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金融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优化中国金融体系结构、塑造中国金融成长、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根本遵循。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因此，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把握好世界各国金融发展所呈现的规律性认识，更要找准并坚持中国特色，回应中国之题、人民之问。金融发展一般包括金融规模、金融深度、金融稳定（安全）以及金融治理四个维度。通过金融发展，可以提升金融体系效率与金融治理能力，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以及金融国际竞争力。金融发展不能仅体现在“量”的方面，即规模扩张，更应体现在“质”的方面，即效能提升；金融高质量发展是“量”的合理增长与“质”的有效提升二者的有机统一。实践表明，中国金融发展的逻辑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逻辑。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旨归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所有这些目标，无论是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和平发展，归根到底，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这就意味着金融高质量发展要回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
着力提升金融的普惠性与包容性。要打破金融“嫌贫爱富”的惯性思维，降低准入门槛，使金融服务触达更多的低收入人群和小微企业，帮助他们克服因为没有账户、缺少抵押等原因而无法获得信贷及其他金融服务的困难。发展普惠金融，一方面要解决“普而不惠”问题；另一方面要规范金融科技发展，防止其可能产生的“阴暗面”，使拥抱新技术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一致起来，促进科技向善，更好地服务社会。
推动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发展，践行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双碳目标的提出是中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彰显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坚定决心。推进实现双碳目标，一方面要发展绿色金融，为绿色产业提供融资支持，另一方面要发展转型金融，支持高碳产业向低碳化转型升级。此外，关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治理成效的ESG理念也充分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环境方面，ESG关注企业的污染治理、可再生能源利用、温室气体排放等因素，契合人民对美好生态、美丽中国的诉求；在社会方面，ESG关注企业的工作环境、供应链标准、慈善活动、社区关系、员工福利等因素，契合人民对协调、共享发展的诉求。在治理方面，ESG关注企业的商业道德、反竞争行为、股东权益保护等因素，契合人民对公平竞争、自身权益保护的诉求。
促进资本规范发展。资本扩张有其自身的逻辑。资本扩张一方面会带来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造成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紧张，甚至产生“马太效应”，扩大贫富差距。因此，促进资本规范发展，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观的必然要求。需要深入推进实施公平竞争政策，使各类资本机会平等、公平进入、有序竞争；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问题，既保障资本参与社会分配获得增值和发展，也更加注重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促进资本规范发展。
二、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着力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金融要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本源，避免经济脱实向虚和过度金融化。金融创新和发展要围绕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能，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着力方向，需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解决好以下两大难题。
一是金融机构如何服务好实体经济。据统计，金融体系中，国有金融资产占比约为90%，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占比约为55%，体现出中国金融体系以国有为主导的鲜明特征。而民营经济在税收、GDP、技术创新、城镇就业以及企业数量上分别占到五、六、七、八、九成，可以说是实体经济中的重要力量。但金融机构存在所有制偏好，对于（大型）国有企业格外青睐，而对众多（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需求的匹配度较低。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突出竞争中性，继续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推动金融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金融部门治理结构的优化。
二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如何更好地支持科技创新。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承担风险以及风险识别上存在“先天不足”，导致对科创产业支持不够。因此，支持科技创新，需要“耐心资本”与“风险资本”齐头并进。一方面，需要商业银行加大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中长期资金支持，发展“耐心资本”，扩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信用贷款等；放宽银行对股权投资的限制，支持商业银行具有投资功能的子公司、保险机构、信托公司等出资创业投资基金、政府产业投资基金等，为科技企业发展提供股权融资；支持资产管理产品依法投资包括未上市科技企业股权及其受（收）益权在内的权益类资产，实现资管产品期限与其所投资资产期限相匹配、与科技企业成长周期相匹配。另一方面，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全面实行注册制，健全退出机制，进一步扩大直接融资，切实发挥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在支持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
维护金融稳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是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提。我国经历了40多年的快速发展，但从没有发生过危机，这是世所罕见的奇迹。其原因并不在于中国发展模式没有积累风险，而在于我国政府一直居安思危，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作为发展的底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金融领域仍处在风险易发高发期。因此，要把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动态平衡，管好货币闸门，维护币值稳定，防止宏观杠杆率的持续快速攀升；加强重点风险监测，不断完善应对预案，加快不良资产处置，支持商业银行补充资本，有序处置地方债、房地产、中小银行等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地缘政治紧张与金融碎片化带来的外部风险冲击，着力维护金融稳定。
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近期一些国际事件进一步凸显了增强金融体系韧性、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性。一是以金融高质量发展促进金融安全。通过金融体系结构的优化，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尤其是充分发挥金融在优化配置风险方面的功能，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提升金融国际竞争力，增强金融体系韧性，以金融发展促金融安全。二是补齐金融基础设施短板。重点是完善支付清算体系，面对潜在的金融制裁风险，以人民币国际化与数字货币为抓手，加快推进支付结算手段的多元化。三是把握好金融依存性增强与金融自主化发展之间的张力。由于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金融的网络化特征使得各国金融之间的关联性和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后发国家被中心国家主导（甚至被脱钩、被制裁）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严重损害了后发国家的金融安全，大大干扰了后发国家金融发展的自主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需要在技术和标准方面赢得主动，提升网络数据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水平。一方面瞄准硬核技术，在芯片、操作系统等“卡脖子”技术上下功夫，“练好内功”；另一方面瞄准规则和标准，积极参与全球金融与数字治理，围绕全球金融安全网、跨境金融监管、跨境数据流动、市场准入、反垄断、数字货币、数据隐私保护等重大问题探索建立治理规则，提升我国在金融与数字治理领域的话语权。
四、坚持党的领导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
金融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金融治理，既充分体现出金融发展的政治性，也是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特色和优势所在。
首先，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对完善金融宏观调控决策机制尤为重要，这一方面有利于凝聚党内共识，提升经济金融政策的执行效率；另一方面可发挥党的领导在解决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分歧的优势，将不同部门、不同层级整合到同一目标下，避免政策效果抵触或留有空白。
其次，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具有维护国家信用，统领金融与财政，发挥二者协调配合作用的天然制度优势。一方面，我国开发性金融在全球范围内的异军突起，既是创造性地运用国家信用的实践成果，也是兼具财政与金融双重功能、运行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金融创新；另一方面，面对所谓的“金融风险财政化”“财政风险金融化”，加强党的领导可在制度层面压实各方责任，“谁家的孩子谁来抱”，统筹应对财政金融风险的互溢。与此同时，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也有利于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逆周期调节、稳定经济大盘中发挥“1+1>2”的作用。
最后，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促进金融治理现代化。重点是将党的领导嵌入国家治理机制，协调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包括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市场在风险定价和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超越“发展型政府”、构建“创新型政府”，更好发挥政府在促进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规范金融发展方面的作用；注重发挥社会力量，着力加强对资本、平台经济、金融科技、通用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社会监督。
张晓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