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的百年历程，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从宏观性贯通性基本性入手，可以总结为:围绕时代任务，与时俱进，转化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审视传统文化，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在政学互动中，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认识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立足大历史观，从民族复兴伟业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对待传统文化。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传统文化 历史经验 传承弘扬
如何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中面对的重要问题。从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在显性结构上的激烈反传统，到延安时期及其后确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针，再到改革开放后“同情的理解”、尊重传统文化，彰显其“民族性”意义，最后到新时代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针的确立，这一百年跌宕起伏的过程，学界已有较充分的研究。本文尝试从历史经验总结的角度进行探析，以期提供更多借鉴价值。历史经验总结，角度不同，方法不同，问题意识不同，可以有多维度阐释，下面，我们尝试从宏观性贯通性基本性入手，作几个方面的分析和概括。
一、围绕时代任务，与时俱进，转化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在践行这一初心和使命的过程中，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的磨砺，不同时代，任务不同，但调动一切资源为中心任务服务则一以贯之。历史表明，中华传统文化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要发挥助力民族复兴伟业的作用，需要党对时代特点、使命任务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有符合时代、国情和实践要求的举措。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放眼西方工业化进程及其影响，放眼十月革命开启的人类历史新趋势，放眼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浪潮，深刻研判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迫切愿望，笃定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是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由此出发，党清醒地认识到，单靠以儒学为主体的民族传统文化无法解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工业化的时代任务。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承认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和民族塑造意义，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另一方面，也深刻认识到其时代局限性，在整体上保持批判和警惕态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唯物观、辩证观、民本观、知行观给予肯定，承认“孔孟有一部分真理”，“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要“取其精华”;另一方面又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尤其是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儒学持鲜明否定立场。一方面高扬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旗帜;另一方面又适应根据地实际，充分运用民间文化形式宣传动员民众，并努力在新民主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结合中创造民族新文化;一方面旗帜鲜明地批判和清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传统伦理，宣传自主自由、阶级解放、民族解放等现代理念;另一方面也注重弘扬自强不息、舍生取义、勤劳勇毅、艰苦朴素等民族精神。以后见之明看，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下，就服务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时代任务而言，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态度和举措总体上是成功的。
新中国成立后，带领全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时代任务。服务于人民当家作主和经济建设的时代要求，党充分彰显传统文化中劳动人民而非士人的智慧结晶，彰显与生产力发展有关的发明创造，彰显传统文化中有利于增强民族自豪感、增强爱国主义的元素。与此同时，党不断提醒人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对立，强调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创造特征。以历史的后见之明看，清醒地认识时代不同、文化性质不同，警惕文化复古主义，没有错;提醒人们传统文化中有糟粕和精华之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没有错。关键的问题是不能走极端，中华传统文化智慧之一是持其两端守其中，把握一种微妙的平衡、汇通。要认识到文化系统中的某些要素是可分离的，某些要素是可融合的。不能机械地理解文化系统的整体性、文化类型的相异性、文化元素的特定性。遗憾的是，党由于受长期革命带来的惯性思维和行为的影响，由于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文化转型与重建缺乏经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传统文化遭冷遇甚至粗暴对待，留下沉痛的教训。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后，在清醒地研判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摆脱贫困、实现富强成为中国人民最热切期盼的基础上，在市场化改革狂飙突进、全方位对外开放不断拓展、中国社会结构迅速多元与复杂化的国情下，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世界多极化、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世情下，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的意义，对于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标识意义，深刻认识到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不仅必要而且可能，正因为如此，“大力弘扬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旗帜日趋高扬。在执政党的思想引领和政策支持下，中华传统文化宝藏得到愈来愈广、愈来愈深的发掘，传统文化作为民族之根之魂的意义得到愈来愈广泛、愈来愈深刻的认同。改革开放初期一度出现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逐步偃旗息鼓，中国人民的文化自尊心自信心日渐增长，爱国主义精神日益高扬，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了必需的精神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立足于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也更有能力和信心实现伟大复兴的新时代，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这一方针既是对近代以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教训的总结，更是深刻洞察时代特点、世界潮流、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党的时代使命的结果。这一方针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站位和问题意识，体现着对中华传统文化这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体系所含蕴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伦理、文学艺术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内含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礼敬、自豪和兼收并蓄胸怀，内含着对优秀传统文化中超越时代、跨越国度、永不褪色的价值光芒的高度期许和肯定，内含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包括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愿景。
睽诸历史，一个世界强国，首先是经济强国，然后是军事强国，最后必然是文化强国，否则这个强国就不是完全的、真正的强国。在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下，文化所具备的“软实力”更持久更深沉，对世界的影响更大，这也是西方学界政界对国家“软实力”极为重视的原因所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弘扬，在增强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底气、志气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历史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这一精神力量的重要源泉。
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审视传统文化，并实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看待世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赢得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胜利，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也是如此。当然，马克思主义并非专门的文化理论，但是，它为中国共产党看待文化包括认识和处理传统文化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南，这特别表现在对文化的本质、地位与功能的揭示方面，概言之，即经济基础制约着整个上层建筑包括纯粹的精神活动，文化对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其他部分具有反作用，阶级社会文化是有阶级性的。此外，列宁关于每个民族都有两种民族文化的观点——既有资产阶级文化,也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也对党认识和处理传统文化问题提供了指南。正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党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性质、历史地位有了清晰的界定，才有了对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的基本区分标准，才有了调动和转化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服务于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服务于民族复兴伟业的自觉意识和主动作为，才能够超越崇西贬中的“全盘西化”和隆中抑西的“儒学复兴”，走出一条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的新路。
历史表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认识和处理传统文化，需要警惕和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简单地机械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对立起来，并且夸大甚至绝对化其不同;二是无视或低估其不同，机械比附，牵强附会进行联系和汇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一度过于机械地夸大马克思主义及其引领下的革命文化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的对立、冲突和斗争，“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在“破旧立新”旗号下追求你死我活的结局。历史表明这种立场和做法必须摒弃。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随着“儒家文化圈”东亚地区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出现了有意无意地儒化马克思主义的倾向，甚至海外有华人放言以“新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对此，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谱系里，马克思主义居于指导思想地位，是其他文化不能企及的。指导思想决不搞多元化，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从未动摇过的立场。对于古今中外文化的评判和取舍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标准，而不是相反。以孔子取代马克思，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允许的。
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反对儒化马克思主义甚至以“新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并非要简单地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之间分出高低、评出优劣，这不是辩证的科学态度。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有各自的问题域、作用空间、特长特色，完全可以结合，而且也一直在结合，只不过存在显性与隐性、自觉和无意识之别罢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信哉斯言!睽诸历史，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很快为先进知识分子所信奉、被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为指导思想，原因之一是它和中华传统文化有诸多相通之处。一个源于西方的思想体系如果和本土文化、思想无任何相通之处，是不可能得到传播和尊奉的。换言之，中华传统文化起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并本土化的介质作用。中华传统文化中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民本思想、大同理想等，均构成中国人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中介或桥梁。中国共产党是以改造中国、复兴民族、最后实现共产主义为使命的政党，马克思主义对其而言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行动的指南，中华传统文化里“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于是，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无论是作为革命者还是执政者，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动摇，咬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目标不放松，其中，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科学性是决定性因素，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则是深厚土壤或基础。
当然，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经历了从日用而不觉到高度自觉的过程，既有显性层面上的结合，也有隐性意义上的潜在影响。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党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际并没意识到传统文化的潜在介质作用，相反还会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文化(这种批判在很多时候很多问题上是合理的也是深刻的)，凸显两种文化系统的性质不同、诸种对立。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许可证”。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指向中国革命实际，而少有中国文化意蕴，强调的是“民族形式”意义上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简言之，即马克思主义内容、中国形式。这个民族形式即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话语、表达方式、思维习惯等。尽管如此，“中国化”一旦提出便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形式上。事实上，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大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充满中国传统智慧，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进程，尤其在哲学思想、党建思想、军事思想等方面，对此，学界已有充分研究，此处不赘。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结合问题持开放态度，鼓励学界就此开展深入而广泛的探讨。基于长期的历史经验和学界的有益探索，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命题，这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还是对中华传统文化而言，意义都是空前的。有学者指出:“一种外来的文明倘若仅仅停留在富强、救世的工具主义之‘好’，其依然是外在的、异己之‘好’，意味着尚未在民族文化的土壤里扎根，随时有被清除的可能。一旦其融入了民族的历史传统、成为中国人的内在生命所在，那么它就从外在的客体转变为内在的主体，成为‘我们的’身心不可分离的一部分，那么，外来的普世文明便转化为民族的自身文化，具有了家园感、根源感和归属感。”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换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使命中，将焕发新的生命力、闪烁新的价值光芒。
三、政学互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结构复杂。要与时俱进地科学对待传统文化，仅靠中国共产党一己之力是不够的，在这里，知识界学术界的研究和探讨至关重要，党学互动或政学互动至关重要。回顾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对儒家伦理道德的批判、对墨家学说的高评、对中华传统文化性质与历史地位的分析等，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日后中国共产党看待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趋向和出发点。全面抗战爆发前，有共产党人参与的部分知识分子发起的新启蒙运动，在继承五四启蒙精神的基础上，有一个动向是调整对待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激烈否定态度，主张更客观地评价和对待传统文化。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9年至1940年间，《解放》等周刊连续登载的陈伯达等人评价儒墨道法等诸家学说的文章，虽然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但主要还是从学理上进行的探讨，陈伯达表现出的首先是学问、是知识分子然后才是党的理论家，其他不同程度地参与讨论的党员知识分子也是这样。史料表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很关注陈伯达等人的观点，且持基本赞成态度。实际上，即使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待传统文化也不是笼统而言的全盘否定。对待儒家，批判锋芒主要指向束缚人性的、以效忠封建王朝和君主、维护封建宗法秩序为旨归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礼教纲常，对于仁、诚等基本价值理念少有简单否定者。就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虽然语词激烈，但也承认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承认传统文化中存在依然具有现代价值的因素，只不过为了尽快造就“青春之中华”，当下的任务主要是批判而非颂扬而已。
与此同时，还必须看到，在五四新文化一脉之外，还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颂扬和赞赏、同情的理解和评判、努力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进行转化的学人。无论是亲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夹杂了多少政治考量和无奈因素的评价，还是独立于国共之外的知识分子纯学理的探讨，实际上都正向或者逆向地程度不同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认知。
新中国成立后，“双百”方针提出和贯彻期间，学界一度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进行过初步探讨。著名学者冯友兰曾在1957年1月《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谈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他提出“在中国哲学史中，有些哲学命题，如果作全面了解，应该注意到这些命题的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抽象的意义，一是具体的意义。”他解释道:“什么是命题的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呢?比如:‘论语’中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从这句话的具体意义看，孔子叫人学的是诗、书、礼、乐等传统的东西。从这方面去了解，这句话对于现在就没有多大用处，不需要继承它，因为我们现在所学的不是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从这句话的抽象意义看，这句话就是说:无论学什么东西，学了之后，都要及时的、经常的温习和实习，这就是很快乐的事。这样的了解，这句话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对我们现在还是有用的。”由此而言，中国哲学史中“可以继承的思想还是很不少的”。同一时期，任继愈、张岱年等学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学界又对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蕴含的人民性、科学性成分进行过探讨，尤其是对传统文化中与物质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发明创造、建筑、医疗等进行了系统整理，这些对于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处理传统文化问题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愈来愈积极主动地支持和引导学界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展开研究。先是支持学界为孔子去污名化，还其教育家、思想家的历史地位，支持学界对儒家思想展开研究并作出客观评析，接着在“文化热”中，不干预弘扬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学术机构，允许各种有关传统文化的学术观点自由争鸣。之后，从民族精神纽带、民族生命力与凝聚力出发，愈来愈自觉地支持和引导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弘扬。正是在这一导向和氛围下，学界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涉及范围之广、发掘程度之深，均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实际上，海外汉学界华人学者提出的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价值观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见解，在改革开放后不久即传入中国并赢得愈来愈多学者的赞赏和讨论，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上进行的探讨更具象征和开拓意义，关于毛泽东思想中内含的中华传统文化智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所汲取或能够汲取的传统文化养分，等等，所有这些对于中国共产党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传统文化，并积极转化和发展其优秀成分，均产生了积极影响。
睽诸历史，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定位，是和中国人的现代化期盼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概念即诞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西文化比较尤其是有关中国“现代化”出路的讨论语境中。改革开放后当中国重启现代化事业，“传统”与“现代”包括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再次成为社会热门话题。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界的主流认识是传统文化阻碍现代化的发展。有学者曾系统概括了东西文化比较研究中提出的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存在的十个方面的冲突。及至九十年代，学界研究出现新突破，代表人物是罗荣渠。首先，他提出现代化作为历史大变革是各种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包括生态、人口、社会、经济、技术、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等因素。而且在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各因素的重要性与占先性不同。“在现代化启动阶段，非经济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具有占先性;在转变阶段则是经济与技术因素具有占先性;而在现代化后期特别是社会整合阶段，则是文化因素、生态因素等上升到重要地位。绝不能千篇一律，把极复杂的大转变进程简单化、公式化”。换言之，文化只是影响现代化进程的因素之一，且在不同阶段作用不一。其次，罗荣渠提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走完全抛弃民族文化传统的全盘西化道路，但如不敢突破传统也不可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更不可能创新”。因此，“反传统在现代化的启动阶段是完全必要的”，“但作为思想遗产的传统文化决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加以抛弃”。也就是说，在现代化初始阶段，冲破传统束缚具有历史正当性。但当现代化出现发展性危机时，就需要重新对西方文明中的现代性与本国的传统进行重估。传统文化中受到制度与结构压抑的许多合理性因素，可以在新环境下变成促进变革的有利条件，如人文精神与道德规范等。罗荣渠的现代化史观，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冲破了长期以来单向夸大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对立、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曲折归结为传统文化作祟、欲图借文化以解决根本问题的惯性思维。事实上，无论学界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作出多么不同的结论，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历史表明，在传统文化问题域中，政学良性互动不仅必要而且十分重要。如果无视学界的观点，甚至在政治上压制、行政上干预学术自由争鸣，则很容易导致堕入误区，“文革”时期对待传统文化的粗暴和玩弄便足以说明问题。未来中华传统文化要得到与时俱进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方面需要学界继续展开研究和争鸣，另一方面也需要党和政府有更大力度的支持，形成新型的更紧密的政学互动，以造就一批学贯中西、学贯中马的人才，产生一批具有独创性体现时代性的学术成果，为党和国家进一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中华文化提供丰厚的学理支撑。
四、深刻认识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际，正是中西文化孰优孰劣论争日趋热烈之时。无论是全盘西化派，还是东方文化复兴派，他们在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问题上所表达的观点，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共产党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则为这种思考提供了思想武器。
综观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前五十年左右，在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突出的是时代性、历史性，当然，对民族性、传承性也不是没有认识，但无论言说篇幅，还是重视程度，均处于弱势。改革开放后，主要自20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之交始，在已有认识基础上，逐步突出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传承性，逐步突破传统与现代的机械二分，并在新时代明确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概言之，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如何认识其时代性与民族性，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其中核心是中西文化)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
文化是时代产物，又是地域和民族产物。渔猎时代、农耕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会产生不同类型的文化，相同时代人们思考的问题、给出的答案会有共同共鸣之处，表现出普遍性的一面;与此同时，生存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一起长期生产与生活的群体，会形成富有地域特色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表达方式，从而形成多彩的民族文化。历经长期荡涤和沉淀的民族文化不但具有时代性特征，而且具有超时代特征，具有与民族共存亡的延续性。时代性与民族性、传统与现代、延续与变革是一个结构复杂的共同体，切忌简单化机械化认识和处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受近代以来强劲的进化论思潮影响，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由原始社会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出发，表达了对待传统文化的鲜明态度，即中国“固有文化”或曰“旧文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维护封建宗法社会的工具，因而必须批判和改造。虽然，随着实践的发展，传统文化在历史上的作用、对于凝聚民族精神或爱国主义精神的现实价值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但是，对其时代性阶级性的认识始终是主要的、主导的。改革开放以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文化遗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具有超越时代和阶级的意义，开始受到重视并得到愈来愈深刻的阐释，民族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统一、稳定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巨大作用得到执政党和民众愈来愈广泛的认同。学界越来越自觉地认识到，不能机械地理解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人为地画出界河、竖起屏障，而是既要看到区别，也要看到转化与延续。政界则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越来越有创造性地运用传统文化精华于治国理政实践中。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辩证地看待传统与现代，“古为今用”，必然涉及如何看待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问题。在很长时期内很大程度上，文化领域的传统与现代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约为中西文化问题，古今与中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近代以来欧风美雨的长期持续，造成了西方文化等于现代文化的根深蒂固的认识。虽然，两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促使一些知识分子将拯救人类的目光投向东方、投向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则依然笃信以自由主义为灵魂的西方文化，笃定西方文明能够自我修复，中国的出路依然在“西化”。就中国共产党而言，其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也是比较鲜明的，即西方文化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是催生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学说。“这种文化在资本主义制度处于上升时期曾起到积极作用，而且其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等思想比起中国封建旧文化具有先进性，但是，总体而言，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正在被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所批判和抛弃，社会主义文化代表着历史的未来。”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时期形成的对待古今中西文化的态度基本上延续下来。当然，由于文化转型与重建的迫切需要，加上西方对新中国的敌对政策，因而一段时间内，存在把西方文化简单地视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文化而加以拒斥的偏向。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作出校正。1956年8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集中讲了如何正确处理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他强调，外国的一切科学原理和长处都要学，但学习的目的是“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待古今中外文化的态度日趋科学。改革开放的目的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放的重要内容是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此背景下，学习、吸收人类文明一切先进成果的认识重新得到强调。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的对象主要是苏联不同，此时学习的对象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于是，西方文化与学术成果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成为主角，文化现代化在很多知识分子看来就是拥抱、吸纳西方文化。虽然，进入90年代以后党对民族传统文化日益重视，但伴随全方位对外开放，“西学东输”依然是“长江滚滚来”。不能否认，“西学东输”对于当代中国文化跟上时代、走向世界的意义。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对源自西方的理论、概念、方法存在照抄照搬甚至趋之若鹜的倾向。西方文化才是文化潮流的引领者，西方流行的概念和方法才是学术前沿，得到西方文化评价体系认可的作品才是有价值的作品等观念颇有市场，而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立足于中国实践的创作与研究常常得不到重视和尊重。
正因为此，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在论及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问题时，突出强调文化自信，强调中国本位。他指出:“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邯郸学步”“东施效颦”没有出路。由此，他反复强调，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建设方针，强调要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创作同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我们这个蓬勃发展的国家相匹配的优秀文艺作品，等等。
有学者提出:“辩证的综合创造，才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坦途。”进一步言之，“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原的僵化思维模式，排除盲目的‘华夏中心论’与‘欧洲中心论’的干扰，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古今中外的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及结构形式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审慎的筛选，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经过辩证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概言之，吸收、借鉴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现代文化的目的不是用它来取代本民族的文化，而是“洋为中用”，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民族文化、创新中华文化。
五、立足大历史观，从民族复兴伟业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对待传统文化
2021年2月，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提出:“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从他的有关讲话看，大历史观就是强调从历史长时段、从人类文明进步与制度竞争的宽视野看问题，以史鉴今。大历史观作为方法论原则，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总结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的历史经验，同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由大历史观之，中华文化曾经灿烂辉煌，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过重要贡献。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所谓突破，从思想特征上讲，就是超越意识的出现，即“在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终极的真实，后者不一定意味否定现实世界的真实，但至少代表在价值上有一凌驾其上的领域”。在这一突破时期，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文明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至今仍支配着各大文化中人的思想和感情。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古代世界几个主要文明(或文化)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内都经过了一次精神的觉醒或跳跃，学界早已有此共识，并不是雅斯贝斯个人的新发现。”而且“更不可视为西方学人的独特观察”。事实上，闻一多早在1943年《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便写道:“人类在进化的途程中蹒跚了多少万年，忽然这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约当纪元前一千年左右，在这四个国度里，人们都歌唱起来，并将他们的歌记录在文字里，给留传到后代。”闻一多在这里描述的正是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的文化突破现象，不过从文学方面着眼而已。
由人类文明演进的大历史看，古中国与古希腊、古印度以及古犹太文明等“轴心文明”构成人类文明展开的枢轴，尽管古希腊、古印度和古犹太文明都有过辉煌的创造，但最终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中，惟有中华文明延存下来。中华文化宝库里不仅存有海量的人文遗产，更有“四大发明”极大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西方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指出，“在文艺复兴之前和期间，中国人在技术方面占据着非常支配的地位”，“古代和中世纪那些默默无闻的中国工匠对世界的贡献远比亚历山大里亚的力学家和能说会道的理论家多得多”。概言之，中华传统文化数千年间一直立于世界文明之潮头之巅峰，“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1840年鸦片战争后，曾经居于世界文明前列的中华民族，在工业革命狂飙突进之时，却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顽固自大、闭关锁国，依旧蹒跚于农业文明的黄土大道上。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随之涌入。自那以后，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经历了剧烈变革的阵痛。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成为思想文化主导，传统文化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洪流中、在中华文化的重生与再造中，经风雨历磨难，但从未退出历史舞台。
从近代以来包括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显性进程看，似乎传统文化并未起到什么作用，甚至相反，一度成为被批判被清算的对象。但是，以大历史观之，实际情况则复杂得多。诚然，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首先得益于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文化激励、现代文化滋养，然而，从深层文化结构上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在精神底蕴、思维方式、价值追求等诸多方面均延续和弘扬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即使是在表层结构上激烈反传统时期也是如此，只不过日用而不觉而已。对此学界多有探讨，有学者指出“中国在‘轴心时代’产生的德性伦理，特别是透过儒家思想的传承，对传统的道德文化所发生的深远影响，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即使在近现代，儒家道德体系受到极大的冲击，但受到震荡最深的是儒家以礼为代表的仪范伦理。而儒家的德性伦理，虽然就特定的圣贤君子的人格理想的实质而言，影响已减弱许多，但追求一个理想的人格与社会的精神动力似乎并未动摇。百年来，革命这条思想道路，所展现的志士精神与烈士精神以及乌托邦理想，就含有不少德性伦理追求终极与完美的精神酵素。”
伴随历史前进的脚步，中国共产党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日趋深刻，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性日益提高。《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提出，“中华民族充满变革和开放精神”，指出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开启了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自古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无数变法变革图强运动，留下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等豪迈宣言。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这一论述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民族文化传统的新视野新结论，进一步言之，即立足于新时代，从大历史观出发，审视立体多维的文化传统，善于发现和弘扬过去因时代局限没有认识到的一直延续至今的显性和隐性的优秀成分，服务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正是立足于大历史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阐释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内容，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强调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等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清晰的新时代，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华文化复兴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固然要立足于本民族的历史发展，但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国际视阈下的目标追求，没有国际比较就失去了意义。中华民族复兴意味着将中国重新立于世界先进行列，发挥影响和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作用。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同时也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习近平不止一次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沃土，是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基本精神，仁爱诚信、以民为本、天人合一、和谐持中、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价值理念等，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底蕴，体现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方方面面，体现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体现于内政外交、治党治国治军的宏阔实践中。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转化与创新，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便会黯然失色、失去滋养源泉、失去文化标识。历史表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习近平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回首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复兴，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总方针，“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党史党建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