如果，他真受过委屈

就让那基调

“仿佛是白毛女申冤”

又有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

“和昨天对比”

难道说

只要比昨天好一点

就完全合理

对党的

缺点

要不要“高声疾呼”急雨

我没有考虑

但是，同志，对于你

如果有一阵急雨

当作你的清凉剂

我倒觉得那是

再好不过的事体

是时候了！

“要严肃地想一想”

应该怎样正确地

帮助同志

如果我们爱同志

“首先想到的”

就会是亲切的帮助

而不醉心于

指手划脚的

满脸义愤的

煞有介事的

自鸣得意

真理的力量

决不在于

维护真理者

姿态的傲慢

因为你

（即使你当仁不让

舍我其谁）

毕竟不能代表真理

可以看出，此时的林昭，还是站在“党”的立场上的；但她和那些“左派”不同之处在于，她不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只是一片“光明”：她有着自己的“阳光下的阴影”的记忆（诗中的有关抒发，是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前引从林昭给朋友信中摘出的诗句的），因此，她也绝不充当“你真光明，你真美丽”的党的歌手。更重要的是，她不承认党就是“真理的代表，化身”，更不用说自命的“真理的维护者”的先天的“傲慢”。在她心目中，真理是高于一切的；而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因而对一切真理的探索者都应该给予“同志的爱”。这是她的基本立场和原则，也就是她在这一时期反复说到的“良心”所在。

但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的林昭，当然知道，党团的“组织性”要求每一个成员将党当作“真理”一样无条件地“维护”，任何对党的怀疑都是有罪的，更勿庸说公开的批判。于是，就产生了“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这其实是我们那个时代每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都曾面临的矛盾。和林昭同为《红楼》诗友的谢冕在几十年后，还这样回忆：“我承认我当日的思想充满了矛盾。天真，轻信，不敢怀疑，而又不能不怀疑，怀疑之后是来自内心深处的痛苦。我有一种破灭感，又有更多的惊恐”（《怀念林昭》，文收《走近林昭》）。但林昭的不同之处，就是她的坦诚和无忌无惧；十年以后她在狱中还这样陈述她一生坚守的说话、做事的原则：“我倒并不怕被别人骂几句该死，只经常心怀惴惴地惟恐到了什么时候会弄得自己要骂自己该死。存在着这样一份惴惴之心很有好处，它促令我随时随地——即使是在最艰难困苦的斗争条件之下——（都做到）应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应该说的话一定要说！”“成败利钝在所不计，任多少人骂我该死也得，只要我在上帝的真理和人类的道德面前，保有一颗经得起审判的坚而不淄，磨而不磷的良心！”当年林昭正是坚守“应该说的话一定要说”的原则，于一九五七年5 月22日的夜晚，在“民主论坛”上，公开说出她所感到的“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痛苦。据在场者回忆，当有人气势汹汹地问：“你是谁”时，林昭慨然回答：“我是林昭！‘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昭’！告诉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功夫去考虑那么多的事！”（参看张元勋：《北大往事和林昭之死》，收《走近林昭》）——这就是林昭！这是她第一次显示她“敢说敢担”的本色。

林昭这句话，一夜之间就传遍全校。立刻有人反驳：“青年团的组织性就是良心”（《致林昭同志》），有人支持：“你吐露出了真心的怀疑”，并引发了更深刻的反省：“同志啊，我知道你那欲言又不敢的苦衷，多少人和你一样，有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扪心自问，在过去，我们曾多少次说出了违心的话，做了它（组织）驯服的奴隶。多少次压抑了自己，伤害了别人。如今事过境迁已悔之莫及；有的事使我们如此羞惭、痛苦，有的事将使我们遗恨终身”。

——可以说，正是林昭的直言，唤起了北大学子对自身“奴隶”状态，内在的奴性，以及在这背后的“对权力的畏惧”和“自私自利”之心的反省（杜嘉真：《组织性和良心——致林昭》）。这是一个从内心深处，摆脱精神奴役的枷锁，追求思想的独立与自由，恢复人的“良心”与本性的开始。

在激烈的论争中，北大的学生迅速发生分化。林昭《红楼》里的诗友，就分裂为两大派，并且分别开辟了“民主墙”和“卫道者论坛”，形成两军对立。而林昭却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她既主动帮助主办“民主墙”的沈泽宜、张元勋贴大字报，以示公开支持，又在“卫道者论坛”上的某些文章上签名，表示赞同，一切以自己的独立判断为依据（参看沈泽宜：《我和林昭》，文收《走近林昭》）。她大概是期待通过这样的不同意见的自由论争，走上真正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之路。这也是许多人的愿望；但她和他们都太天真了。

以1957年6 月8 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为信号，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所谓“反右运动”，这是完全出于林昭和很多善良的人们意料之外的。一开始她几乎被打懵了。于是，她出现在开除“右派分子”张元勋、李任《红楼》编委职务的会上，并且作了批判发言，说：“我有受骗的感觉！”——张元勋在四十多年后对此有一个解释：“‘受骗’，这内容包括地甚广，似乎不仅仅是‘右派言论’，也包括以往的交往，似乎我终于在这十天内毕露原形，证明了昔日的假相”（《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当时的林昭尽管感觉到了“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但还保持着对“组织”的某种信任，因此，当以“组织”的名义，宣布她所信任的朋友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并且编排了她所不知道的许多“罪恶事实”，使她不得不信，特别是还揭发了许多私人生活的“不良言行”（这是历来的所谓“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惯技），这更是有着道德洁癖的林昭所难以容忍的，于是就有了上当“受骗的感觉”。这其实是又一次的上当受骗，因此，八年后（1965年）林昭在狱中和张元勋相见时，就有了那痛心疾首的一声高喊：“不要忘了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被他们杀掉！我最恨的是欺骗，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这呼喊，是惊心动魄的。

而且，林昭自己也难逃罗网，连同她的批判发言，都被宣布为“企图蒙混过关”的新的罪行。这样的飞来横祸，猛然一击，反倒震醒了林昭，使她重新审视、思考一切，在人生道路上作出了新的抉择，并且义不反顾地走上了不归路。后来她在狱中这样回忆道——

“反右——那腥风血雨、惨厉倍常的一九五七年，在许多人，也在这个年青人的生命史上，深深地刻下了一道烙印，划出了一道鸿沟！------

“每当想起那惨烈的一九五七年，我就会痛彻心肺而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只要一提到、看到或听到这个年份，都会立即使我条件反射似地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着中国知识界与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假如说在这之前处于暴政之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点正气流露，那么在这以后则确实是几乎已经被摧残殆尽的了！------

“林昭在政治思想上与共产党的决裂，就从那一时开始，而我也没有任何可责备之处！‘伟大、正确、英明’或者诸如此类的先生们，梁山是给你们逼上的。这个青年曾怀着善良的希望等待着你们——找寻你们的那怕是一点点明智的流露，直到最后一刻。但在完全绝望之后，我当然不得不毅然抉择反抗的道路！我可以怀抱着善良的希望，却无法怀抱空虚的幻想！生活在现实之中怎么可能靠幻想来过日子呢？而当时先生们的贵党又造成了何其悖谬何其惨痛的鲜血淋漓的现实呵！面对着那样沉痛的政治现实，面对着那些惨痛的家国之苦难，面对着那样汪洋巨涯的师长辈和同代人的血泪，作为一个被未死灭的良知与如焚如炽的激情折磨得悲恸欲狂的年青人，除了义无反顾地立下一息尚存除死方休的和反抗者的誓言，并竭尽一己之所能，将这誓言化为行动而外，还有什么是她更应该做的事情呢？！这其间应该受到严厉责备的，究竟是年青人还是执政者呢？！这又到底是林昭负了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负了林昭呢？

“真的，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我攻击反右那回臭名远扬的丑剧，都从不强调什么个人的委屈之类。个人纵有天大地大无大不大的委屈，总不过是中国大陆知识界与青年群那冤恨滔天的血泪汪洋之中一滴水罢！这场丑剧并不是专对林昭个人的。在我说来，倒更习惯于把自己这一滴水放在那个滔天的汪洋以内，不管怎么地吧，事态的发展总是已经到了逼得人们不能不在根本的政治态度上有所抉择的地步。------既然我不能容许自己堕落到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而跟着共产党去反右，则只好做定了所谓的右派了！问题就是这么尖锐而更严峻得丝毫不容回避，因为已经丝毫不存在回避的余地！

“——先生们，林昭早已准备好了负责而且不惜负责到底！我很知道——毫不含糊地知道，反抗者在我们的制度下意味着什么。而走反抗者的道路，在我们的制度下，又将遇到什么。”

就这样，当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屈服于反右运动的淫威时，林昭反抗了！当我们低头接受“改造”时，林昭昂首拒绝了！当我们沉默时，林昭发出了生命的绝唱！当我们放弃了对自由、民主的追求时，林昭在中国更高地举起了民主、自由的旗帜！当我们屈辱为奴时，林昭成了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

反右运动结束以后，林昭对“五一九运动”的骨干之一的谭天荣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以后，我妈妈用惊奇和欣赏的眼睛端详我，好象说，‘什么时候你变得这样成熟了’。我现在才真正知道，‘右派’这桂冠的分量。无论如何，这一回合我是输了，但这不算完。‘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谭天荣：《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回忆林昭》，收《走近林昭》》。

一九六四年，《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里，对林昭强加“一九五七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沦为右派”的罪名，林昭凝然驳斥，指出：“这是极权统治者所惯用的伪善语言，其颠倒黑白而混淆视听可谓至矣！这句话正确地说，应该是：一九五七年在青春热血与未死之良知的激励和驱使之下，成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她昂然宣称：“‘五一九’的旗帜绝不容其颠倒！‘五一九’的传统绝不容其中伤！‘五一九’的火种绝不容其熄灭！只要有一个人，战斗就将继续下去，而且继续到他最后一息！”

我在《面对血写的文字》一文里说：“这段反驳词写在一九六四年，也即为‘右派’平反的一九七九年的十五年前，在那样的时刻，林昭对‘五一九’民主运动的旗帜和传统的坚守，不仅表现了非凡的勇气，更表现了一种坚定的信念。我们说，北京大学的‘五一九’民主运动是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在现代中国民主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林昭以‘年青的反抗者’的姿态，自觉地将‘五一九’开创的事业继续下去，并因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她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五一九’民主运动的杰出代表，‘五一九’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者”。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成就了林昭。或者说，反右运动本身就培育了自己的“掘墓人”和“审判者”，这大概是其发动者所不曾料及的。

林昭早就有言：“在历史的法庭上，我们将是原告”。

（二） 林昭的思想

林昭在狱中所写的前引家祭舅父的诗中，还有这样的沉痛倾诉：“舅舅啊——甥女在红色的牢狱中哭您！”“假如您知道，您为之牺牲的亿万同胞，而今却只是不自由的罪人和饥饿的奴隶！”

这是一个历史的追问：为什么以摧毁“白色监狱”为使命的“革命”在胜利以后，又建立起了“红色的牢狱”？——这使我们想起了鲁迅的《失掉了的好地狱》。为什么革命先烈为亿万同胞的解放而牺牲，在“解放后”所建立的新政权的统治下，亿万同胞又重新沦为“不自由的罪人和饥饿的奴隶”？为什么为争取民主、自由而走进革命的大门，却又落入了专制的陷阱，失去了自由？

这同时是对每一个曾经参加或追随革命的人们的良知的逼问：你敢于正视这样的“革命发生异化，走到了自己的反面”的现实吗？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是麻木，默认，屈从，同化，自觉、不自觉地加入既得利益集团以求分得一杯羹；还是坚持原初追求民主、自由、真理、人性的美好的理想与信念，一方面，对异化了的革命进行新的批判和新的反抗，另一方面，又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革命本身进行科学的反思和自我反省，不惜因此而再度牺牲一切，以至生命？

历史的无情检验表明：大多数人或被迫或自觉或半被迫半自觉地选择了前者；只有少数人走上了后一条荆棘路，而林昭就是其中觉悟最早、最坚定、最无私无畏的一位先行者。她的思想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还我人权与自由”

在前文已经提到的《失掉的好地狱》里，鲁迅这样写道——

“我梦见自己躺在床上，在荒野的野外，地狱的旁边。一切鬼魂们的叫唤无不低微，然有秩序，与火焰的怒吼，油的沸腾，钢叉的震颤相和鸣，造成醉心的大乐，布告三界：地下太平”。——这是“人类”带领鬼魂战胜“魔鬼”以后，重新整饬的地狱：“当鬼魂们又发出一声反狱的绝叫时，即已成为人类的叛徒，得到永劫沉沦的罚-----”。

林昭就是这样的因反叛而得到“永劫沉沦的罚”的狱中鬼魂：鲁迅的梦在林昭这里继续延申。

她还另有这样的梦——

“一个变戏法的魔术家跳上跳下，不断对我挥舞着魔棍，并指着一个木框子叫道：‘进去，进去！变成我的一张牌！——我正缺一张黑桃皇后！’但我叫得比他更响：‘我是个人，知道吧？不是谁手里的一张牌！黑桃皇后！你让我当金花菜老K，我也不干！’”。

这样的梦，自是意味深长。可以说，它揭示了压在林昭心灵深处的两个梦魇：新的奴役和新的精神欺骗、诱惑与控制的梦魇。

这当然是林昭的现实境遇，她所面对的社会现实的一个折射。这也是林昭在狱中反复思考的。

于是，她提出了“极权社会”的概念。

她指出，这是一个“极权统治的警察国家”，“首先以秘密特务系统监视、控制，从而统治全党。然后进一步‘以党治国’，而将这特务化了的党来监视、控制，从而统治全国”。也就是说，社会、国家的极权，不仅体现为“以党治国”，更是以在“集中统一领导”即所谓“民主集中制”旗号下的“党内生活的极端专制”，层层监视和控制为基础的。林昭说：“我所在的并非书斋，我既不需要一般地讨论历史，甚至也不需要一般地议论现实”，她正是生活在这样的“非刑残害”的极端“暴行”，而又严密有效的“恐怖制度”中，这里“不法律，不谈人权，不谈公义，甚至不谈‘盗德’”，如林昭所说，是把专制的逻辑，推行到了“干净，彻底，全部”的极端，而这样的秘密特务的“恐怖制度”正是极权统治的“物质基础，或组织基础”。

林昭又指出，极权体制是“以血与仇恨来维持统治权力”的。这就是作为治国之道的“阶级斗争”的实质。林昭把这样的阶级斗争称之为“在楼梯上打架”，它并不是以客观存在的利益分野为基础——恰恰相反是要掩饰这样的分化与冲突；它是按照统治的意志，人为制造的。其要害就是要煽动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诱发人性之恶，动物式的嗜杀性。这正是以追求人性的真、善、美为鹄的的林昭最感痛心的，她不惜以最激烈的言词批判这样的煽动“血和仇恨”的阶级斗争逻辑，是包含着一种隐忧的：她已经敏感到新的空前的大杀戮的逼近和来临，她自己也最后牺牲于这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血与仇恨”之中。

林昭还提出了一个“极权寡头”的概念，矛头直指“个人迷信，偶像崇拜”。林昭指出，这是“在二十世纪时代条件与中国大陆社会条件下”所形成的，而且她明确地意识到，“认识这一点，对于认识今日中国大陆的政治现实之本质具有颇为重要的意义”。其时（六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在毛泽东的支持鼓励下，“个人迷信，偶像崇拜”甚嚣尘上，一个全民性的狂热正在形成中。林昭在这样的情势下，提出她的批判，不仅表明了她少有的清醒，更显示了一种罕见的勇气。这也同样包含着隐忧：她向沉迷其中的中共发出警告：“难道不是由于你们的曲意放任，才使独夫习惯于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甚至不考虑行为之后果吗？”而且必然导致“旨在排除异己的倾轧斗争”，对少数“侥幸尚能比较正直善良比较开明通达比较能以民疾为念的一部分人士”实行“肃清”，以“高度统一”于毛一人，这就必然使“多少依然曾有过几页英勇斗争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几乎完全丧失了正义性，更丧失了生命力”。——这篇完稿于一九六五年的狱中书信，显然已经预感到一年以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了。

林昭还把批判锋芒指向个人迷信、偶像崇拜的哲学基础：“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一方面是完全“不尊重客观存在”，“以主观想望代替客观世界”的主观意志决定论，一方面是“极端妄悖的唯我独尊”，“‘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精神状态”。而这样的极端唯我主义和不受限制与监督的权力（林昭指出：“在极权制度之下，越是权力中心乃至权力中枢越是蛮横放肆”）相结合，对一个国家民族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是可以想见的。林昭说，当一个体制容忍最高的权力执掌者“一贯地不尊重客观，不把人当人”，“我怀疑它还会有任何的人情与人性的存在”。

但要维护这样的极权体制，就必然实行“愚民政策”，培育“奴性”，实行精神欺骗与控制。这就是极权体制下，极为发达的另一套组织机构，即宣传、舆论部门。其重视程度及重要性，恐怕也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也许因为林昭是学新闻出身的，因此，她对中国的新闻、报纸的实质有更多的关注、思考，更为尖锐的批判。她指出，中国的报纸是“整套特务恐怖统治机构的组成部分”，就其功能而言，除了“装饰门面”，不断向国人散发“那些空虚、伪善、廉价而更为无聊的‘万岁’呼号和愚民叫嚣”之外，还是“御用的情况中心”，通过所谓“内部（参考）资料”而提供国内情报，以“供捉风捕影”的内部整肃和发动“阶级斗争”之需要。

尽管林昭在书信中一再表示她的藐视：“你们的招牌甚至都不能获得你们党内秘密特务之下情上达的那么一点最起码的尊重，还怎么能指望获得广大国人民众的尊重呢？”但如前引她的狱中之梦所揭示的那样，那体制的“变戏法”的精神“魔术家”对她的心灵投下的阴影，时时给她以巨大的压抑感。那“进去，进去”的高喊，是一种诱惑，更是精神的控制，它是严峻的迫害以至肉体消灭的另一手，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够摆脱、超然于这样的诱惑及背后的威胁。林昭曾这样描述在软、硬两手控制下的许多知识分子的卑琐的生存状态：或为“低首下心，奴颜婢膝，唯求分得半杯残羹一口冷饭的‘民主人士’”，或为“怅吟式微，潜歌暴离，但望神兵一朝自天而降的‘社会贤达’”，或为“平时毅士横议，恣谈志孝，一到考验来临，便噤如寒蝉，惟顾苟全性命的‘学界先彦’”，或为“上焉洁身自好，求其独善，下焉寄人篱下，求食高门，而根本态度同为管自己在云端里看厮杀却全不意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之民族责任的‘海外名流’”：表现形式不一，却尽入极权体制之瓮中，充当顺民，以至帮忙帮闲帮凶。林昭仰天长叹：“彼苍昊天！始祖轩辕！哀哀我中华民族寂寞在极权高压统治之下的正气，如今是只不过维持在这一辈于惨重苦难滔天血泪中，以无比凌厉的杀身成仁的勇略毅力为还我人权、自由而作殊死决斗的青春代身上呀！”——林昭显然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而毅然承担，但她并不想掩饰自己内心的寂寞。

她更感痛恨与痛心的，是极权体制对年青人的欺骗和利用。这里也有着她自身的隐痛。她这样写道：用“所谓‘国家’、‘社会’、‘人民’等诸般崇高概念”，“迷惑“青年，“鼓舞”他们“慷慨无私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地将自己最最珍贵的青春岁月掷出”，“利用着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地与热烈激昂的气质，予以煽惑，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着我们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已的迫害、折磨与镇压”，这样的对年青人的利用和镇压，都是最能显示极权体制的非人道的本质的。

不难看出，林昭在这里几乎是在回顾自己的成长历史。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刻骨铭心的自我反省：为什么会被利用？这样，林昭在反抗外在迫害的同时，更以同样非凡的勇气反省自己“政治上的幼稚”和应负的历史责任。她说：“在严肃而沉痛的自我审判中林昭对自己的责备那是比别人之别有用心的提问更要尖锐而严厉得不知几多”。这就意味着，林昭对极权体制的批判，最终引向了自我批判：这是标志着她的批判的真正深入和她自身的成熟的。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面对血写的文字》一文中，称林昭为“一位已经清醒、觉悟了的不被利用的‘青春战士’”，并且说：“在这一点上，林昭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因为在她同时代以及以后，就发生了红卫兵的青春激情被利用的悲剧”。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命运，同样是先被利用，后被镇压。这有力地揭示了中国极权体制的本性并没有变，也不会变，只要这样的体制存在，就会不断重演这样的历史。问题是，年青人必须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对青春激情被利用的危险保持必要的警惕：林昭在她的狱中书信中一再谈及，就是为了警戒后人。

我们已经多处谈到了林昭对文化大革命的某种预感和事前警告。这里还可以再举一例：

当她看到上海《解放日报》关于“风景区也要破旧立新”的论述以后，敏感到在“破旧立新”的革命口号下，“祖国文物古迹”被破坏的危险，立刻发出了“抢救文化”的呼吁，并且说，这是一个“正被非刑残害的青年反抗者，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学生，在桎梏下以自己鲜洁的热血向人们发出的迫切的呼吁”，这样一种拼着一腔热血来保护文化的精神，确实令人敬佩而感慨，因为在随后的文化浩劫中，已经没有多少人挺身而出了。

林昭当然不可能预见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她所做的，无非是对后来导致文化大革命的观念，思维，以及极权体制的意识形态，组织基础的锐利批判；她的这些认识，在中国的六十年代初的中国，不但被官方视为“反革命言论”，而惨遭监禁，而且恐怕也难以被一般人所接受，一定要通过文化大革命的血的教训，才会被人们所体认。这大概也是一切先驱者的命运。

而我们更关注的，是林昭由此提出的思想命题和历史任务。这就是前文已经引述的“还我自由与人权”的口号与目标。这是从她对中国式的极权体制的前述分析与批判中必然引出的结论，也就是说，这是建立在对体制的理性认识基础上的，而非情感的冲动。我在《面对血写的文字》一文里，曾经指出：“如果说‘五一九’运动中的主要口号是‘民主’和‘法制’，林昭则在坚持‘民主化’，特别是‘政治民主化’的同时，更进一步提出了‘人权’和‘自由’的概念”，这一点，“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上自然是有着重要意义的”。这里，我还要补充的是，在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毛泽东正在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试图将他的阶级斗争的治国逻辑和路线推行到领袖独裁与群众专政相结合的“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极端，来解决中国党内与社会的矛盾；林昭对“人权”与“自由”的呼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而在此之前的一九六二年，林昭和她的《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的战友，就已经提出了“八项政治主张”，即“一，国家应实行地方自治联邦制；二，国家应实行总统负责制；三，国家应实行军队国家化；四，国家政治生活实行民主化；五，国家实行耕者有其田制度；六，国家允许私人开业，个体经营工商业；七，国家应对负有民愤者实行惩治；八，应当争取和接受一切友好国家援助”（引自黄政：《林昭被捕前后的一段往事》，文收《走近林昭》）。这都形成了对毛泽东路线的“反动”，可以说是提出了另一个治国路线与目标。在正常的政治环境下，至少是应该允许发表和讨论的。但在中国，却始终没有这样的环境和条件，相反，在极权体制下，只能有一个声音，一种主张，一条路线。最后，不但将林昭这样的异见者监禁、杀害，而且在枪杀她的时候，还在她的口中塞上橡皮塞子，以扼杀她最后的声音（参看彭令范：《我的姊姊林昭》，收《走近林昭》）。这当然是徒劳的，追求真理的声音是压不住的，林昭对“自由”与“人权”的呼唤，不是早已穿越时空，至今还在震撼和昭示着我们吗？

最后，还要说到的是，林昭尽管在和极权体制的对抗中，满怀义愤，始终坚持决绝的态度——她一再表示：“不怕你们把林昭磨成粉，我的每一粒骨头碴儿都还只是一颗反抗的种子”；但她又是充分理性的。她说她“一直认为，该否定的事物必须否定，然而不好简单地否定”，“对一切（应）保持更好的理解的态度”。她还谈到自身的矛盾，说她“对统治者”既“不抱幻想”，又“略存希望”，“而这希望的由来，说到头，仍不过是基于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之国家观念的立场”。她说“我总认为，东亚病夫之老大积弱的病根，归根到一点，无非是：人们——各式各样的人们，在长时期的封建统治专制压迫之束缚与影响下，大都缺乏国家观念。因为首先就缺乏天下为公，兴之有责的政治自觉性”。这正是提醒我们：林昭首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这对理解林昭和她那一代人是至关重要的。林昭曾明确地把自己的“思想原则”概括为“祖国至上，自由万岁”，“公义永存，青春必胜”，她的奋起反抗，正是源于她的为国家尽责、献身的信念。同时，她在反抗时，又不能不时时考虑最大限度减少破坏，避免国家的动荡，她说：“我们总算都是中国人！而也只因为从这样一种客观事实出发，在林昭个人来说，除了在某些时候当作合法斗争的策略之外，确实也不能不从祖国的根本利益来深思而评虑许多问题”：既义不反顾地走上反抗之路，又多有顾忌、思虑，这样一个林昭或许是更为真实与感人的。

而且还有林昭的悲悯：“我哭那些被你们作下之可怕的罪恶所糟践，所逼迫，所诱惑与所残害的不幸的灵魂”，“（我）不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现露出来的人性的闪光，从而察见在你们心灵深处还保有着未尽灭绝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我哭你们之摆脱不了罪恶，而乃被它那可怕的重量拖着愈来愈深地沉入灭亡之泥沼的血污的灵魂！你们看到这里想来是无动于中的，但我写到这里时眼眶里已经又涌上了灼热的泪水！先生们呵，奴役他人者必不得自由，这特别对于你们来说，是一条如何无情的确实的真理呵！”

林昭把她的这样一种感情，归结为“天父所赋与的恻隐、悲悯与良知”，她还把自己的道路和路线，称为“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把自己的思想概括为“民族意识和基督教精神”，这都表明了狱中的林昭对基督教的皈依。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本文一开始就提到林昭曾在教会中学进教，基督教文化无疑是她的重要的精神资源；而据有关回忆，林昭于一九六一年五月曾与基督徒俞以勒同居一室，这也是一位伟大的女性，被称为“入魔的基督徒”，当局只要她承认“没有上帝”就可以立即释放，但她为了坚守自己的信仰而宁愿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出狱以后还被判处监督劳动十八年。这位殉道者无疑给林昭以巨大的影响，她告诉林昭的妹妹：遍体鳞伤的林昭在狱中又在上帝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参看彭令范：《在思想的炼狱中永生》，收《走近林昭》）

林昭把自己称作“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

不做“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

狱中的林昭还有更深的思考——

“这个青年既怀着由于爱文学所培养起来的灵魂深处那一份人性，又由于受到时代、家庭、师长、知识、职业等等种种方面的影响，从少年时期甚或从童年时期起思想就一直比较复杂；于是，在义不反顾地毅然走上反抗道路的同时，不免对有许多问题想得更多或者说更深了一些，而这些所想的内容——这些思索，这些考虑，又全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即我们斗争之目的及意义。

“我们反对什么是很清楚的，可是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呢？要把自由的概念化为蓝图而具体地按着它去建设生活，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易的事情。特别是要在这样一个广大分散，痼疾深沉的国家里来建设它，就更其复杂艰巨！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办法使它在血泊之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已经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面临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世界风云局面，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定要诉诸流血呢？

“自由，诚如一位伟大的美国人所说：它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何况——这一点不知那位伟大的美国人可也有些体会及之，反正事实就是：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着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然则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奴隶主呢？

“奴役，这是可以有时甚至还必需以暴力去摧毁的，但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以权力去建立。——权力，可以作为一种辅佐，特别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之下，可是不能当作决定的因素；怎么能够想象：只要凭借着政权的力量，就可以在生活中建立并确立我们所向往，所追求的东西呢？

“早在被捕以前许久，我就和自己的一些‘亲密战友’们讨论过了。我认为，对于我们——中国青春代自由志士的斗争来说，的确是一个‘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局面。极权暴政必败，这是毫无怀疑之余地的，然而作为我们来讲，去考虑政权问题还太早；从我们自身的主观条件和所处的客观形势综合考察，更必须对这问题持一种清醒，冷静，通达而更明智的态度，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而丧失或至少降低了我们之艰苦战斗的意义。而且政权的归属诚然相当重要，特别是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之下，可是，说到头，我们所从事这场战斗之崇高的整体目的决定了我们不能泛泛地着眼于政权！——我们的战斗目的不应该，更不可能单单是一个政权转移问题。即使来日可以指望的最好的大环境里，对于我们来说，首要的问题恐怕也只是应该考虑做事，而不是应该考虑作官！”

林昭在这里所思考，所提出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后来顾准所关注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或者说是对她自己早年追随的“革命”的一种反思。它是集中在两个层面的。

首先是“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即使是在中国这样一片深厚的中世纪的遗址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要诉诸流血呢？”这就是要打破在中国根深蒂固的“革命就是暴力”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如何“走出‘以暴易暴’的怪圈”的问题。

林昭的第二个问题也同样发人深思：“身受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作奴隶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的斗争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她所要质疑的，正是一直支配中国革命的主导观念，即“革命就是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给压迫者以压迫，对他们实行专政，被压迫者则要“翻身”成为新的统治者，压迫者。而随即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以“财产与权力的再分配”为其目标的。许多因受压迫而奋起反抗的年轻“造反者”，在掌握了权力以后，都纷纷成为新的“奴隶主”。这同样是一个怪圈，我们在前面一再提及的“捣毁旧地狱，又建立了新地狱”，“从追求自由的门进去，却落入新的奴役”的革命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林昭的可贵就在于她终于走出了这样的怪圈，建立了全新的“完整而不可分隔的整体自由观”：“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整的自由”，不仅“被奴役者不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由此而确立的是一个全新的目标：反抗的目的不是为了“作官”，使自己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而是为了“给一切人以自由”，不仅使被奴役者从不自由状态下解放出来，而且也使奴役者从另一种形态的不自由状态中解放出来，而自身在“不奴役他人”的状态下，也就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这就最终消灭了一切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现象，林昭也就最终坚守了自己年轻时候的理想。

这样的理想无疑具有某种乌托邦的色彩。最让人感动和深思的是，林昭是在身受空前的暴力迫害，并以自己的柔弱之躯进行拼死反抗的情况下，提出这样的反对“以暴易暴”，绝不做“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的思想和信念的。这一方面，确实表明林昭已经超越了一己的苦难（而这样的苦难竟是如此深重，惨烈），而具有“圣女”般的崇高情怀；但这同时也显示了她面对登峰造极的，漫无止境的暴力统治的无奈，在看不到实现自己的理念、追求、理想的任何现实可能性和希望的情况下，她只有用一己的不屈反抗和牺牲，来证明自己，以及自己的理想、追求的价值，于是，她成了真正的“殉道者”。

但林昭还是把希望寄托于未来。她深信总有一天人们会来“研究林昭”，研究她和她的同代人的思想和命运。她说，之所以在狱中要蘸着自己的鲜血写下这些思考，就是为“后人他年”的研究“提供某些旁证”。

在留给我们的四百行的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里，她这样写道——

人啊，众神将要毁灭而你们

大地的主人，却将骄傲地永生。

那一天，当奥林比斯在你们

的千丈怒火中崩倒，我身上的

锁链也将同时消失，像日光

下的寒冰。

那时候，人啊，我将欢欣地起立，

我将以自己受难的创痕，

向你们证明我兄弟的感情：

我和你们一起，为着那

奥林比斯的覆灭而凯歌欢庆------

在澎湃如潮的灼热的激情里，

普罗米修士翘望着黎明，

他彻夜在粗砺的岩石上辗转。

这“黎明”还没有到来，也许永远也不会来。还要长久地“翘望”和“辗转”。尽管无望，却是表明，我们并不满足和屈服于“众神”（他们不断变换各种面具）统治的现状，还在坚守我们的“人”的理想和信念。我们作绝望的反抗和新的思考、探索时，林昭将永远和我们同在。

2007年4月12日——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