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7月17日发布中国经济上半年“成绩单”，GDP、CPI、消费、投资、失业率等多项数据受到广泛关注。上半年中国经济的总体表现如何？有哪些新变化和新特点？各项数据应如何解读？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努力？围绕上述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进行全面解读。
问：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GDP同比增长5.5%，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6.3%，略低于市场预期，之前不少机构预计二季度GDP增速在7%左右。国内民众对经济复苏的“体感温度”似乎更低，海外不少机构和媒体近期也对中国经济复苏的程度较之前悲观，您怎么看待这些状况？又如何评价二季度和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表现？
刘元春：出现一些波动很正常。由于三年疫情、房地产的深度调整，以及整个世界经济形势和地缘政治格局等因素的叠加，这一轮的复苏情况比较复杂，我们不能按照传统的经济复苏模式来理解目前的经济，二季度出现一些回缓是正常的。
目前，从各类参数6月份环比的增长和发展的趋势来看，虽然中国经济还会有所承压，但大部分指标底部可能在6至7月份就会出现。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支撑点开始明显显现。如果能按照李强总理所说，围绕稳增长、稳就业、防风险等，抓紧实施一批针对性、组合性、协同性强的政策措施，经济在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大概率会摆脱目前相对回缓的状态，不必太悲观。
问：上半年消费同比增长8.2%，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7.2%，明显高于去年。但6月份的消费同比增长3.1%，已经连续两个月增速下降。您如何解读上半年的消费表现？接下来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的关键是什么？
刘元春：目前，消费的修复还在进程之中，并且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6月份的消费同比增长3.1%，很重要的原因是去年6月疫情放开之后，消费有一个提升，今年的3.1%实际上是基数效应导致的同比增长速度出现回落。
下一步，随着整体收入增速的逐步常态化，以及国内扩消费系列政策的出台，消费会出现加速性的补偿。但需要注意的是，消费是一个慢变量，也是永久性收入的稳定函数，它不仅仅取决于当前的消费和消费政策，还取决于大家对未来整体收入情况的预期。所以，扩消费本身不是靠短期政策就能够完成的，还需要进行收入分配政策和机制体制政策的改革。
问：我注意到，去年下半年以来，“提前还贷”的人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很多人在手上有闲钱时，不去选择投资或者消费，而是用来降低负债。您觉得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又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刘元春：首先，这是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在进行调整；第二，这也是居民根据资产价格的变化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结果。
去年理财产品收益出现负增长，大家自然就不会过多地买理财产品，现在房价也出现了一些波动和冲击，大家也会在房地产上做出调整。2022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减少近5万亿，按照目前的趋势，今年销售额很可能会出现负增长，可能还会再减少近1万亿的规模。
“提前还贷”是居民根据当下环境所做出的理性调整，这种调整很正常，它不一定是债务最小化，但是是利润最大化、收益最大化。比如说，现在的存款利率不到2%，但原来的贷款利率是高于2%的，从理性上来说，居民当然要进行资产置换。
问：从数据来看，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商品房销售面积、房企到位资金等多指标累计降幅继续扩大，6月份全国楼市延续跌势。6月央行发布LPR下调10个基点、多地持续放松购房政策限制，但效果似乎不明显。您认为怎样的政策手段才能拯救当下房地产持续低沉的市场情绪？
刘元春：核心还是提升房地产的销售端，要鼓励刚需，在调整预期的情况下，增加房地产的销售和资金回笼；第二是保证地产行业的流动性，防止出现持续暴雷；第三是政策端，特别是政策轨的房地产投资，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可以建立公租房基金，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基金收购一些库存，首先可以起到托举作用，其次可以改善房地产开发情况，另外解决中低收入民众的住房问题，通过解决住房问题来启动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
问：今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连续放缓，其中民间投资也持续下行。上半年，民间投资同比下降0.2%。您认为民间投资持续低迷的原因是什么？
刘元春：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一是房地产，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7.9%，会直接拉低整个民间投资；二是第三产业的投资中，民营集中度很大。目前，第三产业投资增长只有1.6%，正常情况下都能达到7%-8%。因此，服务业虽然目前修复得还不错，但远远没有到服务业扩张的阶段，甚至部分服务业还处于低迷状态。第三是制造业，除了一些高端制造业之外，传统制造业还是很低迷。
因此，从结构上来看，我们不难理解民间投资增速为何出现负增长。另外，从总体来看，民营企业家对未来的投资收益率仍信心不足。当然不同企业担心的问题不同，大的民营企业担心的可能是安全问题，中小民营企业担心的是未来投资收益率可能会持续下降的问题，这就导致民间投资内生动力不足。
此外，国家采取的一些结构性政策，实际上是偏向一些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而对占重大市场份额的中小企业的资金信贷投放、各种优惠政策可能还不够。
问：7月以来，李强总理和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工信部等多个中央部委“一把手”密集主持召开企业座谈会、圆桌会等等，受邀企业当中很多都是民营企业。您觉得这是在释放一种怎样的信号？民营企业的发展对于接下来中国经济的复苏意味着什么？
刘元春：第一，通过这些座谈会，中央能够比较直接地告诉民营企业中央的一些政策导向和战略意图，从而稳定它们当下和未来的信心。
第二，可以通过座谈会来沟通目前对民营企业支持政策的执行情况，哪些是落地了的，哪些是见效了的，哪些还在路上，甚至哪些可能是好心办坏事等等，这样有利于了解基层的状况，从而有效地进行下一步的政策组合。
民营经济“五六七八九”的特征众所周知，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如果民营企业十分低迷，即使国有企业再繁荣，整体经济还是很难向上的。所以要坚决落实总书记所说的“两个毫不动摇”，支持民营经济做大做强做优。
问：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已经连续3个月保持在5.2%的水平，但是16-24岁人口的失业率却连续3个月创新高，6月数据为21.3%。青年失业率高企不是中国独有，在很多国家都普遍存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您同时又是大学校长，您对年轻人就业有什么建议？
刘元春：疫后（主要经济体的）常规劳动力就业状况还是不错的。美国和欧盟的25-59岁常规人群失业率处于历史低点，我国6月份公布的25-59岁城镇劳动力失业率（4.1%）也创了自2019年以来的新低，比疫情前的2019年还要低0.3个百分点。
但是，很多国家在疫后也都出现了青年失业率高企的现象。比如2020年4月峰值时美国16-24岁的青年失业率达到27%，欧洲的青年失业率一度高达21%左右，目前阿拉伯国家还达到24%，南美国家近21%左右，所以这是世界共有的现象：一般失业率持续创新低，但是青年失业率处于高企。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这的确是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多重因素的产物。尤其是供给端，由于2019年高职扩招、3年疫情导致的延迟就业，以及疫情期间留学的学生今年蜂拥回国等等特殊环境下的供给释放，导致了即使中国经济恢复到常态，青年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这也不是一个现在才出现的问题，2019年青年失业率已经比较高了，3年疫情使情况更加严重。
目前，针对这个问题，总书记已经作出了很多指示，发改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也都采取了很多措施，各个地方也在出台各种政策。比如说，上海发布了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的18条措施，教育部开展2023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等等。高校可以通过大力增加政策性岗位、设置一些科研岗，加强校企护航，以及对长期未就业学生一对一帮扶等措施来提高目前的青年就业率。
当然，简单的通过逆周期方法，显然不能够克服目前青年失业率高企的问题，我们还需要更有力度、视野更宽广的政策设计，来应对相关现象。
问：一边是“就业难”，另一边不少企业却为“招工难”犯愁，比如说，一些技术工种岗位缺工情况还比较突出，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
刘元春：目前技术进步很快，行业调整也很快，因此导致人力资源的培养体系赶不上市场的需求体系，产生结构性的扭曲：一方面是就业难，另一方面是招工难。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一些结构性政策，第一是大学的培养体系、专业设置需要更有前瞻性和精确性。第二，我们还应该前瞻性地看到未来技术对就业的冲击，在产业政策和财政补贴政策上有前瞻性布局。
因此调结构依然很重要，包括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原来我们可能很关注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布局，但实际上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也是社会所充分需要的。
问：对于下半年的经济走势，您有什么预判？
刘元春：在三季度上半部分，经济还是会承受很大压力，尤其是房地产的波动，在6-8月份依然是艰难期。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从二季度的6.3%回缓到不足5%的水平，原因也不难理解，首先是基数效应，第二也跟政策的换挡期、房地产调整的整体周期有一定的关联。在三季度末和四季度，随着稳增长稳经济控风险的系统性政策方案的出台，国内大循环可能会再上一个台阶。
因此，下半年整体上应该是一种前低、中高、后稳的态势，三季度是要承压的，四季度是政策实施和见效的关键阶段。对于全年的经济发展不用悲观，应该更加理性地看待相关数据在短期的变化。
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