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讨论一个大家都很奇怪的问题，我和杨教授（杨瑞辉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都是吃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学者，我们怎么会有兴趣探讨社会主义的话题呢？其实这是有原因的。

我们主要希望让大家知道到底如何理解马克思。但由于我的水平实在有限，因此在30之岁之前都无法理解这个人（马克思）的智慧，一直到我到了香港，差不多我也50岁，我跟杨教授）两个人经 常喝咖啡聊天，透过对话来讨论马克思。

最后我们得到一个非常非常震撼的结论，那就是共产主义本身，从马克思的著作里面我们察觉到根本不是他这一生追求的目的，他追求的是和谐社会，而共产主义只是一个手段。

我们建国之后前30年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手段当目的，从而给我们国家带来极大的灾难。

后来我们利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得到了一个非常震撼的结论。那就是什么叫做人类历史。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透过法制与民主控制权力腐败的积极斗争史。就是说马克思真正想讲的就是民 主与法制，而且是从他的唯物辩证法里面推导出来的。

而被誉为资本主义经济之父的亚当斯斯密是马克思跟列宁的前身，国父论里面从头到尾谈一个观点和马克思一模一样。他对于资本家剥削工人感到痛心疾首，同时他更感到痛心劳动者薪资的 衰退。他甚至向列宁一样大力搏击英国帝国主义，它说帝国主义不但剥削殖民地的人，同时帝国主义本身的人民也被剥削。因此从他的书里面看来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者，根本不是 资本主义之父，他是社会主义之父。

但是我想告诉各位一个结论，那就是亚当斯密的理念和马克思是一样的，两个人都想透过一个手段达到更好的目的，马克思希望怎么做，通过民主与法制达到和谐的社会。亚当斯密通过一只 看不见的手打造一个整体社会的利益。

最后我想请问各位来宾，亚当斯密跟马克思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如果你把我的演讲都听懂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那太有意思了。我们建国60多年，前30年左派当道， 极左，打的马克思共产主义为目的。后30年新自由主义学派，透过一只看不见的手为目的，认为这时候根本不需要干涉，一切推向市场化叫做改革。我们很多地方说不要找市长，要找市场。 中国的改革风起云涌。全部希望通过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解资源的分配，最终会达到一般均衡跟最棒的福利经济学的境界。

这个极左派跟极右派给我们带来什么灾难吗？极左在改革开放之前既不重视民主又没有法制，民生凋敝，经济解体，社会僵化，最后由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以后透过所谓看不见 的手，这种价格机能把一切推向市场之后是什么结果？房价之后住不起房，医改之后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国企改革之后大家都下岗。因为价格理论本身这只看不见的手本身就是误导。

我们这个国家对所谓的看不见的手这个市场经济是最痴迷的，痴迷到什么地步，连你们各位朋友买菜，这个菜市场都是市场化的。举一个例子看看我们受到多少剥削。以上海为例，上海奉贤 区五四农场生产的卷心菜卖到下游一级批发市场三毛，当天卖到隔壁二级批发市场七毛，当天卖给消费者一块二，我们研究人员到现场量了一下聚集，从一级批发到二级批发到零售，总共距 离一公里，当天完成的交易有三毛钱涨到1块2。中间的九毛钱是什么？我们做了调研发现，全部是政府的税费包括进场费，摊位费，工商税务城关卫生。一斤菜老百姓要付九毛钱。

回头看看香港，香港有93个菜市场，谁是老板？香港政府。香港是个英国殖民地，这个菜市场怎么会是香港政府持有的，对的，就是香港政府持有。因为当时的英国政府非常理解什么叫做市 场经济。香港政府收购了93个菜市场之后，菜贩子只要交水电费跟象征性的摊位费，其他的税费全免。在香港过日子还是比较好过的。十年之前香港老百姓要到深圳罗湖打酱油。现在反过来 ，深圳老百姓到香港去打酱油，为什么？香港物价特便宜。

从小故事看得出来我们这个国家迷信市场经济的结果，迷信所谓看不见手的，结果什么都推向市场化，最后老百姓反受其害。谈到一个非常可悲的话题就是你为什么越改革越糟糕。

我们市场化的改革是这场改革最后图利少数人，而改革成本由大多数人承担。请问这公平吗。而且微观学理念，所谓亚当斯密这个价格理论理念他所有追求的统统是小利，不想公平。什么叫 一般均衡理论，那就是价格两块钱，资本家拿4%，工人拿四块钱就是最有效的一般均衡理论。仔细研读微观经济学到最后你只重效率不重公平的结果，那就是我们改革开放的问题。只有最后 一章福利经济学还说了一句人话，可以让一部分先富起来，但是其他人不能更贫穷。

这句话就是我05年12月份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我们认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或者意识形态的趋向呢，就是说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要彻底的放弃极左跟极右的思维，因为极左跟极右都 是拿手段当目的，极左奉承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就是手段，而我们分析的马克思追求的是和谐社会，方法不是共产主义，是法制与民主。亚当斯密他也是一个悲天悯人的社会主义学家，他追求 的是社会整体的利益，而且手段就是看不见的手。我无意否决市场经济的重要，因为在某些领域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能迷信市场经济，因为从今而后我倒认为微观经济学里面最后一 张福利经济学里面谈到的帕累托改进可以作为我们执政的标准。就是我一直呼吁的偿富于民。如何检验你藏富于民，你可以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像邓小平所说，但是其他人不能更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