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讲三个话题：一是世界大变局“变”了什么？二是给我们带来挑战和机遇是什么？三是怎么有效应对挑战，化挑战为机遇？
1、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是“变”，变了什么，怎么变的，变到哪里去。大变局往往孕育着大挑战，挑战前所未有，应对好了，机遇也前所未有。可以说，大挑战、大机遇，小挑战、小机遇，没挑战，就没机遇。我们保险行业过去几十年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吗？我们有过痛苦、艰难、彷徨，但也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危”和“机”往往相伴相生，危中有机、危可转机。
那么，世界大变局“变”了什么呢？可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层面去观察。
（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线就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网络互联的移动化、泛在化，信息处理的高速化、智能化，计算技术的高能化、量子化，正在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重塑各国经济竞争力消长和全球竞争格局，改变原有国际分工的“中心—外围”结构。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是这场科技革命的新浪潮。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正在构建“人—网—物”互联体系和泛在智能信息网络，推动人工智能向自主学习、人机协同增强智能和基于网络的群体智能方向发展，带来众多产业领域的深刻变革和创新。
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改变几乎所有产业的生态。以制造业为例，信息网络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先进的传感技术、数字化设计制造、机器人与智能控制系统等日趋广泛应用，形成人机共融的智能制造模式，大幅提升制造系统的柔性和敏捷性，推动工业生产向智能制造模式转变。
机器人将从过去替代体力劳动向替代脑力劳动转变，并将开启智能机器人时代，重塑金融业、保险业的产业生态。近期，ChatGPT正在以强大的文字处理和人机交互功能改变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伴随而来的，是我们对“AI真的会取代人类吗？”这一古老命题的重新思考。
（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
国际力量对比调整中最重要的就是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1万亿元，按年均汇率计算为18.23万亿美元，美国国内生产总值25.04万亿美元，中国相当于美国的70%多一点。正是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增大了美国的焦虑感。
美国把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不惜成本和代价对中国进行围堵和打压。美国知道全面脱钩是做不到的，拜登政府便推出“小院高墙”战略，针对关键核心技术，采取更严密更大力度的对华科技封锁措施，以确保美国在关键战略技术上的绝对优势地位。
为实施“小院高墙”战略，过去两年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法案。第一个是《创新和竞争法案》，划拨2500多亿美元的开支，最主要的是向半导体产业提供520亿美元的补贴，并新建技术和创新理事会（DTI），重点关注与美国地缘战略相关的关键技术领域基础研究、商业化及技术创新，五年内将为DTI拨款2000亿美元，以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先进软件开发，高性能计算、半导体和先进计算机硬件，量子计算和信息系统等十个关键科技领域寻求突破，并且每三年将评估和更新一次。
第二个是《芯片和科学法案》，2022—2026年合计提供527亿美元补贴，其中390亿美元用于建设、扩建或更新美国半导体工厂，110亿美元用于半导体研发，并对当地半导体制造提供25%税收减免。
第三个是《通胀削减法案》，提供高达3690美元补贴，以支持电动汽车、关键矿物、清洁能源及发电设施生产和投资，其中多达9项税收优惠是以在美国本土或北美地区生产和销售作为前提条件。
2022年10月，美国宣布扩大向中国出口人工智能芯片与芯片制造设备的限制，美籍人员不得参与中国的任何芯片工作。近期，美日荷三国就限制对我国出口先进芯片制造设备达成协议，出口管制措施扩大到荷兰的阿斯麦、日本东京电子和尼康等公司。最近，美国还在酝酿对中国半导体等高技术投资的限制。从技术限制、设备限制，再到投资限制，这是“三部曲”。
2、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挑战和机遇
中国中长期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是什么？我觉得有4个方面需要重视。
（一）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从一定意义上说，科技创新不仅仅是发展问题，更是生存问题。这就是说，科技创新这一关过不去，面临的就是生存问题。我们能不能如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看科技自立自强。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科技水平大幅跃升，正在从“跟跑”转向“并跑”和“领跑”，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在纳入评价的全球141个国家中，我国的综合排名继2016年首次进入前25名之后快速跃升至2022的第11位，是前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但是我们也有短板，我们的短板是什么？一是原始创新能力不强，重大原创成果偏少。过去一个时期科技进步的路线主要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技术源头在海外，我们不需要从源头做起，所以基础研究相对薄弱，比如，2022年我国基础研究占R&D的比重为6.32%，远低于OECD国家15%～25%的水平。二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由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不足，支撑产业升级、引领前沿突破的源头技术储备缺乏，关键核心技术供给难以满足产业升级的要求。三是科技领军人才偏少，对科技人才的激励措施不到位。
走向未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有新突破。首先，要从技术追赶转向构建局部领先优势。在日趋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只有构建“局部领先优势”转变，形成非对称反制能力，才能增强在国际科技竞争的主动权。其次，从终端产品创新转向中间品创新。我国追赶较为成功的产业技术，包括核电、水轮机、高铁、工程机械和通讯设备等，多为终端产品，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国内采购方的支持，逐步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承载关键核心技术的中间品仍是短板，必须取得突破。再者，从鼓励集成创新转向鼓励原始创新。无论是构筑局部领先优势，还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都需要加强前瞻性基础研究，增强原始创新能力，以基础研究的突破带动引领性原创成果、战略性技术产品的重大突破，在更多领域跻身国际领先行列。
（二）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产业链供应链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观察。从横向维度看，主要是指产品生产和供给的集中度。全球已形成三大产品生产中心，中国、德国和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21年8月发布的报告，在180种全球主要贸易品中，70%的生产集中在中国。西方国提出“去风险”的概念，本质上是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从纵向维度看，主要是指上下游关系，具有自然资源和不可替代技术的国家处在上游，中国等处在下游的经济体，面临被上游国家“卡脖子”的风险。
当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仍面临不稳、不强、不安全的风险。首先，从过去几年看，中美经贸摩擦、美西方国家推行“友岸外包”和供应链“去中国化”，我国产业外移压力增大。其次，中国制造业规模很大，占全球份额接近30%，但在产品质量和性能上，特别是核心零部件、高端装备的精度、稳定性、可靠性和使用寿命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较大。再者，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如高端芯片、航空发动机、机器人核心部件、储能技术、高端医疗设备、生物制药等，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
那么，要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是不是都要自己生产呢？从国际经验看，各国越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则对外国的进口中间品贸易依赖度就越高。随着中国一些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上升，该行业对外依赖度也将呈现上升趋势。因此，要坚持开放合作，不能闭门造车，要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开放合作。
（三）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
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出现1961年以来的第一次负增长。如果说，1961年的人口负增长是外部冲击引发的外生性负增长，去年则是受长期低生育率驱动的内生性人口负增长，这意味着我国将进入人口负增长常态化时期。
那么，怎么看人口的负增长呢？
从总量看，我国人口负增长是在人口规模巨大基础上的负增长，决定了人口负增长影响相对平缓。由于人口基数大，在负增长早期阶段，人口规模巨大的惯性作用仍将存在。未来生育率假设保持1.3左右区间，人口总量在2035年前依然在14亿人左右，2050在13亿人上下；劳动年龄人口会从目前的9亿人左右降至2050年的6亿～7亿人，届时仍比发达国家总和还略多。
从结构看，人口负增长将加快人口老龄化。2022年，65岁及以上人口20,97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9%。国际上通常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视为老龄化社会的标志，超过14%称为老龄社会，超过21%称为超老龄社会。预计2030年以后，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也将超过21%。
从质量看，我国人力资本快速积累。2021年，累计受过高等教育人口2.4亿人，占总人口17.0%，高等教育年毕业规模超过1000万人。尽管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持续下降，但由于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力资本存量在2035年前仍持续增加，为在人口红利减弱的同时培育人力资本红利创造了条件。
人口负增长对经济会带来什么影响呢？从国际经验看，世界发达经济体人口负增长比我们要早，比如日本2009年人口负增长，希腊是2011年，意大利是2015年，新加坡是2020年。凡是人口负增长的经济体都出现了经济增速放缓，有的还出现了负增长。
从供给侧看，人口负增长影响潜在增长率。人口负增长通过劳动力供给，以及劳动力与资本投入、技术进步等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来影响经济产出，进而影响潜在增长率。事实上，2012年后，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就已经出现负增长，从经济增长曲线看，2011年后，中国经济增速就随潜在增长率下降而逐步回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速度进一步加快，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大。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就业人员总量下降，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将提升劳动力成本。老龄化加快还将增加社会养老支出，降低储蓄率，导致投资率趋势性下降。但中国有特有的优势。什么特有优势呢？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比仍达到23%，远超发达国家的3%。那就意味着我国最大潜力可以转移20个百分点的劳动力，而1个百分点的劳动力就是780万人，假设转移10个百分点的劳动力，就有7800万人，这可以缓冲劳动力减少的压力。
从需求侧看，人口负增长对消费需求形成冲击。人口负增长通过人口总量减少、人口结构变老影响消费需求。老龄化程度加深将降低居民消费倾向，形成“低欲望社会”，进而使社会消费规模扩张放缓和消费结构升级动力减弱。消费扩张放缓，又反过来挤压投资和生产扩张空间。老龄化还将加重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费用负担，增加了社会和家庭的养老压力，减少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支出。但是从中长期看，中国有近3亿在城市居住的农业转移人口尚未实现市民化。根据经合组织（OECD）团队的研究，若这部分人拥有城市户籍并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实际消费水平将提高30%左右，这将减缓消费扩张减速的压力。
（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2》的数据，2021年中国能源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105.2亿吨，占全球排放总量的30%左右。过去十年，我国碳排放进入平台期但总量仍有上升。
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包括2030年前碳达峰后碳排放稳中有降。力争2030年前碳达峰，碳达峰后稳中有降，关键在于尽可能提前达峰。从国际上碳排放轨迹来看，许多早期工业化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甚至更早时期就实现了碳达峰，但达峰之后的碳排放下降速度十分缓慢。达峰后可能是一个平台期，并可能会出现波动，还可能出现多峰突起、波动下降，但最重要的是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推进减碳进程。
我们既要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实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又要在2030年前碳达峰后碳排放稳中有降，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挑战。我们怎么在减碳和稳增长目标双重约束下寻求最优路径，这就要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可再生能源+储能”的这种模式。从传统能源视角看，我国能源资源的基本特点是“富煤缺油少气”，但从新能源视角看，我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是赋存最多的能源资源。我国石油、天然气等优质化石能源资源难以自给，长期依靠煤炭不可持续，但丰富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资源可以保障我国能源长期可持续供应，同时也可以逐步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我国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前景广阔。风电、光伏发电成本已经比火电更加便宜。随着大规模储能系统成本迅速下降，可以大幅度降低稳定安全供电成本。从技术条件看，传统化石能源经过多年发展，已经进入技术成熟阶段，难以有重大技术突破，而可再生能源还处在技术发展前期，随着新技术不断涌现，大幅度提高能源效率和降低成本的空间还很大。
3、求推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轨道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我国中长期发展面临诸多挑战的情况下，我们如何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关键是推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轨道。
（一）高质量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
在阐释高质量发展时，一种比较常见的认知是，由于我国经济增速呈现趋势性下降，已经无法追求增长速度了，所以转而追求发展质量。这种说法，隐含其中的潜台词就是速度和质量是此消彼长的。
事实上，质量是由“质”和“量”构成的，离开“量”，“质”就无从谈起。没有合理的增速，就难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往往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较快的阶段，也是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较大的阶段，较高的经济增速才能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
更重要的是，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本质上是新一轮经济转型的开启。这个阶段，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杠杆率持续攀升，各类风险往往“水落石出”，进入到“伴险增长”阶段。没有合理的经济增速，各种矛盾和问题就很难缓解，各类风险就可能集中爆发，提高发展质量就无从谈起。
（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效率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本、劳动等要素条件和边际产出发生改变，也就是生产函数已发生变化，加之资源环境等硬约束持续强化，已经不可能像高速增长阶段那样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速放缓和要素成本提高的背景下，只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对冲劳动力成本上升，稳定投资的边际产出，提高企业盈利水平，并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对冲积累的风险。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较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与美国的比值大体稳定在40%左右。日本在基本完成工业化和经济增速“下台阶”的阶段，全要素生产率曾接近美国的80%，这是在1980年。韩国在这个发展阶段，全要素生产率达到美国的60%，这是在1991年。此后，日本的追赶步伐停止且后退了，韩国的追赶也基本停滞了。
如果中国在2035年全要素生产率要达到美国的60%，也就是达到韩国的水平，若假定美国全要素生产率保持过去一个时期接近1%的年均增速，那么2021—2035年期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要达到2.7%，才能在2035年达到美国60%左右的水平。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明显放缓，近年来虽有所回升，但仍不到2%。如果今后一个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降至5%左右，那么实现2.7%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达50%以上。从以往的经验看，这是非常艰巨的。
最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疫情后中国经济已呈现趋势性好转，但对经济恢复面临的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三年疫情冲击不可能一日修复，经济恢复也不能走老路，要将经济修复过程转化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过程，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好转并开启新一轮增长周期。
本文整理自王一鸣在“第八届国际保险节暨IMA保险名家2023年年度大会”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