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届中美二轨对话刚刚举办，中美二轨对话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中美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数字经济领域是中美两国加强合作契合度比较高的领域之一。
美国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第一大国，中国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排在第二位的国家，正好两国GDP在世界排位也是第一、第二位，数字经济发展是世界发展的大势，也是经济发展的前沿和主战场。如果两个国家进行合作，不仅将给两个国家带来重大的利益，而且会给整个世界带来正向的溢出效应，或者叫“乘数效应”。所以，中美两个国家数字经济的合作，这个领域是两国在气候、能源等方面合作外，一个最有潜力或者说最有发展前景的领域。
一、数字经济是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选择，是当前共识度最高的领域，也是在不确定的世界中确定性最高的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性特征
大家知道，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几千年历史演进的进程，就是不断地创新和替代的过程。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催生了不同的原创性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第三次和第四次则以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作为标志。当今世界，正在进入一个由大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系统和数字经济形态形成与发展的生态系统，由此诞生了半导体产业等新兴产业，数字经济支撑的技术将驱动生产力从量变到质变，并且逐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
因此，数字生产力，将成为优质生产力的核心。全世界都在拥抱数字经济发展的这个机会，中国也在拥抱这个机会。美国拥抱得比我们要早，在克林顿时期就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的国家战略，是领世界之先的。当前，全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各自的数字化发展战略，所以可以说，未来已来，数字经济、数字技术、数字生态，它预示着人类社会的一场革命。人工智能已经从幻想走向现实，而且开始执行反映人类智力水平的任务，比如说Chat GPT，虽然我们中国还没有应用，但是舆论已经沸沸扬扬，而且ChatGPT在推出以后不到一个月，就发展到1多亿人的应用，现在应用者据说已接近三亿多人，扩张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
得到全新算法和日益丰富的企业算力加持赋能，使万物互联、万物感知、万物可见、万物智能变得成为一种可能。所以数字经济、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它将产生最广阔的新蓝海。无论是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还是支撑数字化转型的企业，那是数字经济走在前列的国家，还是经济发展迅速的区域或者城市，都可以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巨大的市场空间和丰厚的收益。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就是数字经济发展是大势所趋。
二、中美两国在数字经济发展上，走在了世界前列，数字经济领域两国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美国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始终领全球之先。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引发的动力革命是英国领先，从第二次、第三次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美国领世界之先，数字经济美国也走在了世界前列。有很多的优势。其中一个重要优势，就是美国的原始创新能力高于中国，比如说美国从第二次、第三次到第四次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占全球原始创新的80%以上。这种原始创新能力，这是美国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美国在半导体领域，在数字经济的其他领域，核心设备、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具有优势，在大国竞争博弈中，这是卡别人脖子的能力。美国还具有人才优势，这种人才优势并不是美国人产生的人才，而是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向美国聚集，为美国所用，在美国进行创新创造。
美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是从克林顿时期开始的，一届一届的美国政府在这个战略上是有连续性的，出台了很多发展数字经济、发展人工智能、发展大数据和超算的国家战略。美国数字经济的战略优势，是起步早，连续性强，而且是全面的、整体的战略设计，涵盖经济社会和国家治理各个方面。美国的优势也是一种制度性和整体性优势，比如说美国要遏制打压一个国家，一定会有部门协同、有法律法规、政府政策的协同，有政府企业乃至个人的协同，有国内与国际盟友国家的协同，这种协同在遏制打压制裁其他国家的时候，集成力量确实就很大。
中国的优势是什么呢？我认为第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举国体制，刚才晓强主任说在我们的举国体制下可以造两弹一星，在数字经济发展上，我们从2G起步，3G追赶，4G并跑，5G领先，现在正在迈向6G。前一段时间中心课题组到华为去调研，华为现在5G因为受到了美国的遏制、打压，所以它的智能手机已经没有5G芯片，现在用的是经美国商务部批准的由美国高通提供的4G芯片。但是基于5G基站的这种产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和智慧城市等场景创造，产业形态的智能化发展是非常快的。比如说华为已经有20多个鸿矿，就是鸿蒙系统在矿山开发上的应用，它把5G系统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它可以做到井下无人作业，用智能语言智能操作进行采掘。这样的应用目前已经发展到了60多个领域，华为的主要的业务来源和收入来源，已有60%以上来自于产业数字化。
第二个优势，中国具有半导体全产业链的优势，或者说半导体产业链的主体是在中国。尽管核心零部件关键技术在美国，但是产业链的主体在中国，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消费国，其进口量占到了世界总量的73%左右。中国的芯片进口市场对于国际芯片制造商来说，具有极高的价值和重要性。以我们每年进口的芯片为例，中国2022年进口了4157亿美元的芯片，进口总量占世界40%；2021年进口芯片4400亿美元，进口量达到6354.8亿片；2020年进口芯片3500亿美元，进口量5435亿片；2019年进口芯片3040亿美元，进口量4451.3亿片。可以看到，上升速度非常之快，这就是中国对芯片的应用，由于整个的制造业的全产业链、半导体的全产业链主体在中国，芯片占40%-60%，半导体产业链主体是在中国，其他产业链集群的主体也在中国。由于美国制定的对中国禁供政策以及一些国家盲目跟从，2023年5月末，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从2023年1-5月份的数据来看，中国在五个月内减少了3000亿美元的芯片进口额，芯片进口量出现了明显下滑，对全球半导体行业带来了巨大冲击。据统计，与去年同期相比，中国的芯片进口量减少了19.6%，累计减少了455亿片，平均每天减少了3亿片。这种趋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际芯片制造商的收入和利润下降，也给全球芯片制造商带来了巨大压力。
第三个优势，中国具有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先发优势。在这一方面，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超过了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比如昨天工信部公布的数字，中国建成的5G基站已经达到了293万个，北斗卫星的定位系统已经覆盖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有137个国家和我们签署了服务合作协议。中国的超算能力，超算底座，东数西算等工程，还有大数据一体化中心等一系列的国家规划、重大项目正在开展，以中国的举国体制、投资能力和建设速度，这些规划和工程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现实。因此，中国有可能建立比美国更为先进的一种社会生态，什么叫社会生态呢？就是说基于算力、基于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基于5G基站的全覆盖的集成优势。现在中国历史性实现“市市通光纤、县县通5G、村村通宽带”。未来中国会出现基于5G的智能制造的新形态，基于5G的新服务形态，基于5G的新型社会管理形态，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将基于数字化基础设施、新基建形成世界的一个样板间。就是说可以让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看到，中国新基建的魅力和场景，在新基建5G等全覆盖的条件下，一个国家是可以这样的，那就不仅是传统互联网的移动支付、滴滴出行、共享单车了，而是基于新基建的颠覆性的技术变革、业态变革、商业模式变革和社会管理方式的变革。比如可能使更大规模的无人驾驶成为现实。在进博会、消博会、北京服务贸易洽谈会等展会上，无人驾驶的场景已经有了，未来5G全覆盖以后，加上我们空中的北斗定位系统，加上我们的超算能力产业化和生态化，我认为这些都将变成现实。我们智慧城市的管理，城市网格化的管理，在东南沿海的大部分城市已经实现，未来将向内地延伸。所以，数字化基础设施将使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和应用方面，特别是应用能力、应用场景、应用规模和由此产生的海量数据领世界之先。
第四个优势，我们有大规模人才储备。当然，还有很多中国人才现在为美国在创造数字经济的优势，比如，美国芯片设计的前六名，全部来自中国，其中4名是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1名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一名是台湾“清华大学”毕业的。再比如，说中国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的工厂，台积电的优势很大的也是工程师优势。所以，中国人才的储备，不仅是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储备了人才，其实向全世界输出了人才，参与了世界的特别是美国的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还有原始研发和原创性发明。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说明中美各有各的优势，中美优势如果能够叠加，那对世界将是福音，给世界将会带来巨大的外部性、正向性的溢出效应。如果中美两个国家对抗，不仅是两败俱伤，现在实际上美国企业已经伤了，中国企业也伤得很重，像华为的5G手机基本不复存在，现在华为新上市的都是4G的手机。华为三年储备芯片已经用完，华为已经向社会公布了这种情况，美国的高通也好，英特尔也好，美光也好，这两年利润都大幅度下降，连带着像韩国三星集团利润也大幅度下降。我上个月到韩国参加中日韩三国政府秘书处关于中日韩经济合作的会议，韩国的很多朋友说，韩国对华出口连续15个月下降，到现在已经是16个月下降了，韩国对华一直以来都是顺差，这一两年出现逆差，就是因为韩国紧跟美国对华禁止出口高科技的零部件，包括芯片。所以，在韩国对华禁止出口的商品里边，下降幅度最大的就是芯片，半导体领域商品出口下降44%。显示器下降55%，汽车的关键零部件出口下降34%。
因此，如果中美两个国家对抗，它产生的溢出效应不仅会使中国企业受到损失，美国企业受到损失，连带着其他国家选边站队的国家和企业，都受到了损失，它会产生巨大的负面效应，甚至不排除在数字经济条件下造成世界经济的割裂与碎片化。数字经济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靠数字技术支撑的基础设施连通能力，是通过互联互通提高效率、提高共享水平的经济增长动力。如果阻止了数据和数字化基础设施的连通，不管是小院高墙，还是彻底切割，还是脱钩断链，还是所谓"去风险"，我认为整个世界的风险会陡增，而绝不会有哪个国家单方面下降。这个风险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美国的，也是属于全球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所有企业的。
半导体这个行业是国际分工程度非常高的一个行业，它涉及120个国家，它的产业链不是矩阵式的安排，也不是水平分工的联系，而是垂直的、复杂的、交织的、多层的纵横交错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你可能能看到三层、四层供应商的关系，但是十层、二十层，甚至更深层次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关系，谁都是看不到的，而是当产业链供应链被断链以后，其中某种关键原材料、关键零部件和关键技术，它被断供或者阻断的时候，你才会突然发现它的存在。比如说中国的锗和镓，原来我们谁知道有这种原材料？有谁知道它在半导体领域有这么重要？谁知道锗占到了全世界用量的90%多，镓占到接近70%？俄乌冲突以后，才发现氖这个原材料和气体这么重要，而俄罗斯生产的氖占到80%以上。所以，核心零部件重要、高端、赚钱，但是非核心零部件，只要是在这个产业链上的组成部分，哪怕是一种原材料，哪怕它是中低端的一个零部件，那么也会影响到全产业链的运行，这就是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真实关系，它是相互嵌套、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的，虽然无形，但是它的依赖程度比政府构建的拼在一起的产业组合，还要牢固，黏性更强。
现在大家都在反思，其实美国也在反思，比如说7月17号，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在官网上发布了一篇很长很长的文章，就是关于政府可能对半导体产业施加额外限制的声明，敦促政府停止采取更多对华芯片出口限制措施。在同一天，英特尔、高通和英伟达等美国芯片公司首席执行官参加了白宫周一的会谈。出席会谈的政府高官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商务部长雷蒙多、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雷纳德、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等。从芯片巨头到行业协会，美国芯片行业联合行动，希望赶在拜登政府升级限制措施前，趁着中美关系趋缓的窗口期做最后的努力，以阻止拜登政府继续迈出“反噬美国”的一步。而且在半导体产业行业协会的这篇文章上，有一句话说得很深刻，美国是想利用自己的优势，在和中国的竞争博弈中想赢，但是现在美国怕输，从想赢到怕输。而且这篇文章认为，美国的这些所有措施，可能会影响中国一代人的竞争，但是如果这个措施失败，那可能产生惊人的适得其反的结果，美国在极力避免的那个未来，将会很快发生，所以，对美国发起科技战也不仅是我们中国人的担忧，我觉得也是美国企业界的担忧，也是美国有识之士的担忧。我之所以要谈一谈中美两国的优势，以及在产业链、供应链上为什么必须要合作，在数字领域必须要合作，就是想避免这种对任何国家和企业不利的情况发生。
三、中国在数字化、数字基础设施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已经创造了复合竞争优势，中国将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释放极大动能。
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中国一直在追赶，而且有国家整体战略设计，比如说2023年2月27号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了数字中国建设的“2522”整体框架，暨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推进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发展，深度融合，强化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和数字安全屏障两大能力，优化数字化，发展国内国际两个循环，助力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可以说，中国在过去四十多年时间里，以压缩式、并行式、跨越式的发展，走过了发达国家两三百年的道路，在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今天，数字经济将加快推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那么中国现在建成的这个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我觉得应该它的未来在不远的将来有最多在三年到五年，可以让世界看得见。
现在5G千兆光网与实体经济已经深度融合，已经融入了制造、电力、交通等60多个国民经济大类，中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已超过了240个，数字经济对行业赋能的作用日益明显。今年信通院在数博会上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了50.2万亿，占当年GDP的41%，排在了全球的第二位。数据显示，中国在2023年前五个月的芯片出口量为1319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4.2%，这说明中国大量的芯片制造商已提高了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不再完全依赖于进口。
四、全球目前有一些应该共同讨论和深思的一些问题，在数字经济发展的今天，哪些全球性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如何推动全球的网络空间的治理，形成基于共同认同的规则和标准的数据流动，然后数据确权到数据交易，到底应该如何有序的流动。
第二，中美两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共同优势是什么？共同利益是什么？共同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有没有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比如说数字治理是不是最大公约数，比如说数字流动中的规则是不是最大公约数，比如说数字经济的税负问题是不是最大公约数。
第三，数字经济条件下，产业链、供应链会发生哪些革命性的变革？我们应该如何适应数字经济条件下的产业链、供应链的链接与相互嵌套的关系？我认为数字经济条件下，如果对产业链、供应链进行切割，那么将比如实体经济条件下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切割，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更为严重。
第四，如何消除数字壁垒或数据封锁？如何构建数据流通的合作机制，而非对抗机制，数据流通应该有无形的边界，它不受物理空间的限制，网络规模越大越密集，流通越顺畅，数字经济产生的价值就越高。
第五，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大量数据的无痕流动，给政府和市场监管带来了哪些新的挑战，如何防止数据的滥用或者防止数据的阻滞，防止不合理的定价和传统定价，如何制定合理的数据流动税负？
第六，如何解决数字经济条件下，数字技术和新一轮的产业革命造成的劳动替代问题，重复性劳动、低技能劳动岗位逐渐被替代，这一趋势将导致职业或者就业结构发生哪些重大变化？数字经济条件下，会有哪些新的领域、新的行业、新的就业岗位，它的替代能力如何？
数字经济发展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亟待研究解决。我总的感觉，现在数字经济的实践发展，走在了理论的前列，理论的研究走在了政策的前列，政策的制定走在了战略的前列。所以，在数字经济条件下，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爆发力和爆破力，认识中国发展数字经济扎实的基础和我们的综合优势。但也必须看到我们的劣势，特别是和处在数字经济发展第一位或者是前沿的美国的差距，这种差距包括技术水平的差距，人才制度设计上的差距，还有现代科技管理能力等等方面的差距。
我认为，中美两国的博弈之所以出现现在的问题，主要问题的主要方面和主要责任在美方，中国则是为了应对美国对我们的遏制打压，为了前行更加顺利。我们不能为此封闭自己，一旦关起门来将找不到追赶的方向。只有扩大开放，只有中美合作，只有促进中美之间回到正常的交流合作轨道，真正实现优势互补，深化建设性合作，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对中美两国、对中美两国人民、对世界人民、对世界各国、对世界经济都有利，对于世界和平发展也将作出重大的贡献。
（作者：陈文玲，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本文是在第165期《经济每月谈》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