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食物消费结构变化及趋势的辨识
揭示食物消费结构变化特征的班尼特定律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增长，食物消费呈结构升级的趋势，即人们对米面等淀粉类主食消费逐步减少，而对营养丰富的肉类、蔬菜和水果消费大幅度增加。若以我国小麦大米等主食、食用植物油以及肉类消费作为分析样本，可观察到近3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提高，居民食物消费也随之呈现总量增加与结构逐步升级的趋向，验证了班尼特定律揭示的不同发展阶段食物消费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
(一)近30年我国食物结构变化特征
与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趋势相适应，过去30年我国主要食物的消费结构呈现典型的分化趋势。过去30年我国居民食物消费已基本完成从“吃饱”向“吃好”的跃迁，逐步迈向追求营养健康的消费升级新阶段。其中，主食消费、食用植物油已经进入相对稳定阶段，而肉蛋奶等动物性食物消费仍处于持续增长阶段。小麦、大米、食用植物油以及主要肉类产品消费结构变化呈如下特征。
第一，小麦、大米等主食的人均消费，由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温饱需求的刚性增长阶段，转向逐步下降并进入基本稳定阶段。
第二，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1991年以来的30年年均增长率达5.79％，是增长最快的食物。20世纪90年代我国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仅7.4公斤，远低于同期日本(16.1公斤)和韩国(13.4公斤)的消费水平。2000年以来，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到2017年，人均消费达到25.8公斤。按照东亚地区食物消费模式，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也进入成熟稳定阶段，目前基本稳定在26公斤左右的消费水平。
第三，猪肉、禽肉、牛肉与羊肉四大肉类产品，30年间人均消费从20.4公斤增加至55.8公斤，增长174％，显著地反映了收入增长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驱动作用。我国居民主食消费进入稳定阶段后，猪肉人均消费也于2012年突破30公斤，虽然近几年受疫病等因素的影响有所波动，但增长趋势仍然没有逆转；禽肉、牛肉与羊肉消费则持续保持增长势头，即使是2010—2022年的10多年间，年均增长也分别达2.99％、4.85％和2.69％，仍处于消费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我国今后跨入高收入阶段，肉类消费的潜力也将随之进一步呈现出来。
(二)新发展阶段我国食物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窗口期，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202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9918国际元，大体相当于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同OECD成员20世纪90年代初的平均水平大致相当；从发展阶段看，我国2010年以来的人均GDP增长，相当于韩国20世纪90年代的增长水平。
这意味着，从现在起到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变化，有可能经历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韩国自2010年以来类似的变化过程。根据日本、韩国等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食物消费结构变化的一般经验，得到初步判断，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的新发展阶段，在人口增长目前达到峰值、人口老龄化日益深化的背景下，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将主要受经济发展、收入增长的驱动。今后我国居民食物消费在总体上保持传统消费模式的同时，将进一步向多元化、营养化、健康化转型升级。其中，小麦和大米等主食以及食用植物油消费，将基本稳定在目前的水平。今后5~10年在跨入高收入阶段后，肉蛋奶蔬菜水果水产品等营养丰富的食物消费将保持持续增长势头，特别是人均肉类产品消费水平将逐步向具有类似消费模式的东亚先行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看齐，仍然具有一定增长潜力，这是食物消费结构变化新阶段。在此基础上，到本世纪中叶前后，各类食物消费增长将基本趋于稳定，食物消费结构也将随之进入成熟稳定阶段。
二、大食物观的战略考量与政策涵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把解决好十四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不断完善粮食安全政策机制和关键措施，探索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粮情的粮食安全道路，使我国实现由长期“吃不饱”到“吃得饱”，进而再到“吃得好”的历史性跨越。
从本质上看，大食物观是粮食安全向食物安全的边界拓展和战略深化，是顺应新发展阶段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变化新趋势的战略考量。为此，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以增强发展的安全性主动权为导向，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推动从粮食安全向食物安全深化拓展，建设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安全的国家食物安全综合保障体系。
大食物观的政策涵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保障目标和范围，要从“吃饱吃好”向“吃好”“吃得营养健康”升级，从以保障粮食(“米袋子”)供给为主，到守好“米袋子”的同时，也保障“菜篮子”(即肉蛋奶蔬菜水果水产品)和植物油(“油瓶子”)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全覆盖。第二，保障资源，要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从传统农作物和畜禽资源向更丰富的生物资源拓展，向整个国土资源要食物，从植物动物微生物获取热量、蛋白资源。第三，保障方式，要从主要注重粮食等农产品生产，向加强“产购储加销”一体化为基础的食物产业链供应链建设、增强食物安全综合保障能力转型。第四，保障路径，要从主要依靠国内资源，向立足国内保重点、在牢牢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的同时，统筹建立安全可控的多元国际农业供应链拓展。
深刻认识和把握大食物观的政策涵义与实践要求，对新发展阶段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食物消费需求，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战略意义。首先，树立大食物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根本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党的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其次，这是应对世界变局加速演化的复杂局势和各种风险挑战的基础支撑。第三，这是立足基本国情统筹利用国土资源的战略需求。
三、我国食物安全保障现状与今后的挑战
(一)我国食物安全保障现状
目前衡量和研判粮食安全保障水平，大多用粮食自给率指标(即国内生产量与消费量之比)，也有部分国家或地区(日本等)用国内粮食生产的热量等值与粮食消费的热量等值之比表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粮食安全的基本方针是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要求粮食自给率达到95％。
新发展阶段树立大食物观，要求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因此有必要建立与大食物观相适应的食物安全保障水平测度方法。衡量我国食物安全保障水平，不仅要继续从生产消费角度关注口粮产品以及肉蛋奶植物油各产品的自给率，研判供给保障能力和自给水平，还要从农业资源供给角度，构建农业资源自给率以及食物自给率指标，形成食物供给保障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系统评估我国食物安全综合保障能力和水平。
为此，首先根据主要农产品供需状况，用传统的产消自给率指标，测算主要作物产品、主要动物性食物的自给率，初步评估近30年我国粮食和主要食物产品供给保障水平的变化情况。
进一步从国际经验看，日本为综合评估食物自给率水平，在从生产消费角度测算各农产品自给率的同时，还采用食物热量等值方法测算其食物综合自给率。但这种方法局限于粮食安全保障的热量自给水平，不能反映食物消费需求的资源特征，因此不适用我国大食物观要求下对食物自给率的评估。
为综合测算评估我国农业资源自给率和食物自给率水平，本文引入“种植面积需求等值”概念，将各类食物产品的消费需求量，转化为在国内现有技术条件下生产时所需种植面积(或称虚拟土地需求面积)，即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满足1单位食物产品消费的生产所需要的土地种植面积数量。在此基础上，用国内实际农作物生产种植面积总量除以所有食物消费的土地面积需求等值之和，即可得到能够综合反映食物供给保障水平的食物自给率。
1991—2022年，我国水稻、小麦等口粮产品保持高水平自给，但综合从农业资源配置需求看，反映食物供给保障水平的食物自给率呈持续下降趋势，具体表现为如下特征。
第一，粮食实现高水平自给；第二，肉蛋奶等食物产品国内供给保障水平较高，基本实现高水平自给；第三，自给率较低的是食用植物油(29％)，大豆仅17.8％。这意味着，畜产品自给率保持较高水平，是以其蛋白饲料原料主要来源——大豆大规模进口、自给率大幅下降为支撑。第四，食物自给率持续下降。20世纪90年代我国食物消费是以口粮为主、肉蛋奶消费较少的结构，反映了当时农产品出口被作为我国获取外汇的重要途径之一，使紧缺的农业资源错配，呈现出反向溢出效应。而自新世纪初开始，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食物结构的逐步升级，我国食物自给率持续下降。尽管目前我国保持口粮100％和谷物95％以上的高水平自给，但从农业资源供给和食物安全综合保障能力看，我国食物自给率只有67.6％。
这意味着，目前我国保持粮食高自给率的同时，食物消费的近1/3需通过利用国外农业资源来供给。大豆2022年我国净进口9096万吨，若按目前我国大豆单产水平在国内生产的话，需要6.9亿亩种植面积；植物油净进口708.7万吨，需要种植2.8亿亩大豆。2022年我国净进口肉类557万吨、乳制品近70万吨，按现有养殖技术水平，我国需要9463万亩玉米和6767万亩大豆，共1.6亿亩的种植面积来提供饲料供给。
进一步地分析，最近20年来我国食物自给率持续下降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人口持续增加使农业资源约束更加凸现。第二，收入增长推动食物消费结构逐步升级，导致农业资源自给水平持续下降。第三，国内农业供给体系存在结构性短板。
(二)今后我国食物自给率的趋势与挑战
根据新发展阶段我国食物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十四五”阶段及今后一段时期，随着我国逐步迈向高收入阶段，我国食物消费将进入总量进一步增加、结构持续升级的新阶段。根据预测，今后我国食物消费及其保障水平将面临如下趋势和挑战。
第一，口粮及食用植物油消费基本进入成熟阶段，人均口粮消费和食用植物油消费将分别保持在目前的140~145公斤和27~28公斤水平，随着2022年我国人口增长到达峰值并进入负增长阶段，加之人口老龄化的深化，今后口粮消费总量将持续下降，因此小麦、水稻作为口粮刚需的供给压力将逐步得到减缓。第二，食物消费结构将进一步升级，肉蛋奶等动物性食品消费将持续增长。第三，谷物消费需求总量将进一步增加，饲料消费将成为谷物需求增长主导因素。
在此基础上，初步估计2025—2050年我国食物自给率变化情况。在假定农业科技不取得重大突破的情形下，今后30年我国保障口粮和肉蛋奶植物油等食物有效供给，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在本世纪中叶，当食物消费结构进入成熟稳定阶段，我国食物自给率将逐步回升至目前水平。
值得重视的是，尽管今后我国将保持水稻、小麦的高水平自给，有能力牢牢守住确保口粮绝对安全的战略底线，但部分谷物以及大豆等饲料原料供需缺口扩大、自给率进一步下降的局面难以逆转。随着国际局势的日趋复杂，我国肉类、植物油等食物供给保障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将进一步增加，今后我国食物安全保障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四、践行大食物观的实践逻辑与政策选择
(一)践行大食物观的实践逻辑
深入践行大食物观，顺应新发展阶段我国食物结构变化的新趋势、应对食物安全保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必须准确把握大食物观的实践逻辑，加快谋划新发展阶段我国食物安全保障战略与政策。
首先，要树立大资源观。必须立足我国人多地少、农业资源紧张的基本国情，适应新发展阶段食物结构升级、消费多样化的新需求，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要向森林要食物，发展木本粮油、森林食品；向草原要食物，推动草原畜牧业集约化发展；向江河湖海要食物，稳定水产养殖，积极发展远洋渔业，提高渔业发展质量；要向设施农业要食物，探索发展智慧农业、植物工厂，有效缓解我国农业资源的瓶颈约束。要从传统农作物和畜禽资源向更丰富的生物资源拓展，发展生物科技、生物产业，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
其次，要树立大农业观。要坚持以粮食生产为基础，统筹“粮经饲”生产，推动“种养加”一体，农林牧渔结合，促进农业供给体系结构优化、高质高效，推动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
第三，要树立大市场观。一方面，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断增强粮食和食物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全面提升粮食、肉类、蔬菜等各类食物保供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必须进一步从战略上提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要畅通国内国际农业食品循环，提高农业食品国际供应链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与此同时，还必须确立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食品安全为践行大食物观的核心基础和边界底线。首先，要以粮食安全为核心基础。这就要求，必须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坚持集中资源保障粮食有效供给这个重点，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其次，要以生态安全为底线。这就必须面向整个国土资源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加注重保护资源和环境，实现食物资源和生产绿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第三，要以食品安全为红线。要根据食物来源拓展多元对食品安全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坚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强化食品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吃得安全、吃得健康。
(二)保障我国食物安全的政策选择
新阶段应对食物消费结构变化我国食物自给率持续下降的挑战，确保国家食物安全，必须深入践行大食物观，突出重点、综合施策，抓紧建立完善我国食物安全综合保障机制。第一，加快构建以保障粮食安全为底线、以确保食物有效供给为重点的国家食物安全综合保障体系。要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方针，全面践行大食物观，建立完善以确保口粮绝对安全为重点、促进肉蛋奶菜油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的高质量可持续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强化以应对突发事件、维护市场稳定为重点的农产品储备调控和应急保障体系；加强以安全有效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农业资源为补充的国际农业食品供应链建设，全面提升国家食物安全综合保障能力和水平。
第二，坚持系统观念，建立高质高效协同可持续农业资源配置机制。一方面，要面向整个国土资源统筹农业资源配置，根据市场需求和区域比较优势，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促进农业生产体系结构优化、均衡供给、可持续发展。如可通过适当降低玉米自给预期，加快补齐油料作物短板，推动国内能量饲料原料和蛋白饲料原料的平衡供给。另一方面，要统筹布局农产品加工产业，有序退出粮食深加工。
第三，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推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面提档升级。今后我国农业资源约束矛盾将更加突出，保障国家食物安全的根本出路在农业科技创新和综合生产能力提档升级。目前我国玉米、大豆等主要农作物的单产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若加快农业科技创新突破，着力提高土地生产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将促进全面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我国农业资源供需缺口至少可压减2~3亿亩，不仅将基本抑制住食物自给率下降趋势，而且将全面夯实我国食物安全综合保障根基。
第四，抓紧建设安全可控、持续稳定的国际农业食品供应链，确保国家食物安全综合保障的战略主动。我国必须继续坚持实施农业对外开放战略，将国际农业资源用得更好更足更安全，把宝贵的国内资源用在守好口粮安全底线、把住食物安全主动权上。因此，必须加强全球农业食品供应链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建立健全全球农业贸易投资与市场监测体系，促进风险防控关口前移至供应链上端；加快培育全球性农业食品企业，鼓励企业深度融入全球农业生产、加工、物流、营销及贸易产业链、价值链与供应链；把农业食品贸易投资、国际物流运输要道、港口码头等关键节点风险防控与安全管理，纳入国家安全防卫体系统筹保障；深度参与全球农业与粮食安全治理，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拓展农业国际合作、促进投资贸易建设的平台作用，抓紧构建安全可控、持续稳定的全球农业食品供应网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转自：《农业经济问题》202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