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史”一直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重要课程。这一传统源于郭圣铭先生初创，中间经历王晴佳、郭海良等学者的承续，目前由包括笔者在内的一批青年学人继续推进。
当然，在目前历史学新一轮发展热潮的影响下，“西方史学史”无论作为一种学科方向，还是一门本科必修课程，都已面临着诸多挑战：如有关“公共阐释”的讨论对历史书写的既有理论及实践提出了质疑，尤其关注了历史学家在研究进程中的主体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对历史书写的整体性产生了更为浓厚的探究兴趣；再如全球交往日益频繁的现实，在事实上冲破了19世纪以来历史学作为“建构民族国家身份意识”的职能限定，特别引起了历史书写反思的“全球转向”；或如公众不断强化的“历史热”，一下子把非职业历史书写行为的影响力及其问题推上了研究前台，通俗历史作品开始被置于象牙塔内的解剖台上。
鉴于此，笔者以上述三种挑战为例，首先勾勒“西方史学史”未来发展的三种方向：即以整体为导向、关注全球交织、面向公众需求；随后在此基础上对“西方史学史”在整个历史学培养体系中的地位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整体导向
在传统研究和教学中，“西方史学史”一般关注史家、史著、学派和史观四大要素。历史书写的背景及其影响，虽然也被考虑在内，但通常不是关注重点，而且大多研究仅仅涉及学理本身，却对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变迁缺少笔墨。
相反，倘若把史学史视作历史书写的历史来看待，那么历史书写作为一种“集研究、书写和传播为一体的历史知识生产行为”，它应该得到更为整体化的关注。笔者的同事范丁梁博士将之总结为如下一连串问题：“谁，在何种前提下，出于何种目的，通过何种手段，生产了怎样的历史知识，并产生了怎样的社会效应？”
这样一种“知识考古学”式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把史学史的问题关怀置于社会史的整体视角之下，即把史家作为一个社会人，将史著视作史家面向社会问题所做出的公共阐释，让学派转变为社会交往网络，史观则是社会观念的一种反映。
在这一方面，西方学者已经做出了不少尝试。例如德国史学家斯特凡·贝格尔（Stefan Berger）主编了一本名为“书写民族”的论文集。他邀请了六大洲9位历史学家，对19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加拿大、美国、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澳大利亚、中国、日本、韩国、印度、阿拉伯各国、塞内加尔等地的历史书写行为加以反思。在编者看来，这一时期虽然是各地确立现代历史科学的过程，但更应得到关注的是不同的“民族历史叙述”是如何在社会变迁中得以呈现、相互竞争、成为主流并实现普及的。
以巴西为例。只有在了解巴西独立前后与葡萄牙之间的紧密关系后，人们才能理解君主派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阿道弗·德·瓦尔哈根（Francisco Adolfo de Varnhagen）为何穷尽一生之力在其多卷本的巨著《巴西通史》（História Geral do Brasil，1854-1857年）中不断颂扬葡萄牙的英雄们怎样让巴西“变白”的历程。这一行动正好与欧洲的种族主义思潮合拍，为一种所谓“文明化”的历史逻辑提供依据。但与此同时，历史学家们又不得不面对着巴西由三个种族（白人、黑人、印第安土著）共同组成且相互融合的现实。伴随着政治体制的转型，共和派历史学家胡安·里贝罗（Jo?o Ribeiro）在《巴西史：高等课程》（História do Brasil, Curso Superior，1900年）中做出了另一种历史解释。他把这种混合种族的起源视作“共和精神的建构之举”，认为三种族通过民主的方式混合成为新种族，进而构成了“政治革命的物质基础”。到20世纪30年代，这样一种所谓“种族民主”的历史观念出现在学校教科书、爱国主义宣传册、文化作品、音乐等各种文化形式内，成为流行一时并延续至今的公共阐释。
在上述例证中，史家、史著、史观既不是孤立存在的，也并不能仅仅被置于历史学的发展轨道上得到观察。代际更迭、政治变革、社会转型等因素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历史学界内部的学术讨论。历史书写的目的，早已超越了兰克所言的“如实直书”，更多地体现为积极建构“想象的共同体”、努力提供一种公共阐释的实践自觉。如此，人们对于这些历史书写的研究，需要以整体为导向，将其视作一种历史知识的生产进程来加以通贯描述，方能从中既发现这种历史知识的社会缘起，同时也能重估它的社会价值。
二、全球交织
“西方史学史”，顾名思义，是一种主要针对“西方”历史书写的学科方向。在既往实践中，所谓“西方”，大致覆盖欧美大国。这些历史知识之间存在差异，彼此之间也有交叉，却都被视作“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研究者虽然也曾关注过一些西方史观的全球扩展，但一般不会把西方史学史的学科边界扩大到欧美之外，也未曾把一些历史认知视作全球交往的结果。
与此相对，近年来不断兴盛的全球史却已多少颠覆了我们的传统观念，特别是知识流动的空间被证明在历史上并未局限于民族国家甚或地区文化内。即便在19世纪的西方帝国持续扩张的背景下，中心区与边缘区之间的知识联系也不是单向度的。在此背景下，如何把现代历史知识的生产进程置于一种全球交织的观察视角下，有可能成为未来西方史学史研究和教学的新方向。
正是在这一点上，德国学者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Dominic Sachsenmaier，中文名“夏德明”）于2011年完成的著作《全球视角下的全球史：在一个建立联系的世界中之理论与方法》（Global Perspective on Global History.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拥有着特别意义。这位出身汉学的全球史学家试图描述全球史书写中的“内在多样性”，以便为“多元世界的全球史”提供一种平等交往的知识平台。他发现，在美国和德国这些“西方”国家，凡是积极投身于全球史研究的历史学者大多专长于非欧历史的研究。相反，在中国，首先关注全球史研究的，基本上来自世界史学科。这一点表明，有关“他者”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推进全球历史书写的基础动力。不仅如此，在他的描述中，对于全球历史的认知，各国都表现出全球导向与地方导向之间的纠缠。为此，突破知识等级制与地方意识，方有可能创设“全球性的、历史性的全球史研究”。
与萨克森迈尔的当下观察不同，揭示西方历史知识生产中的全球性因素，则更具有挑战性。它一方面要求把西方史学史的传统空间视角转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关注中东欧、南欧、北欧等这些通常被忽视的区域，以便把所谓“西方”的空间内涵加以完整化；另一方面则推动把西方史学的发展置于更为互动的东西关系或南北关系的演进中加以考察，回答诸如非西方的历史观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了19世纪欧洲文明史观的形成、西方的历史认知被非西方挪用后的成果是否以及如何反过来促成了西方世界的认知转向等问题。在这一方面，我们或许还能进一步发展萨义德的“理论旅行”理论（traveling theory），去考察某些关键历史概念的回返路径。
三、公共面向
尽管16世纪让·博丹（Jean Bodin）和拉·波普利尼埃尔（La Popelinière）的著作一般被视作西方史学史的源头，但系统性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则出现在19世纪历史学职业化进程完成之后，傅埃特（Eduard Fueter）的《近代史学史》和古奇（G. P. Gooch）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都出现在20世纪初。正因如此，这些著作大多关注那些学院派史家、史著及其史观，忽视了那些在公众中产生过重大影响力的非职业历史书写者的贡献。在整个20世纪，这样一种研究倾向都被作为西方史学史研究的重要传统，得以传承并被普及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然而，“何谓职业历史学家？谁把自己称作职业历史学家？谁把别人称作职业历史学家？” 这样一种职业/非职业之分，或者职业/大众之分，不过是19世纪历史学职业化进程以后的结果，并不是一种绝不能更改的金科玉律。在此之前，历史书写者并没有明确的职业身份，因此我们很难用所谓客观性、真实性这些现代历史科学的职业规则来要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古典学者。在此之后，伴随大众媒体的快速发展，知识生产的大众化趋向也提醒我们绝不可忽视象牙塔之外的历史书写。
由此，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范围至少可在以下三方面加以拓展：首先，19世纪以来职业历史学家对于通俗历史书写的观念及实践之变化。以德国为例，在历史主义学派的早期代表那里，历史书写从来都是连接科学和艺术的一门学科。如兰克（Leopold von Ranke）那样的“职业历史学家”并没有有意去区分读者的类型，但他的这种“美学性历史书写” 也得到了普通大众的欢迎，其几本专著被再版了4—6次。与此类似，蒙森（Theodor Mommsen）的《罗马史》在书市中同样大受欢迎，到20世纪初已出现第10版，其本人还获得了第一届诺贝尔文学奖。然而到魏玛共和国时期，职业历史学家开始远离公共生活，他们的作品不再受到民众关注，也缺乏政府的支持。这种情况到20世纪末后才出现一些变化。大量经过职业训练的历史书写者进入各种公共历史文化机构中，反过来推动了高校历史教育研究的公共转向。为公共历史传播培养人才，成为历史学科的又一定位，并促成了一些公众史学硕士生项目的出现。当然，其他国家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这便为西方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其次，非职业历史书写者的史观、史著及其影响。正如前文所言，职业/非职业之分，不过是一种人为结果，并不能掩盖那些未经大学历史学科训练、却在公共生活中拥有巨大影响力者的实际贡献。笔者曾以魏玛时期一位历史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为例，分析了这种类型的非职业历史书写者如何挑起一场史学之争。事实上，公众的历史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完全是由学院派历史学家及其作品所决定的。公共历史文化的各种表现，如历史小说、历史电影、历史绘画、历史游戏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塑造着普通人的历史认知，甚至其效果远远超越了历史学家们。倘若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能够超越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杰出历史学家，延伸到那个时代普通人更为熟识的非职业历史书写者及其作品，并进一步分析这些人及其作品中的书写逻辑、历史意识、社会反响，则无疑能够帮助我们更为清醒地认识到象牙塔内外的历史认知传播网络，更为准确地捕捉当时代的公共历史文化特征。
最后，把不同时期的公共历史文化现象也纳入西方史学史的研究领域。史学史是一种社会史，每一种史学观念既是社会观念的结晶，其表现也会成为塑造社会观念的途径之一。就此而言，挖掘每一种公共历史文化现象背后的历史元素及其变化轨迹，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史学的社会价值。例如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后，有关设立“色当日”的争论反映了普鲁士学派的历史观念在社会层面上的延伸及其受到的阻碍。与此类似，2005年布罗克豪斯大百科全书上有关“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叙述，透露出联邦德国史学界的二战反省意识并未在所有相关事件中成为共识。相反，当11月11日成为所有欧洲国家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纪念日时，我们可以认为，有关一战的历史认知大致上在欧洲不再引起更多争议。同样，当“新时代”（neue Zeit）这种时间意识被概念化为历史时间的分期，即“近代”（Neuezeit）时，人们也能够发现普遍性的社会意识被凝炼为历史观念的一般性历程。
四、地位重置
鉴于上述三种发展方向，再加上当下大类培养的课程改革风潮，“西方史学史”在史学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地位也的确到了可以重置的时机。
在传统史学人才培养体系中，必修课一般包含三大板块：（1）通史类：即中外通史，抑或增加中外文化史、中外制度史、中外思想史；（2）史料类，即中外史料导读；（3）理论与方法类：即中外史学史、史学理论、田野考察。这三大板块分别对应着史学人才的三类能力：通贯认识、解读分析、反思运用。在此之外，各校会根据自身学科特点，提供不同类型的选修课。在此框架下，“西方史学史”通常只有2个学分，既存在教学时间有限的问题，也无法与其他板块进行有效沟通。
对此，笔者的想法是：是否有可能进行板块整合，把“西方史学史”置于一个更新的培养方案内？
在未来的史学人才培养体系中，必修课与选修课不再截然分离，而是根据特性被归类于不同课群中。这些课群包括：（1）中国史；（2）世界史；（3）历史书写。每个课群下都包含一定数量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培养方案将确立每个课群所必需的学分。如此，学生将面临不同课程的组合。每种组合代表着学生兴趣的一种趋向。当然，各院系可以提供一些组合模式，来引导学生形成比较合理的知识与能力结构。
在“历史书写”的课群（共6学分）中，我们可设立三类课程：（1）“历史书写的理论与方法”（必修课，2个学分），主要针对历史上的各种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2）“各国历史书写的回顾与反思”（选修课，每个1学分，需要2学分），主要针对中外各国的历史书写，内容涵盖职业与非职业史家、史著与史观，可调动所有教师参加，以提供更多选择；（3）“公共历史书写的分析与实践”（选修课，每个1学分，需要2学分），主要针对当下公共历史书写的形式与特点加以分析，并与校外公共历史文化机构合作，为学生提供各种实践岗位。在此课群下，必修课只有1门，选修课可能超过10门，学生满足培养方案的课程数量只有5门，其中4门还是1学分的小课程。
如此一来，现行的“西方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课程似乎面临消解的危险。但从其内容而言，它不仅不会消失，反而能够在新的培养体系中得到扩展：第一，它将获得更多师资力量的支持。原本做国别和地区史研究的教师，如今可以在“各国历史书写的回顾与反思”中提供更具实践导向的研究心得。第二，它将把西方视野扩展至全球。有关史学史演进的全球共性问题都可以在“历史书写的理论与方法”中得到呈现，而“各国历史书写的回顾与反思”则可以提供一种比较视野。第三，它将联系理论与实践，在“公共历史书写的分析与实践”中帮助学生更好认识史学的社会意义。第四，最为重要的是，它将吸引更多潜在学生，通过这种组合式培养方案，自觉进入历史书写的反省研究中。
总而言之，在耿淡如、郭圣铭、张广智等老一代学者的努力下，“西方史学史”已度过了步履艰难的初创期，目前已进入百花齐放的快速成长期。如何与国际接轨，如何在历史书写的反省与实践中发出中国学人的声音，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挑战。以整体为导向、关注全球交织、面向公众需求，最终从学科培养体系的革新中重置地位，是否能够作为“西方史学史”在学科建制和课程建设上下一步改革的目标，有待学界同仁的共同探讨和努力。
(注释从略，本文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