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被遣送到陌生的荒凉的江苏省沭阳县去劳动，一呆就是二十二年，深受农村父老乡亲的关照。回城后，每想起那广袤的平原、庄稼地的朋友，总有一种“精神还乡”的感觉。前些年因为写作长篇小说《美丽中国结》，我常在上海与沭阳之间跑来跑去，沭阳就名副其实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今年初同名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映后，沭阳各方邀约我和妻子回乡小聚。这个县，曾经是全省最贫困的怎么扶也扶不起来的尾巴梢梢，近年却又因最富争议的改革而成为新闻热点。此次重返第二故乡，仅隔两年没有去，它的变化之快、之大，让我几乎难以置信。

我和妻子跨出长途车，一踩到沭阳的土地，就傻眼了。两年前没有这么一个车站，也没有这么大片的新城区，真不知道这一片现代化的新城是在原来沭阳城镇的哪个位置。带着这份惊讶叫出租车去农场，到了该是农场的地方了，只见月蓝色路灯照耀下的城市圆形广场，成人就业技术学校，新型住宅小区群……而那个留着我们悲喜交织记忆的农场，竟从大地上消失了。沿途看到的是，现代化的新工厂多，新潮的商店企业多，时尚的住宅小区多，轿车更是多得出现了堵车现象……我们趁着傍晚的余光，去给新近去世的农民好友们扫墓，他们家属陪着我们一边流泪、一边拉家常。随后，我们又到最贫困的东小店乡，看望五十年前厚待右派的一位农民老党员的后辈。在同这些几十年草根至友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聊天中，这里经济发展何以快得如此惊人的谜，渐渐显露出些端倪。

这个县最富争议的改革之一，是实行了激进的体制改革，县里几乎全是民营企业了，连医院、学校民营化的程度都很高。改革者提出“希望在民众、发展靠民力”，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老百姓发挥主动性的经济。为此，鼓励农民自由创业，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凭身份证想进城创业就进城。于是一个乡曾经一周就冒出十九个农民企业。几年下来，人们艰辛创业获得的第一桶金，已经进入了滚动扩张发展期。农场一位残疾青年，开初为电锯修锯条，现在已成拥有三辆豪华大巴跑客运的企业主。连当年最反对民营化改革的一位离休老人，由于用最低廉的价格买下宿舍房，地段成片开发后，也有了第一桶金，在自由创业的政策促动下，他和一些老同志，正联合起来筹建商品房小区。几乎全民都爆发出发展的激情，这是一股无法估量的力量，正推动着经济多方位的高速扩展。由此，最穷困乡村的农家也随之发生变化。那位农民老党员的后代是两对年轻夫妻，我曾尽力帮他们在上海找打工机会，常常是一个人干，三个人等，如今四个人全在当地新建的羊毛衫厂上班，厂方因为要争夺熟练工，工资开得跟上海一般高。他们的家里也焕然一新。“希望在民众、发展靠民力”，并没有把人们引向什么黑道，反而为穷乡僻壤铺出一条快速迈向共同富裕的平坦路。

这个县指导经济发展的思路，是首先想清楚“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 农民人均亩把地，靠种地纯收入仅够最低生活保障费。只有经营规模达到150亩以上，才可能过上小康生活。因此，惟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市场经济是城镇经济，小村子就是通上水、电、路，人财物也不会往分散的村子去聚集。车子要跑得快需用大马拉，城镇愈扩大集聚效应愈强拉动力也愈大。房舍在村里是生活设施，在城镇就兼作经营场所，人就会自然向工商业去谋生，耕作就会自然向种田能手集中。人要往城镇走，钱要从非农产业来。城镇化是农民加快富裕的抓手。这个思路虽然至今还不被某些方面认可，但实践正在作出自己的回答。

这个县经济发展中被人诟病较多的是，花大力气招商引资。加快经济发展，就是人财物的超自然积聚。招商引资中出现的一些瑕疵，与它总体上所起的作用相比，犹如在抢收时节起大作用的收割机，难免会拱坏两处田埂路一样。长江以南由于地价与劳动报酬提升，招工出现困难，不少企业有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愿望，改革者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大力招商引资，使人财物果然在沭阳实现超自然的快速积聚。

民心大安，才会出现全民一心求富。这个县争议最大的改革，还要数在本县原创性地推行民主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选举村支书实行两票制，让农民平等地参与选择。政治改革本身就被视为“高压线”，这个原创性的两票制选法，有点不伦不类，得不到任何法规与文献的支持，他们怎么会动这个脑筋的？说到此事，不由联想到今天。农业税免去，种粮给予补贴，政府与农民之间千百年来刚性的利益冲突消除了。政府又努力加强服务功能：解决读书难，减轻看病难，纾缓文化生活难，比如，发给县剧团一部带流动舞台的“大篷车”，剧团下乡演出一场，国家补贴两千元，农民无需买票，观众人山人海。农民对这些新政相当满意。可是，为什么全国的农民上访数量未见大幅度减少？这是当下人们难以释解的疑团。这个疑团，也是沭阳改革者几年前经过认真调研，想出“两票制”的原因。

那时，该县是全国的上访大县，农民上访络绎不绝、以命相搏，经仔细解剖，发现七成告的是村干部欺负人，主要是村支书。农村实行的是“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体制”，村支书是最高负责人。村支书的任免，没老百姓什么事。村支书也就不大拿正眼瞧村民，只向给自己交椅坐的人负责。有的支书从二十岁一直干到七十大几。这种体制，具有集权体制两个典型特征：一、大权独揽；二、任期没有限定。这是一种会不断培植出“土皇帝”的体制。民众的需求，有话没处说，说了也白说。 村支书有各种手段来管束农民，农民却没有什么手段来管束他。这样，他想作恶有很大自由，老百姓要反对他作恶，没有多少法子可想。农民最关心的是自己直接的生活环境，几代人稳定的住在一个村子里，村支书挑谁来当，跟一家人命运有至关重要的关系。 农民想要参与挑书记，不是听书本上讲的人该有什么权利，而是，他们要有个能活得下去的环境。这是从他们生存的本能提出来的。如果不给农民自己把握活得下去的权利，那再给多少输血反哺，乱源也是消除不掉的。全县七八成人生活在这种违背现代政治常理的体制下，农民心气不顺，钱包老怕捏不住，哪有欲望去投钱发家致富？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国内外没有现成的经验，只有自己直面现实去想办法。改革者由此创新地想出“两票制”方案，凡是竞选村支书的人，先向党员与村民汇报施政构想，搭起一个支书与民众沟通协调、摆正公仆位置的制度性平台，然后先由农民投票，得到农民支持最多的两个党员，才能成为村支书候选人。这样就从制度上，把不尊重农民、不为农民效力的人，排除在当党支书之外。村民选出的两个候选人，再由党支部正式投票选定书记。两票制，既维护现有大体制，又添加公权力由公众授的民主基因，加强了执政合法性，将执政党交还给老百姓，让农民真能当家作主。 后来，虽然 “两票制” 农民愿意这么叫，名称还是被规范为“村支书竞争上岗制”与“民意测评表” 。不过，包装世俗化了，农民有平等选择权的芯子没变。

两票制的后续效应，出人意料的好。党群关系从“两层皮”变成一条心，农民喊出“苦熬不如苦干”，不等上面给钱，全民主动出工筹款，当年就把通外地、通各乡的公路，建成高标准的现代致富路。一潭死水从此活水长流。村支书两票选任的民主改革，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后来这种改革进一步扩大，公务员提升要实行“公示制”，反腐监督请全民参与，公布负责人电话，督办每封人民来信，涉及腐败的哪怕是县里四套班子领导人，钱数不大也严肃查处，等等。几年后出现了一个全新现象：谈上访，骂贪官，曾经是农民们跟我攀谈的主话题，可现下他们不爱扯政治了，爱聊生意，谈孩子读书，有点像广东人了。渐无大案，又渐无令人义愤的上访，坊间无江山可指点，无文字须激扬，自然就谈谈开心事。县财政起始年负五千万元，人员工资发不出；不几年，财税已年收六个亿。民主真是改变乱局的利器。民心顺、心劲足，才是老百姓一心一意图发展的基础条件。

形成当前经济发展得特顺，也由于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改革者自身也上了一个新台阶。当初，此县经济接近崩溃，人的观念落后，改革者急于推进改革，方法较强硬，被批评为“人治”施政。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后，此地执政方法有较大变化。我们专程前往最易发生尖锐冲突的征地现场访视，突出的印象是：政府位移了，不再是维护开发商一方的征地卫队，而是双方利益的协调者。政府要求开发商先盖好安置房，农民可以零代价先搬进新居去住，这就消除了最常见的矛盾：旧屋被推倒，农民无处安身。政府再让最好的实验小学到此建分校，让好医院到此办分院等等，城里人都对服务功能如此优良的农民小区眼热，要加五万元买一套农民小区的房子。征地现场，我们看到一张张喜气洋洋的脸。在和谐意识指导下，近年来沭阳已没有再发生征地矛盾。

毋庸讳言，当前还存在一些问题。譬如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权力的本性，有些偏远乡村的头头，用“一事一议”、“以资代劳”、计划生育轻管重罚等方式，还在变着招数捞钱。说什么“谁都得罪不起，不找你农民要钱找谁要？”又如管控型体制的执政观念与措施，虽有不小松动，容许成立蘑菇等行业协会等，但对农民权利意识增长还是有过敏反应。比如试办农会，农会头头必须是退下来的干部担任，就这样，农会刚代表农民维权，就被停了下来。再如指导性注意力不在农业上，建设新农村运动有点空。还有农民最怄气的，是被人低看一等，说“城里人是良种稻，乡下人是稗子吗？” “城里人对狗对猫的爱心，超过对给他们做活的农民。”农民们还不知道，有些位高权重、拿笔当指南针使的人有些话更伤人：“农民意识是中国一切坏事的根源”，农民是当下“不安定因素”，农民依然是“严重的问题”……

这次回第二故乡，犹如看到小河水流入长江那样两股水并流交汇的情况。执政观念正从管控型“主民”意识向协调型民主意识移动；农民的维权意识、对自由的渴求在增强，官本位意识在淡化；生存型经济正向发展型经济转变。虽然还有这样那样的争议，虽然深层还有严峻的一面，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误与瑕疵，我高兴的是，生活中那股充满生机活力的态势，正是新观念创造的，正是农民和改革者合力创造的。

沭阳这样一个绝大多数是农民的穷县，出现了经济发展快得惊人的状况，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中国农村能否较快致富，这是一个极大的历史性难题。从上世纪初梁漱溟的乡村运动，到毛泽东的公社化、“四清”，邓小平的包产到户，直至今日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百年寻梦，上下求索，百折不挠，就是希望出现这样的农民安居乐业、日子能较快过好的局面。在我第二故乡的土地上，人们用制度创新，拿民主体制来改变专制桎梏，使农民能选择自己的命运；用政策保障，拿以人为本理念来改变官本位与歧视贫弱农民的封建意识，使农民一个一个的个人站起来，自由地去实现自己的意愿；用求实的探索精神，拿科学发展见地来摆脱意识形态拘囿，真正按经济规律来发展经济 ——由于这样三位一体的立与破，改革者才淌出了一条农业县份经济发展快得惊人之路。

其中，很宝贵的是，人们以经受了时间检验的实践证明，民主与自由并不是一种水土不服的非温带植物，它是中国农民的一种实际的生存需要，它是老百姓掌握自己命运、发挥自己潜能、使社会和谐、使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很灵验的法器，它是解开“中国农村能否较快致富”这个历史性难题的主钥匙。

此番回乡，匆匆来去，走马观花，所见所闻，牵动了我的感情与思索。改革中的现实生活正在展翅腾飞，崭新的道路正在我第二故乡的大地上铺展。它给人的启迪良多，它催人迈出新的步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