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晚年毛泽东眼里的老干部

——读《毛泽东年谱(1949—1976)》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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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晋 (进入专栏)  

一,九大前后

“文革”起来后,一大批老干部因跟不上“形势”靠边站,或被视为“走资派”猛然间受到批判和批斗。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是知晓的,甚至认为是难免和必要的,但绝无全部打倒的意思。开始的时候,他让老干部在冲击面前守住底线,亲自为中央局和省市委领导干部出主意:“反党反社会主义决不能承认,承认了还能工作吗?”“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对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也不赞成把大字报贴到街上去,还说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杀”,要“准许革命”。(《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第6 页。)

到1967 年初,出现了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错误思潮,老干部挨整的情况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他开始思考如何评价、保护和使用老干部的问题。

从目前的材料来看,毛泽东最早是在1967年2 月6 日指责中央“文革”小组犯了“一切老干部都打倒”的错误。2 月10 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又放出相应信号,提出要请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这个提议的用意不难揣测:在动乱局面中,中央领导层不能缺少一批有政治经验能办实事的老同志。1967 年5 月一次会见外宾时,毛泽东说得更明确:“对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地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 卷,第89 页。)9月17 日在江西又讲:“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第1504 页。)

为解脱老干部,毛泽东当时经常说的理由有两条:一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是正常的,经过群众运动,改掉一些毛病有利于重新工作;二是把老干部都打倒了谁来做事情,靠那些青年学生和造反派行吗?他采用的解脱办法,一是反对批斗老干部时污辱人格和搞逼供信;二是直接点了许多老干部的名字,表示要“保”他们;三是明确政策,“不要一提‘走资派’,

就认为都是坏人”。(《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第 223页。)“不要老是检讨没有个完”,“有所批评就够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第 163页。)

到1969年初筹备召开九大时,毛泽东设想,“文革”就要结束,应该把各种人拢在一起,使九大成为他期望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时,对老干部斗也斗了,批也批了,接下来应该是用起来,到新的实践中去改的问题了。于是,毛泽东有关老干部的谈话在九大前夕越发频繁起来。1969年 2月 19日,他特意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开会,当面对在座的几位老同志到工厂做调查研究的活动表示肯定:“你们可能变成先进的。有的人得了彩就认为了不得。中央文革应该引起注意,你们从马列主义的书上找不到有成绩就摆功劳的话,只要有缺点,就要进行自我批评。 ”又说:你们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正是出于恢复正常秩序的考虑,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忽然问到:“还有一件事,今年的计划,五年计划还有两年,你们在搞吗?”在座的李富春回答:“现在正在搞。”(《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第 230页。)毕竟,抓革命是为了促生产,“文革”运动可以交给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去搞,但经济、军事、外交战略这些大事、实事,是离不开老同志的。 3月 22日,他再次召集上述人开会,想法又进了一步,明确讲:“你们几位老同志为国家工作,不要只管一个部门,聂荣臻不能只管一个国防科委,叶剑英不能只搞一个军事科学院,钻进去就出不来。要管宽一些,军事、政治、国内、国外,你们经验多一些。小萝卜头看不起你们,说你们老了,没有用了,我不赞成。”(《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第 237页。)这些想法,最终都要落实到九大人事安排当中。事实上,就在 3月 22日那次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让“老同志参加到九大各代表团中去”的要求,并说,主席团 175人,除少数老同志没有参加外,其他都参加了。毛泽东随即还点了一批各地省级老干部的名,放出风声:“过一段时间,群众的气消了,就可以解放他们。”(《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第237、238页。)4月 11日,在酝酿中央委员会选举时,毛泽东说:我提议一些老同志要选进去,我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就有这个意思。他当时提到的老同志有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第 241页。)这些老同志后来都被选为中央委员,有的进入中央政治局,有的成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冲在“文革”运动前面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也进了政治局,这些人主要在意识形态方面发挥作用,在经济、国防、外交方面实际上插不上手。此外,鉴于当时发生珍宝岛战斗,中苏关系紧张,立足于打仗的准备,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军队干部过多,为后来的政局走向埋下隐患。稍后,毛泽东也注意到这种情况,说苏联骂我们是“军事官僚专政”。

二,从十大到四届人大

1971年林彪事件后,在毛泽东的主导下,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此后,调整和稳定中央领导层的结构,成为他一再考虑的要事。除继续让中央领导层的老干部发挥作用外,他设想从工农中间提拔一些,从相对年轻一点的领导干部中选一些。由此,从 1973年 8月的十大到 1975年 1月的四届人大,在中央领导层逐步形成四拨人:以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以李德生、华国锋、纪登奎、吴德为代表的“中生代”领导干部,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则为“文革”路线的代表,还有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这些工农代表。

这四拨人中,老一辈革命家最有经验、资格和威望,可主持大事;中生代也有经验,可操持实事;工农代表有象征意义,可学习办事;至于“四人帮”,与“文革”运动相生相伴,是维系“文革”成果之必需。

这种安排,是“文革”运动的必然结果,也反映出毛泽东晚年用人上的基本思路:照顾了各个方面、各种倾向,有利于结构平衡,而且是老中青结合。但是,这个试图把方方面面拢在一起以托长远的结构,看起来合理,实则脆弱而充满变数,势必出现毛泽东担心的团结问题。因为以老一代革命家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和“四人帮”之间的矛盾,根本上很难调和。

果然,到 1974年,以老干部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和“四人帮”的斗争公开化了,一会儿是邓小平赴联大的风波,一会儿是“风庆轮事件”。到这年底,围绕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四人帮”更是动作不断,还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从而使毛泽东不得不对这两拨人的优长作出比较,在使用上再次面临选择。

《毛泽东年谱( 1949—1976)》详细披露了这年 12月 23日至 2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洪文在长沙的谈话内容,主要涉及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毛泽东和周恩来心里都清楚,两人都老病缠身,来日不多,这或许是他们生前最后一次人事安排了。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你的身体不行了,我也不行了,叶帅也不行了,康老也不行了,刘伯承也不行了,朱德也不行了,难啊。”(《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第 562页。)“难”在哪里呢?难在人事安排的紧迫性和复杂性,需要慎重;难在这次安排涉及两人身后的政治格局和走向,需要把领导层人员的特点分析清楚,还要表明态度,有些话就需要说得透底直率一些。于是,毛泽东在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四人帮”这个概念,对他们表示强烈不满,分别让江青和王洪文作检讨,不让江青组阁,只让她研究国际问题,让张春桥管党务(而组织工作另由纪登奎负责),姚文元管宣传出版。在老同志方面,毛泽东坚持朱德拟任委员长,副委员长中董必武、宋庆龄排在前面;尽管周恩来已经病重,毛泽东毫不犹豫坚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这个职务非周莫属;他还讲,“国务院的工作要能办事的”,周恩来生病期间,“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去顶”;再次明确,邓小平担任党的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第562、563页。)

此番安排,看起来是不弃鸣响不已的“瓦釜”,心底里却更为期待和倚重音雄韵厚的黄钟大吕。毕竟,党和国家当时面临的纷繁复杂的艰难局面,还是要靠“能办事”且久经考验的老干部才撑得起来。

三,四届人大之后

1974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很关心三件事情。一是安定团结,二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是学习理论防修反修。这种工作布局,也相应地反映在他对人事布局的考虑之中。

对第一件事安定团结,毛泽东通过反复批评“四人帮”搞宗派来解决,并说 1975年的“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第 583页。)这个说法意味深长,可作不同理解,由此为后来的政局发展埋下了伏线。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看出张春桥、姚文元只批经验主义不批教条主义的缺陷,及时作了批评,同时支持邓小平整饬地方上闹派性的头头。

对第二件事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则主要让老同志和“中生代”去做。张春桥虽然担任副总理,排名靠前,但分工管文化教育,与姚文元的工作重叠,而邓小平主持着国务院工作,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又是常务副总理。至于军队方面,则由叶剑英、邓小平主持,张春桥虽然兼着总政治部主任,王洪文也参加会议,但他们事实上插不上手。王洪文在上海就对人说:讨论军队干部任免名单,“我和春桥同志都不熟悉这些人,对有些人的情况,根本不了解,讲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好通过”。

至于第三件事学习理论防修反修,则让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去做,吵吵闹闹地搞理论、造舆论,确也是他们的强项。

这时候,非常有政治经验的邓小平则努力把上述三件事拢在一起,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实际上是为了突出第一件和第二件事,同时也意在强调三件事是一个整体,抓理论宣传不能同安定团结、经济整顿对立起来。实际上,邓小平对理论宣传这件事也看得很重,抓得很紧。和毛泽东一样,他深谙理论秀才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主政西南时讲过一些名言,诸如:“共产党员不懂理论是可耻的”“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宣传工作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粮草”“要改变一个人的脑筋就要做宣传工作”。毛泽东重视邓小平,不仅欣赏他的办事才干,也清楚他在思想方法和理论水平上有突出优势,特别是对邓小平 1960年代初期在前线指挥同苏联“打文仗”的水平印象深刻。

1975年大刀阔斧地主持整顿时,邓小平确实也不是一般地重视理论秀才。 1975年 1月 6日,四届人大还未召开,他就约胡乔木谈话,说正在考虑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等理论秀才当国务院顾问的事,还要胡乔木“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他说:“现在的一般文章,只有结论,没有论证,不能说服人。可以提出一些研究和写作的题目,如:三个世界的划分、战争与和平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问题等,和毛主席不久前谈到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这些都是国内外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系统解答的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 3页。)6月份正式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时候,邓小平又要求“以后再吸收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一点的,培养作理论工作”。(《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 57页。)从实际效果来看,当时的国务院研究室成为牵制“四人帮”,宣传和推动整顿工作的重要舆论阵地。

总的来说,晚年毛泽东对中央领导层的期望是多方面的。既要有搞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又要有治党治国的经验能力,最好还要有指挥打仗的本领。反复比较,他对抓得起、稳得住的老同志更为倚重。为此,关键时候他信任周恩来,两人敞开心扉,一道敲定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他评价叶剑英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他说“李先念会管经济,是木匠出身,腰里别着斧子,不是劈就是砍”,意即对各种经济项目该批的批,该砍的砍;他格外看重政治经历、思想方法和处事风格与自己有许多相似之处的邓小平,更是众所周知。据《毛泽东年谱( 1949—1976)》记载,邓小平在“文革”初期被打倒后,毛泽东从 1967年 1月 17日到 1969年 4月 23日九大召开,对邓小平有 20次评价,内容均是正面的。林彪事件后为了重新起用邓小平,毛泽东说邓小平的好话就更多了,其中三条评价为人熟知,也最能体现晚年毛泽东的用人之道: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会打仗反修。中央领导层的格局配备,是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历史形成的。老同志们的信仰、经验、才干和威望,包括他们和毛泽东的关系,经过长期考验。把他们摆在党政军的什么位置,对全局的稳定会起到什么影响,对工作的展开能发挥什么作用,毛泽东都有所掂量,胸中大体有数。

四,最后的安排

当然,毛泽东当时对人事布局的考虑也有前提。这就是,可以纠正“文革”中的具体错误,但不能从根本上否定“文革”路线和这场运动。这是他晚年内心世界最大的矛盾,也是他的悲剧所在。 1967年老干部们针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做法爆发“二月抗争”,他支持了中央“文革”小组;在批判林彪集团时,是批其极“左”还是批其极右出现分歧时,他支持了江青等人,原因都在于这些事情都涉及“文革”路线是否能够和应该推行下去这个根本问题。

1975年秋冬,毛泽东再次面临选择。当他觉得邓小平主持的整顿,逐步触及到是否维护“文革”路线这条底线时,想让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革”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决议,结果被拒绝,这就有了邓小平的第三“落”。

邓小平下去了,谁来接呢?毛泽东仍然没有把权力交给“四人帮”,而是交给了“中生代”中务实稳重的华国锋,并由叶剑英、李先念和一批“中生代”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予以辅助。这个最后安排,毛泽东很用了一番心思,而且很坚决。他深知,在“四人帮”中,张春桥虽然才干强一些,但得不到老干部和大部分“中生代”的支持,而且他又和江青绑在一起,

江青有野心,积怨甚多,以后会闹事。 1976年 2月,毛泽东先是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四人帮”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代总理会见外国人不好登报,意即希望重新考虑一个正式总理。毛泽东说好办,把“代”字去掉,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两个小时后,又让人打电话说,在副主席前加“第一”。

华国锋后来曾说:

主席提议我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次我没有推辞,这次我没有让,再让就给“四人帮”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四人帮”掌握这个权力。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没有第一副主席的身份,今后的斗争形势更加复杂、险恶。有了第一副主席的身份,我就摆在王洪文、张春桥的前面,有利于今后的斗争。

大家都认为毛主席这样安排有利于我们,先念就特别高兴,大家就纷纷发言表示同意、拥护。“四人帮”虽然不高兴,但是他们也不好反对。会后有人告诉我,张春桥就没有表态。当时,我都没有注意。

这个最后安排,表明毛泽东对党的领导体制和国家的稳定大局,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和清醒认识,就是说,仅仅在维护“文革”路线上有优势和长处,是难以保持稳定和担负未来的。正因为党政军的大权、实权没有旁落“四人帮”,这才有了毛泽东身后发生的根本性的重大变化。老一代革命家在关键时刻奏响黄钟大吕,实现历史转折。

〔作者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北京 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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