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以后，儒家学者往往用孔子圣人的标准来评价屈原，对屈原不合圣人的行为模式多有指摘。如，班固认为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离骚序》）孟郊认为屈原“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旅次湘沅有怀灵均》）。朱熹指责屈原“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楚辞集注序》）。他们看到了屈原在性格与行为方式上与孔子的不同之处，但却没能看到屈原在精神实质上与孔子的相通之处。事实上，屈原的品格完全符合孔子所倡导的君子品格。

孔子所倡导的君子品格有多方面的内涵。检索孔子关于君子的论述，其中最具概括性的一次是：“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这可看作是从总体人格与精神特点来论君子，孔子认为君子是仁者、智者、勇者的人格结合体，表现出来的精神特质则是不忧不惑不惧。

“仁者不忧”是孔子对君子的第一个要求。所谓“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君子应时刻以仁为追求。而“仁者无忧”也并非指君子全然无所忧虑，而是说君子不应以个人成败得失为忧，而应以道为忧，即“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子路》）。为了实现道，君子不但要忧而且必要时需要豁出性命，牺牲自己，即“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孔子要求君子首先是仁者，就是要求君子必须有为民为公之心，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为追求，正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仁义”是孔子及儒家之道的核心，实现仁义之道正是孔子给君子设定的理想与追求。以仁义为追求的君子，不会计较一己私利的得失与个人的成败，而全然以为人民谋公利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如此，便能从个人成败得失的计较中摆脱出来，获得一种“无忧”的精神气质。这便是孔子所谓的“仁者无忧”。屈原显然是仁者，他一生所追求的就是“美政”理想的实现，而“美政”就是要推行仁义之道。为此，屈原如孔子一般忧国忧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但其所痛苦和忧愤者均非为了个人成败得失，而是为了国家和人民。所谓“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而当美政理想无法实现时，屈原高喊“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为了捍卫理想与道义，屈原最终不惜纵身一跃，沉江而死，杀身成仁。所以，屈原是全然为公为民的，他所忧患的是社稷而非个人，故而屈原之忧是君子之忧，与“仁者无忧”的品格实为相通。

“知者不惑”是孔子对君子的又一要求。“知”通智，子曰：“好学近乎知”（《中庸》）。智者首先应该是好学者，能“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论语·述而》），不断地增长自己的学问见识。所谓“君子博学于文”（《论语·雍也》），君子必然是博学的。屈原显然符合这一要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从屈原作品中也可看出屈原对历史典故如数家珍，对天文地理了然于胸，并通晓古今治乱兴衰规律，绝对是好学博学之士。其次，孔子所要求的智还是一种政治才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智表现在政治才能上就是知人善任，能识人能用人。这也正是屈原的追求，屈原“美政”理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举贤授能。《离骚》曰：“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而且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拥有高超的政治才干。“知者”之“不惑”，不只是就认知层面而言，更多的是就精神思想层面而言的。孔子说自己“四十而不惑”，并不是说年到四十便没有了认知盲区，而是指已经了然生命的真谛，知道自己生命的目标与意义所在，不再为外在种种所迷惑。所以“知者”之智还是指一种人生境界。屈原显然也是符合这一要求的。尽管屈原（如在《天问》中）似乎对世界充满了困惑，但那都是为了表达对现实的控诉和不理解，他心里其实有着坚定的信念，明确地知道自己的目标与追求，并且不为外在的种种所迷惑和动摇，“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面对着女嬃、灵氛的劝告而也不为所动，坚持原则，坚持留在楚国，坚持特立独行。尽管不少人认为屈原沉江而死，“非明智之器”（班固《离骚序》），缺乏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的智慧。但正如孟子所言：“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屈原与孔、孟一样都是以身殉道者，只是选择的殉道方式不同而已。面对道之不行的乱世，孔、孟选择的是退而论《诗》《书》，授门徒，把自己的思想传播下去，屈原选择的却是以死明志，以死卫道。这个世界需要有孔、孟，也需要有屈原。所以扬雄一方面感慨“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汉书·扬雄传》）；另一方面却又明确地肯定屈原之智：“或问屈原知乎。曰：‘如玉如莹，爰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法言·吾子》）屈原自沉并非愚者之糊涂，而是智者之通达，是殉道的一种方式，是另一种坚守。

“勇者不惧”也是孔子对君子的要求。“勇者不惧”绝非莽撞的无所畏惧，死而无悔。孔子明确反对简单的勇武，“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论语·学而》）。不惧死不一定就是勇，而要看为何而死。正如《左传·文公二年》所说：“死而不义，非勇也。共用之谓勇。”孔颖达疏曰：“以死共国家之用，是之谓勇。”敢于为国捐躯，为公义而死方是真正的君子之勇。君子之勇必须以仁义为旨归。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屈原显然是拥有这种君子之勇的，他敢于控诉贵族的胡作非为与祸国殃民。面对着“众女嫉余之蛾眉”（《离骚》）“纷逢尤以离谤”（《惜诵》）“世混浊而莫余知”（《涉江》）的局面，屈原高喊“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涉江》），坚持操守，坚守道义而不惧毁谤、打击，不畏死亡，体现出“勇者不惧”的君子品格。

孔子在《中庸》中说：“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君子之强就是不管境遇如何，都能守死善道，不随波逐流，这不正是屈原的人格写照吗？《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引刘安《离骚传》评屈原曰：“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正是对“强哉矫”的屈原君子品格的高度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