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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时代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9年1月中美两国建交——以这两个前后相继的事件为标志，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其实质则是：在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被迫承认了中国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并接纳中国进入国际主流社会。由此，近代以来的“救亡”阶段遂告一段落，中国放弃了此前持续20多年的准战争体制，开始了另一个阶段，即“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就是这一阶段的新的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这个历史时期，迄今已有25年。
在这20多年“发展”的背景下，意味深长的是，知识界的历史却是由一系列“分裂”构成的。70年代末围绕朦胧诗、围绕人性和异化、围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问题，文学界和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分歧已尖锐地呈现，到1981年批判电影《苦恋》和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新旧知识界营垒分明，裂痕已无法弥合。阵营的一方，是忠诚于国家体制、以正统的马列毛为理论资源的知识份子，也就是一般所谓的“老左派”；另一方，是以自由、民主等为诉求的知识份子，形成所谓的启蒙知识界。两个阵营此消彼长，在80年代，前者迅速边缘化，失去对整个知识界的良性影响力；后者则稳步取得话语权，在整个80年代执掌知识界之牛耳。应当指出，启蒙知识界源源从西方获取精神和理论支持，以一种泛自由主义的立场批评国家体制。但细致观察，可以说，启蒙知识份子所持有的理想主义和反体制倾向，又仍然是“文革”造反精神在新时代曲折而强劲的延伸。其相同和相异处在于：“文革”造反依托的是毛泽东晚期思想，启蒙主义则背靠西方现代理论，而两者所针对的则是同一个国家体制。
新旧知识界二元对立，这一格局维持了不到10年，接下来便是启蒙知识界内部的三次分裂。80年代末，国际社会主义阵营逐渐动摇，国内改革也步入动荡期。权力下放造成的诸侯经济和城市改革引发的经济波动，催生了新权威主义的出笼。新权威主义者认为，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经济的自由化只能在政治集权和政治垄断的框架内实现，政治民主化则应当缓行。新权威主义重新回归于国家体制，以新的国家主义为诉求。一方面，他们完全剥离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市场资本主义的改革为目标，由此区别于先前的“老左派”。另一方面，他们又断然放弃了民主诉求，重新强化国家体制以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保障，从而与原教旨的启蒙主义分道扬镳。围绕“民主”问题，泛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首次发生危机，持新权威主义立场的知识份子从启蒙阵营出走，形成了启蒙知识界的第一次分裂。
冷战结束，两极结构塌陷，全球格局分化重组，中国作为拥有独特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大国，转而又成为美国围堵遏制的首要对象。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东亚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对世界范围的市场、资源和权力架构形成了潜在的压力。90年代，从持续的经济制裁到银河号事件、北京申奥失败和多次台海危机，中国战略环境的恶化甚至使民间社会也感同身受。由此，在90年代中期激发了中国民族主义在体制外的崛起，绝非偶然。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出版，这本带有商业写作性质的书籍能够热销，揭示了体制外的中国民族主义在民间社会有著深厚的土壤。中国民族主义者忧虑中国在“发展”阶段的国际环境，退一步，他们力主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进一步则申张国权，关注中国在海外的市场、资源甚至生存空间的获取。同新权威主义一样，中国民族主义也脱离了原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例如不再保有国际主义的价值视野，而仅局限于自身民族利益的诉求。由此，他们也迥异于80年代在启蒙知识界盛行的世界主义和亲西方倾向。围绕“民族”问题，原启蒙知识界的第二次分裂发生了。
如果说，中国的80年代提前登场，即始于上述70年代末的两个标志性事件，那么，中国的90年代则滞后展开——只是到了1992年以后，中国90年代的真正性格，如市场经济和高速增长、全球化和社会分化、吏治腐败和消费主义等等，才真正呈现出来。在90年代的这一系列特征中，最引人瞩目的大概就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深刻的社会分化。一方面是中心城市和沿海地区的高度繁荣，另一方面是广大农村的凋敝和城市贫民的涌现。而这一切又同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同不平等的国际政治和经贸秩序息息相关。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野不可避免地投射到意识形态领域，使“民生”成为各方面广泛关注的紧迫问题，终于在90年代后期引发了启蒙知识界的第三次分裂：一方面是新自由主义对知识界舆论的主导，另一方面是“新左派”的异军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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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实质内涵之一是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由此激化的各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的确需要市场之外的国家力量予以抑制和平衡。80年代末出笼的新权威主义实际上相当准确地预言了90年代的中国社会，即“威权政治＋市场经济”，这也是东亚如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长期采取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并非巧合的是，恰好是在1992年以后，即在中国90年代的真正性格全面呈现之后，在原启蒙知识界内部回响起了关于“人文精神危机”的呼喊。其实质在于，启蒙知识界原来单纯以国家体制为抨击物件，90年代则突然面临威权政治与市场经济的两面夹击，由此陷于深刻的困境。
民族主义与启蒙主义的分歧在另一个维度上展开。自1500年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现代文明的成长便依赖于对东方民族的征服，其中，美洲的资源、非洲的人力和亚洲的产品及市场为欧洲的商业革命、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提供了前提条件。古希腊时代所实行的二元社会结构，即民主奴隶制——享有民主权利和自由的公民社会与一个庞大的奴隶阶层彼此依赖、互为因果，这种二元社会结构自近代以来便在全球范围内稳步展开了。一方面，西方社会拥有先进的物质技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教育文化体系；另一方面，其先进性的取得和维系又离不开对东方国家和民族的全面侵夺和压迫。启蒙知识界曾经盛行的世界主义和亲西方倾向完全无视西方现代文明的这种双重性质，这在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形势迅速向19世纪的格局倒退的时代，显得尤其不合时宜。其世界主义和亲西方倾向不再被成长于80年代、成熟于90年代的较为年轻的一代所延续，实在是时势使然。
同新权威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一样，“新左派”也曾是原启蒙知识界的成员，或者曾在80年代启蒙主义的思想环境中求学和成长。细致观察，“新左派”立场观念的形成尽管是激于90年代国际国内环境的剧变，但在文化心理的渊源上却可以远溯于中国古代的思想传统。自秦汉时代起，“抑商”就成为中国古代制度、伦理和心理的稳定的组成部分。正像伊曼纽尔?沃伦斯坦所说：“在整个历史上，大多数的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一直在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现代中国，这种文化心理依次体现为20世纪初叶孙中山的“节制资本”观念、世纪中期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及世纪末的“新左派”思潮。因此，一方面，“新左派”的确较多地从现代欧美知识左翼的文本中获取理论资源，但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和情感在其思想的底层仍发挥著深刻的影响力。实际上，就“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分歧来说，也并不限于眼前急迫的国际国内问题，而广泛地涉及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时代，以及对中西方历史的基本评价。
“民主”、“民族”和“民生”堪称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围绕这三个基本问题，启蒙知识界经历了三次大的分裂。如前文所述，“改革开放”初期，在文学和哲学社会科学诸多领域，以正统马列毛为理论资源的“老左派”围绕一系列问题与启蒙知识份子发生激烈论战，不久便失去影响力，而迅速边缘化。到世纪末，“新左派”以新的理论资源和论述策略出人意表地亮相于知识界，并对近20年的历史过程持一种反思和批评的立场。从“老左派”的淡出到“新左派”的突显，历史似乎在一个新的高度重新回到了原先的起点，中间所经历的则是一个近于完整的时代周期。“新左派”的出现也许是一个征兆，它似乎意味著一个时代行将终结，另一个时代行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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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界的分歧和争论尽管常被贬称为“茶杯中的风暴”，但它们仍是现实的社会矛盾，特别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即现实的电闪雷鸣在学理层面的投射。中国进入“发展”阶段，特别是90年代以来，国民财富汹涌般地增长，成绩有目共睹。但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三个基本问题，即“民主”、“民族”和“民生”问题仍远未解决。对此，80年代延续下来的“老左派”、启蒙主义者和新权威主义者，或者90年代出现的民族主义者和“新左派”，都不会有太大分歧。
中国以占人类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步入“发展”阶段，其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其发展的环境和条件也截然异于西方国家。其中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西方国家自地理大发现以来，通过武力扩张和征服，曾获得在人口和版图上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己的海外殖民地，以此作为人力和原料的供应基地以及制成品的倾销市场。时至今日，西方仍以其金融、科技和军事优势维持著不平等的国际经贸秩序，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源源汲取巨额剩余和利润。这种全球范围的二元社会结构，对于中国来说是无法复制的。在当今的国际政治经济架构中，中国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半周边地带，即处于全球经贸分工体系的中低端。由于现实的国际关系架构，更由于中国当今的人口规模，中国的发展不可能在自身国土之外汲取到较大规模的剩余或利润。这就是说，中国在“发展”阶段面临的矛盾不可能被转移到自身之外，而只能在本社会内部予以消化和解决。这一境况从根本上约束著中国对自身发展路径的选择。
因此，中国各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这是关系到中国能否继续发展的最大瓶颈，因而必须化解。随著问题和矛盾的继续演化，中国知识界的各家各派还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分化组合。但是，如果承认上述中国截然区别于西方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并以这些环境和条件为总的参照和座标，那么，整合当前处于分裂状态的中国知识界就仍然是可以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