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为什么坚持“国有资产应该量化到个人”

朱镕基总理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报告，我只记得一句话，就是那句“国有资产不能量化到个人”——不过，也仅仅这一句话就够了，因为这已经足以从根本上摧垮我对于国家改革的所有信心。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质性的改革肯定不可能有真正的动作，国家经济复苏的指望将依然遥遥无期。

国有资产为什么要量化到个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但同时又是非常深奥的命题。从简单来讲，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没有量化的所有权，也就没有量化的收益权和责任感，人们就不知道该为“一个没有预期收益的目标”付出多大的努力和代价，人们就没法投入的、卖命的工作。 ——而人们如果不肯卖命工作，则国企的兴旺就肯定没指望。

举个简单的例子，譬如我是一家国企的老总，张三、李四、王五是我的助手，我们的任务是要去修一段堤坝。如果我们每家出一份钱，并约好赚钱了就按相应的比例分，不赚钱就相应的赔，那我们四个人是不是就得好好的策划、运筹、精心组织把事情做好？但如果产权没有量化到个人，那肯定就不需要我们四个人出钱，赔了可以一拍屁股走人，赚了就看老总的脸色打发部下——那你们想想，这堤坝能修好吗？大伙儿一个贪一点是不是更靠得住一些呢？

赚到了钱却不一定归我所有的事情，我没法把它干好——这是最简单的直觉。爱因斯坦曾经告诉过我们，“逻辑和推理不是通向创造性思维的道路，直觉才是最宝贵的因素。”——所有参与决策的当事者们，难道你们的直觉就如此地麻木了吗？！

如果往复杂里说，那我们就不能不说一下耗散结构、自组织理论和股份制的经济学原理。

结合实际的情况，说说我们湖南邵东一个批发市场的发育吧。这一现在每年销售额达几十亿的批发市场，在十几年之前还仅仅是几个无业人员为了生计而摆的小摊子，只是因为其中有几个头脑灵活的人，一年下来小赚了万把块钱，于是才引来纷纷效仿，于是生意开始做大。

据我所知，经营过程中栽跟头的人不少，但总有一些运气好的人（当然不仅是运气）赚钱，于是大家便纷纷仿效，不断地创新，开拓新的市场机会，于是这市场才越做越大。在我离开的１９９４年，那里已经聚起了一个小有规模的批发市场。等去年我重访时，哗！不得了，原来几千平方的破落街坊已经膨胀成了一个方圆数公里的大市场！

“试探”——寻找盈利点——赚钱壮大——效仿——淘汰不正确的经营方式（自然选择），这就是邵东市场的基本发育规律！

翻开德国物理学家哈肯的《协同学》看看，从微观世界激光的形成、贝纳特花纹的产生到宏观世界的生物的进化、经济的演变，莫不遵循这一模式！哈肯教授将这一“通过涨落（试探）达到有序”的伟大原理，称之为“泛达尔文主义”！

著名经济学家沈华嵩先生曾经在他的《经济系统的自组织理论》中，淋漓尽致地论证了“通过涨落达到有序”的自组织原理同样适用于经济领域。邵东批发市场的成功遵循“探索——盈利——壮大”的自然选择机制，我们的国企又何尝不是呢？！

为了盈利，我们必须“探索”，而且这种探索必须是发散的、独立的、由单个脑袋随机进行的“探索”！一开始就不允许探索，那我们毫无疑问就会走向缪误。只有在独立探索的前提下，——当某几位幸运人士找到正确的方法以后，我们再迅速跟进——于是，才能引导大家走向成功！

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股份化,而股份制的核心优点,就在于它是一种个人所有制!每一个投资者个体,都独立地拥有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权利。资本市场正是依靠数以亿万计的投资者的“探索”和“跟进”，才能够迅速的、不失时机地抓住地球上的每一个盈利机会，从而推动资源的优化配置。

道里讲到这里，我想已经用不着再讲了。谁要是真的有兴趣，我建议他去看看哈肯、沈华嵩、普里高津这些大师们的书。我想大师们讲的肯定比我讲的要有说服力得多。

不将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国家经济的增长将断然没有希望。因为从一开始，“独立的思考、探索”——这一经济系统得以进步的动力之源，就已经不存在了。

我已经一再说过，“私人财产权”——包括对生产资料的独立的控制权和收益权——是一种最基本的人权，它是人的创造力的物质依托。剥夺了人的私人财产权，人们就没法去实践自己的“创造、探索”行动，没有办法去“试探、寻找”盈利的机会，因而经济也没法增长。

有过这么一个故事，说是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有一锅热腾腾的粥，也有很多喝粥的勺子，但勺子的柄太长，舀着粥却喝不到自己的口里去，于是大家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神情沮丧，于是，这里成了地狱。

但同样的情况在另一个房间里，人们学会了互相用勺子喂粥给对方喝，于是大家一个个容光焕发、神采飞扬——于是，这里成了天堂。

粥如果不能被人所控制，就会变得毫无用处。要是生产资料不能被人所控制呢？——

我们有的是数万亿的国有资产，有的是勤劳的人民、肥沃的土地、富饶的资源，可如果这些资产不能量化到自然人，不能成为自然人去探索、寻找盈利机会的工具，那我是不是也有可能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神情沮丧？．．．．．．

二、朱镕基总理所说的“私有化”有双重含义

大家都记得朱总理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所讲的那段话，说“中国不搞私有化，只搞股份化，搞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但又说这和布什的“私有化”是“一种共识，各自表述”。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朱总理所指的“不搞私有化”和“一种共识，各自表述”的出自布什之口“私有化”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指马克思学说里所一再批判过的“罪恶的私有化”，所以不能搞。而后者则代表着改革的方向，是“共识”，所以应该搞。

那么，“罪恶的私有化”和代表着改革方向的“一种共识”的“私有化”该如何区别呢？“罪恶的私有制”是马克思一再批判过的，在这种制度下，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所有”——而广大的工人却没有生产资料，所以不得不出卖劳动力，去忍受“资本家对于剩余价值的剥削”。——大家注意，从马克思学说的逻辑结构来看，“私人所有”的实际含义应该是相对于“广大无产阶级”来说的“少数人”。正是因为少数人垄断了生产资料甚至垄断了政权，剥削才因此成为可能。

如果有人不同意我的推理，那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下马克思在提到“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时所说过的一段话，“在资本主义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很显然，否定“私有制”后建立的“公有制”，也必须是一种“个人所有制”，其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少数人所有”，而后者是“多数人所有”。而个人对生产资料的独立的控制权和收益权，二者应该完全一致。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朱镕基总理认为“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股份化”和布什总统所说的“私有化”是“一种共识，各自表述”，其实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只是这里的“私有化”，是一种让多数人拥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化”，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而不是让少数人拥有生产资料的“罪恶的私有化”。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现行的国有制其实是一种比“私有制”更“私有”、更不合理的所有制形式，它其实就是一种“官员所有制”。所谓的“全民所有”，那只不过是一个幌子，是一个形式要件，而所有权的实体要件——也就是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和收益权——则落入了少数官员们的手中。在当今国有制下，官员是控制实权的“曹操”，而全民则成了徒具摆设的“汉献帝”。所以改革的任务，就是应该实现“从官员所有制到民众所有制”的转变，从而搞成真正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尽管现在对马克思学说的攻击诋毁很多，但我一直认为马克思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论述是极其伟大的。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来看，“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最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而且是唯一正确的改革方向。它既要求我们不搞“罪恶的私有化”，把生产资料不公平的量化给个人，也要求我们改革比“私有制”更“私有”、更集权、更垄断和更不公平的现行“国有制”。不仅如此，“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还要求我们，一旦出现生产资料被垄断的情况，而且构成了对公平和效率的破坏的时候，它就应该遭到有效的遏制——其实，“公有制”真正的精髓，还是在于政权的民主。

所以顺理成章的，我们认为，朱镕基总理所指的“不将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应该是指“以一种无偿的、不公平的方式，通过官员们的权力指定量化给个人”——如果是这样的“量化”，那无疑是一种灾难。

同样的道理，我也认为，朱镕基总理是不会反对“以一种公开、公平、公正的方式，将现行的高度集权的国有资产量化给个人”的——“一种共识”所指的“股份化”，其实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量化”。——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地远离极权、垄断、剥削和罪恶，才能真正地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我们国家的发展才有希望。

三、公平的尴尬：不改革是最大的不公平

我们的思路是非常明确的，赞成公平的量化，赞成“一种共识”下的私有化，赞成以公平的方式股份化，赞成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赞成真正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我们反对不公平的量化，反对“罪恶的私有化”，反对用不公平的权力进行不公平的量化，反对“公有制”幌子下的巧取豪夺与最不公平的权力资本化。

很多左翼经济学者像吴敬琏、秦晖、何清涟等人，都在很多的媒体上反复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要注意国企改革中的公平问题”。

但我却想在这里表达一个与他们不同的观点，我认为，当局者可能并不缺少“公平改革、量化”的方法。只要真改革，“公平”是很容易做到的，把国有资产的存量按工龄长短分给工人，或者把“量化”的程序交给职工大会表决，把权力排除在“量化”之外，这“公平”就很容易做到。

当然，“量化”不能一哄而上，而是必须改一个活一个。要把企业搞活，流动资金哪里来？当然不能靠银行贷款，只能靠私人投资。在现行银行制度下，搞政策性贷款肯定通货膨胀，祸患无穷，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有在银行私有化以后，当其具备相当活力的时候，那时不用政策指点，企业和银行自会走到一块去。

要使私人不肯投资呢？

那一定是改革没有真的到位。只要改革真的到位，让政府彻底退出市场，那总会有一些盈利的企业。只要有盈利，资金是可以引得来的。但切忌用行政手段，否则又会搞得一塌糊涂。

不能不提一下六万亿存款，这一官员所有制下的怪胎，其实可以成为一个巨大的改革契机。真有好的投资机会，何愁这些钱不肯出来呢？！

公平的量化，以效益为第一标准，我们就有办法使企业一步一步地恢复活力，并因此而造就一大批人才，增强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以效益为第一标准，我们就不会重蹈俄罗斯的覆辙。俄罗斯的情况，是每人发几美元的私有化证券，但却没有解决企业的管理问题、活力问题与资本人格化的问题。企业活力没有，印钞机却失控，这就是俄罗斯失败的根源之所在，其实道理很简单。

只将企业的资产“量化”、股份化到个人，允许转让但不允许搬走，逼你去把企业搞活，我想我们就决不会蹈俄罗斯的覆辙。与俄罗斯的改革比较起来，我们的农民分不到量化的资产，这似乎不公平，但为了使企业产生活力，也只能这样做。对农民的补偿可以通过土地私有化和减税来实现。

所以我认为，要实现“公平的改革”其实并不难，难的只是作出决定的勇气。财富一旦量化到个人，它就必须参与创造才能获得增值的机会。一旦参与创造，那其实就成了一种“私有公用”的社会财富，就成了能造福于公众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既然“公平的量化”不难做到，所以我们应该去大力呼吁的，首先应该是“加速改革”。离开了“改革”这一前提却空喊“公平”，其结果是导致当局者对改革的犹豫，因而造成了一个最不公平的结局——那就是维持现状，不“量化”，不改革。

说“维持现状”是最不公平的结局，我们是有理由的。因为不管是“公平的量化”还是“不公平的量化”，其结果都可能使资本人格化，使企业活力得以恢复，使经济增长，就业增加，社会矛盾缓和，使社会制度逐步趋于合理化。但维持现状所导致的结果，是“公平的量化”没有了可能性，而“不公平的量化”却在“公有制”的幌子下天天进行。我曾经提及过，在现行的官员所有制下，国企必定会亏损，必定会产生制度性的腐败，就好像１００元钱放在大街上必定会被人捡去一样，这是完全可以用公式证明的！既然国企亏损的实质是“用民众的血汗肥官员的腰包”，那么维持现状就等于默许最不公平、最不具创造性的官员所有制的继续存在，默许广大民众继续被盘剥，默许社会危机的继续恶化而走向崩溃......

这让人想起了一则古代的寓言故事，说兄弟两看见一群雁在天上飞过，哥哥挽弓搭箭，说要“把雁射下来煮着吃”，弟弟一听连忙阻止，说“雁要烧着才好吃”，于是两兄弟就开始争吵了起来。最后他们找到一位老先生评理，老先生说：“这还不简单，一半煮着吃一半烧着吃不就得了？”——可再去射雁时，雁儿早已不见了踪影！

先把雁射下来，然后才能去谈论“煮着吃”与“烧着吃”的问题。

先改革了，然后才能去谈论“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

2００１年４月于湖南娄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