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由统一到分裂、再由分裂复归统一的特殊历史时期。其间，中华民族遭遇了激烈的民族冲突和剧烈的文化碰撞，但同时也加速了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中华民族非但没有因民族冲突而走向彻底分裂，反而复归于一统，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儒家伦理。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传统儒学虽然受到来自魏晋玄学、佛教、道教的冲击和挑战，但仍是官方意识形态和全社会普遍尊奉的道德准则。随着中原丧乱、晋室南渡，儒学从中原汉文化圈向塞北、辽东、凉州、江南、岭南等民族地区传播辐射。两晋南北朝时期对儒家伦理的认同不仅加深了对政权正统观的反思，也强化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意识，更为我们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历史镜鉴。
两晋南北朝时期，在西晋初年短暂一统后，“八王之乱”又掀开了战乱的序幕，而后中国进入到一个民族冲突、南北对峙的乱世。从某种意义上讲，“八王之乱”后的两晋南北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民族冲突最剧、文化交融最深、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影响甚大的分裂对峙时期。在长达三百年的分裂对峙、战乱纷争中，中华民族非但没有分崩离析、土崩瓦解，反而依靠中华文明强大的内生力、包容力、向心力和凝聚力，有效消弭了民族冲突和地方割据，在隋初重新实现统一，奠定了隋唐盛世的基础，形成了以华夏为核心、以民族融合为特色、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其中，伦理认同特别是对儒家伦理的认同成为耦合和集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纽带、价值中枢和精神密码。
一、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
自成都王司马颖引少数民族酋豪刘渊为外援，开启民族冲突的序幕，中国便进入到一个民族激烈冲突和加速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在民族冲突与融合的表象下，文化的碰撞、对话、互动、交流以及最终走向认同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集聚的深层内因。
1. 民族间的冲突与融合
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尽管全国范围内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但突出表现为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在少数民族政权彻底占领中原后，以江淮一带为界，形成了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的南北对峙。
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关系呈现出由冲突到融合的过程。一方面，随着民族交流的深入，少数民族酋豪为了维护统治，重用汉族士人帮助治理国家，形成了由少数民族酋豪和汉族士大夫联合组成的统治集团。如前秦苻坚倚重王猛，北魏三代帝王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都重用崔浩（尽管崔浩最终被太武帝拓跋焘处死），后赵石勒招揽张宾为其谋士。另一方面，随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晋室南渡，滞留中原的世家大族纷纷结坞自保。少数民族统治者不仅吸纳这些汉人世家大族子弟做官，而且加强与他们之间的政治联姻。北朝时期，对政治影响较大且与少数民族关系紧密的汉族世家大族主要有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等。
综上，尽管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冲突加剧，但同时也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加速了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聚和形成。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五胡乱华’这段历史在中华民族成长过程中占着关键性地位，所以我们可以说，有了‘五胡乱华’这段历史，才有了现在辉煌于世界的中华民族”[1]（概说2）。
2. 文化上的碰撞与交流
民族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只是一个表象，深层次上是文化的碰撞与互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文化和文明程度上的差异，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2](79）。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向慕汉文化，并积极汉化，北魏孝文帝就是大力推行汉化的激进改革者。到了唐代，原北魏皇族和贵族集团后裔已基本汉化，成为华夏族的一员，如拓跋氏后裔元稹、秃发氏后裔源乾曜等都已经成为典型的儒家士大夫。
从某种程度上讲，南北朝时期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始终都在进行着文化上的交流、互动与融合，其主流无疑是少数民族的汉化。“汉化的过程也即是较高级的经济、文化战胜较低级的经济、文化的过程”[3](132）。“‘五胡’以至拓跋族之同化于汉族首先由于汉族的经济、文化是较高级的，有助于各族人民生产上和生活上的改造，因而能够在严重的破坏下坚持下来，并且吸收了各族带进来的好的东西，形成一个内容更为丰富的新的民族文化。”[3](132)
民族融合为华夏族注入了勃勃生机。隋之所以能扫灭南朝、一统天下，唐之所以能成为举世瞩目的盛世王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族融合为华夏民族注入了生机和活力。相对于汉人士族门阀建立起的东晋及宋、齐、梁、陈，民族深度融合的北方政权在精神气质上则少了一分绮靡华丽，多了几分粗犷豪放。按照阎步克先生所论，相对于南朝，北朝政治结构的最大特点是“异族皇权—军功贵族—国人武装体制”，这种结构使北朝成为专制帝国复兴的“历史出口”[4](219）。在不同民族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中，北朝在经历了漫长的动荡后，激发出血性和创新精神，优化了体制机制。“在军功贵族和国人武装支持下的强大皇权，逐渐重振了官僚政治”[5](125）。体制机制的优劣决定了实力对抗的强弱，这从北朝叛将侯景以一己之力就搅得南梁鸡飞狗跳、社稷危坠中可以得到明证。在某种意义上讲，侯景之乱不仅导致了萧梁的灭亡，也削弱了南朝实力。侯景之乱后，取代萧梁的陈朝其版图已较此前的东晋和宋、齐、梁大为萎缩，实力也大为削弱，并最终被隋朝所灭。
从广义上讲，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互动、交流与融合。民族融合不仅给政治格局和官僚体制带来极大的影响，也给社会道德生活以及伦理观念带来了新气象和新变化。一方面，少数民族社会风俗、生活习惯传入中原，给汉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北方少数民族的强悍进取精神决定了在南北对峙中，彪悍的北朝多能在气势上压倒侈靡柔弱的南朝。另一方面，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也对少数民族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少数民族逐渐认同以儒家为代表的汉文化和忠孝节义等儒家纲常名教，并从姓氏、服饰、礼俗等方面加速实现汉化。
在谈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意识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6]而作为一种伦理型文化，伦理认同无疑是文化认同的内核，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意识中基础之基础、核心之核心。两晋南北朝时期，在激烈的民族冲突与文化碰撞下，随着儒家文化的传播，儒家伦理突破汉文化圈的苑囿，成为当时各族人民共同尊奉和认同的伦理价值。对儒家伦理的认同进一步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即便历经三百年战乱分裂，中华民族也没有分崩离析，反而更加紧密团结。
二、儒学向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与儒家伦理对少数民族的影响
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异常活跃的一个时期，儒、释、道三足鼎立，但总的说来，能从思想观念上将中华民族凝结成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唯有儒家。确切地说，儒家伦理成为两晋南北朝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精神和内在引擎。从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角度讲，两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传播以及儒家伦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集中表现在对政权正统性等问题的解读和重构上。
1.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传播与社会影响
谈玄尚虚的魏晋玄学养成了西晋士人尚虚浮、喜清谈的社会风气，但华而不实的士族贵胄终究在少数民族的铁骑下溃不成军，西晋也因此灭亡，司马氏统治集团只落得仓皇南渡，偏安一隅。少数民族政权虽荡涤了虚浮的玄学，但并没有排斥汉人的儒学。儒学在南北朝时期非但没有湮没，反而成为各民族政权普遍尊奉的意识形态，并由中原地区向四裔传播。
在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积极吸引儒士，兴办儒学，组织贵族子弟学习儒家经典。如，前赵刘曜在长乐宫和未央宫立太学和小学；后赵石勒立太学和十余小学；前秦苻坚广修学官，立学校；南燕慕容德也敕建学官；后秦姚苌不仅立太学，还在留台、诸镇、各署置学官……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不仅注重兴办儒学，还经常深入学校，考课诸生，选拔人才。《晋书·石勒载记》记载，石勒曾“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苻坚每月三临太学，黜陟幽明，躬亲奖励，对那些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加以旌表。吕思勉先生曾评价后秦姚氏说：“其厚待师儒，弘奖后学，亦视中国无愧色也。”[7](1008)
僻处西部边陲的五凉政权也趁中原丧乱，大举吸引儒生，迎来了儒学西渐的盛况。《晋书·秃发乌孤载记》记载，“金石生、时连珍，四夷之豪隽；阴训、郭倖，西州之德望；杨统、杨贞、卫殷、麹丞明、郭黄、郭奋、史暠、鹿嵩，文武之秀杰；梁昶、韩疋、张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树、薛翘、赵振、王忠、赵晁、苏霸，秦雍之世门，皆内居显位，外宰郡县。官方授才，咸得其所”。儒学在河西凉州一带能够迅速兴起和繁荣，既依靠早年迁入的中原名门望族，更离不开大量避祸西迁的中原儒士。对此，有学者指出：“凉州一带，自张轨以来，中原士人避难者多往依之。因而从前凉到北凉，这里的儒学颇为发达，如敦煌人宋纤、有弟子受业者三千余人；酒泉人祁嘉，有门生百余人；略阳郭荷，敦煌郭瑀，亦皆精通经义；他们都是前凉时有名的儒者。”[8](559)
应该说，儒家文化的渗润深刻影响了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在各少数民族政权中逐渐树立起尊卑有序的伦理观念。少数民族民风质朴，最初并无汉人的尊卑礼仪和忠孝观念。《晋书·姚弋仲载记》记载，“弋仲性狷直，俗无尊卑皆汝之，季龙恕而不责”。但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上下尊卑和君臣观念也在少数民族政权中得以迅速强化。《隋书·经籍志二》记载，“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
归根结底，儒家的治国方略和治理效果才是少数民族政权推行儒学、加速汉化的原动力。正所谓“胡族政权汉化是以政治需要为动力的强制性转型，达到的效果是不可估量的，而统治集团仰慕汉文化并首先儒化是所有这类汉化措施实施的前提”[9](34）。在仿效汉族建立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同时，“北朝政权也很注重中国传统道德，即儒家伦理思想的引进与传播”[10](259），并按照儒家伦理精神，建立起一整套以君尊臣卑为基础的政权架构，形成了具有北方少数民族特色且兼容儒家政治伦理精神的政治生态环境。
2.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正统观
民族冲突加速了西晋的灭亡，中国陷入长期分裂混战的局面。从十六国的割据到南北朝的对峙，天下没有一个统一的共主，这就存在华夏正统与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有的以汉人士族偏安江南建立的东晋和宋、齐、梁、陈为华夏正统，有的则认为中原地区那些不断汉化的少数民族政权才是华夏正统。
东晋、宋、齐、梁、陈等南朝政权因为是衣冠南渡的汉人建立的政权，在政权的接续性方面上承西晋，虽然存在王朝鼎革、天下易主的问题，但基本是汉人间的新旧递嬗、前后禅代。保守的士大夫自然视其为正统，而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为僭伪。比如，一些坚守中原的汉人始终坚持晋为正统。永嘉之乱后，渤海世族高瞻率宗族避乱辽东，拒绝出仕少数民族酋豪慕容廆。《晋书·慕容廆载记》记载，慕容廆曾指责拒绝出仕的高瞻：“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面对慕容廆的威逼利诱，高瞻始终坚守传统的晋朝正统观，“辞疾等”。不难看出，在一些儒家士大夫眼里，少数民族政权绝非正统。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汉人坚守晋朝正朔，一些少数民族酋豪也以晋为正统。比如，《晋书·段匹磾传》记载，少数民族首领段匹磾忠于晋朝，自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宋书·氐胡传》记载，略阳清水少数民族首领杨氏亦奉南朝正朔。在晋宋禅代之际，杨盛嘱咐儿子杨玄：“吾年已老，当为晋臣，汝善事宋帝。”杨玄于是尊奉刘宋为正统，奉元嘉正朔。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为了跻身于正统之列，甚至将本民族姓氏改成汉人帝王姓氏。《晋书·刘元海载记》记载，少数民族豪杰赫连氏以“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为依据而冒姓刘。因而，其后代刘渊建立的政权最初就叫做汉，以表示承继刘汉正统。
正统观决定了做天子的资格。围绕少数民族是否有资格当天子的问题，《晋书·姚弋仲载记》记载首领姚弋仲尝嘱其子曰：“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可见，在一些少数民族酋豪眼里，汉族政权才是正朔，少数民族酋豪是不可以做天子的。当时很多汉人将天子宝位看作是汉人的私家领地、少数民族的禁脔，比如刘琨就坚持“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晋书·石勒载记上》）。
事实上，两晋南北朝的正统观是多元的，对谁有资格做天子的问题也是存在分歧的。针对姚弋仲“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和刘琨“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的论调，少数民族首领石勒是坚决反对的。《晋书·邵续传》记载，石勒斥责“夷狄不足为君”的论调，“何无上之甚也！”石勒自诩：“国家应符拨乱，八表宅心，遗晋怖威，远窜扬越。”在这里，他自认为上应天符，拨乱反正，而且获得民众拥戴，完全是正宗的天子，是天命所归、万民拥戴的正统，而晋朝则已经远窜扬越，没有资格再做中原主了。
有研究者认为少数民族不可以做天子的论调实际上是晋朝极力宣扬并刻意渲染的，以此来反制少数民族对晋朝政权的觊觎和冲击。其“对于两晋继续维持传统夷夏君臣秩序、获取民心、宣示正统等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于少数民族首领建国称帝的政治行动则产生了巨大制约与阻碍，‘夷狄’身份反复拷问着自身是否拥有天命，从而在初期与两晋正统地位的争夺中，处于劣势与不自信状态”[11](134）。实际上，随着西晋内乱，王纲解纽，少数民族是否可以为君、天下何为正统等问题都已经变得复杂而多元。既有如刘渊、石勒那样一心想取代晋而为正统的少数民族酋豪，也有杨氏父子、姚弋仲那样尊奉晋、宋为正朔者。
晋室南渡后，中原无主，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往往以正统自居而彼此贬损。《晋书·刘曜》记载，前赵田崧被少数民族酋豪杨难敌俘获后大骂：“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贼拜乎！”在这里，田崧以少数民族的前赵政权为正统，以前赵君王为天子，而贬低同为少数民族的杨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12](4）。南北朝时期的北朝政权始终坚持自己一方才是天下正统，而视南朝为僭伪，就像南朝视北朝为僭伪一样。
3.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对峙与天下一统
从晋灭吴统一全国到隋灭陈再度一统天下，这期间中国大部分都处在战乱纷争中。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分裂对峙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实然常态，但很多政权却以荡平天下、一统寰宇为己任，把天下统一视为应然状态，表现出一种浓重的大一统情结。前秦苻坚在剿灭群雄、一统北方后，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发兵南征，誓灭东晋，混一宇内。淝水之战苻坚战败后，北方再度陷入分裂割据，各方混战。随后，拓跋氏统一北方，建立北魏。此后，北魏以及北魏分裂出的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虽都屡屡进攻南朝，但都无功而返。直至取代北周的隋王朝一举灭掉南陈，中国才再度实现华夏一统。在北方政权频频南下的同时，南方政权也积蓄力量，伺机北伐，力图恢复中原。比较成规模的北伐有祖逖北伐、庾亮北伐、殷浩北伐、桓温北伐、刘裕北伐，但这些北伐都因各种原因或出师不利，或功亏一篑，均劳师远征，损兵折将，无功而返。
不论南征还是北伐，也不论成败如何，除了攻城略地的现实利益外，这里更多的是一个混同海内、一统寰宇的大一统情结。以前秦苻坚为例，《晋书·苻坚载记》载，在淝水之战前，苻坚就曾披露心迹道：“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朕方将混六合以一家。”从中可见，苻坚立志混一六合，实现大一统，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
怀有大一统情怀的少数民族酋豪不仅有北方的苻坚，岭南少数民族首领冼夫人也秉持大一统理念。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怀有一统六合、混一宇内野心的帝王，而后者则是极力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民族英雄。
《隋书·列女传》载，冼夫人“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在岭南一带颇具影响力。当侯景之乱爆发、萧梁危坠之时，冼夫人与陈霸先会于石，全力支持陈霸先起兵平叛，并协助朝廷先后剿灭了李迁仕、欧阳纥、王仲宣等分裂势力，巩固了南朝对岭南的统治。隋灭陈后，冼夫人率众归顺隋朝，维护了大一统格局。每逢年节，冼夫人都要在厅堂陈列历代朝廷赏赐之物，并谆谆教诲子孙：“汝等宜尽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赐物具存，此忠孝之报也，愿汝皆思念之。”冼夫人深受儒家伦理影响，忠心事主，但并非死守愚忠于一家一姓的家天下，而是先后忠于梁、陈、隋三朝，其核心思想是维护国家的大一统，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
三、伦理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每一种‘文化’不仅代表了差异性，而且排除了差异性：这个群体代表了一个相对同质的丛，并且旨在维护它的基本规范和习俗消除异议的管束机制会强化和延续这种同质性。”[13](198）如何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基础上，达致一种伦理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两晋南北朝时期，传统儒家伦理在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方面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1. 儒家伦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与和合作用
尽管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分裂乱世，但总的看是分而不崩、离而不析的，即便十六国那样割据林立，最终也通过前秦和北魏的两次统一，实现了长江以北的政治一体化，奠定了南北朝两大政治集团对峙的政治格局。在南北朝彼此对峙的一个多世纪里，无论是北朝还是南朝都在蓄势实现一统，尽管北朝后来又一度分裂成东、西两部分，但最终中华大地还是自西向东、自北向南完成了统一，结束了持续三百多年的乱世纷争。而长江以北的隋朝之所以能统一全国，除了强大的综合国力和政治、军事实力外，意识形态、伦理认同无疑是凝聚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精神动力。概言之，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意识形态核心是儒家思想，更确切地说，是儒家伦理，尤其是儒家政治伦理。
儒家政治伦理除了仁政爱民、孝治天下、忠孝为本等核心理念外，还包括国家空间治理的和合观念。自周秦至于魏晋，位于中原的华夏政权通过协和万邦有效地凝聚起华夏族群与周边少数民族表里共存、唇齿相依的民族共同体关系。两晋南北朝时期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继承了华夏政权的意识形态，也都认同儒家政治伦理。他们通过不断汉化来强化对儒家伦理的认同，塑造自己作为华夏正统继承者的政治形象，为其政权的合法性张本。这种做法主观上固然是为了维护统治，但客观上却通过对儒家伦理的认同加速了民族融合，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聚合，使两晋南北朝成为民族大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
从两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过程可见，对儒家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在经历了三百多年分裂动荡、战乱对峙后仍能分而不崩、离而不析的关键。虽然天下四分五裂，但各方割据势力，无论是汉人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都认同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也都致力于天下一统和民族融合。应该说，对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伦理的认同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主基调，是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团结的基础，同时也为我们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镜鉴。
2. 伦理认同对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耦合与渗润作用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并非北方少数民族单向度融入华夏这个大家庭中。这种融合包括习俗、道德等软文化和人口、聚落等硬载体，是全方位的，而且是双向互动、互渗的。概括起来，民族融合是在伦理认同这一共识基础上的彼此耦合和渗润。一方面，汉族文化和儒家伦理迅速影响并蔓延到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政权对儒家文化的钦慕和政治治理上的儒家化以及儒学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都反映了汉文化及儒家伦理对少数民族政权和人民的影响。这种影响到后来达到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特别是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后，孝文帝以皇族为表率，带头施行汉化，全面融入华夏文化圈。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的一些观念、习俗也潜移默化地影响汉人的生活，特别是那些生活在中原一带的汉人。在各民族交融杂处的生活环境中，这些汉人的生活习惯、道德习俗、社会风俗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少数民族风俗的影响。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教子篇》中就曾提到北齐的一个汉族士大夫为了讨好当朝权贵，刻意培养他儿子学鲜卑语和弹琵琶，反映出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原地区的深刻影响。可见，民族融合更多表现在文化和社会风俗的交互影响上。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对儒家伦理的认同也是动态的，处于不断耦合1与渗润状态中。在传播过程中，儒家伦理逐渐成为各民族的共同价值追求。
民族融合过程中的文化耦合与渗润不仅加速了民族融合，也有利于保持民族特性。在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中，既要维护共同体的团结与巩固，又要保持各个民族成员的特性，这就需要确立并高扬起一种被民族共同体中各个民族所普遍认同和共同尊奉的伦理价值。“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的相互融合正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同质文化体系中不同发展状况的民族单元伦理文化的认同。”[14](117）一方面，“多民族国家的团结需要各民族以崇尚团结的共同伦理信念、共同的目标利益、彼此的认同感和同胞感等因素来铸就”[15](34）；另一方面，在对共同伦理价值认同的基础上，允许和鼓励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耦合与渗润，但这种耦合、渗润并不以消灭任何一方的民族特性、湮没与消融民族文化为目的和代价，而是保持民族的多元特性，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3. 儒家伦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
在谈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伦理认同时，有学者指出：“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要坚持中国立场和中国话语，传承并创新性地发展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史过程中作为精神密码的中华伦理认同。”[16](118）那么，在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伦理认同方面，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冲突与融合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可传承的精神基因和密码？其当代转换的路径又是什么呢？
首先，传统的大一统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古人常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总的说来，合是常态，分是非常态。从理论上讲，这种分久必合的天下观念是奠定在传统和合思想基础上的，是和合思想在国家政治治理上的体现。在国家治理层面，和合思想不仅以“和”来协和万邦、包容个性，而且以“合”来彰显整体性的政治思维，实现大一统的政治抱负，构建起民族共同体的政治格局。
两晋南北朝虽然是分裂的乱世，但在这三百多年中中华民族始终是追求统一的，是期盼和趋向分久必合的。而支撑这种价值观念的就是大一统思想。大一统始终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基因和政治信念。说到底，“‘大一统’模式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疆域’与‘族群’的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认同问题”[17](25）。作为一种政治心理，“大一统”意识不仅有利于抵御分裂主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而且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其次，传统的“和而不同”思想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国语·郑语》记载，史伯尝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在史伯看来，“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以同裨同，尽乃弃也”。孔子继承发展了史伯的思想，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说到底，只有异质间的相互碰撞与和谐互补才是推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和而不同”思想强调的就是异质间的对话、交流、会通、互补。
“和而不同”不仅是一种哲学思想和伦理价值，也是处理地区和民族关系的重要原则。《礼记·王制》曾经指出：“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基于此，国家治理应“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这样才能使“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尽管这里存在以“中国”代指华夏的狭隘表述，但强调各民族各安其居、和平共处的观念无疑是“和而不同”思想在处理不同地区和民族之间关系上的体现。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也是在“和而不同”基调下展开的，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壮大也得益于传统儒家的“和而不同”思想。主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费孝通先生创造性地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思想理念。实际上，“美美与共”观念就是对传统“和而不同”思想的继承、创新和发展。从民族认同的角度讲，“和”指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各民族的和谐与同心，但这种“和”不是一种泯灭民族个性的混同和消灭民族特性的同质化，而是在强调一个共同的文化认同（即认同于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基础上，对各民族特性的兼容并蓄。正是在对中华文化和伦理认同的基础上，56个民族才凝结成一个团结统一的整体，这也正是“和而不同”思想在筑牢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作用所在。
最后，传统的天下一家意识与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在传统儒家观念中，尽管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的狭隘心理，但主流仍是“天下一家”的观念。即便从先秦到两汉魏晋时期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冲突不断，但从族源上其实都是一家人。《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广义上讲，汉族与少数民族本就是亲如兄弟的一家人。“在‘天下’这一文化单元内，‘华夏’与‘四夷’是一家，是兄弟关系，人伦关系贯穿其中。”[18](4）在传统儒家思想中，“视天下如一家、中国犹一人”的观念是一种被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
尽管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冲突与融合模糊了民族间的地域分野，但也打破了二元对立状态，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凸显了天下一家意识，促进了中原汉族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交融互动，使得层层推扩的儒家天下模式发生质的改变。四裔地区不再是遥远的荒服之地，而处在边地的少数民族也走上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这种民族间界限的打破，不仅是地域上的，更是民族心理上的，其使得各民族融合成紧密团结、水乳交融的一个大家庭。这个民族大家庭不是长幼尊卑的家长制缩影，而是平等的兄弟姐妹式的集聚，其冲击了少数民族不可为君的陈腐观念，提升了各民族共同参与国家治理和政治生活的意识。传统儒家“天下一家”思想促进了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与互动，而民族之间的融合与互动又反过来给北朝注入了勃勃生机。某种程度上讲，隋朝能振起雄风，一统天下，唐朝能以一个空前开放包容的姿态造就盛世辉煌，都离不开“天下一家”思想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注入的精神动力。这不仅为我们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智力支持。
说到底，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各民族的关系，就像一个大家庭与每个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而各民族相互之间的关系，则是大家庭中不同成员个体之间的关系。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大家庭中，各民族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彼此之间是互助互爱、亲如兄弟的关系。历史上，将中华民族凝结成一个民族共同体的黏合剂是大一统、和而不同、天下一家等价值观念。在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要积极吸纳传统文化精华，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注释
1耦合（coulpling）原本是物理学术语，大意是指两个具有耦合关系的系统，彼此间相互作用。渗润（Infiltration）原系地球科学术语，专指水分子对土壤、植被等的渗入和滋润。耦合和渗润还被广泛用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本文借用耦合和渗润这两个专业术语来表述民族间的互动、影响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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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桑东辉（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来源：《伦理学研究》202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