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的三大政治社会思潮是民主资本主义（又称自由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可以说三者鼎足三分。民主社会主义在当今中国之所以成为热门话题，主要是由于发行6万多份、有很大影响的《炎黄春秋》杂志第2期刊登了一位老同志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文章发表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轰动，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文引来万人评。现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许多人认为这篇文章好得很，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起到了振聋发聩、豁然开朗的作用；但是有些人认为这篇文章糟糕得很，认为它挖了共产党的祖坟，大逆不道，痛加批驳。为什么会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呢？这是因为人们对民主社会主义有不同的认识。在我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五章第二节中已专门写了民主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挑战（本文另已收入《高放自选集》，题目改为《当代世界民主社会主义的新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在此基础上现在再补充谈谈我的看法。
这篇文章本是去年为国防大学老教授辛子陵将在香港出版的著作《千秋功罪毛泽东》所写的序言。书尚未面世，序言却被人于2006年11月在网站上公布，之后又被《炎黄春秋》杂志稍作修改发表，题目由原来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改为一个中性的题目《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并加上 “一家言”这个栏目。这篇文章的中心要旨是提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的问题。我认为这篇文章之所以博得众人的赞成，关键在于这个主旨。我也是完全同意这个观点的。但对文章提出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想做一个修改，就是把“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做一个颠倒，改为“社会主义民主”，因此我的结论是“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救中国”。现在我就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两大政治社会思潮演变的历史，简要地谈谈我的结论是怎样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
一、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怎样由同义演变为两大社会思潮和政治派别
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两类社会主义政党、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这两种政治社会思潮，本来是同宗、同根、同义、同党。回顾一下一百多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就能清楚地看到它们的来龙去脉。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时，所信奉的是共产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是一种改良性质的思潮，是一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封建贵族都能接受的观念，当时出现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封建社会主义。1848年在法国还出现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代表无产阶级主张共产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但是到了19世纪60年代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时马恩同意使用社会主义，而极少提共产主义了。之所以发生这种转变，是因为这时社会主义思潮被很多工人派别所接受。比如，德国的拉萨尔派，法国的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俄国的巴枯宁派，英国的工联派，这些工人派别都讲社会主义，很多工人都信奉社会主义。这时如果再反对社会主义就会脱离群众，再谈共产主义就会曲高和寡，因此，马恩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们转而赞成社会主义的初衷是要把各个社会主义的工人派别联合在一起，再用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来影响工人，使得工人摆脱其他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最终归向科学社会主义。1864年成立了第一国际（全称是国际工人联合会），马恩把各派工人都联合在一起，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从1869年起，欧洲很多国家先后成立了社会党或者社会民主党，这时成立的工人政党都不称共产党。社会党就是社会主义党的意思，我们在翻译时省去了“主义”两字，就类似共产主义党省去“主义”二字而简称共产党。凡是民主革命任务尚未完成的国家则称社会民主党，意即肩负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双重任务。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当时通称社会民主主义。马恩从1873年起自称“科学社会主义”，但是他们也同意使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提法，然而并没有单独使用“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当时马恩的战友——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是一回事，他曾经把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用作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他在1869年《不要任何妥协》这本书中有一段名言：“民主社会主义深信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 “力求为社会争取一个民主的国家，以便在社会主义的原则上组织社会。”“我们是社会民主党。”“未来将属于以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民主。” （李卜克内西《 不要任何妥协》 ，三联书店1964 年版，第19 、21 页。）这是对民主与社会主义互为基础、不可分离的精辟说明，同时也说出了社会党人的奋斗目标。从这段名言可知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是同祖、同根，是一回事，是同义语，科学要以民主为基础，民主要以科学为指导。这种社会主义将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按照马恩科学社会主义的设想，社会主义只能通过社会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阶级斗争，平时利用资本主义议会民主，而在关键时刻要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新型国家机器。第一国际于1876年解散后，1889年各国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又组成第二国际，继续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
但是在1871年5月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之后，随着欧洲形势的变化，马恩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写成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一文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即随着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发展，将来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国家可以利用议会民主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新观点并没有否定暴力革命，恩格斯特别声明无产阶级“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晚年的恩格斯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灵活策略。同年8月5日恩格斯过世后，他的这个观点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分歧，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明显分为两派：伯恩施坦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卢森堡主张科学社会主义。这两派的主张，一个是改良路线，一个是革命路线。其中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右派，根据恩格斯所讲片面强调可能利用议会民主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认为不可能再搞暴力革命，因此就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应该变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伯恩施坦的这个观点在德国党内遭到了左派的批判。卢森堡等人在批判伯恩施坦的思想时提出，平时可以利用议会民主，但是最终还是要靠暴力革命才能通往社会主义。直到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这两派由于对战争的看法存在分歧而完全分裂了。工人政党对德国政府所发动的战争是支持还是反对？右派认为应该支持，要保卫德意志国家民族利益；左派则认为应该加以抵制，因为这个战争是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与势力范围的战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应该联合起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当时绝大多数社会党掌权的右派首领都转向狭隘民族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立场，都支持本国政府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这标志着第二国际在政治上破产了！20世纪初，在第二国际大多数政党中，还出现过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力求调和左右两派，后来中派也与右派合流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领袖列宁感到社会民主党的右派在战争期间支持本国政府，使得各国工人互相残杀，战后他们又继续推行和平改良主义政策，这些做法完全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因此，列宁主张应该恢复马恩在1847年建党时的原则，把社会民主党的名称改为共产党，要把社会民主党这件“肮脏的衬衣”换掉。所以在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党七大上列宁主张把党改名为共产党。列宁这种标新立异的做法主要根据是当时确实出现了世界革命的新形势，俄共带头亮相得到了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普遍响应，纷纷另建共产党。从十月革命之后起，共产党就明确信奉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而社会民主党还是主张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从此，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迄今并存发展了将近一百年。其间二者的关系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总结其历史经验，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应该怎么正确地对待民主社会主义及其政党了。
二、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关系演变的第一阶段：共产党大获胜利，社会党大受挫折
第一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14——1949），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彼此对峙、对立、对抗，结果是一胜一败，即共产党大获胜利，而社会民主党大受挫折。
从1914年8月开始，社会民主党内的左右两派开始分裂。从1918年俄国共产党改名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为止，世界上总共建立了80个共产党，其中有20个党是从原来第二国际中社会民主党的左派转变改名的，更多党是新建立的共产党，其中也包括1921年建立的中国共产党。随着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共产党员的人数也快速增加，到1949年，全世界的共产党员人数已达2000多万。1919年新建立的共产党成立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领导各国共产党开展世界革命，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1947年成立了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局，号称小共产国际。这三十多年间各国共产党都奉行科学社会主义革命路线，而且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就。最重大的成就是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有8个、东亚有4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苏共一样，都是领导人民军队经过艰苦战斗取得政权的，而不是按照布朗基主义从事冒险密谋恐怖活动。在东欧八国中，有六国（波、捷、匈、罗、保、德）的社会民主党都在1946－1948年间先后并入了共产党，只有南、阿例外（南斯拉夫的社会党在南建国时已经不复存在，阿尔巴尼亚原来就没有社会党）。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都要按照苏联一党垄断政权的模式把社会民主党合并进来，而不要两党分立；各国社会党内部原来都有左派和右派，其中左派都同意合并到共产党之中，右派不同意合并，最后只能逃亡到西方。总之，到1949年共产党在东欧建立了8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亚洲建立了4个社会主义国家，加上苏联，这时全世界总共有13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在地理上连成了一片，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在社会主义阵营最强大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最鼎盛的时候，其领土、人口和工业总产值都约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可谓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党成就也较突出。例如法共总书记多列士曾于1945－1947年间参加政府任国务部长、副总理，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也于1945年后参加政府任不管部长、副总理、众议院议会党团主席。
在社会党方面，第二国际后期的社会党总共有28个，除了其中左派分离出来另外建立共产党之外，其他的社会党右派仍然高举着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社会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有所发展，到1949年社会党在世界范围有34个，党员总共约有900多万。从党和党员数量上来比较，都不及共产党的一半，其实力远远不及共产党。与1919年共产党所建立的国际组织第三国际相对应，社会党在1923年也建立了一个国际组织，名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其意图旨在表明他们也代表工人阶级，也响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反对暴力革命，推行渐进的改良主义路线，主张通过议会民主来争取执政。从1919年到1949年的三十年间，总共有德、英、法、瑞、丹等十几个欧洲的社会党先后通过多党平等竞选的方式上台执政，有的联合执政，有的单独执政。本来缺乏执政经验的社会党在初步执政、短期执政中还是力争通过并且执行了一些增进工人权益的法律，如缩短了工人的劳动时间，增加了工人的工资等等，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在这个时期的执政成效不大，然而却迈出了通过议会民主合法斗争上台执政的第一步。
这里还要附带讲述西方社会党在中国的影响和命运。江亢虎（1883－1954）于1912年建立了中国社会党，鼓吹“遗产归公、地税归公”。1913年即被大军阀袁世凯下命解散。1924年重建中国社会党，翌年改名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投靠军阀吴佩孚，1927年大革命高潮中该党又被迫解散。1939年他又打出中国社会党的旗号，投靠汪伪汉奸政府，任考试院院长。抗战胜利后受到惩处，病死狱中。此外，一些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1924年在巴黎成立中国社会民主党，在上海、北京、成都等地建立支部，开展活动，鼓吹民主革命，主张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1943年后因内部矛盾和受国民党政府高压自行解散。1934年，张君劢等人建立中国国家社会党，到1940年与民主宪政党合并为中国民主社会党，追随国民党反共，随后民主社会党跟随国民党逃往台湾。由于当时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穷国，阶级矛盾尖锐，缺少改良主义土壤，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斗争节节开展，所以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些小党接二连三败亡。我们党由于受共产国际“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在中央苏区也发生误杀社会民主党的错误。1931年初，在闽西根据地，纪念李卜克内西、列宁、卢森堡大会上有战士呼喊社会民主党万岁口号，致使领导机关误以为在苏区确有社会民主党反革命组织，结果误杀许多好同志。
在这个阶段，共产党和社会党双方互相攻击，都认为对方背叛了工人阶级：共产党把社会党看成是工人阶级的叛徒，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认为社会党是共产党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绊脚石和障碍物，强调科学社会主义要想在世界上取得胜利，就必须把社会党统统铲除掉，因而共产党对社会党采取了严厉打击的政策；而社会党则认为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无法实现，共产党搞的是极左路线和极权主义统治，消灭民主自由，实行恐怖统治与平均主义，因此社会党提出要“消灭苏维埃制度，”反对共产主义。总之，在第一阶段，共产党与社会党、共产国际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处于对抗状态，互相谴责，双方都想吃掉、消灭对方。其结果起初是两败俱伤（值得注意的是，法共与法国社会党曾于1934－1935年间一度合作，但是未能坚持下去），为德意等国法西斯政党上台执政创造条件，然后双方都遭到了法西斯暴政的镇压；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于1940年被迫停止活动，共产国际于1943年解散；二战后初期双方有过短暂的合作，随着冷战开始，双方又激烈对抗；最终到1949年共产党取得了大胜，社会党遭受严重挫折，其主要标志是东欧八国由共产党取得政权，而其中六国的社会党均被合并到共产党中去了。
三、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关系演变的第二阶段：社会党反败为胜，共产党大受挫折
从1949年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到1991年苏联剧变，这四十多年间这两类社会主义政党、两种社会主义理论继续对峙、对立、对抗。这个阶段，共产党从大起转为大落。从数量上看，共产党由原来的80个发展到150个左右，党员人数由2000多万发展到9000万之多，社会主义国家由原来的13国增加到了16个国家（后来新增加的3个国家是1959年建国的古巴、1975年建国的柬埔寨和老挝）。然而这时共产党执政国家内部及其彼此关系已出现很多问题：在苏联共产党控制下的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局于1948－1949年错误地批判和开除了南斯拉夫，认为南斯拉夫推行的是修正主义、民族主义，并且在东欧各国大抓所谓的铁托分子，从而引起了各国党内的混乱，1956年共产党情报局被迫解散；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发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等错误后，苏联、东欧和许多国家共产党内部都产生动荡，甚至激烈斗争；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围绕国际共运的总路线问题，开展了大论战，造成了中苏两党和大多数共产党的对立，最终导致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国际共运的分裂；中国1966－1976年间的十年“文革”更加深了国际共运的分裂；更为严重的是从1989年到1991年，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垮掉了11个（东欧8国加上苏联、蒙古、柬埔寨总共11国）。总之，这一阶段起初表面上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继续获得大胜，然而最终却遭受了重大的挫折。
相比之下，社会党在这个阶段得到了稳步、快速的发展。社会党于1951年建立了社会党国际，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的纲领，它取代了战前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成为各国社会党的国际组织，通常每三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到1991年已经召开了18次代表大会。它的主要职责是协调各国社会党之间的方针政策，为民主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目标的实现而努力。这个时期的社会党已经由欧洲扩展到世界五大洲，到1991年社会党已经达到了151个，党员总数有2500万。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先后有40多个社会党上台执政，而且是较为长期的连续执政，并且成效显著。比如瑞典社会民主党累计总共执政60多年，在它执政期间，没有像苏联那样急于实现公有制，而是通过高额累进税、高额遗产税的办法，加强第二次分配的调整，逐步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剥削。第一次分配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第二次分配即是把资本家剥削的剩余价值以高额税收的方式重新索取回来由国家重新进行分配，使之又重新回归到了全社会，国家用于全民福利开支，实现了“从摇篮到坟墓”全民性费用全部由国家包下来的福利政策，执政者廉洁奉公，不搞特权，权力依法广受监督和制约。因此，社会民主党执政所推行的福利政策，不仅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而且又是羊毛用在羊身上，而不是由党政军官员搞高薪特权，把其中相当一部分归自己享用。社会民主党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虽然没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它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对资本主义制度作出了局部的调整，生长出不少社会主义因素。
更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现象是，苏东剧变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绝大部分都改名换姓，改变旗号，最终都转变为社会党或者社会民主党。如波兰统一工人党本是由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后于1948年12月建立的，到1989年通过党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改名为波兰社会民主党，而且曾经继续执政过；南斯拉夫原来的社会党早就被消灭，阿尔巴尼亚只有共产党根本就没有社会党，但是在苏东剧变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都转变为社会党。东欧八国共产党可以说是全军覆没，都变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苏联剧变后虽然还有俄联邦共产党等继续活动，但是也成立了几个社会民主党，合并后由原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担任统一社会民主党主席。东方的蒙古历史上素无社会民主党，可是到1990年1月也出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组织，1992年该组织正式建立了蒙古社会民主党，到1996年党主席贡其格道尔吉进而当选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大呼拉尔主席。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原来共产党中的很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未能真正实现感到失望，但是又不愿意回到资本主义，因此就转向了民主社会主义，认为这不失为另一条可供选择的现实出路。还有一些西欧共产党也改变为社会民主党，如意共于1991年改名为左翼民主党，反对改名者另立“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英共也于同年改名为“民主左翼”，主张“人道的、绿色的民主社会主义”。套用中国的一首古诗来概括这一现象最为恰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宋?陆游《游山西村》）。
这个阶段之所以共产党大受挫折，社会民主党能反败为胜，其根本原因在于苏联东欧共产党执政几十年之中，口头上奉行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在很多方面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苏联共产党的灭亡有多方面的原因，如果要用最简明的语言来概括，从特定的意义上可以说，那就是因为苏联共产党既反苏又反共。苏共长期用反苏反共的帽子扣给敢于对它提出批评的人，实际上它本身却真是反苏反共。“苏”者苏维埃，就是苏联工人、农民、士兵创造的工农政权机关。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就是依靠工农创造的苏维埃很顺利地掌握了国家政权，在掌握了政权之后，又在宪法当中规定了苏维埃是苏联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是苏共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党怎么领导苏维埃”的问题，实行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把党凌驾于苏维埃之上，国家的重大决策、重大人事安排全部都是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几个领导人作出决定后再强加给苏维埃，有些决策甚至瞒着苏维埃。比如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同时还签订了一项划分东欧地区势力范围的秘密议定书。这个秘密议定书只是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个人决定的，并没有通过最高苏维埃批准，可见苏维埃被架空了。除了反苏，苏共还反共。共产主义的内涵本身就包含民主，恩格斯在建党时就指出：“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664页），共产党的组织原则理应是民主制，正常的民主就包含了必要的集中，没有不集中的民主，却有不民主的集中。苏共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只是强调集中而缺少民主，或者是虚假民主的集中。共产党原来没有设总书记这个职务，这个职务是在1922年4月3日苏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设立的，1919年设立的党中央书记处有三个书记，设立一个总书记是为了更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实现党政分开。斯大林在担任总书记这一职务时就辞去了他在政府的两个部长职务，即民族人民委员和监察人民委员的职务。当时党和国家权力机构是四驾马车，即国家主席（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政府总理（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共和国家军委主席托洛茨基、党中央总书记斯大林，权力有分工、有制约。可见，在十月革命之初，苏联还是存在民主的。但是在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就处心积虑地开始个人集权，由党的总书记进而兼任政府总理，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到1941年终于把党政军三大权力集中于一身，使得本来专职管党的党中央总书记成为党和国家唯一的最高领导人，凌驾于所有权力机关之上。之后斯大林又推行了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等等，这些做法带有浓厚的沙皇君主专制主义色彩。斯大林确立的这些政治体制从根本上违背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总而言之，苏共的实际做法长期以来是反对苏维埃、反对共产主义民主的，因此苏联共产党最终垮掉，并非偶然。苏共和东欧各国共产党的灭亡，不是被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搞垮的，而是因长期背离科学社会主义自掘坟墓葬送了自己。而不愿意充当随葬品的共产党员只好转身投向民主社会主义，另立社会民主党。二战后在资本主义世界，民主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获得新发展、大发展，并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自动让位给社会党，而是因为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为缓解资产阶级统治的危机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使得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难以出现，而改良主义的推行却拥有肥沃的土壤，同时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依旧深重，社会党能够与时俱进，发展党内民主，制定较为适合本国广大人民群众当前迫切需要的纲领和政策，不提出过急过高的主张，又善于密切联系群众，善于利用资本主义议会民主，每次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能够通过议会选举竞争上台执政。
四、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关系演变的第三阶段：从对抗转向合作，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共同构建和谐世界
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关系趋于缓和，从1976年社会党国际十三大后，社、共两党开始了超越意识形态的联系，80年代双方开始对话合作。1991年苏东剧变后至今，更是进入了密切合作的新阶段。双方各自总结前两个阶段的经验教训。当前大多数共产党对待社会民主党，都改变过去的对抗做法，不能再把社会民主党看成为共产党的敌人，而视之为另一种有重大影响的社会主义流派，看成共产党应该联合团结的对象，看成值得共产党人借鉴学习的朋友。在当今世界，共产党和社会党、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只有求同存异，加强合作，才能增强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实力，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目前社会党国际已经拥有169个成员党，4千多万党员，资本主义世界的各国共产党共有122个，党员总数约300多万。绝大多数国家社会党的力量远比共产党大得多。以瑞典为例，当今瑞典社会民主党约有120多万党员，而瑞共只有3千多人。各国共产党要赶超社会党，科学社会主义要赶超民主社会主义真是任重道远，必须改弦更张。首先必须善于与社会党合作，善于借鉴社会党，不断更新观念，善于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赶超民主社会主义。法共和法国社会党从1995年起在大选中开始结盟合作，并于1997年组成左翼联合政府。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从1994年起与左翼民主党开始竞选合作。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共产党也都开始与社会党合作。南非共产党从1994年起就有三人参加以“非国大”（非洲人国民大会、社会党国际成员党）为主的民族团结政府，担任部长，“非国大”领导层中近1/3为共产党人，两党已实行党内合作。
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也总结了国际共运史上的经验教训。胡乔木同志于1980年7月7日在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成员的谈话中讲得相当精辟，这里摘录如下：“共产国际犯了两方面的错误：一，对第二国际没有留一点余地，把它说成是反革命，是社会帝国主义，列宁这个判断也是不正确的，把社会民主党完全等同于帝国主义，结果弄到现在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很难合作。这么大的问题这么简单地处理，留下后遗症是不小的。二，建立了一个集中制的共产国际，这可以说是列宁关于共产党建党思想的扩大”，“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俄国要变成全世界的统治者”，“这就把共产主义运动完全引到绝路，引导到它的反面。这是非常不好的”。“我们要奉行的社会主义，在国内是民主的，在国际上也是民主的。如果没有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搞不成，共产主义也搞不成”。“共产主义是最高纲领，民主难道就不是？到那个时候民主是否就消亡？我是不大同意民主消亡这种观点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83页）。从80年代初起，我们党与越来越多的社会党建立联系。1982年社会党国际开始与我党直接接触，1984年5月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首次访华。1987年4月6日邓小平在同瑞典政府首相、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席卡尔松会谈的全文记录稿中说：“我们都是左翼”。肯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都是左翼，这就改变了以往唯我独左、把社会民主党视为右翼的传统看法。当今我们党已经同几乎所有的社会党都建立并发展了友好交流关系。2003年10月社会党国际在巴西圣保罗市召开二十二大，该国际主席古特雷斯特别邀请我党代表与会，并且在会上受到热情欢迎。会后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进一步发展与我党的关系问题，还成立对华关系工作小组，积极开展工作。2004年2月古特雷斯主席率领高级代表团访华，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会见，这标志着社会党国际与我党的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看来加强与社会党国际及其各成员党的合作，有利于共同构建和谐世界。
五、当今世界是三种政治社会思潮、两种社会制度共存、发展
社会民主党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存在三类政党，三种国家，三种社会制度”。他们认为社会党执政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比如丹麦、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时都自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把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叫做共产主义国家，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国家则称之为资本主义国家。据我个人研究，当今世界的确是三大政治思潮，即为民主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当今世界上的社会制度则只有两种，民主社会主义还没有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执政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但是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模式在西方还没有完全实现，还在探索当中。比如，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时间最长，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这就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瑞典国家94％的生产资料还集中在一百家大资本家手中，十七个大财团还支配着瑞典国家的经济命脉，国家股票的三分之二由占瑞典人口2%的富豪控制，而98％的平民百姓则只占有股票的三分之一，可见瑞典还是私人资本占有优势，占有统治地位，因此很难说瑞典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实还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但是我们应该改变一个观念，我们过去认为资本主义就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是纯粹的社会主义。然而在当今世界，已经不存在这样一种纯粹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就是因为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以来，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在很多方面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局部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生发出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当今尽管还有垄断经济的成分，但是竞争超越了垄断，当今我们不宜再用垄断或竞争来划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应从社会整体的变化来透析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场以信息化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已经从传统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社会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现在的西方资本主义是社会资本主义，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它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了；第二，它的社会主义因素在不断增加。我用21个字来界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化劳动为基础，由劳动人民掌权的社会形态。用这个定义来分析当今资本主义所出现的种种新情况。比如在瑞典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下，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社会民主党通过高额税收的办法把社会化劳动成果中的相当一部分掌握在国家政府手中，用于全民福利。瑞典的劳动者所得（工资加雇主为其支付的相当于工资总额约40％的社会保险金）与资方所得（利润加折旧费）相比，在二战后初期为1：1，20世纪60年代为2：1，70年代为3：1，80年代为2：1，有些年头甚至超过4：1。可见瑞典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是逐步提高的。因此瑞典既有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可以说当今瑞典是一个社会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在没有社会民主党执政的西方国家（如美国）也有高度的社会化和有所增长的社会主义因素，这些国家也属于社会资本主义国家。即便是曾经发生剧变的原苏东国家，尽管他们都转向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但是也仍然保留了一些原来社会主义时期的全民福利的社会主义因素，因此这些国家也是属于社会资本主义国家。[1]
而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不再搞纯粹的社会主义，也允许非公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因素，因此，我们今天的社会制度是资本社会主义。我们是有资本主义因素的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为主体，我称之为资本社会主义；西方是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以资本主义为主体，我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从当今这两种社会制度的并存、发展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世界各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因此，我们应该顺应时代潮流，加强各国之间的相互借鉴，加强各国之间的团结合作，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的世界而努力。
六、借鉴民主社会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民主社会主义和民主资本主义有其共同点，即两者都讲求民主。尽管我们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已经使得我国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从单一公有制转轨到混合所有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今天仍然存在着阻碍我们进一步前进的瓶颈，那就是我们缺少社会主义民主，缺少社会主义自由。谢韬同志的文章之所以能得到众人的赞赏，就是因为众人迫切需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刻不容缓。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自由方面，我们不但要勇于改革自我，而且也要善于借鉴别人，民主社会主义就有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地方。比如，就党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来说，社会民主党的党代会没有5年召开一次的：有的是每年召开一次党代会，像英国工党和比利时社会党，实行的就是年会制度；德国社会民主党每2年召开一次；法国社会党每3年召开一次；丹麦社会民主党每4年召开一次。相比之下我们党每5年召开一次党代会就显得相隔太长了，这必然使得党内民主受到很大的限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党在八大时已规定实行年会制度和常任制度，但是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到1969年九大时，改变为5年召开一次党代会。但是改革开放近30年，极左路线的一些东西仍然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和改变，这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今天要借鉴民主社会主义，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不能改变。科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比民主社会主义更周密、更深刻。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观、价值观、党的建设和奋斗目标等方面都超过民主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既饱含科学，又富有民主。科学只有以民主为基础，才能百花争妍，繁荣世界；民主必须以科学为指导，才能硕果满园，造福人群。但是在实践中以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既缺少科学，又缺少民主，以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难以充分显示出来，而且还蒙受重大灾难。当前我们正在改革苏联模式过度集权的弊病，逐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是不能完全照搬民主社会主义，否则我们就会面临一个难题。如果在我国实行西方那种多党平等竞争的民主，中国的政局就会大乱，那样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会大受干扰，甚至可能葬送中国多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因此，我们在指导思想上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仍然应该继续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与时俱进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有同志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认为应该把前半句话颠倒过来，修改为“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救中国”。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很空洞，很抽象，其实社会主义民主很充实，很具体。在我最近出版的文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中，我提到了社会主义民主主要应该包括三部分内容，即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党际民主。以下择要简述。
第一，党内民主。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认为，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党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政治局只是中央委员会的常设核心机构，但是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写法历来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在历史上，我们党先后总共制定过16个党章，在这些党章上都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或领导机关是党的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委员会。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有两个，这是不准确、不科学的。1956年，我们党章又规定：在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由中央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的职权。按照这个规定进一步推论，中央政治局闭会期间，则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执行其职权，这样势必会造成权力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容易形成寡头专断。因此，要想实现党内民主，首先要修改党章，明确规定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其次，要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真正成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同时还必须实行党代会的年会制度，即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每年都要由代表大会而不是由中央委员会做出决定。1956年毛泽东曾经提议党代会不仅要实行年会制度，而且要实行常任制度，这本来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发展，然而后来没有得以实现。如果我们能在十七大上修改党章，实现党代会的年会制和常任制，那么在党内民主方面我们就超越了民主社会主义政党。
第二，人民民主。实现人民民主最主要的一个途径是实行民主选举。尽管出于国情考虑，我们不能像西方那样采取多党平等竞争的选举方式，但是我们可以先采取推荐两名以上共产党员进行差额竞选的方式，即候选人都是共产党人，这样无论谁当选，都不会丧失党的领导权。只有实行了民主选举，废除领导任命制，才能从根本上制止跑官买官以及其他贪赃枉法的腐败现象。民主选举是制止腐败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法宝。民主选举各级政府领导人可以先从乡镇基层做起，再推广到县、市、省以至中央级；可以先在一些大城市试点，才推广到全国。这样从局部试点着手，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就不至于失控、出乱子。
第三，党际民主。要想抵制西方平等竞争的多党制，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展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苏联模式的一党专政终究敌不过西方多党制和平演变的攻势，也不符合现代政党政治的特性，这已经被苏联东欧各国的剧变反复验证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进一步发展了，西方的多党制在我国才会丧失市场，削弱影响。当今我国的八个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方面还是发挥一定作用的，但是所起的作用还很不够，民主党派的地位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建国初期民主党派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担任正部长者达15位，改革开放近30年了，直到最近才任命了一位民主党派人士担任国务院科技部部长。这是良好的新开端。民主党派的队伍要进一步壮大。中共拥有7千多万党员，8个民主党派总共才有60多万人。队伍这么小是很难发挥更大的参政议政作用的。
总之，我们要坚持并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同时还要善于借鉴并联合民主社会主义，这样才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合作，共同构建和谐世界。只有大力加快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有效抵制民主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进一步扩散。前面我在论述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共产党普遍社会民主党化时，曾经引述陆游的两句诗：“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用以说明如果信奉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不能让人民大众真正享有社会主义民主，那么渴望社会主义民主的人民群众只好转向民主社会主义，从社会党那里另求出路。如果我们能真正改革苏联模式过度集权的弊病，建设成功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岂不是“山穷水复闯新路，柳暗花明在本村” 吗？那就不会有人投向民主社会主义了。如果我们一再延误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迈不出大步，那么民主社会主义势必会在我国进一步泛滥。对待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仅仅口诛笔伐就能消除其影响的，这一点已经为近百年来的历史实践所证实。固守党和国家过度集权的苏联模式，一再推迟政治体制改革，拒不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无法根除党政官员的腐败，无法理顺各种社会矛盾，无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甚至可能重蹈苏共败亡的覆辙。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盛世危言。忧国忧民之心，忧党忧社之情，敬请垂察。
也许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位居世界前列，中国已经逐步富强起来，不存在亡国的危险，我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救中国”是否过分夸张，无的放矢。我在之前已经说明，我之所以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救中国”是针对“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提法，也是针对我国当前因社会主义民主较为欠缺而造成社会潜在危机重重的现状。毛泽东早在1945年就讲过：“还在1937年我就提出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2页），到1957年毛泽东又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毛主席这两句经典名言都是总结我国历史经验的科学论断，前一句指明中国只有完成民主革命、建立新民主共和国才能得救，后一句表明中国只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才能得救。但是由于深受苏联过度集权模式和我国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传统势力的影响，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长期以来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太慢太少，所以当今只有大力加快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冲出堵塞的瓶颈，使社会主义改革的全局满盘皆活，协调发展，摆脱当前的困境，消弭潜在的危机，达到长治久安的和谐胜境。
注释：[1]关于社会资本主义和资本社会主义的论述，详见拙文《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三类国家的思考》，刊发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3期。本文已收入高放文集之六《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和《高放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
（高放，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资深教授，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