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工作方法、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和长期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重视调查研究是由共产主义事业内在的特点所决定的，共产主义事业是无产阶级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自觉改造世界的实践发展过程，这个实践与以往的革命实践和社会实践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于其对人类自觉能动性的发挥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个特点决定了共产主义实践的发展速度要远远高于此前人类社会自然演化的发展阶段。社会实践要想获得稳定快速发展，就必须少走弯路、少付出代价，这就需要思路正确、决策科学、措施符合实际，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所要改造的社会实际情况，而调查研究无疑是了解社会实际情况最可靠的方式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的落脚点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如何通过实践来做到这一点，唯有调查研究。
一、明确调查研究的目的和任务
搞好调查研究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统的科学工作方法。不掌握科学的方法，调查研究将没有方向、没有重点、没有依靠，自然不可能获得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党历史上几次大的调查活动都有明确的目标、确定的研究对象。在建党初期，我们党早期领袖们主要围绕如何建党、如何开展革命活动进行调查研究。大革命后期尤其是国共合作后围绕处理国共关系、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各阶级关系、如何认识农民对于革命的作用而展开调研。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中国革命的道路、领导力量、依靠力量、革命对象、土地分配、根据地建设等情况展开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延安时期的调查主要是为了从思想上根本克服大革命后党内长期存在的以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经验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标准而产生的三次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展开的。1961年为了了解“大跃进”期间我们党和国家发生困难的原因以及寻求克服困难的办法而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调查。“文革”结束后围绕如何进行改革开放，我们党开展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内外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正因为我们党每一次调查研究都有明确的目的和任务，所以这些调研都很好地达到了预期目标，充分保证了党的事业的成功。
建党前夕，李大钊等人就广大受压迫、受剥削民众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调研，这些调查研究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917年李大钊所写的《北京贫民的悲惨生活》一文，就是建立在他日常的观察基础之上，这些贫民“他们的衣服除小孩了〔子〕大多穿着破棉外，大人有穿夹袄的下面大都穿着单裤—以妇女为最多。……土炕上有许多是没有被窝的，有的是摊着穿烂了的，或东一块西一块的什么东西。一家五六口的，也只有一个土坑，甚至有两三家拼住一间小屋的。屋里的黑暗污秽不通气，无异旧式的牢监”。1919年3月9日，他在《每周评论》发表的《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是建党前基于调查而形成的一篇严密的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内容很详细，对于工人生活的细节了解得很全面细致：“他们每日工作八小时，工银才有二角，饮膳还要自备。他们……常常把两星期的工，并在一星期来作。在这星期中，无昼无夜，不停工作，不睡眠，不休息，不盥漱，不沐浴”“资本家对于工人不生直接的关系，那包工的人对于工人，就算立在资本家的地位。也有许多幼年人，在那里作很苦很重不该令他们作的工，那种情景，更是可怜。”煤厂“竟没有一个工人组织的团体”。李大钊还通过间接调查写了《可怜之人力车夫》，文章指出，“北京之生活，以人力车夫为最可怜。终日穷手足之力，以供社会之牺牲。始赢得数十枚之铜元，一家老弱之生命尽在是矣”。1919年7月他主持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后就把从事实际调查作为自己的任务。通过调查而发现民众苦难的现实无疑大大激发了李大钊通过建党来改造世界的信念，所以他在五四前后就不遗余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讴歌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坚定地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如何尽快发动起群众运动，燃烧起革命的熊熊之火。时任中共北京大学支部书记、中共北京区委委员的罗章龙受李大钊的委派派出一批进步师生深入工厂、矿山和铁路，深入调查实践，开展工人运动。罗章龙亲自数次赴南口、唐山等地做路矿工人状况的调査。通过调查研究，不但了解了各地革命主客观条件，还了解了各地革命条件的差异，为党正确开展工作提供了科学决策的依据，很快北京党组织就发动起工人群众，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
大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而“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要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就必须开展深入的农村调查。毛泽东为此要求党员干部到农村调查研究，借此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他指出：“我们的同志于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中小商人许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与我们党在农村做了艰苦细致的调查组织工作有直接关系。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社会调查。
二、合理采用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调查研究的手段和方法越来越多样。但是，无论时代怎样变化、现代科技调查手段多么发达，从事社会调查的基本方法不会过时，比如：显性与隐性的方法、典型与一般的方法、直接和间接的方法、现代调查手段与传统调查手段相结合的方法等。
显性与隐性的方法。所谓显性的调查就是以公开的形式开展的调查，比如开调查会、发放调查问卷、开展网络调查、接受社会信函等。这些方法有明确的目标、确定的组织成员、清晰的调查思路、合乎逻辑的调查程序，甚至调查对象都有一定的范围指向。这种调查方法优点是简单、直接，易于操作；缺点是受各方面信息的公开性限制，很难保证客观公正性。
所以，除了显性的调查方法之外，还需要隐性的方法作为补充。所谓隐性的方法就是调查者事先不表明调查动机、不明确调查受众范围、提问的问题不需要直接提供答案、调查行动是秘密不为人知的。像中国古代的微服私访、新闻记者的卧底调查，调查人随意地和人聊聊天、以学术研讨会等不刻意制造的场面来了解社情民意，从而达成调研目的。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防止一些被调研对象的刻意迎合，容易发现真实的问题。缺点是由于随机性强，主持调查的人员需要有高度的机敏性，要善于抓住机会提出问题、挖掘问题，主动掌控被调查者的情绪，使之能够为调查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采用这种方法对调查人员而言比较有挑战性。
典型与一般的方法。所谓典型的方法是选择在所要研究的问题方面具有典型表现的调查研究对象，比如考察农村贫富情况，一般习惯于对最富裕的群体和最贫困的群体进行调查。这种调查的优点是可以迅速地获得贫富情况的直观数据，缺点是容易以点带面，产生片面性的信息。所谓一般的调查方法，就是考虑调查对象的均衡性、随机性等多重因素，比如，同样是调查贫富情况，采取一般的方法就以发展没有明显贫困和富裕特征的地方为研究对象，把这些地方的产业特点、人口情况、文化教育情况、收入情况、土地情况、气候状况等了解清楚，以这些信息为基础再结合贫富典型地区的调查情况就可以获得总体上比较科学的结果。
直接和间接的方法。所谓直接的调查方法，就是以显性和隐性的办法获得信息，实现调研目的。而间接的调查方法是通过各种间接的渠道去获得信息，以启发决策者的思维。比如收集相关问题过去的资料、国外资料，通过与调查主题无关联的其他机构、人员去收集与直接调查目的无关的信息，以开阔视野。尤其是分析一些表面上与实践宗旨无关的信息，反而能够获得解决当下问题的宝贵信息，所以这种方法往往用在一些特殊的问题研究上，与隐性方法有相似之处，其与隐性方法最根本的区别就是目的性不强，甚至长期没有产生与直接目的相关的成果，这种方法与学术研究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现代调查手段与传统调查手段相结合。调查手段从来都是与时俱进的。就我们党来说，长期采用的调查手段和方法有开座谈会、随机走访、收集资料、接受人民来访等。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统一、政权统一了，各种信息渠道更加畅通了，所以除原有传统的调查手段外，还增加了电话、电报、报纸调查等新的调研手段、方法。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电视、电话的普及，尤其是21世纪手机和网络的广泛应用后，党和政府可以利用的调查手段越来越现代化，网络成为社会调查迅捷且覆盖面广、交互性强的平台。现代调查的技术越来越专业化、科学化、智能化，各种调查软件的发明，问卷设计的科学化、定量分析的系统化、谈话和提问的技术化，尤其调查结果的分析处理的自动化等方面都比过去传统的方法有了根本的变化。当然，传统的方法对于特定问题的解决还是很有效的，不能放弃不用，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将两类手段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使用。
三、科学选择调查时间、空间和对象
任何调查都是针对特定时空范围内的问题进行的，在此基础上调查对象的选择也要科学，否则不可能调查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在这方面，党的领导人为我们作出了榜样，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在大革命后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作过《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分田后的富农问题》等调查报告，时间上集中在1926—1934年，空间上集中在革命活动活跃的农村，其调查的主要对象是广大农民和城市工商业者。他之所以选择这个时空和对象来进行调查研究，就是要以此为基础来探索中国革命道路。1956年初，毛泽东又做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召集34个部委负责人进行调查，因为此时“三大改造”即将完成、中国面临如何开辟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这是一个宏大的战略问题，到农村、工厂进行微观个案调查无法获得战略上的认识，所以他选择把各个部委的领导叫到中南海，当面了解情况，最后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的科学战略认识。
1961年4月2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先后在湖南省宁乡和长沙县的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大队、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花明楼炭子冲大队，作了为期44天的农村调查。他之所以进行这么长时间的调查是因为“大跃进”期间全国城乡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国家面临很大的困难。为什么“大跃进”期间全党、全国人民干劲冲天却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肯定是党中央没有听到真实的基层群众的声音，所以1961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确定1961年为调查研究年，号召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3月23日，党中央发布《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他之所以选择湖南进行调查研究，首先湖南是他的家乡，各方面情况比较熟悉，便于调查出真情实况，而且当时湖南灾情也很严重。湖南1960年早、中稻严重减产，10月全省入库粮食仅49.5亿公斤，比上年同期少15亿公斤，全省人均粮食占有量由1958年的335公斤降至220公斤，猪肉占有量由5.65公斤降至1.95公斤，食用植物油占有量由2.9公斤降至1.4公斤，人口比1959年少了122万。在调查中，他没有听当地党政部门的汇报，而主要调查基层干部和群众，所以才了解了灾情发生的真正原因，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后向全党和中央反映了实际情况、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使得党和国家渡过难关。
邓小平在1978年9月到东北三省及天津做调查研究，明确提出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他之所以选择此时在东北进行调研主要是因为“文革”结束两年多后，党内外要求改革开放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东北又是我国当时重要的工业基地，东北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思想比较解放。
1988年6月，习近平同志担任宁德地委书记后，就立即开始大规模调研。他在三个月时间内跑遍了9个县，走访了宁德绝大部分乡镇。为何他要在短时间内开展这么大规模的调研？因为当时正是全国改革开放热火朝天的时候，而宁德则相对封闭、落后、贫穷，他必须抓住时机让宁德的经济迎头赶上。要调研，就得去基层，就得跑乡镇，接触基层干部和农民，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实情，找出对策。在深入细致调研的基础上，他提出植树造林、种植经济作物、因地制宜发展工业、提升人口素质等措施办法，使得宁德经济社会发展在短时期内上了新台阶。
四、善于归纳概括、发现问题
调查研究是获取初级信息的过程，调查获得的信息需要深入细致的加工才能变成有用的决策依据，所以调查研究后必须善于概括和总结。
毛泽东在1930年做的寻乌调查的内容极其广泛（涉及城乡各地的政治、经济、地理、社会关系等方方面面）、深入（每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都尽量搞清楚）、细致（比如将农村人口成份划分为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破落户、新发户、富农、中农、贫农、手工工人等11个类型），调查报告共有5章、8万多字。但是，这个调查不是流水账，没有杂乱无章之感，毛泽东从这些广泛的调查资料中得出了对于富农的正确认识、加深了对于城乡各个阶级革命态度、经济状况的认识，为他制定正确的阶级政策和土地革命路线提供了素材。这是毛泽东善于概括、善于发现问题的结果。
1942年1月26日到1943年3月3日张闻天在陕北、晋西北根据地做了一年多调查，积累了几十万字的调查资料。他根据这些调查提出了我们在当时经济政策上要发展新式资本主义而不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对策，这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个调查结论可以说是善于归纳、善于从调查资料中发现问题的典范。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也可以说是善于概括调查资料的典范。当年《宪法草案》公布后，《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宪法草案，并且号召人民群众来讨论宪法草案的优点与不足之处。全国各地报纸也纷纷刊登相关调查意见的消息。四川省直接派遣宣传员面向群众进行了近15万次的宣传，受众群体达到1800万。两个多月内全国有近1.5亿人口参与讨论，共征集到118万条意见。宪法草案小组将意见分类总结成16本册子，在此基础上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不断概括加工，才最终形成了宪法正式文本。
1992年正式上马的三峡工程是新中国史上调查研究时间最长的一个世纪工程，也充分说明调查研究需要高度概括加工的重要性。从新中国成立后到1990年代初，有关部门积累的相关调查资料据说有几层楼高。对于这些资料如果不进行清理和加工，三峡工程永远无法得到科学的论证。1980年代，有关部门邀请全国各行各业的412位专家、21位特邀顾问，分别组成地质地震、枢纽建筑物、水文、防洪、泥沙、航运、电力系统、机电设备、移民、生态环境、综合规划与水位、施工、投资估算、综合经济评价等14个专家组，参加论证工作。专家组当时提出了多个论证方案：正常蓄水位论证150米、160米、170米、180 米、一次建成、分期蓄水，两级开发等6个方案。14个专家组、工作组的专家们用了2年8个月的时间，反复分析讨论研究，重新编制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建议中央早作决策；推荐方案为坝高18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初期蓄水位156米。至此，三峡工程的规划才基本成型，并在1992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如果没有广大水利科学工作者的爬梳资料、概括加工，再多的调研资料都可能是一堆废纸。
总之，调查研究是我们党永葆青春的工作密码，是我们不犯错误、少犯错误的有力保证，我们要永远珍惜这个宝贵工作方法，始终将之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实践当中。
程美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