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一个时期，发展我国经济要更加突出地强调产业技术进步战略，制度创新战略和人力资源优先开发战略，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充分有效发挥我国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
经过“十五”规划头四年的努力奋斗，我国经济增长已经稳定地进入新一轮上升期，预计“十五”期间GDP年均增速将超过“九五”时期8.3%的水平，2005年人均GDP可能达到1400美元。未来5—15年，我们面临的挑战仍然相当严峻，能否妥善应对，将决定国内发展的基本走势。
(一)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和环境压力日益加剧
一方面，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并处于新一轮上升周期，经济总量显著扩大，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这些都带来发展空间扩大的新机遇，也势必加大对资源的需求和消耗强度。另一方面，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导致经济运行成本上升，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压力日趋严峻，本质上是经济增长方式粗放、技术含量低和经济效率差的问题。我国科技发展与经济建设“两张皮”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技术水平低制约着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增长潜力的发挥。
(二)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的体制性根源日益凸显
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主要表现为：一是投资体制改革滞后，既不利于通过市场提高投资的经济效益，又不利于政府弥补市场缺陷造成的社会代价。二是财政税收体制不规范，不利于消除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的内在动因。三是金融体制不健全，金融参数失真，不利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四是环境和资源的使用成本过低，难以形成相应的替代、节约资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容易导致不计成本、忽视效益的低水平扩张。五是土地资源配置缺乏规范、长效的管理制度，引发盲目投资和新的社会矛盾。六是政治领域的改革滞后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导致增长速度攀比和数量扩张冲动。
(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矛盾日益尖锐
我国社会领域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领域。突出反映在：公共卫生和教育资源配置严重不公平。现有公共财政和社会协调机制不适应社会流动性增强、社会分层加快的新挑战。人口发展态势仍然严峻，对社会转型期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压力。等等。
(四)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我们必须长期面对的基本国情。在这样一种基本国情下继续发展市场经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程度会不断提高，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继续扩大将在所难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要害并不在于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而在于有没有整合效果较好的区域政策，能不能为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提供充分的、均等化的公共服务。目前中央财政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还不够，区域政策在消弭市场缺陷方面的效果尚不理想，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自我发展能力和全民福利水平都亟待改善和提高。
(五)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因素和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
如入世过渡期结束后，我国经济将面临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和更多的“新贸易壁垒”(例如绿色标准、技术标准、劳工标准、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等)。参与全球化将给我国带来一系列新的经济风险，而我国符合开放型经济要求的宏观调节手段和风险防范机制还不健全，等等。
发展的基本任务和前景展望
(一)未来5—15年发展的基本任务
第一步：2006—2010年，努力使经济增长方式有比较明显的转变，人民生活由初步小康过渡到水平较高、比较宽裕的小康，人均GDP明显高于目前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城市化水平有较大提高，农业劳动力比重持续下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取得新的进展。
第二步：2011—2020年，再经过两个五年规划期间的奋斗，在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力争使经济增长方式发生实质性的转变，人均GDP跨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城市化水平明显提高，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状况显著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取得较大进展，综合国力将再上一个新台阶。
(二)未来发展前景展望
1、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仍然巨大。未来5—15年，我国经济增长完全有可能保持7%—8%的年均速度。我们既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又有比较充分的发展要素供给条件。居民消费结构由温饱型向小康型升级，创造了新的市场最终需求。产业升级打破原有的结构平衡和供求关系，拓宽了新的增长空间。城市化进程加快，将促进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扩大。改革开放的深化将进一步激发经济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生产要素的组合状况比较有利，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内源性和较大的回旋余地，突出表现为市场容量巨大、劳动力充裕和居民储蓄水平高。这些都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依托，使我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2、投资与消费关系应当逐步得到合理调整，人民群众将从经济增长中得到更多实惠。影响我国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主要因素有：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需要进一步拓展居民消费的空间。国内较高的储蓄率，支撑着我国较高的投资率。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化工业比重将稳定在较高水平。城市化加速期以及第三产业发展的前期和中期，对投资的需求甚至远远大于第二产业。预计“十一五”期间，投资率可能略为下降，而消费率尤其是其中的居民消费率可能适当提高。后10年继续促进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合理变动。在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合理变动中，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持续增长，恩格尔系数将进一步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生活质量将进一步改善。
3、分阶段基本实现工业化，并使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主要判断标准包括：首先，农业劳动力比重应当明显下降，可望降到40%以下。其次，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应当接近目前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第三，农业机械化水平应当明显提高。第四，电子信息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之一。
未来15年，城市化进程至少会保持改革开放以来年均提高0.9个百分点的速度。城市化水平预计到2010年可能达到46%，到2020年可望达到55%。随着各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区域差距扩大的势头有可能放慢。
4、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应当取得重大进展。未来5—15年，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化和技术进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进一步转变，有可能具备比过去更为有利的体制条件和物质技术基础。但任务仍然十分艰巨，除了体制缺陷以外，还会受到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等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我们必须加大技术变革和制度创新的力度，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力争在“十一五”期间取得较大进步，在后10年取得重大进展，在缓解资源环境的约束方面取得重要突破。经过“十一五”期间乃至更长时间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应当使我国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质量和效益有较大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有较大增强。
5、人力资源应当得到更好开发。在继续保持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规模的前提下，应当把提高人口素质，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充裕的优势，作为未来社会发展领域的战略重点。“十一五”期间，力争使人口素质有较大提高，全国人口受教育年限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先进水平，人人都能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到2020年，力争使人口素质显著提高，基本普及高中教育，为建设学习型社会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体系，城乡居民都能享受较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人类发展指数由目前的中上等发展水平上升到较高发展水平。
6、社会和谐程度应当有较大提高。应当在不同发展阶段提出有限目标，在现有物质基础上，重点应是调整公共资源配置方向。
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取向
“十一五”期间到2020年，为了逐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应当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为主线，坚持实施四大战略：
一是坚持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我国市场规模大、劳动力丰富和居民储蓄水平高等经济发展的内源型要素十分充裕，因而，坚持以内需为主导、充分有效利用内部发展要素，必然成为我国发展经济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坚持这样一种战略，有利于引导我们更加注重发挥比较优势，提高国内外两种资源的利用效率，走集约式发展道路；有利于扩大进口满足内需，改变粗放的出口增长模式，减少国际贸易摩擦；在复杂多变、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加的国际经济环境中，这种战略也有利于使我们的开放型经济能够扩大选择和回旋的余地。
在未来的中长期经济发展中，以内需为主导应当注意处理好两个重大关系：一是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在保持合理的、相对稳定的投资水平的前提下，需要更加重视扩大消费的作用，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二是扩大国内就业和提升国际分工层次的关系。在国际制造业分工链条中，我国许多传统制造业处于低端，我们可借此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来扩大国内就业，不必急于提升这些产业的国际分工层次。而在某些有自主创新能力和附加值较高的领域，我们则应当努力提升有关产业在国际分工链条中的位置，力争使我国有较多的制造业进入分工高端。
二是大力推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对科学技术进步尤其是产业技术创新产生巨大需求。世界科技革命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突飞猛进，为我国加快产业技术创新带来空前机遇。
推进产业技术创新，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可以说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重大转变的一项决定性因素。根据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应当以产业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为重点，大力发展能够提高产业竞争力、促进新型工业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应用技术(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医药技术、能源技术、环保技术等)，特别是共性技术和基础技术。坚持以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从人才、投入和机制等方面创造条件，加快技术成果转化步伐，进一步解决科技研究与经济建设“两张皮”问题。充分发挥技术进步对产业优化升级的巨大推动作用，并为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提供技术支持，加大技术进步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贡献程度。同时，应当密切关注世界科技发展大趋势，努力占领战略性高技术的制高点，促进国家技术创新能力的跨越式发展。
三是积极推进制度创新战略。通过深化各个领域的改革和完善市场机制，切断增长方式粗放和经济效率低下的体制性根源。协调推进投资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和土地管理制度等关键领域的改革，完善土地、资金、技术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综合运用国土规划、市场准入和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提高各种稀缺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缓解资源环境对可持续增长的瓶颈制约。特别应当注重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行政干预，加强公共服务职能，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弥补市场缺陷，提高各级政府依法行政水平和科学民主决策水平，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四是大力实施人力资源优先开发战略。着重推动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大国转变，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紧紧抓住中西部、农村地区、低素质人口和贫困人口等突出薄弱环节，以及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严重缺位的领域，加强和改善人口、扶贫、教育工作，大力发展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农村基本卫生服务，公平配置公共卫生和公共教育资源，在贯彻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过程中形成合力。努力使人力资本的培育、积累与合理利用形成良性循环，显著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使人力资源开发更加符合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对“十一五”期间的主要政策取向，提出如下建议：
(一)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建设循环型经济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大力推广清洁生产、绿色工业和绿色消费模式。加大生态环境治理力度。加强市场准入和税收等手段的扶优限劣作用。建立有利于资源节约与合理开发的约束机制和补偿机制，引导资源型地区和城市适度、合理开发资源，及早谋划接续性产业的发展。尽快改进统计制度、统计方法和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各地区和各行业在提高质量、降低消耗、减少污染、发展循环经济等方面下功夫。
(二)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以扩大开放促进国内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继续实施市场多元化和以质取胜战略，增强开拓国际市场和运用国际资源的能力。充分运用国际惯例，促进国内企业和产业增强核心竞争力。完善风险应对机制，使我国生产要素组合方面的比较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冲击能力有较大提高。
(三)增强区域政策的整合能力和区域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通过科学的国土整治规划、区域发展规划和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等公共政策工具，引导重大生产力布局和生产要素流动方向，促进区域经济合理分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更加重视增强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通过必要的政策倾斜和公共资源倾斜，改善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和公共服务环境，逐步提高当地人民群众的福利水平。
(四)积极稳妥推进城市化进程，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理清城市化发展思路，走一条有利于产业聚集、资源节约、环境改善、布局紧凑的城市化新路子，引导各地区因地制宜，注重促进产业聚集和完善城市功能，形成合理的城市布局和规模结构。通过工业化链条延伸来加深城乡经济融合，带动农村经济进一步走向专业化、市场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规模经营水平。农村内部应当着力推进土地制度创新、税费改革和乡镇机构改革，大力发展适应农村经济变革趋势的新型经济合作组织和基层社会组织。
(五)完善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流动方面的社会政策。把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就业增长和经济增长大体同步。加强维护非正规就业领域的劳动者权益，健全劳资纠纷协调机制。收入分配政策取向应当是继续打破平均主义，完善按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激励机制，同时努力将收入差距保持在适当范围内，维护社会公正。积极而有序地扩大社会流动，目前重点在于逐步实现教育和城乡流动的机会均等。
(六)关于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建议：第一，遵循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客观规律，保持投资稳定增长。关键是着力健全经济运行机制，主要运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和手段，促使投资和消费按内在发展趋势协调变动，而不是把投资率和消费率作为宏观调控的直接目标。第二，重视调整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的关系。政府所承担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要进一步向公共服务职能转换，并主要由政府最终消费来体现。第三，提高最终消费率，重点在于提高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而政府最终消费率应当保持稳定。第四，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避免企业以牺牲劳动者利益为代价片面追求资本的利益。
课题负责人：王梦奎 谢伏瞻 李剑阁
课题协调人：李善同 卢中原 侯永志
执笔：卢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