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国际分工必须平衡效率和安全之间的关系。所谓安全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国际贸易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中所讨论的“幼稚产业保护”和“防止被锁定在国际分工低端”实质上就是一种安全问题。二是经济安全。例如，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三是国家安全。毋庸讳言，没有强大的工业体系就不足以保障国家安全。中国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不能不把经济安全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中国通过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两种方式加入国际分工体系。第一种方式即所谓的“雁行模式”。在开始时大力推进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而后是钢铁和重化产品，以及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最后是通讯、半导体等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一些产业，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被转移到国外，另一些产业，如部分资本密集型和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留在国内。对留在国内的产业则逐步实现进口替代。例如，汽车产业就试图通过不断提高国产化率，最终实现进口替代。

第二种方式则是加入某种产品的全球产业链或国际生产网络，并努力地在全球产业链中向高技术和高增值生产环节升级。参加全球价值链，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国民福祉，但也增加了产业的风险。生产链条的延长能够更充分地利用比较优势和精细化分工的好处，但在全球供应链的成百上千个生产环节中只要有一个环节发生问题，整个生产链条就会瘫痪。通过碎片化的方式参加国际分工可能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快速学到某种特定技术，但产品生产的对外依赖性增加，对中国产业体系的完整性也会产生不利影响。能够生产先进的中间产品（中间产品有很高技术含量）同能够生产最终产品，在产业安全性上有质的不同。

产业体系安全包括三个维度：完整性、对外依存度和适应性。所谓完整性是相对的，为了弥补完整性的不足，我们的产业体系必须有很强的适应性。一旦需要，我们应该能够把原来并不生产，但现在需要生产的东西很快生产出来。总之，无论以何种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必须处理好上述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双循环”的提出，要求我们更好地平衡效率和安全之间的关系。中国将更多地强调自主研发。研发投资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必须从基础教育、基础研究、探索精神的培养做起。中国教育和科研体系改革必须进一步深化，以满足自主创新的需求。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几个重要因素。随着经济增长，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目前中国的第三产业发展速度高于其他产业，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效率比较低，第三产业在经济中比重的提高将对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产生下行压力。同时，老龄化将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不利影响。绿色经济建设无疑会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但对GDP增速将会产生某些制约。

应该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截至2020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率还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一般而言，城市化率的提高应该是平稳的。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还有很大的深化空间，经济改革的深化，也一定会对经济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有观点认为，中国新一轮内需的启动有五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一是超级大城市（2000万人口级的城市），以及关联的城市群经济圈；二是城乡居民的土地资源流动；三是户籍制度改革；四是退休制度改革；五是物流运输机制改革。

在未来一二十年，对经济增长而言，既存在不利因素，也存在有利因素。基于当前情况，我认为，中国应该采取更为扩张性的、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使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6%左右的水平。中国应该关注通货膨胀和杠杆率上升等问题，继续保持尽可能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努力。总而言之，我们应该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