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比较早地接触少数民族文化，大概是1926年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所长的时候。为了解不同地区的民俗风情，他曾发动来自各地的学员抄写故乡的民歌，其中就有少数民族居住区的民歌。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颇有兴趣地说到：其中包括内蒙古、黑龙江的，只是没有青海、新疆的，从这些民歌里面可以懂得许多东西。后来丢了，非常可惜。毛泽东没有说他从这些民歌中懂得些什么，称其为一种国情民俗的调查，大致是可以的。
后来在长征途中，经过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毛泽东对这些民族的文化风俗有不少亲身见闻。比较集中地感受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是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10月3日晚上，来京参加国庆典礼的150多名各族代表汇集中南海，举行向毛泽东和中央政府的献礼大会。后来人们从电影电视上常常看到毛泽东从各个少数民族代表手里接过哈达、伞、帽子等礼物的镜头，拍的就是这天的场面，其中还有他笑着接过一顶少数民族的帽子往头上戴的画面。献礼结束后，各少数民族的文工团在怀仁堂演出歌舞。参加演出的有西南各民族文工团、新疆文工团、吉林省延边文工团、内蒙古文工团。看节目的时候，毛泽东高兴地对坐在前排的柳亚子说，“这样的盛况，亚子先生为什么不填词以志盛呢？我来和”。
让人作词，主动唱和，这在毛泽东是罕见之事。柳先生也很兴奋，自不怠慢，即席赋一首《浣溪沙》：“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姊妹舞翩跹，歌声唱彻月儿圆。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良宵盛会喜空前。”词中所说的“歌声唱彻月儿圆”，实指新疆哈萨克族民间歌舞《圆月》。柳先生还在词前附一小序：“毛主席命填是阕，用纪大团结之盛况云耳！”第二天，毛泽东便以《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相答：“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词中说到“万方乐奏有于阗”中的“于阗”，是指新疆西南部的一个县名，古时候是西域的一个国名，在新疆和阗（即今和田）一带，西汉时归附中央王朝。毛泽东在词里提到它，实写新疆歌舞团表演的节目，言下之意，连古称“于阗”的偏远之地都献歌献舞，怎能不是“万方乐奏”的大团结景象呢？
有意思的是，在于阗（今称于田），还确实出现一桩让毛泽东兴奋的奇事。有一个叫库尔班的老头，几次三番要骑毛驴上北京见毛主席。后来，他到了北京，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拍下一张很有名的《库尔班大叔见到毛主席》照片。后来，新疆和田根据这张照片搞了一个雕塑，记录着毛泽东和这位维吾尔族老人在一起的亲切瞬间。
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文化艺术，毛泽东一向主张保护和发展。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谈话时提出：“经济和文化也需要发展。文化包括学校、报纸、电影等等，宗教也在内。过去的反动统治，清朝皇帝、蒋介石，都是压迫剥削你们的，帝国主义也是一样，使得你们人口不得发展，经济削弱了，文化也没有发展。”“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少数民族）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此前，毛泽东还托人给达赖喇嘛带去了一部16毫米的电影放映机和两部电影片。20世纪50年代中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即将开始之际，毛泽东及时地提出了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各方面专业人才的任务。他说，少数民族不仅要有行政干部，要出党的书记，要有军事干部、文化教育干部，还要有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以及各方面的人才。1964年4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专门会见了中央戏剧学院新疆民族班全体学员。这年底，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的时候，他和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又接见了全体代表。
对古代历史，如何看待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上的分裂局面，史家众说纷纷。毛泽东提出应该从促进中华民族实现更深刻统一的角度，来作辩证分析。他晚年读史，多次谈到：这期间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后，战乱频仍，南北对峙，这不好，但民族大融合，大家庭在新的组合中稳定了，文化也交流了，丰富了。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关于满族创建的清朝，毛泽东对其前期历史也是充分肯定的。1960年4月人大会期间，他对老舍说，清朝开始的几个皇帝都是有本事的，尤其是康熙皇帝，有三大贡献，一是守住或收复了新疆、西藏、东北边境、台湾等地，我们今天继承的这大块版图，基本上是康熙皇帝时牢固确定了的。二是他的统一战线政策搞得好，先团结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后来又团结汉族的上层人士，全面学习和继承了当时比满族文化先进得多的汉族文化。三是有奖罚分明的用人制度。毛泽东还说，康熙是军事家、政治家，又是大文人，还编辑科技书籍，会几种外语。这番评价，让老舍很感意外。
在文学艺术上，毛泽东很强调民族风格和民族形式的特殊性。在1956年8月24日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时，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这是自然法则”。为什么说是一个“自然法则”，毛泽东说：“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
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1955年3月8日同达赖喇嘛谈话时说：要保持本民族的特点。比如，我们中国文工团，到别的国家去演戏，演我们民族的歌舞、戏剧，大受别国人民的欢迎。如果我们全学外国的戏剧，到外国去演出，人家是不欢迎的。每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和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上演一些反映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常常要碰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主要是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这就引起一些议论。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同文艺界人士座谈时，有人请他讲讲继承遗产的问题，毛泽东说：对过去的传统剧目我们禁演了几年，别人有些反感，现在开放了，演来看看有什么可怕？也可以批评，但批评要说理。接着毛泽东笑着对在场的周信芳说：《四郎探母》还演不演？剧中肖太后是少数民族，四郎是“汉奸”，大概对汉族有些不好看？演演是可以的。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只要不引发新的民族矛盾，毛泽东是支持的。
对历史题材的少数民族文艺，毛泽东始终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评价的。1960年10月7日，他在中南海怀仁堂看了歌剧《刘三姐》后，曾评价说：刘三姐是反压迫的，是革命的。刘三姐是壮族民间传说人物，被称为“歌仙”。明清以来，有关她的传说与歌谣文献记载很多。其中有一种说法是财主莫怀仁欲娶她为妾，三姐坚决反抗，莫买通官府迫害三姐，三姐乘船飘然而去。歌剧《刘三姐》即以此为蓝本创作演绎的。还有一种说法，刘三姐在广西贵县的西山与白鹤少年对歌七日化而为石。
毛泽东读史，恰巧注意到发生在广西贵县的另一桩事情。1974年1月，他同广西艺术学院教师岑云端谈话时，得知岑云端原籍是广西贵县（今属桂平市），便谈到明朝时发生在广西桂平的大藤峡瑶族农民起义。看出岑云端对这段历史不了解，又在一张16开的白纸上写了“大藤峡”三个字。据说，当地如今有计划把毛泽东书写的“大藤峡”三个字镌刻在山壁上，以为扩大旅游之用。这也算是毛泽东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的一件逸事。
（来源：《新湘评论》2018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