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乌江引》，是一部讲述红军长征路途中密电破译故事的新作。我读《乌江引》，主要是从党史方面读，不是完全文学化的读法。即便如此，它也吸引了我。这部纪实小说，大密度地抒写了中央红军长征从通道转兵到哈达埔决定再到陕北落脚的征战史，也算是大历史的写作。略谈三点读书感受。

《乌江引》比较好地处理了密电破译和决策指挥之间的关系。

电讯侦破题材的作品，不写上层的领导不行，不写这个层面，就没有相应的历史厚度和历史站位，电讯侦破的运用就没有了高度。所以，作品写了通道转兵、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等等重大决策。从红军将领到军士，小说出现的人物很多，大概有上百个。同时，每个人物的出场，又与军委二局——负责密电破译的部门连接起来，设置巧妙。

这部作品同时回答了人们的一些疑问，什么疑问呢？在长征途中，四渡赤水这种最危急的历史关头，红军打仗从根本上来说靠的是“走路”，一会儿往东、一会往西，一会儿直插、一会迂回。为什么？甚至连军团级的干部都不清楚。其实，不少决策，依据的恰恰是电讯侦破的情报。红军将领的高妙就在于分析情报，作出判断，然后寻找战机，摆脱敌军，调动敌军，消灭敌军。破译是一些决策的基础和前提。有时候，没有密电破译，红军的决策就像走夜路没有“灯笼”。

《乌江引》比较好地处理了人物精神和工作创造之间的关系。

所谓精神和创造的关系，是说有大精神才有大创造。《乌江引》以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为原型，通过对“破译三杰”的形象塑造，反映了一代共产党人特有的情怀、特有的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作品中，从军委二局调到九军团的小何，在临走之前说一定要破译“密息”，他在牺牲前真做到了，并在发给二局的最后一封电报中说：“永别了，你们向前进。”这让我想到了《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李白在上海牺牲的时候发的最后一封电报：“永别了。”《乌江引》的故事当然更早。这就是传承，是党的精神传统。

精神体现在细节当中。作品中的一些细节写得很有味道。比如邹毕兆的黑色小笔记本。他每破一项密电都要记在本子上，字儿很小，写得非常密，就是希望在胜利之前不换笔记本，用一个笔记本记载下红军长征胜利的全过程。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邹毕兆果然没有换笔记本，也就是说，这个本子还没有记到最后一页。这个细节作品里出现了三次，显然是要传达一种精神上的内涵。又如,南渡乌江的时候，曾希圣在中央苏区时期获得的红星奖章，掉到水里了。要知道，那是红军战士至高荣誉的象征呵，但曾希圣似乎并不在意，后来也不曾对人说起。为什么，这是那代人在荣誉面前的精神写照。

写人是为了写精神，什么精神？就是军委二局搞电讯侦破的人，“比特殊材料更特殊”。他们有特种性格，这种性格就是执着，对自己工作的执着，对胜利的执着，背后是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这是大精神。有了大精神才有大创造，有了大精神，他们具有创造性、甚至带有某些神奇色彩的工作，才有特殊的传奇性，他们对革命的贡献才有某种不可替代性。作品里写道，从1932年秋首破敌军密码到1936年秋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破译三杰”亲手破译的敌军各类密码达860种之多！《乌江引》是小说，这个数字我是第一次看到。如果这个材料来自真实史料的话，这是相当让人震撼的。后经与作者核实，了解了这是真实史料，真是当之无愧的奇迹！

红军的对手破译专家很多，水平并不比红军低，设备器材更是比红军先进，但是他们创造不了“破译三杰”那样的奇迹。比如，作品里写1933年国民党首屈一指的破译专家“黄季弼”在给上峰的报告里说：对红军的电报“分类悉心研究，时经两月，毫无头绪”，“无从分析”。干了两个月都无从分析，差别不在于技术，不在于专业，差别就在于精神。

《乌江引》还比较好地处理了密度叙述和舒展叙述之间的关系。

看第一部“速写”的时候，我很担心，如果整部作品都是用“速写”的叙述方式，密度太大。但作者在写完史料密度很大的“速写”以后，进入到第二部“侧影”，我的心就放下来了。这部分虚构了何博士这个人物，这个人物与“速写”部分的小何有着隐约的联系，由其寻访研究的过程，把“破译三杰”此前此后的命运串联起来，同时还串起了别的隐秘战线的事情。这样，时空拉大了，读起来很舒展，也有带入感。这种结构挺好。

（作者系党史专家、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