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6年6月，《读卖新闻》主笔渡边恒雄在社论中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提出了批评，认为日本应对历史问题做出彻底的反省，要处理好与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关系，否则日本将难以成为一个成熟国家。这就是所谓的 “渡边现象”。本文拟围绕这个问题，上述媒介现象的舆论、政治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做一番考察，具体分析《读卖新闻》的“转向”对中日外交关系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2006年7月，《读卖新闻》在日本全国范围内以访谈的方式，就“对中国的认识”问题进行了舆论抽样访谈调查。该次调查中，65%的人认为“中国不可信赖”。该报同年8月10日的报道指出，1988年以来的6次同类调查中，这个数字是最高的。认为中日关系“不好”的为66%，与1996年的调查结果相比，持相同观点的人增加了几乎一倍。就对中国的印象来说，认为“印象不好”的为67%，而“印象良好”的仅为27%。

2005年8月首届“北京·东京论坛”上，中日双方曾公布了一项同步民意调查的结果：37.9%的日本人对中国印象欠佳；中国则有近62.90%的人对日本有反感情绪。

从这两次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近年来在中日两国间围绕历史问题、东海油田和钓鱼岛等问题所发生的摩擦，已直接影响到了两国民间的感情和相互理解并有日趋严峻的趋势。

上述调查结果尽管不能令人乐观，但中日关系也并不是没有挽回的契机。在由《读卖新闻》所做的上述调查的结果中，还有一些重要的变数。譬如，虽然两国民众都彼此感觉欠佳，但仍有57%的日本人认为“未来在亚洲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是“中国”。与之相比，认为是“美国”的为14%，居第二位。而且，有70%的人认为“今后最有经济势力的国家”是“中国”。

这一调查结果不同程度地触动了日本社会各界。值得关注的是，在实施上述调查的前后，在《读卖新闻》社内所发生的一些变化。

“渡边现象”的出现

在实施上述舆论调查之前，作为日本传媒重镇的《读卖新闻》的论点已开始发生变化。该报对以前的历史认识问题进行了反省，并呼吁日本社会重新认识历史问题，处理好和亚洲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举动是，该报主笔渡边恒雄在2006年6月4日的社论中，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提出了批评，提议建立国立追悼设施，“渡边现象”浮出水面。

早在2005年夏天，《读卖新闻》社内就成立了“明确战争责任委员会”；2005年11月29日，在 “建立国立追悼设施思考会”的集会上，渡边恒雄就建立一个取代靖国神社的国立追悼设施一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2006年2月，《朝日新闻》社的《论座》（2月号）杂志刊登了渡边恒雄与《朝日新闻》社主笔若宫啓文的长篇对话。在对话中，渡边再度申明了其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立场，主张对战争的责任问题进行彻底的反省。渡边称，由于他对靖国神社有抵触情绪，虽然自己住在靖国神社附近，但从没参拜过。而且，渡边认为亚洲外交是以日美外交为基础的观念是错误的；2月10日，《纽约时报》也对渡边主张反省侵略战争和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一事进行了报道；2006年10月，《读卖新闻》推出了由读卖新闻明确战争责任委员会编辑的《明确战争责任》（I，II），在2006年年底，该社又出版了上书的英文版，在书籍的封面上印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美国著名学者F.福山等知名人士撰写的推荐文字。

在《明确战争责任》中，明确战争责任委员会试图澄清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1）“九一八”事变为何升级为中日战争；（2）在没有取胜的可能的情况下为何决然向美国宣战；（3）“捐躯”、“敢死队精神”形成的原因；（4）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吗？（5）东京裁判所遗留下来的问题是什么？

该委员会对促使日本走上侵略战争之路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这些原因包括日本错误地判断了国际形势、议会没有行使应有的职能以及军部的跋扈等。其中，日本走错的第一步便是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1]而且，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媒介放弃了进行客观报道的职责。各报派遣了大量的随军记者，对军部的动态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在国民中间煽动起了好战情绪。当时的舆论是由报纸制造出来的。并且，报纸为了提高发行量、追求利润，忘记了其作为言论机构的使命。为得到国民的支持，关东军曾竭力利用报纸。但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军部的势力尚不是很强大，如果媒介团结起来共同抵制，也许有可能制止住军部的失控。在“二•二六”事件发生后，军部随即对言论进行了严格的控制。近卫内阁决定向中国华北派兵并召集媒介的代表以寻求合作，希望能举国一致。“日本政府致力于宣传战，新闻界的步调也基本上是一致的”。[2]

在一个时期内，尽管在报社内有对这种风潮进行批判的声音，但报纸最终还是把国民引导到了卤莽的战争之中。[3]媒介成了美化战争的工具。

该研究会的上述论点也为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所证实。有研究指出，在战争即将结束之时，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尽管日军在战场上损失惨重，但日本的各大报却在报道战果辉煌。尤其是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随着美国的参战，日本已失去了军事优势。“在1942年6月5日至7日的中途岛海战失利之后，媒介便开始发布虚假的战报，对战果的夸张率平均为6倍，损失则为1／5，就商业性船只来说，则只为损失的1／16。并且，对东京所遭受的空袭，也反复强调损失轻微，尽管许多房屋已被烧毁。只有当美国在广岛投掷下原子弹之后，媒介才初次报道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4]

在宣传战方面，日本曾深受德国的影响，在战争期间曾致力于宣传战。日本媒体所拥有的动员作用是巨大的，在战争期间如此，在和平时期也同样如此。

在对战争责任进行追究时，明确战争责任委员会特别强调了媒体的战争责任问题，这表明了该报决心从自我反省做起的信念。

“转向”的心境

对渡边恒雄的突然“转向”，《纽约时报》也进行了报道：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大王开始质疑由其保守的《读卖新闻》所培育的民族主义、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进行了批判、抨击给日本政界带来了震荡，等等。该报称，是无情的岁月和年龄促使渡边决定“走出阴影”。因为渡边已近80岁高龄，对他来说，所剩时日不多，所以他“开始吐露真情”。

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渡边披露了其内心世界。他说，如果不对战争责任进行彻底的反省，日本将难以成为一个成熟的国家。所以，他的第一个举动是在社论中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进行批判。他认为，“小泉这个人不懂历史和哲学，他不学习，没有任何文化”。“过去他还听我的，如今他完全变了。”“无知是小泉常出蠢言的原因。如‘参拜靖国神社有什么错’，‘只有中国和韩国在批判靖国神社’。这都是因为他无知。”

作为一个从战争时代走过来的人，渡边对战争仍心有余悸。在上高中时，军官常到学校进行军国主义教育，他曾鼓动同学对此进行抵制。为此，他曾受到惩罚。在战争接近尾声时，作为一名军人，他目睹了战争中残酷的现实。他认为军队是由于绝望才使用“人弹”战术的。并非像宣传的那样，士兵是自愿为天皇献身的。“每个人的情绪都很低落，脚跟都立不稳。有的站都站不起来，士兵是被地勤人员扛起来塞到飞机中去的。”[5]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使渡边感到不安。而且，日本对此没有进行深刻的反思。面对中国的发展和日本在亚洲的孤立，渡边认为小泉的固执己见的历史观念是行不通的。发展和中国与韩国的关系对于日本的未来至为重要。这是渡边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渡边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让人们了解历史的真实。实际上，他的这一观点也开始为一些日本人所认同，“建立国立追悼设施思考会”的出现就是一个例证，这表明一股务实力量在日本社会上开始抬头。

渡边试图改变对历史问题的认识的意图，在读卖新闻明确战争责任委员会编辑的《明确战争责任》一书中也得到了清楚的表述：“希望年轻的一代通过文字知道、了解日本的各种所为，由此和中国的同龄人建立起新的关系。”[6]

作为资深的媒介元老，一家商业报纸的掌门人，渡边与日本政界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他和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宏就私交颇深，并且，通过个人关系，其对日本政府的决策行为也有一定的影响。虽不能证明在渡边“转向”的背后有何种政治势力，但这一现象至少说明渡边已在一定程度上与日本政府内部的保守势力不再拥有完全共同的语言，并开始与一些保守的政治家保持距离。

“渡边现象”尚不等于社会现实

在“渡边现象”出现以后，尽管相关的书刊销路良好，但例外的是其他的媒体并没有都马上跟进，学界和舆论界的反映应该说是平静的。“渡边现象”可以说是空谷足音。当然，出现这一现象的背景是上述舆论调查的结果所揭示的日本民众的心态。上述民众心态的形成也有其历史的发展过程。虽然人们常说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但在相互理解和相互认知方面，两国之间的隔阂可以说是由来已久。

发生在东亚的近代化进程，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中留下了不同的烙印，两国人民各自习得了不同的价值观念，在两国中形成的不同的社会制度也使得两国之间更加难以沟通和相互理解。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使中日之间的相互了解失去了机会。

1885年，日本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福泽谕吉提出了“脱亚入欧”论，主张在国际事务中谢绝东方的“恶友”—中国和朝鲜。日本不再奉中国为师，两国间的摩擦开始不断升级，直至日本开始武装侵犯中国。日本“欺凌”中国的这一段历史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告终。由于对侵华战争等历史问题有不同的认识，有些日本人视这场战争是针对白人殖民者的“解放战争”。如何克服分歧、达成共识，是当时中日建交交涉中的焦点问题。日本对历史问题并没有进行彻底的反省。正如同村山政权那样，对历史问题表示歉意的政权难得长久。在不同的时期内，虽然两国也在致力于沟通和交流，但常常出现的一个现象是，相互之间会突然发现对方是如此的陌生。

在2005年日本举行的众议院大选中，以小泉为首的自民党再次获胜，这一结果似乎超出了我们的一些观察家和对这次选举感兴趣的人们的预料，因为小泉的邮政民营化相关法案的被否决以及他在历史问题上的强硬姿态，让我们感到他的执政方针在日本是不得人心的，或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只要是对日本的政局感兴趣的人，都会从当时的相关评论中得到大致以上的结论。并且，人们期待小泉的下台会给处于僵硬状态的中日关系带来转机。

然而，现实的问题是，小泉再次获胜，而且还是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这一现象的确让我们感到困惑，不知如何才能理顺今后的中日关系和认识现实中的中日关系。此间，国内有评论称，小泉在大选中是靠喊大口号获胜，言外之意，他是在蒙骗人民。历史唯物主义者历来是相信民众的选择的，上述观点似乎对日本的民意缺乏真正的了解，而且，这种舆论也不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和了解日本。 [7] 由此看来，“渡边现象”尚不等于日本社会中的客观现实。

结束语

作为拥有广泛读者层的日报，《读卖新闻》在日本的报业中始终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当然，这不仅是因为它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日报，该报在对日本政府的决策行为方面所具有的影响也不是其他媒体所能比拟的。20世纪90年代，该报曾设立宪法问题研究会，以研究修改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问题。1994年11月3日，《读卖新闻》发表了《读卖新闻社宪法修正试行方案》，该社的这一举动曾使当时的舆论为之哗然。如今，修改宪法问题也已被列入安倍内阁的议事日程。在这种意义上，“渡边现象”所可能产生的效应值得关注。

其次，就改善中日关系来说，一个前提条件是在两国国民之间要有相互的了解和共识。《读卖新闻》虽然对战争时期媒体的战争责任进行了追究，但对战后尤其是冷战时期媒体在中日两国国民的相互认知中所起的作用似乎也应进行反省，如媒体与战后日本国民保守意识的形成的关系、媒体与战后中日关系等。D.麦奎尔曾论述过媒介是否是社会的塑造者的问题，在这里对此不做过多的论述，但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在分析中日两国相互认知的观念世界时，媒介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由于日本文化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和整合性，与其他文化类型相比，日本媒体在社会上具有更为广泛的渗透力。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曾说过，对日本人影响最大的，一是教科书，二是媒体。宫泽在这里所说的也正是这个意思。这也是日本媒体与其他文化的媒体的不同之处。《读卖新闻》的反省将会在中日两国的民众之间创造更多的相互了解的机会。

最后，“渡边现象”在日本尚没有坚实的社会根基，是一种自发的现象，并且，也不是在与外部世界进行对话后产生的结果。渡边的“转向”毕竟是一个日本媒介人士的反省。这也是人们对于“渡边现象”仍持观望态度的原因。然而，作为空谷足音的“渡边现象”的重要意义在于，这表明在中日两国间出现了进行新一轮对话的契机，如果对这一现象能有充分的认识和把握，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中日两国间的僵局。

注释：

[1] 读卖新闻明确战争责任委员会：《明确战争责任》（2），中央公论新社，2006年版，261页

[2] 读卖新闻明确战争责任委员会：《明确战争责任》（2），中央公论新社，2006年版，270页

[3] 读卖新闻明确战争责任委员会：《明确战争责任》（2），中央公论新社，2006年版，270页

[4]山本文雄编著，《日本大众传媒史》（增补版），东海大学出版会，1998年版，198页

[5] Norimitsu Onishi, Publisher Dismayed by Japanese Nationalism, February,10,2006, NewYork Times.

[6]读卖新闻明确战争责任委员会：《明确战争责任》（1），中央公论新社，2006年版，328页

[7] 诸葛蔚东：《媒介与社会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7—9页

（来源：《国际新闻界》，2007年3期，作者授权天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