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骞到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荣新江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丝绸之路，一直属于历史学的研究范畴。在中西交通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学科中，丝绸之路研究长期占据着核心地位。古代中国与西亚、欧洲和非洲的交往历史，在丝绸之路的研究框架下，往往能得以充分展现。如今，有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古今对话激活一系列研究项目，古老的丝绸之路研究再逢新春。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博雅讲习教授荣新江在北京大学长期主讲中外关系史课程，多年的研究皆以丝绸之路为核心。2022年年底，他出版《从张骞到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以下简称《十八讲》）一书。此书就其个人学术而言，是锦上添花之作；对于中国学术而言，有类王冠明珠之贡献。
1、丝路的开通，使世界文明畅通交流
丝绸之路研究的视角，理所当然是多层次、多方位的。正因如此，丝绸之路研究概念虽然只有一个，因为牵涉的时间长、国家多、内容繁，丝绸之路研究的特征往往是言人人殊，整体性缺乏，碎片化严重。针对这种状况，荣新江先生的《十八讲》特别重视丝绸之路的世界性视角，强调整体性研究。与此同时，关注重大历史进展。之所以选取张骞和马可·波罗为起止点，正是看重历史人物所代表的重大历史性。
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人所共知，关于丝路起点的学术争论延续多年，而提及交通便与丝绸之路取得联系，泛丝绸之路化的情形大量存在。荣新江教授强调丝绸之路的世界性，是两种文明交往的道路。“丝绸之路是一个交通道路的概念，但不是一般的交通道路，而是两种或两种以上文明交往的道路，才叫丝绸之路”（9页）。在张骞之前，中国与西域的交往早已存在，考古提供的证明所在多有。那么，为什么今天的丝绸之路依然从张骞开始？因为张骞代表汉朝，代表中国文明，尽管此前的交往确实存在，但不是以国家身份进行的，所以张骞的“凿空”意义无法取代。张骞之前的中西交往历史，是“丝绸之路前史”，是张骞凿空的历史基础，而丝绸之路的开通当然归功于张骞，丝绸之路的开端，只能从张骞开始计算。
丝绸之路的开通，作为张骞“凿空”的具体内容，历史贡献正在于世界性。张骞出使前后的人类历史，长期以欧亚大陆为中心，大航海以后发现的世界尚未进入人类的视野，在事实上形同虚无。因为自然条件的阻隔，中国与中亚、西亚和欧洲长期缺乏联系，相互了解有限。张骞出使之前，中国与西域的贸易联系是存在的，但短途贩运的贸易方式，影响了文化上的相知，以至于历史记载也长期处于空白状态。张骞出使，在世界整体性的拼图上完成了最后的填充。因为中国的加入，世界主要文明体终于联结起来。丝绸之路的开通，世界文明获得了空前的交流渠道，“中国、印度、西亚和希腊罗马四大古代文明有了直接的交流和影响……任何文明的发展不再是相对孤立地进行了”（56页）。欧亚地区主要文明的交往与相知，其实质就是人类文明的一体化，以国家为单位的世界历史，进入了新的互动发展阶段，人类的整体性获得空前的提升。
《汉书·西域传》中那些通往西域各国详细的里程记录，是中国的丝绸之路记录，意义重大。对此，《十八讲》十分重视。《西域传》是《汉书》发明的新史学课题，其基本内容来自《史记·大宛列传》，而《大宛列传》的内容取材于张骞的出使报告。这是张骞“凿空”的另一层意义，开创了域外国家与文明的系统记录，并从此成为中国书写“四夷传”的基本模式。如何归纳一个国家一种文明的基本信息，不仅是文明记载的需要，也是人类历史研究的需要。毫无疑问，中国史书中“四夷传”的记载，是世界历史宝库的有机组成部分，追述来源，也不能不从张骞凿空开始。世界各个文明实体之间，不仅开始了交往，互通有无，相互理解，而且有了历史记载，人类社会自我研究的能力大幅度提升，从而为增进人类的总体智慧和福祉提供助益。
2、丝路的开通，促进各个文明体进步
文化交流如果不是相互的，交流与发展就无法持续。来自西域的文化，汇聚唐代长安，中国文化自然也会流入西域。唐朝经营西域，设立安西四镇，从而稳定了中国的西部边疆，为丝路畅通提供保障。虽然是中国内部，也有文化的涵化问题。唐代长安，从唐太宗时开始，就流行王羲之的书法，唐高宗、武则天都是王字的拥戴者。没有想到，在丝路南道的和田出土的唐代遗址麻札塔格中，竟然发现了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和《尚想黄绮帖》，虽然只是片段，但证明当时当地有人在用王羲之的字练习书法。这样事实具有的历史文化意义，绝不可能仅仅由书法史来证明。中国文化的重要因素，经由边疆地区的传递，最终完成跨文化传播，从而显现出世界性格局。
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各个文明体的进步。文明之间，物质性的互通有无，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进步。重大文明成果如中国的“四大发明”，通过丝绸之路向西传播；苜蓿、西瓜等物品传入中国，不仅仅是丰富了文明体的物质生活，更提高了文明的整体质量。佛教传入中国，是人类文明交往史的重大事件，尤其当佛教在印度本土衰落之后，这种文化传播的意义更加凸显。相应地，祆教、摩尼教、景教等“三夷教”传入中国，文明的世界图景变得更加多元，不仅丰富了中国民众的精神生活，也让中国文明的包容性发展有了展现机会，从文明体的历史观察，这就是明确无误的发展与进步。文化精神层面的传播，加强了不同文明体之间的理解与同情，为世界进一步的一体化发展打下历史基础。
现代世界的联系前所未有地深刻，展望未来，无论是全球化的立场，还是中国本位立场，都离不开张骞以来文明交往的历史回顾。丝绸之路提供的历史资源，不仅是现实世界的历史基础，也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思考与动力。佛教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与中国文化结合之后，形成中国特色的佛教，而这个历史过程前后经历了数百年。正是从这个历史经验出发，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指出：“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这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理念一致，如同响应，历史经验与未来发展紧密联结在一起。
中国文化的世界史价值，不止于“四大发明”的西传。在《十八讲》中仅安排了一讲叙述相关问题，题为“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交往和四大发明的西传”。论题点出了中国文明成果西传的关键渠道：阿拉伯帝国。公元751年是天宝十年，唐朝与阿拉伯帝国在中亚怛罗斯发生一场遭遇战，唐军大败。唐朝的随军工匠，包括造纸的工匠成为俘虏，根据阿拉伯文献记载，他们成为中亚造纸术的最初来源，以至于撒马尔罕后来成为造纸中心，造纸术在阿拉伯世界传播，并继续传播到欧洲。中国发明的造纸术从此传播到世界各地，推动了文化、科学和社会的进步（367页），是古典时期中国代表性的贡献。火药也是经过阿拉伯传往西方的，而欧洲是在十字军东征时学会了使用火药武器。比较而言，印刷术的西传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唐开元后期发现了最早的印刷品（369页），而印书依然是在唐后期，但印刷术传到欧洲已经是14世纪后半叶。中国发明的指南针，也是经过阿拉伯人之手，传入欧洲。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西传，对欧洲历史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比较而言，《十八讲》更关注绿洲王国在丝绸之路上扮演的角色。比如印刷术西传，就是先有绿洲王国的使用，再有蒙古西征的带动。很多物质成果，都是经由绿洲王国的传递，出现在丝绸之路的两端。敦煌等地出土资料证实，因为这些绿洲的传递，丝路贸易的许多细节显现出来，丝绸之路的日常交往变得丰富多彩，填补了很多历史记载的空白。很多时候，正是由于这些绿洲王国承担了重要传递使命，从而使得丝绸之路的交通运行如常。而《十八讲》不仅从丝路功能上发现绿洲王国的意义，更从新史料上证明了研究的进展。
通观《十八讲》可以发现，构成它的基本内容，无一不是具体的学术研究成果。多年来，荣新江教授追踪学术新资料，在推动丝绸之路研究上成为中国的领军人。一个人的学术研究，以中外文化交流为核心，不管是人员往来如粟特人，还是文化产品的传递如《兰亭集序》，无不成为重要课题。早年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后来的考古学新发现，从粟特文、汉文的双语文书，到粟特人墓葬精彩的石棺床画像，都成为丝绸之路历史上的华美乐章。如今，这些曾经的学术研究篇章，都成为《丝绸之路十八讲》的重要构件，展现重大而丰富的丝绸之路主题，在学术研究上的深度与通识性的广度上，为读者展开了一幅丝绸之路的宏大景象。
3、丝路的开通，使全球化成为现实
丝绸之路具有世界史特性，是因为丝绸之路开辟之时，欧亚大陆等同于全部世界，而丝绸之路正是沟通欧亚大陆的道路交通网络。丝绸之路的历史性，展现的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丝路有草原丝路、陆地丝路和海上丝路之分，张骞开凿的是陆地丝绸之路。草原丝路的使用者，通常是游牧人群，在沟通东西方的历史进程中，这条路发挥了大音希声的作用。陆地丝绸之路，是欧亚大陆内部沟通的主渠道，后来则是海上丝绸之路居上。
所以，从丝绸之路的历史性观察，陆地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长期并存，但陆地占据重要地位。在两条道路并存的时代，旅行者可以在两条道路上自由转换。东晋时法显，隆安三年（399年）从陆上丝绸之路前往西域求法，义熙七年（411年）乘坐商船由海上丝路返回。贞观时玄奘印度求法，也有人建议他从海路返回。由此可知，此时的海陆两条道路都是畅通无阻。那么，从什么时候起，陆上丝路的主体地位发生转移让位于海上丝路呢？这是丝绸之路历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对此，《十八讲》非常关注。作者十分重视唐德宗时杨良瑶的出使，称之为唐朝的“郑和”，正是因为这是唐朝官方的选择，极具代表性。
唐以后的丝绸之路，海上丝路的成绩最突出，各种航海技术加上唐中期以后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为海上丝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南宋时期，政治中心也转移到南方，海上贸易对于国家财政的支撑越发重要。没有想到，崛起于草原的蒙古势力，彻底改变了丝绸之路的生态，不论是陆地丝路还是海上丝路，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通常，丝绸之路的阻隔往往来自某些政治力量的突起，丝路的交通与贸易被迫中断。而蒙古大规模的西征，许多政权灰飞烟灭，欧亚大陆空前畅通起来。此前，最东方的中国，与西亚的交往都不常见，但是蒙元时期，罗马教廷却多次派使团前往东方。《十八讲》比较详细地介绍蒙古西征和教廷使团出使东方的情况，而马可·波罗就是其中的一支使团代表。来自罗马教廷的使团，都会记录沿途见闻，西方也迫切需要了解蒙古的各方面情报。在各种记载中，《马可·波罗游记》最具历史意义。
马可·波罗从陆地丝绸之路来到元朝，17年的中国经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公元1291年，马可·波罗参与了从海路护送蒙古公主前往波斯完婚的任务，之后于1295年返回威尼斯。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故事，由传奇作家鲁思梯蒂诺撰写成书，这就是闻名于世的《马可·波罗游记》。事实上，马可·波罗自己也不会意识到，这部游记最后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进程。大航海的动力来自各个方面，但无不是接受了《马可·波罗游记》的指引，寻找东方富饶的中国是所有航海冒险家的共同梦想。这是标准的丝绸之路梦想，打通欧亚大陆的所有阻隔，从西欧直通东亚，全球化进入了新阶段。《马可·波罗游记》的指引，成了人所共知的历史常识。
欧洲与西亚的传统运输航线是通过地中海完成的，地中海长期是周边文化区域航运的交通要道。近代欧洲兴起，后来再加上工业革命的动力，海外市场引力以及殖民的历史传统，终于引爆了大航海运动。这场运动导致世界大发现，美洲的发现、大洋洲的发现，全球化终于成为现实。大航海运动，有两个重要方向，一是越过大西洋，另一是绕过好望角。前者发现美洲，后者沟通亚洲，大西洋与印度洋终于获得了海运的沟通。海上丝绸之路，早已完成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交通，这为世界范围内的大航海运动打下了阶段性的基础。人类的技术能力，尤其是蒸汽动力的发明，技术生态进入新阶段。从此，海运吞吐货物的能力不断提升，终于成为世界物资运动的主宰。丝绸之路是传统技术生态的时代产物，在新技术格局之下，传统丝绸之路不得不让位于新技术生态下的全球运输系统。然而，这些都是在大航海时代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从丝绸之路到大航海时代的中间转折点，无疑正是马可·波罗。所以，《十八讲》从张骞起航，到马可·波罗落幕。
4、丝路研究力求通识性与学术性平衡
一般情况下，通识性与学术性，常常构成某种冲突，顾此失彼的著作多有。观照学术著作的通识性，这是《十八讲》的一个总体特征，与此前作者的《敦煌十八讲》一样，确保了体例的一致性。那么，如何保持通识性与学术性的平衡呢？对此，《十八讲》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案例。
通识性以常识为主，强调通识性或导致研究的学术性观照不足，于是陷入老生常谈的误区。然而，抓住学界研究不放，学术信息层累堆砌，让读者望而生畏，这是缺乏通识性的另外一种泥潭。佛教传播是丝绸之路研究的重大问题，佛教也是中国接纳外来文化的典型代表，而佛教史研究文献浩如烟海，叙述佛教传入中国，怎样既抓住重点又不要陷入佛教史研究文献的汪洋大海呢？《十八讲》以“从贵霜到汉地——佛教的传入与流行”为题，完成第三讲的讲述。荣新江先生用佛教史的重要问题为引导展开全讲，首先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其次是传入的路线。佛教传入中国的说法众多，从孔子时代到秦始皇、汉武帝，所在多有。《十八讲》引用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结论，简洁明了。佛教传入中国，是在西汉哀帝时期，这是佛教史的基本结论。《十八讲》接受这个结论，又提出新的论证，这就是贵霜王朝的建立与中亚信奉佛教的情况。一件巴克特里亚出土、写有希腊文和阿拉美文字的阿育王石柱证明这里已经信仰佛教。而意大利考古队在斯瓦特地区的工作成绩以及相关研究，有利于证明第一尊佛像产生于公元前1世纪的结论。
把中国佛教史与中亚地区佛教状况联系起来观察，与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问题存在密切关联。佛教传入中国的海路说主要依据是逻辑推演，缺少实证。在中国的文献中，以大月氏王使前往洛阳为代表，而早期的佛教译经僧人多来自贵霜势力范围时代，这是因为佛教在2世纪后半叶，在西域已经开始传播，因为此时的塔里木盆地，农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城市化推动了城市贵族的出现，建立僧伽的条件完全具备（62页）。考古新资料进一步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明，这就是1994年在犍陀罗发现的、用佉卢文字母书写的犍陀罗语佛经残卷。残卷共有13捆，32个残片，装在5个陶罐中。残卷大约完成于公元30年左右，与贵霜存在密切关系。因为这个新发现，激活了另一件新疆和田地区发现的佉卢文犍陀罗语佛教文献《法句经》，通过对比，犍陀罗发现品与和田《法句经》在字体、语言、书写材料上基本相同，时间也相距不远，《法句经》产生的年代是公元2世纪（66页）。
坚持问题导向，通识性的著作因而具有了学术性的基础，新资料的展示，开阔读者新视野的同时，也开示了研究的新进展与新方向，这便是学术性。今天的丝绸之路概念，已经具有通识性话题的意义，理应以学术课题为先导，同时对于未来研究具有指引意义。丝绸之路和佛教史研究，都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课题，所以即使是通识性著作，也需要具备充分的国际视野。不管作者来自哪个国家，《十八讲》在同类的著作中都堪称佼佼者，荣新江先生的国际学术视野和研究深度，决定了他在这个领域的的世界领先地位。就以佛教传播史而言，第四讲“纸对佛典在丝路上的传播的贡献”，既具有专题性的深度，同时又填补了佛教传播的一个重要方面。佛经翻译，曾经存在一个口译时代，恰逢中国纸书写大发展的历史机遇，佛典翻译很快进入一个新阶段，从口译转型为笔译。“纸用于佛典的抄写之后，对于佛教从印度到西域，再到中国中原地区的传播，起到了根本性的推动作用”（100页）。纸与佛教传播的关系，是佛教历史的重要课题，是荣老师的学术贡献，如今成为《十八讲》中的一讲。学术性的专题研究与通识性书写兼备，这是一个很值得称道的案例。
丝绸之路课题，通识性与学术性相互推动，缺一不可。《十八讲》第五讲强调写本意义，从丝路研究的立场看，考古出土的各类写本提供的历史信息最为丰富，对于丝路历史研究最为珍贵，所以丝绸之路也是一条“写本之路”。写本不过是丝绸之路上贸易过程中的附带物品，比如货品清单、旅行记录、交易合同等文字记录，贸易完成后这些记录也变成废纸。然而，有形物品都伴随历史消散，考古出土的文书反而成为历史进程的珍贵史料。正是依靠这些写本的研究，丝绸之路的很多细节和真相才显露出来。不仅告知读者丝绸之路的客观知识，还要讲解这些知识是如何获得的，这不仅是通识性与学术性的融通，更是学术性的指引，对于有学术要求的读者而言，这个指引无疑更有价值。
丝绸之路的课题纷繁复杂，没有长期的研究和精深的探究，构思这样一部著作难度不可思议。考察《十八讲》，择其大端是基本思路。丝绸之路肯定存在南北方的联系，但丝路的主体走向当然是东西方向，这就是《十八讲》的基石。古代的中外，主要表现为中西，这也是丝绸之路的历史展现。大端，也包含具体内容。言及物质文化的交流，一部书是容纳不尽的，所以《十八讲》偏重文化。
《十八讲》以中国为中心讲述丝绸之路的历史，唐朝是重要的时间节点，而长安是核心的空间节点。“条条大路通长安”和“唐代长安的多元文化”，形象地写出了长安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唐朝进入新统一时代，重整山河，恢复丝绸之路的秩序，从而保证了丝绸之路顺利进入新的繁荣期。
一条路，就这样带起了一部世界史。阅读《从张骞到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抚今追昔，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很难不令人心生感慨。
（作者：孟宪实，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