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晚年岁月：阅读的忧思读书与“文化大革命”的矛盾
毛泽东晚年，主要指“文化大革命”十年。这期间，他一如既往地勤苦读书，但对读书又多有非议之辞，看起来很有些矛盾。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在公开场合质疑读书的说法多了起来。最典型也最激烈的言辞，是1966年4月14日在一个批示中说的：“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单从文字看，这些话并没有大毛病。革命确实不是靠读无用之书和大量经史子集干起来的，更非靠这些取得胜利，人们一般不会把无用之书、经史子集与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讲这些话，比较明显地是在传达一种不满情绪，与他自己的阅读爱好也存在矛盾。
毛泽东晚年，不仅倡导并带头阅读马列著作，还要求高级领导干部多读点中国古代文史哲著述。他在1972年12月27日的一次谈话中明确讲：“历史要多读一些”。他本人阅读大字本古籍，更是常态。1974年10月在长沙，听工作人员读《人民日报》报道的一个消息，说到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简牍、帛画等珍贵文物，国家正在组织专业工作者进行整理、修复、释文和研究中时，毛泽东随即约请参与主持挖掘工作的同志谈话，提出：不知这批帛书什么时候能够整理出来，印不印书。印了书，也给我一本看看。其阅读古籍新资料的急迫心情，溢于言表。
毛泽东晚年在读书问题上的矛盾，颇耐人寻味，却也不难理解。总体上讲，主要反映他对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现状不满。所谓“文化大革命”，本来就发端于文化学术领域的批判运动。他当时在读书问题上多有非议之辞，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和毛泽东本人当时对学校教育方式不满，进而提倡教育革命有关。毛泽东一贯反对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的死记硬背。1964年2月13日，在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他批评学校教育，课程讲得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由此他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让学生学工、学农、学军。为推动这些改变，他对啃书本现象，自然要说一些非议的话。
二是和毛泽东当时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理解有关。由于旧中国社会结构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知识分子在很长时间里没有被划入劳动群众范畴，没有列入工人阶级队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一直希望培养和建立起一支“无产阶级的文化大军”。从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他不断讲学问少的人胜过学问多的人，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创造发明都是文化低的人和年轻人干的，即已体现出对读书少的劳动群众成为创造发明主力军的强烈期待。这种愿望，反映在处理实践与书本的关系上，就是反对“烦琐哲学”式地阅读，更多地宣传知识来源于社会实践，更看重在实践中运用书本知识的能力。他常常讲高尔基、瓦特这些大文学家、大发明家没有上过大学，孔子也是自学成才，写出《红楼梦》的曹雪芹不是进士出身，就是这个意思。
三是和毛泽东当时对思想文化界的现状估计直接相关。毛泽东认为知识界、教育界、文化界受“封资修”思想的影响太深。1966年12月21日会见外宾时，对方问起中国搞“文化大革命”的内容。毛泽东的回答是：“抓住整个阶级斗争和还没有完成的反封建主义斗争，反孔夫子的影响。这种影响存在于大学文科如历史、哲学、文学、美术、法律等领域。他们灌输帝王将相观点，灌输资产阶级法权思想。”1968年10月31日，他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又讲：“大学里头读历史、读经济学、读哲学、读法律，读四五年大学，不懂得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不懂得阶级斗争”。显然，毛泽东当时主要是对读什么书有意见，认为学生读“封资修”方面的书太多了，思想受到不好的影响，进而把这种情况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这多少是拿读书说事，像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实际上传达的，是他当时想推动的同旧的传统思想决裂的主张。
此外，在读古书的问题上，作为政治家，毛泽东多少也把自己的兴趣爱好与社会倡导作了些区别。他喜欢读古书，但反对青年人读那么多经史子集；他喜欢读一些看起来可不必去读的闲书、杂书，但不赞成学生去读。这容易让我们想到他喜欢写旧体诗词，但同时又说旧体诗“不宜在青年人中提倡”；也容易让我们想到鲁迅曾经花若大工夫去整理古籍，还写出《汉文学史纲》《中国小说史略》这样的经典著述，却劝青年人不要去读古书。怎样理解这种明显的矛盾？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确实不宜让青年人普遍陷进去，但又不能不去适当了解。其间的分寸，很难把握。毛泽东拿捏的分寸，就是他常讲的：古书不可多读，但经史子集，也要硬着头皮读一下，不读《二十四史》，怎么知道帝王将相是坏的？你不懂帝王将相，你就不大好反对。他的这些说法，考虑现实政治的因素比较多些。
“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读马列著作，始终抓得很紧。现实中遇到难题，他比较习惯强调读马列。多次讲，我们党不读马列的书，不好。最典型的，要算为批判陈伯达的“天才论”，阅读推荐9本马列经典的事情。
1970年夏天，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根据林彪、叶群布置，搜集整理出《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在会上散发，为毛泽东一直同意的设国家主席的方案造势，由此搅乱了会议进程。对这些反常活动，毛泽东无法容忍。于是找来陈伯达搞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在上面批示：“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
显然，毛泽东是把陈伯达搞的这个材料，作为突破口，来扭转被搞乱的会议倾向，也作敲山震虎之用。同时，他还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陈伯达搬出马列经典作家语录讲“天才”的做法，能在中央委员中引起这么大的共鸣，说明不少人的唯物史观还不牢固。毛泽东由此在《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批示中说：“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为了照顾林彪的情面，毛泽东说这是他和林彪“两人一致”的观点。
接下来，毛泽东顺势提出：高层领导干部要读马列原著，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他专门讲道：“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末，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会后，毛泽东9月16日又同汪东兴谈到提出读马列的针对性：有些同志自己不懂马列主义，没有看过马列主义这一方面的书，发言时又要引用；我看还是要进行教育，还是要在250多人（指中委、候补中委）中指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30本太多，可在30本书内选些章节出来；此事请总理、康老办；我还可以提选一些；不读马列主义怎么行呢？结果就被陈伯达摆弄了。
周恩来等根据毛泽东的要求，把1963年确定的30本马列著作书目和毛泽东的有关批示找出来，从中选出9本著作书目，请毛泽东审定。周恩来等挑选的9本书是：《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示：“九本略多，第一次宜少，大本书宜选读（如反杜林）。”11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其中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区别真假马列主义”。
毛泽东这次推荐马列经典，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但细细琢磨，主要还是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是为扼制林彪、陈伯达等人在要求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所体现的政治意图而扔去的一块“石头”。
一年后，在1971年8月29日视察南方途中，毛泽东再次同汪东兴等人谈到读马列著作的问题。他说：我经常提到这个学习问题。大家在这方面口头上是同意的，但在实际中看法就不统一了；要学好马列主义是不容易的，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
离开具体的政治背景，来看毛泽东的这个感慨，很让人深思。《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在严重犯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这个分析点出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理论认识同实践的矛盾，也反映了他在读马列和实践的关系上陷入的困境。
毛泽东的这种认识困境，与“文化大革命”前的中苏论战是有关联的。中苏两党关系恶化后，在意识形态上相互指责，都认为自己坚持了真正的马列主义。分歧不限于理论认识，而且导致国家关系的紧张。由于苏联不断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使毛泽东更加有理由坚信，苏联违背了马列主义，进而使他阅读和提倡阅读马列著作时，不断地从中寻找反对修正主义的观点和词句。结果，就像邓小平后来总结的那样，论战双方都难免说一些错话。
中苏论战这个背景，还促使毛泽东越加重视国内的防修反修，进而把国际斗争和党内、国内的一些矛盾搅在一起，对现实国情做出错误估计，把一些工作上的意见分歧，视为阶级斗争和修正主义的表现。这种判断，进一步促使毛泽东重视从马列经典著作中去找依据，找答案，找思想武器。结果越是这样，越容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方位和现实国情出现误判，越发感到现实危机日益迫近，以至于认为形势严重到不进行一场全党和全社会的“大革命”，就不足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终在理论认识上导致对马列观点的一些误解。思想和政治悲剧由此出现。
毛泽东晚年的这个认识困境告诉人们，读马列著作，当然要结合实际，但到底结合什么样的实际，也很关键。每个人头脑里的“实际”，都是被主观认识“过滤”过的。真实的实际，符合客观规律的实际，毕竟更多地要靠深入社会的调查研究才能正确把握，而不只是从书本知识和主观判断的框架中得来。
借三篇古文，道人事心曲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常常借古代文史，道今日心曲。其中，运用发挥李固《遣黄琼书》《战国策?触詟说赵太后》《后汉书?刘盆子传》三篇古文，所道心曲，均涉人事，有深意存焉。
关于李固《遣黄琼书》。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写给江青那封著名的信，林彪事件后曾经作为文件传达，如今已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全文披露。该信写得文采飞扬，气韵生动，更以其分析自己的个性，使人耐读。全信用典不少，其中几句，给人印象深刻：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表达了对大搞个人崇拜的忐忑和忧虑，以及面对林彪等“朋友们”的吹捧，所体现出来的无奈和勉强接受的心情。信中所云“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多少道出他在“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难以言状的复杂心理。特别是引用李固《遣黄琼书》中，“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几句话，比较恰当地反映了他的真实心境。毛泽东这封信还透露，他曾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讲过李固《遣黄琼书》中的这几句话，表达“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意思。
毛泽东不仅借李固《遣黄琼书》，透露自我心曲，也用它来诫告别人。1974年11月，江青给毛泽东写信抱怨，说自己从九大后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毛泽东回信批评：“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随即要求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意思很明显，是要江青小心谨慎，“人贵有自知之明”。江青只好给毛泽东回信，说自己“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
关于《触詟说赵太后》。毛泽东多次在会议上不无深意地对高级干部们讲起《战国策》中的这篇文章，也给自己的孩子们讲过。原文说的是：秦国进攻赵国，赵国请齐国派兵解围，齐国提出，要把赵太后的小儿子长安君送到齐国做人质，才肯出兵，赵太后因溺爱长安君不愿意。大臣触詟劝她：各诸侯国的子孙，受封为侯的，三世之后就没有继嗣的了，原因不是子孙们“不善”，而是不经世事，从小“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如今，你给长安君那么高的位置，那么肥沃的土地，不及时叫他为国家立功，您去世后，长安君能在赵国立足吗？不让他去齐国做人质，不是真正的爱他。赵太后觉得有道理，即刻把长安君送到了齐国，齐国也就派兵解了赵国的围。
1967年4月，“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的时候，毛泽东在一个材料上又加写了下面这段文字：
这篇文章（即《触詟说赵太后》）反映了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把教育和锻炼下一代同国家的未来联系在一起，不使他们“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既是毛泽东的一贯想法，也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号召年轻人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的初衷。
关于《刘盆子传》。毛泽东晚年，从经历农民、战士和工人三种角色的年轻人中，看到了一个苗子，但不久就失望了。这个人就是王洪文。1973年，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后，毛泽东对他的表现不满意，要他读《后汉书》里的《刘盆子传》。刘盆子是景王刘章（刘邦的孙子）之后，新莽末年，参加了赤眉农民起义军。这支队伍为能够号令天下，要找一个刘氏宗室来做皇帝。起义军中有70多个刘邦后人，于是就采取抽签的方式来选，结果让15岁的放牛娃刘盆子抽中。但当上皇帝的刘盆子却依然故我，不务正业，经常和一班放牛娃嬉戏，终于没有出息。毛泽东让王洪文读此传，无非是提醒他，凭资历、能力，你还不够格，你要有自知之明。千万不要学刘盆子，要注意学习、长进。对王洪文的隐忧，传达无遗！
面对文史哲研究的无奈和期待
在50年代至60年代，毛泽东阅读了一批当代学者写的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其中包括范文澜修订的旧作《中国通史简编》、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等。毛泽东在范文澜和任继愈的书中分别留下一些批注文字，1965年还曾向郭沫若推荐杨荣国的思想史，同刘大杰当面交流对文学史的一些看法。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反复要求领导干部读中国古代文史哲方面的研究著述。1970年8月，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他向中央委员们提出，“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1971年8月，视察南方的途中，对汪东兴讲，“光读马列主义的书还是不够的，还要读点历史，读点经济学，读点小说，读点哲学史”；1973年5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政治局委员懂得一点历史，当然不仅中国史、世界史，分门别类的政治史、经济史、小说史也懂一点；1975年1月4日在江青来信上批示，“我已印两部文学史（指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两册），暇时可以一阅”；1975年底到1976年初，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中又说，“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
毛泽东晚年，书房里摆着“文化大革命”前高教部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陆侃如与冯沅君合编的《中国文学史简编》、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简史》、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他同工作人员谈过对这些文学史著述的评价，有肯定的，也有不同意的。工作人员问：要不要把这些意见转告作者？毛泽东回答说：不要了，学术问题要百家争鸣，要说是我说的，就不好了，改吧，人家又不同意，所以还是不要告诉作者为好。
毛泽东晚年如此热衷于阅读和推荐中国文史哲研究著述，明显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气氛不合拍。他的热衷，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古代文史哲是他向来关注并有兴趣研究的领域；二是在他看来，破除“封资修”思想，创造新的思想文化，并不是无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应该了解它，研究它，特别是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进行科学总结。1968年10月31日，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他就流露此意，谈到应该怎样对待郭沫若、范文澜、吴晗、翦伯赞、冯友兰、杨荣国、任继愈、赵纪彬、杨柳桥、周谷城、刘大杰这些学术权威的问题时说：帝王将相这一类，我们不大熟悉，特别是年青人不熟，你如果要问帝王将相，还得请教他们；有少数人去搞，不是讲以后再出帝王将相，而是说帝王将相这个历史要有人注意。1973年5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说得更直接：“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应该总结，从乌龟壳（甲骨文）到共产党，这一段历史应该总结。”尽管这方面的总结研究不尽人意，但毕竟还是要靠那些学有专长的学术权威们来做这件事情，这既是没有办法的事，也是必要的。
毛泽东读得比较熟的几部中国文史哲研究著述，恰恰是这些学术权威们“文化大革命”前甚至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旧作。对它们在一些问题上的论述，毛泽东并不很满意。在1972年12月27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我看了许多家，越看越头昏”。他希望各“家”能够结合时代的发展和需要，运用新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史哲，期待有所突破和进展。1968年7月20日，“文化大革命”高潮时，他委托女儿李讷给范文澜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不仅是古代的，也包括近代的，希望你能用新的观点，重新写一部中国通史。”范文澜说：“我的观点已经不行了，太旧了。”李讷说：“我爸爸说，如果你感到有困难，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就用你原来的那种旧法写下去。”无奈和期待交织之状，不言自明。在随后举行的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谈到学术权威们的著作毛泽东只好说：你要叫他离开那套观点也很难。改了就行，不改也可以。
对一些主动修改旧作的学术权威，毛泽东总是热情支持。杨荣国补充修改其1962年出版的《简明中国思想史》，易名为《简明中国哲学史》，于197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影响很大，就与毛泽东认同其观点进而推荐有关。毛泽东还特别重视刘大杰对旧作《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修改，将其未定稿的修改本印成大字本来读，多有批注。受此鼓舞，刘大杰给毛泽东写信，请教文学史上的几个问题。尽管写字已很不方便，毛泽东还是在1976年2月亲笔回信：“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实事求是，尊重学术之意，跃然纸上。
在“西学”领域的追问和思考
除马列著作和中国文史典籍外，毛泽东晚年还曾比较多地读谈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著述。他先后让出版机构把一些西学著述印成大字本书籍给他读，包括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海思、穆恩、威兰的《世界通史》，法国福尔的《拿破仑论》，苏联塔尔列的《拿破仑传》，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杨振宁的《基本粒子发现简史》和李政道当时尚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不平常的核态》，还读《动物学》杂志、《化石》杂志等读物。
毛泽东也不是漫无目的读谈西学著述。从下面几则谈话，可大致体会到毛泽东晚年读谈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关注的重点。
据王任重1966年2月3日的日记记载，毛泽东当时在武汉，正在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并告诉王任重，要在武汉读几本经典著作。1970年12月18日会见斯诺时，他说：“科学上的发明我赞成，比如，达尔文、康德，甚至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主要是那个研究原始社会的摩根，他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欢迎。从此才知道有原始社会。”
德国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恩斯特?海克尔在自然科学领域是唯物主义代表和无神论者，是达尔文学说的发扬者。毛泽东年轻时读过一本《赫（海）克尔一元哲学》。新中国成立后，翻译出版了海克尔的代表作《宇宙之谜——关于一元论哲学的通俗读物》。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最后一次会面和谈话。谈话中，毛泽东向刘少奇推荐了海克尔这本书，还有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的《机械人》。1975年10月30日，毛泽东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施密特时，曾问在座的外宾，是否看过海克尔的著作。只有施密特和他的顾问克劳斯?梅奈特看过，其他外宾有的还不知道海克尔其人，年轻的翻译甚至将海克尔译成了黑格尔。毛泽东立刻纠正，“是恩斯特?海克尔”。施密特在他的回忆录《伟人和大国》中说，他和毛泽东花了十分钟的时间，讨论了“海克尔那部粗糙的唯物主义著作《宇宙之谜》”。
法国的拉普拉斯提出了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由于和康德的学说基本论点一致，后人称之为“康德—拉普拉斯学说”。苏联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球物理学家施密特（今译施米特）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陨星说”，又称“俘获学说”。毛泽东晚年对这两种学说都很关注。1969年5月19日同李四光的谈话时表示：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观点还有点道理。不知为什么，毛泽东常常讲起拉普拉斯的贡献。比如，在1973年6月22日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时，大概因为马里是法语国家，毛泽东对他讲：拉普拉斯“对康德的学说大有发展，建立了星云学说，就是说，整个宇宙开始都是云雾状的，后来慢慢凝结，形成火球，变成现在的太阳系这个样”。
1974年，在会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时，他又详细谈到：英国的培根信宗教，他的宇宙力学现在被批判了，因为它要用一个外面的推动力，第一次，以后就自己动了。英国的达尔文、莱伊尔、培根都是了不起的学者。英国汤姆生编著的《科学大纲》，由中国很多人翻译出来，我读过那本书；它那里边有一部分讲神学，你们大概不看那一部分。
凡此等等，不难看出，毛泽东晚年读谈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体现出对宇宙和人类的起源、对物质的构成和运动，对古代社会的起源，有着浓厚的兴趣，似乎要从根本上追问和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些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终极课题。
毛泽东晚年为何喜欢这类话题，很值得研究。1975年10月30日陪同施密特和毛泽东谈论海克尔《宇宙之迷》的克劳斯?梅奈特曾思考过这个问题。1975年11月30日，他在德国《世界报》上发表文章介绍西德总理施密特访华的情况。文中说：“海克尔怎么会给这位深居紫禁城的伟大老人留下那么深的印象？” 梅奈特的分析是：海克尔秉持一元论哲学，马克思主义也坚持一元论哲学，但作为自然科学家的海克尔走得更远，海克尔认为，一切在流，一切在变，世上万物没有终极目标，有的只是状态。或许，“随着年事渐高，毛越来越成为哲学家了，也越来越把目标称之为状态”。人类发展不会停留在某一个阶段，“具体到革命上，也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现录存这个分析，聊备一说。
读谈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背后
毛泽东晚年比较集中地阅读了一些反映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生平的书籍。
他当时读过多种版本的拿破仑传，曾嘱印大字本的法国福尔的《拿破仑论》和苏联塔尔列的《拿破仑传》来读。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有一次，毛泽东选了几种有关拿破仑的书来读，“跟他一起读的同志一本还没有看完，他却三本都看完了”。1970年5月1日，毛泽东对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说，自己读过“法国社会主义者马蒂叶（今译马迪厄）写的法国革命史”，“写法国革命史的人很多，我也看过一个苏联人写的，太简单。还看过一个英国人写的，英国人写法国的事，总是要骂娘的了。但是我看的那个英国作家写的书，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从这个评点，可知毛泽东当时还读了研究法国大革命最权威的法国历史学家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英国霍兰?罗斯的《拿破仑一世传》。
毛泽东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熟悉程度，让一些法国人也感到惊讶。担任过法国驻华大使的马纳克曾回忆：“毛泽东对法国18世纪以来的历史，对于法国革命，对于19世纪相继进行的革命，对于巴黎公社，都有深刻的理解，他认为法国革命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性运动的起点。此外，他对波拿巴特别了解，甚至了解那些细节问题。”马纳克说的是他亲身经历的事情。1970年10月14日，他陪同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和毛泽东见面时，毛泽东和他们讨论了“拿破仑究竟害了什么病死的？”谈到法国大革命时期，英国是否曾经占领法国土伦港的问题，毛泽东和马纳克还出现了争论。
毛泽东在1964年1月30日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曾说：“法国出了一批唯物论者，除了《民约论》作者卢梭及伏尔泰，还有法国的山岳党。拿破仑对我们很有影响。他的一些著作，我都看过，法国的文化对中国也有很多影响。还有你们的巴黎公社，《国际歌》也出自你们的国家。”显然，在毛泽东心目中，中国和法国的关系，在西方世界里有特殊性。
毛泽东晚年喜欢读谈法国大革命，是因为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上，其过程之复杂，形态之剧烈，内容之彻底，影响之广泛，无出其右，可以从中看出更多的社会演进的规律和特点。他在1970年5月1日对西哈努克讲，要搞革命，就要研究法国革命、美国革命。1973年9月12日，在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他又说：“法国人的历史，我们感兴趣，特别是对法国大革命。”
毛泽东晚年喜欢读谈拿破仑，关注的重点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欧洲各国的干预和包围，以及拿破仑打破包围又反过来称霸欧洲，侵略他国的战略失误。
就欧洲各国干预和包围法国这点讲，不能不让人想到当时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的现实。这不仅使中国领导人感到威胁，也使外国人也看到了中国所处的不利环境，并且有意无意地把中国的处境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情形联系起来。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时，说到法国大革命“整个欧洲都反对你们，打到巴黎附近”时，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便直接比喻说：“当时我们被包围的形势比现在中国被包围的形势还要严重，整个边界上都是武装的军队。”
毛泽东肯定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打破欧洲五次反法联盟的正当性，但拿破仑后来超出为捍卫革命成果而战的范围，去侵占别国领土时，性质便发生了变化。1973年9月12日，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又明确讲：“我们总感觉西方各国有一股潮流要推动苏联向中国。苏联野心很大呢。整个欧洲、亚洲、非洲，它都想拿到手。”随即和蓬皮杜谈起拿破仑称霸欧洲而遭受失败的具体情况。这事实上是直接把拿破仑称霸的国际战略和苏联70年代的国际战略直接联系在了一起。
从1968年到1973年，毛泽东十多次同外宾谈到拿破仑国际战略失败的教训。其核心观点是：拿破仑“吃亏就吃在侵略的地方太大了，树立了太多的敌人”。在1972年7月10日同法国外长舒曼讨论拿破仑失败时，毛泽东甚至说：“你（拿破仑）让人家来，好打，你去打人家，就是不好打。现在我是事后诸葛亮。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又没有当他（拿破仑）的参谋长。我是打过仗的，我不是搞文的，是搞武的啊，打了二十几年仗。所以谁要来打，人要想一想。”
“谁要来打，人要想一想”，所指再明显不过了。70年代初，正是毛泽东着手改善中美关系，实现联美抗苏这一重大战略转变，同时和一批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关键时刻，也是全国落实他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应对措施，大搞防空洞建设的时刻。从强大的拿破仑军队的最终失败中，毛泽东看出失道寡助的历史规律，彰显出中国不怕霸权国家侵略威胁的信心。
关于“评法批儒”和“评《水浒传》”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着眼于复杂的政治现实，越来越多地把阅读视野投向历史文化，思考历史和现实的关联。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按那时风气，必然引出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即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为，属于极“左”还是右？说其极“左”，可能意伤“文化大革命，由此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着“形左实右”。这样的右，不是一般的右，而是极右。这样讲，比较符合当时的思维习惯。
事也凑巧，从林彪的住处发现他抄有“克己复礼”之类的孔子语录；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也把毛泽东说成是“当代中国的秦始皇”。这就为批判林彪的“形左实右”提供了依据，由此引发毛泽东把现实问题和历史文化联系起来思考，进而把对儒法两家的评价推到讨论的焦点位置。因为提倡“克己复礼”的孔子从理论上代表儒家，秦始皇从实践上代表法家，他们的历史发展观是不同的。一个向“后”，一个向“前”，用今天的说法，恰如一“右”一“左”。
事实上，从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读谈中国思想史，就表达出“扬法抑儒”观点。“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观点越来越鲜明。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明确讲：“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的书），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他还对在场的郭沫若说：“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但是，在范（文澜）老的书（指《中国通史简编》）上，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韩非这一派，还有商鞅、李斯、荀卿传下来的。”
把“评法批儒”同“批林整风”联系起来，是1973年点的题。这年8月5日，毛泽东同江青谈到：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这期间，毛泽东还写了《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论》这篇史论，阐发了设置郡县、废除分封、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属于偏向秦始皇的法家一路。毛泽东读之，联想到郭沫若《十批判书》中“扬儒抑法”观点，写诗“呈郭老”，也属自然，似不关涉现实中对郭老的政治定性。
《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是毛泽东一生写的最后一首诗作。以“扬法抑儒”为主题封掉诗笔，也引人遐思。在毛泽东看来，当时中国的发展，似乎也存在着相似的选择：是像法家那样厚今薄古，“法后王”，向前看；还是像儒家那样厚古薄今，“法先王”，向后看。林彪要“克己复礼”，步孔子后尘，显然是要复辟倒退。这就涉及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这个大问题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从“批林批孔”发展到“评法批儒”的基本逻辑，大体如此。
“评法批儒”运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74年6月中旬，江青让中央办公厅把好几篇评法批儒文章印成大字本，送给毛泽东阅读。其中包括：梁效的《论商鞅》、燕枫的《孔丘的仁义道德与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廖钟闻的《尊儒反法的〈辨奸论〉》、郑教文的《儒家的仁——阴险狠毒的杀人术》、庆思的《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家李贽》等。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几次谈话中，还说道：“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这些要求，整理进了中共中央1976年3月3日发出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也将其公开发表了。
与此同时，毛泽东读《水浒传》发表的一个谈话也在当时发生了重大影响。1975年8月13日晚上，他同请来读书的芦荻谈到：“《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个谈话，主要是表达毛泽东阅读《水浒传》的一些体会，反映他晚年阅读此书，特别关注梁山起义军最终投降朝廷的悲剧。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读谈《水浒传》，基本上没有从这个角度议论过。这个变化，是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始的。在1973年12月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1974年，他又说，“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1975年集中评价《水浒传》时，他又提出：根本点是要求把这部小说“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关注《水浒传》的投降悲剧，不能说和毛泽东晚年对现实的忧虑没有关联。但是不是要搞成全国性的“评《水浒传》”运动，那倒也未必。姚文元等人无疑是借机造势，把批判矛头引向党内高层的所谓“走资派”，把毛泽东阅读《水浒传》略带现实忧虑的评论，极端地引向政治现实。特别是江青于1975年9月在大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无端大讲评《水浒传》的现实政治意义，甚至说宋江架空晁盖，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这些，显然已超出毛泽东评论《水浒传》的初衷，引起他强烈反感。在得知江青在大寨的讲话内容后，毛泽东批评：“放屁，文不对题。”此后，“评《水浒传》”的热潮才逐渐歇息下来。
“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
毛泽东晚年，把不少书籍印成大字本来读。其中，按他的要求，有计划地校点注释的一批大字本文史古籍，透露出他晚年的忧思所在。
从1972年10月到1975年６月，毛泽东先后开列有86篇文献，让人校点注释，印成大字本。不少篇目正文前有内容提要，均按毛泽东的意思而写。承担校点注释和内容提要撰写的，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中文系一批专家。所印多则二十几份，少则几份，供毛泽东和中央少数领导人阅读。这86篇大字本文献已于1993年以《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为书名，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内容包括史传、政论、辞赋、诗词、散曲等体裁。参与此事的刘修明先生，在该书序言里叙述了毛泽东交待校点注释的情况。其中提到，毛泽东阅读这批文史古籍，可分为读历史传记、法家论著、诗词曲赋三个阶段。
毛泽东每个阶段所要的古典文献，基本上与他当时面对的国内形势有关，与他关注和考虑的问题有关，与他在考虑这些问题时特有的心境有关。
第一个阶段，从1972年10月至1973年7月，毛泽东主要读历史传记。按他的要求选注了《晋书》《旧唐书》《三国志》《史记》《旧五代史》等史书中的23篇人物传记。
林彪事件后，中央领导层进行了不小规模的重组，一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或靠边站的老同志，相继回到领导岗位，而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四人帮”一伙则越来越明显地抱成了一团。双方思想分野明显，政治格局走向尚不稳定，毛泽东很担心党内团结问题。他从《晋书》中选印的“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和“刘牢之传”，主题相似。这四个人均与公元383年东晋与前秦的淝水之战有关。淝水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东晋的胜利与朝臣“辑睦”、“同心”有关。上述四人文武融洽，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打败了南侵的苻坚大军。这时候，毛泽东自己读或让一些领导人读这类史传，其内心的忧虑和期待，不难体会。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不只是在1972年阅读这类史传，有8册《晋书》的封面上，分别留下他用颤抖的笔迹写的“1975，8”、“1975，8再阅”、“1975，9再阅”等字样。
第二阶段，从1973年8月至1974年7月，毛泽东主要读历史上的法家论著。按他的要求，选注了《商君书》《韩非子》《荀子》和晁错、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李贽、王夫之、章炳麟等人的26篇文献。
读法家论著，与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思想及体制的考虑有关，是借法家思想提倡革新、法治和中央的集权统一。当时阅读这类古籍，背景正好是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恰好是在1973年8月写《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时，布置校点注释柳宗元《封建论》的。当时参与评法批儒写作班子的北大教授周一良，在其回忆录《毕竟是书生》中说：“开始批林批孔之前，《北京日报》约我写一篇关于柳宗元《封建论》的文章。据说是毛主席欣赏此文，意在宣扬文中意旨，以防止大军区形成割据局面。”这个回忆虽无其他确证，但毛泽东1973年12月决策八大军区主官对调，却是事实。这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读法家论著的现实考虑。
正式记录毛泽东精心阅读、布置校点注释法家论著的材料，目前看到的是他于1974年4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谈话。在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谈到校点注释法家著作的事情，他说了下面这大段话：王充《论衡》中《问孔》这一篇，上海注得不错啊。《刺孟》搞不搞啊？不过，《刺孟》，他（指王充）不讲路线，尽讲一些形式逻辑、前后矛盾那些事。其他法家的书我看也要注一下，比如荀子，桓宽的《盐铁论》。一个荀子，一个韩非，值得好好注一下。《韩非子》只有唐朝人杨勤注了，注得好，就是太简单了。韩非的书难读，比如《说难》。读懂《说难》的前半篇很不容易，后半篇容易读。
第三阶段，从1974年5月至1975年6月，毛泽东主要读诗词曲赋。按他的要求，选注了庾信、谢庄、谢惠连、江淹、白居易、王安石、陆游、张孝祥、辛弃疾、张元幹、蒋捷、萨都剌、洪皓、汤显祖等人的辞赋、诗词、散曲，共35篇。
这期间，毛泽东还让文化部录制了一套古诗词演唱磁带，有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白居易的《琵琶行》、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秦观的《鹊桥仙》、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陆游的《渔家傲》、岳飞的《满江红?写怀》、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张元幹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洪皓的《江梅引?忆江梅》、萨都剌的《满江红?金陵怀古》等。这套磁带共59盒，请当时的著名歌唱家和乐曲演奏家演唱配乐。这些作品，与校点注释的上述辞赋、诗词、散曲大字本，篇目和主题大体相近。可见，对这类作品，他不光读，还要听。
读听这类作品，与毛泽东晚年复杂的思绪与心情有关。这些诗词曲赋，展示的题材和传达的情绪，多是悲壮慷慨、志气沉雄一路。蕴含的主题，也多是把个人命运与爱国精神融在一起，很容易引发毛泽东关于社会政治和个人命运、关于理想和现实、关于壮志和暮年这样一些问题的思考，容易在他的感情世界掀起巨大的波澜，从中寻求到相应的心志勉励、忧虑抚慰和情感表达。
比如，1975年4月2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董必武逝世。毛泽东当时在杭州，听到这个消息，沉默不语，反复听张元幹《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其上阙最后四句是：“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毛泽东觉得太悲了，提出把最后两句改为“君且去，休回顾”。一听一改之间，错综复杂的心态和至深且巨的情感，奔涌突现。
这年7月，毛泽东是听着岳飞的《满江红》上手术台做摘除白内障手术的。术后打开眼帘纱布的当晚，他读的是大字本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读后呜呜大哭，引得在外屋值班的大夫不明所以。作为南宋爱国词人，陈亮在这首词中，反对所谓天然界限、南北分家的谬论，认为江南的形势有利于争取中原，历史上六朝统治者划江自守是自私的打算，由此批判南宋统治者的妥协投降路线。该词下阙希望南宋当权者要像祖逖北伐那样中流起誓，要像谢安那样不畏强敌：“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陈亮写此词，是借六朝故事说南宋现实。毛泽东读此词，则是借古人的爱国主义情怀，浇自己晚年的胸中“块垒”。
毛泽东要求选注的其他诗词曲赋，诸如：辛弃疾的《水龙吟》中“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辛弃疾的《永遇乐》中“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张元幹的《石州慢》中“天涯旧恨，试看几许消魂，长亭门外山重叠”；洪皓的《江梅引》中“空恁遐想，笑摘蕊。断回肠，思故里”等等。表达的都是或壮志未酬，或暮年悲患，或遥想当年，或欲试雄风，或思念故里这样一些情绪和心态。这种复杂的情绪心态，似乎不应同时出现在一个伟大人物的内心世界，却毕竟是确凿的事实。
由此想到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叶嘉莹说的一句名言：“经常有人问我，读古典诗词有什么用？我告诉大家，学习古典诗词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的心灵不死！”
毛泽东要求选注的诗词作品，南宋爱国词人的作品居多。其中有一首辛弃疾的《汉宫春?会稽秋风亭观雨（一）》。上海方面的校点注释者写的内容提要是：“写景咏怀之作。词中运用典故描绘秋天景象，并表现了怀念北方的爱国思想和在政治上遭受打击的悲凉情绪。篇末通过对友人的答话，表现自己不甘心于长期退隐，而积极关心政治，准备有所作为。”
该词下阙为：“千古茂陵词在，甚风流章句，解拟相如。只今木落江冷，眇眇愁余。故人书报，莫因循，忘却莼鲈。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大字本作如下译解：
汉武帝的《秋风辞》流传千古，它的章句真是文采风流，能和司马相如的作品相比美。看到木落江冷的秋天景象，不免像屈原那样心中忧愁。老朋友来信，劝我不要忘记退隐。谁会想到，我在新凉的秋天，一灯之下，还拿着一部《史记》在研读呢？
研读风云变幻、政治兴衰、历史迁革的《史记》，不是“闲坐说玄宗”式的消遣和无聊，恰恰表明对现实社会走向的执着关注和牵挂，在忧思中期待着继续作为，引领时局。
“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不仅传达了毛泽东第三阶段选读诗词曲赋，思考时事，悲患忧国的心曲，或许也折射出他晚年选读86篇文史古籍时内心世界的总体感受。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北京 10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