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诏令集》是北宋学者宋绶、宋敏求父子搜集整理的一部唐代王言资料集。根据宋敏求的《序言》，《唐大诏令集》资料都来自宋绶的搜集，“机务之隙，因裒唐之德音号令，非常所出者，汇之”。但宋绶生前并没有整理，所谓“未次甲乙，未为标识”。分类、编目、标题并最后成书，是宋敏求完成的。《唐大诏令集》共130卷，因为卷14至24、卷87至98遗失，现存107卷。宋敏求序言中只有一句“非常所出者”与搜集目标有关，但没有涉及来源问题。探讨《唐大诏令集》的史源问题，有利于更准确地利用该书，对于这部文献和相关的历史课题研究，皆有益处。
一、相关讨论
对于唐史研究者而言，《唐大诏令集》作为史料的利用是很寻常的，如钱大昕用《唐大诏令集》核对两《唐书》，校出许多异同，但该书的史源问题讨论并不多。宋代目录学著作，记录《唐大诏令集》多但讨论较少，如王应麟《玉海》等。讨论《唐大诏令集》具体问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重要开端。《提要》从问题入手，《大诏令》所收诏敕，如《裴度门下侍郎彰义军节度使宣慰等使制》《宝历元年册尊号赦书》为什么不是最后版本？对照《旧唐书》发现许多诏敕并没有收入《诏令集》，是收集不足还是已经散佚了呢？当然四库的编者还是承认其学术价值：“然唐朝实录今既无存，其诏诰命令之得以考见者，实籍有是书，亦可称典故之渊海矣。”
系统回应这个问题的是赵守俨先生。在《唐大诏令集》的整理前言中，他基本上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为学术对象来阐述观点。《唐大诏令集》所收制敕，为什么不是最后定本，他的解释是《裴度门下侍郎彰义军节度使宣慰等使制》《宝历元年册尊号赦书》作者是令狐楚，《唐大诏令集》“很可能这两篇诏令是编者根据令狐楚的文集和其他诏令总集辑入的”，“在宋代，令狐的《梁苑文类》《表奏》《断金集》都还存在；和本书性质类似的如马文敏《王言会最》《唐制诰集》、李琪《玉堂遗范》等，亦有多种流传”。不论是个人文集还是《王言会最》等王言集，都应该是《唐大诏令集》的来源。与此同时，赵先生还强调“另一方面，有人因为唐朝制诏总集存留到宋代的很多，就说《唐大诏令集》全是辑这些书的材料编成，这也是相当武断的说法”。该说法很严谨，重要之因是唐代史料在宋代毕竟保存很多。
黄永年先生一方面承认《四库提要》这一条颇下功夫，另一方面指出：“宋绶编集此书本仅‘哀唐之德音、号令非常所出者’，敏求据绶旧稿稍事增益，亦并未表白此书于唐诏令已广搜无遗，观自序文气可知。其实此书不但不是唐代诏令全集，就是所选入的诏令也多有删节。”黄先生没有涉及《唐大诏令集》的来源问题。比较而言，朱季海先生更强调各种制集对于《唐大诏令集》的史源价值：“集唐诏则《新书》著录温彦博、李义府并有《古今诏集》，曰今则唐诏存焉。其专集则薛克构《圣朝诏集》以下并是也。其为《文苑英华·翰林制诏》所采掇，则有《太平内制》《王言会最》之属，若《玉堂遗范》，又《新书》所无矣……凡此岂非公垂所因乎？”除了已存的制集外，朱先生还强调翰林院的文献资源：“公垂(宋绶)当真宗、仁宗两朝，再入翰林，亲陪宰政，朝廷典则，多以属之。此集所存，正其临文斟酌损益之资也。凡《集》中所出制诰诏令，赦敕批答，德音之属，大都承唐之旧，于宋并翰林所掌，史有明文，斯足征矣。”《四库提要》以来，就追问《大唐诏令集》所收唐代诏令是否完备问题，赵守俨先生还曾力辨，而朱先生认为这些诏令文原本不过是宋绶的参考资料，自然不必追问完备与否。
在北宋前期，唐代史料遗存甚众，唐代诏令文献的存在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对于宋绶而言，唐代诏令文献对于自已的翰林制诏有参考价值，并非要搜集整理出一部唐代王言合集的著作。所以，宋敏求强调这些诏令的“非常所出”特征，并非所见皆收。比如《四库提要》提出的《裴度门下侍郎彰义军节度使宣慰等使制》为什么不是最后版本，从“非常所出”的立场来理解很简单，因为最后版本太常见，不属于“非常所出”。当然，因为友人的督促，宋敏求把《唐大诏令集》整理出来，至今反而成为收集唐代诏令最多的一部王言合集，这是无心插柳的结果，并非是最初的计划。然而，正因为如此，宋绶在收集这些诏令文的时候，不在意也不标示来源，于是给我们留下了今天的问题。
可以肯定，《唐大诏令集》的史源是多样化的，这是本文的观点。从《四库提要》以来，一个模糊的叙述却诱发了一个固执的偏向：“然唐朝实录今既无存，其诏诰命令之得以考见者，实籍有是书，亦可称典故之渊海矣”。《唐大诏令集》的王言文献学价值无异议，但为什么要与唐实录无存这个事实相联系呢？这很容易令人理解为若唐实录保存至今，《唐大诏令集》就不具备唐代王言典故源海的意义了。赵守俨先生多不同意《四库提要》的意见，指出《唐大诏令集》“和《起居注》《实录》一样，成为历代修史的人所依据的重要文件之一，也是被历史研究者相当重视的原始资料”。这是准确，但赵先生又写到：“今天我们所以要印出《唐大诏令集》这部书来，意图也就在此。尤其唐代《实录》，除顺宗一朝外，都早已散佚，而两《唐书》《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等所收诏令又多不完整，因此就更显得这部书可贵了。”末一句，应该就是化《四库提要》而来，结果也成了实录与王言文献关系密切的论证文字。
这种偏差和倾向，存在于许多语焉不详的论述中。陈垣先生1948年发表《<日知录>部刺史条唐置采访使原委》一文，提到“《通典》《会要》《旧》纪，均为第一等史源。《册府元龟》《唐大诏令》则本于《旧书》及《实录》，《通志》则本于《通典》……”这是没有论证的一句陈述。虽然简单，但以陈先生的史学威望，后人因此把《实录》理解为《唐大诏令集》的史源依据，自然不能算理解有误。
英国学者杜希德(Denis Crispin Twitchett)先生擅长研究唐史，是国际性的代表学者。他在《唐代官修史籍考》中，也有类似不明不白的说法：“鉴于760年之前各朝的主要实录——它们理应收录许多被国史删掉的史料——似乎至少一直存在至南宋晚期，因而所有这些集子的编纂者们皆有可能获得这些材料”，而“这些集子”包括《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和《唐大诏令集》。《实录》难道是唐朝史料大集合吗？《通典》作为一部典章制度通史，开创之功甚高，而体制上与《唐会要》等史料类编完全不具可比性。关键是，为什么把《实录》看成了几乎唯一的史料来源呢？
不管是认识模糊，还是表述不清，把《实录》与唐代制敕史料来源连结起来的文字，渐渐完成一种指引，引导着研究者把《唐大诏令集》的史源认定为《实录》。最终，以李豪《<唐大诏令集>史源考》一文为代表，认定《诏令》史源以《实录》为主。陈垣、杜希德等都言辞模糊，李豪则成了强调大诏令来自实录最突出的学者，他在文章中总结到：“排除了《诏令》采录制集、《旧唐书》的可能，确证《实录》是《诏令》的主要史源，而唐人别集、官文书及《唐年补录》亦是《诏令》的重要史源。”
《唐大诏令集》是一部唐代王言合集，到底应该怎样理解它的史源呢？
二、丰富的唐代王言史料
经过五代，唐代史料到北宋还有大量保留，宋人虽然抱恨遗失严重，但在今人眼中，其丰富程度简直是难以置信。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十月庚戌，翰林学士、刊修《唐书》欧阳修上书言道：
自汉而下，惟唐享国最久，其间典章制度，本朝多所参用。所修《唐书》，新制最宜详备。然自武宗以下，并无《实录》，以传记、别说考正虚实，尚虑阙略。闻西京内中省寺、留司御史台及銮和诸库，有唐朝至五代已来奏牍、案簿尚存，欲差编修官吕夏卿诣彼检讨。
正在编纂《新唐书》的欧阳修，自然是感觉唐史资料太少，所以请求使用西京(洛阳)还保存的唐代文献，“从之”是皇帝的批准。上书所言唐朝各代《实录》不完整，武宗以下阙如。所谓阙如，不是散失，而是唐朝根本就没有编写，而所有编写完成的《实录》无一不在。实录不是史料渊薮，但作为唐朝政府编纂的重要史学著作，在保证有唐一代史事完整、体系周全方面具有代表性。
正是因为唐代史料到北宋时期有大量保存，所以唐武宗之后的实录才有条件继续编写补齐。《续资治通鉴长编)在庆历五年(1045年)九月记载：“复校书郎宋敏求为馆阁校勘，王尧臣等上其所缉唐武宗以来至哀帝事，为《续唐录》一百卷故也。”按照《直斋书录解题》的记录，《续唐录》是《宣宗实录》三十卷、《懿宗实录》二十五卷、《僖宗实录》三十卷、《昭宗实录》三十卷、《哀宗实录》八卷。《直斋书录解题》解释道：“案《两朝史志》初为一百卷，其后增益为一百四十八卷。”杜希德认为宋敏求的《续唐录》，“充其量他也只能根据第二手资料撰成残缺不全的记录”。根据欧阳修上书可知，北宋的西京还保存不少唐朝奏牍、案簿，这都可以成为修书的资料依据，称之为二手资料并不正确。
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新唐书》完成，曾公亮《进唐书表》中，把《新唐书》与《旧唐书》进行比较，称“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此言几乎成了公案。赵翼《甘二史劄记》有“新书增旧书处”条，强调两《唐书》修撰环境的差异，其文如下：
五代纷乱之时，唐之遗闻往事，既无人记述，残编故籍，亦无人收藏，虽悬诏购求，而所得无几故，《旧唐书》援据较少。至宋仁宗时，则太平已久，文事正兴，人间旧时记载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采取转多。今第观《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彦威《唐典》，蒋乂《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璠《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珞《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知《新书》之“文省于前，而事增于旧”，有由然也。
一般的经验是时间越久史料越稀少，而赵翼指出的问题则相反，比较修撰《旧唐书》的五代，宋代特别是仁宗时期，太平已久，所以更多的书籍史料出现了。赵翼仅仅用新出现的史书证明新史料的出现，至于如西京政府衙门所藏的唐五代案牍，还没有计算在内。
宋绶收集唐代诏令文献，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唐代史料囊括的王言十分丰富，在宋绶的时代关键的问题是诏令篇什的选择。宋绶任过知制诰史馆修撰、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中书舍人，曾伴读仁宗读《唐史》。宋绶两次出任参知政事，主要活动在仁宗时期，风评甚高。宋家富藏书，《宋史》本传说“家藏书万余卷，亲自校雠”。《宋敏求传》中则说：“敏求家藏书三万卷，皆略诵习。”宋绶收集唐代诏令，宋敏求只有一句“非常所出”与收集目标相关，或为了校对家中藏书，或为了写作学习。
宋绶富于藏书，《宋史》本传称最初来自外祖。根据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记载：
予家有景龙年敕，其制盖须由中书门下省……唐时，政事堂在门下省，而除拟百官，必中书令宣、侍郎奉，舍人行，进入画敕字，此所以为敕也。然后政事堂出牒布于外，所以云奉敕云云也。庆历中，予与苏子美同在馆，子美尝携其远祖珦唐时敕数本来观，与予家者一同。字书不载敕字，而近世所用也。
宋敏求家藏景龙年间的敕，可能就是宋绶收集品的一部分。与苏舜钦(子美)家藏的敕“一同”，当指格式相同。但具体格式如何，并未说明。从苏舜钦“远祖珦”这个概念推测，应该是苏珦的告身。其中，中书省的宣奉行、吏部的奉敕等言，都应该是这些告身上的内容。告身是任官文书，其中有王言部分，而告身就是奉行王言的官文书形式。告身除了官方要存档之外，还要下达给任官者个人，任官同时还有相应的待遇，等等，是官员的重要身份证明，甚至对于子孙后代也有意义。所以，告身成为保存制敕这类王言很重要的方式，因为个人珍藏，数量巨大。据《旧唐书·高郢传》：“(郢)掌诰累年，家无制草。或谓之曰：‘前辈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时人重其慎密。”证明唐代掌诰命官员保留制草是当时风气，传至宋者亦并非无迹可寻。从苏舜钦提供的资料看，北宋官员家中这类收藏应该是广泛存在的。宋敏求的这个记载，给我们讨论《唐大诏令集》带来启发。宋家所藏王言资料，是包括告身这类官文书的，只要把官文书的格式文字删除，剩下的就是制敕。
最后一句“字书不载敕字，而近世所用也”信息量更大，原来宋人为了学习书法，所作的字书直接把唐代的制敕格式剪去，所以字书都没有“敕”字，并强调这是近世的习惯用法。即字书在选唐代制敕作为字帖使用，但通常只用制救的正文部分，签署包括皇帝的签署“敕”字，都一概删去。唐人重视告身书法，是因为告身由当事人保存，好书法增加告身价值。唐代告身到宋代成为书法学习教材，物当其值。同时证明唐代告身这类材料在宋代的大量存在。
《春明退朝录》是宋敏求的笔记体著作，其中有一些唐朝文献的信息，十分重要：
唐宰相奉朝请，即退延英，止论政事大体，其进拟差除，但入熟状画可。今所存有《开元宰相奏请状》二卷，郑畋《凤池稿草》内载两为相奏拟状数卷，秘府有《拟状注制》十卷，多用四六，纪其人履历、性行，论请，皆宰相自草，五代亦然……凡公家文书之槁(稿)，中书谓之‘草’，枢密院谓之‘底’，三司谓之‘检’。今秘府有梁朗《宣底》三卷，即贞明中崇政院书也。
宋敏求所举书籍或稿件，包括“宣底”，都或多或少与王言文献存在联系。
宋绶收集唐代王言文献，类似《凤池稿草》这样的文献一定在他的视野之内。现存的《唐大诏令集》中，并非都是朝廷正式颁布的制敕，稿本形式所在多有，绝不仅《四库提要》以来多有讨论的《裴度门下侍郎彰义军节度使宣慰等使制》一篇。在“诸王·封建”条下，遣使册封亲王如册景王秘、册辉王祚、册祁王祺、册雅王祯、册琼王祥，年月日时间缺、使与副使缺。当是册封决定已出，但册封典礼的日期、使者未定，册文先拟如此，待所有事项确定后再添加。几篇册文的作者主要是钱珝，或许是来自钱珝的《舟中录》。这类情况也见武周时期的《降亲王为郡王制》、李峤《封某王男某郡王制》，前者称“可封某郡王”，后者称“某王弟若干男某”，也是未定状态的稿本。
唐朝的王言制度，包括系统的档案保管，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都有相应的功能。《唐六典》记录中书舍人的职掌：“中书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制敕及玺书、册命，皆按典故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而行之”。诏令起草完毕，有一个程序是“进画”。根据李锦绣的研究，进画是“画日”，即写日期，相当于皇帝已经批准。皇帝画日的诏书留为案，更写一通，中书省长官在诏书上签署宣、奉、行，诏书进入门下省。“留为案”，即留在中书省的档案之中。门下省收到新的诏敕，《唐六典》在给事中的职掌中有说明：“凡制敕宣行，大事则称扬德泽，褒美功业，覆奏而请施行；小事则署而颁之。”重大事项，门下省还有一次复奏，皇帝批准之后才能下达尚书省颁行。
关于制敕的甲库之制，《唐会要》记载开元十九年(731年)五月十一日敕如下：
尚书省内诸制敕库，及兵部、吏部、考功、刑部簿书景迹并甲库，每司定员外郎、主事各一人；中书门下制敕、甲库，各定主书，录事以下各一人专知，周年一替，中间不得改移。
三省的许多相关部门，都设有制敕库与甲库。不过，这份资料是开元时期的，是否太晚了呢？同是《唐会要》记载贞观元年一事，颇有助于理解此题：
贞观元年，上间中书令房玄龄曰：“往者周、隋制敕文案，并丕在？”玄龄对曰："义宁之初，官曹草创，将充故纸杂用，今见并无。”太宗曰：“周隋官荫，今并收叙，文案既无，若为凭据？”因向中书侍郎刘林甫曰：“萧何入关，先收图籍。卿多日在内，何因许行此事？”林甫对曰：“臣当时任起居舍人，不知省事。”上谓公卿曰：“为长官不可自专，自专必败，临天下亦尔。每事须在下量之，至如林甫即推不知也。”
义宁是李渊建唐前扶植的隋恭帝杨侑的年号，彼时正是改朝换代的混乱时期，所以出现了把北周、隋朝的制敕文案当废纸使用的情况。这显然造成了后果，令唐太宗大为不满。连周、隋的制敕都要保存，当朝的更理所当然。张鷟《朝野佥载》所记阳滔故事，可以提供佐证：“阳滔为中书舍人，时促命制敕，令史持库钥他适，无旧本检寻，乃断窗取得之。时人号为断窗舍人。”证明中书舍人起草王言会参考此前的文本，原来的文本所在就是中书省的制敕库与甲库。
今本《唐大诏令集》所收唐代制敕，主要是中书或翰林起草的王言部分，通常不收录门下给事中的“覆奏”，但有几件制敕则把覆奏内容保留下来。《武宗改名诏》、《肃宗命皇太子监国制》、《诛王涯郑注后德音》等篇，最后都有“请奉制付外施行，谨言”的语句。这是给事中“覆奏”的格式语言，而唐朝只有大事才有覆奏程序，所谓“大事则称扬德泽，褒美功业，覆奏而请施行”。给事中的覆奏，是在中书省完成宣奉行之后，王言进入门下省阶段进行的，所以有的王言还残留了中书省的签署，如《肃宗命皇太子监国制》留下完整的宣奉行签署，《赐李纳王武俊田悦等铁券文》有“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萧复宣”字样，属于删除未净的残留。制敕传布全国，所以这里的王言部分，可以是删除传布格式之后的结果，但也可以是门下省甲库的档案，有覆奏部分的王言，肯定不是中书省甲库之物。
王言的各种存在方式，从中书省的王言草，到三省的制敕库、甲库，到各地州县接收的带有制敕的官文书，包括个人的告身，凡此种种，在北宋时代都是普遍存在的。经过五代十国的混乱，唐代的档案不再完整，但唐代王言资料，依然保存丰富。搜集王言资料，编写成各种制敕合集的文献，通常称作制集，这在中国书籍史中早已成为传统。北宋时代的唐代制集类文献众多，北宋朝廷在编制《文苑英华》时，就从诸多制集和个人文集中采纳王言。分析当时存在的各种制集，《王言会最》《唐旧制编录》《玉堂遗范》《太平内制》《内制》《制集》等明显各有特色。
《文苑英华》最初编成于太宗雍熙三年(986年)，一直深藏秘府，直到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周必大校雠完成，嘉泰元年(1201年)刊有周必大序的刻本才面世。根据周必大对《文苑英华》的校注，得知其同时也参校了《唐大诏令集》，制敕重合者多达一百多篇。李豪探讨《唐大诏令集》的史源，认真对比与《文苑英华》重合的篇章，同时参考《册府元龟》，因为“发现《诏令》与诸制集有异的文字却多与《册府》同，可见二者之间的差异并非是在传抄中所产生的，而是各有所据”，斩钉截铁地得出的结论是：“《诏令》不采制集”。到底各有什么依据，是否是传抄中的差异，李豪没有深论。宋绶开始收集唐代制敕的时间不确，但《唐大诏令集》成书晚于《文苑英华》。后者作为官方编纂，使用各种制集但不限于制集，那么宋绶收集制敕的时候，为什么偏偏置各种制集于不顾呢？仔细对照，很多差异，并非不能理解。如“于兹五年”与“于今五年”；“不兴不寤”与“弗兴弗寤”；“坚拔蠹孽”与“坚除蠹孽”；“惟新景运”与“惟新景命”；“佳气”与“嘉气”等等，一字之差，含义无别。“克有公望”与“克有令望”；“爱始”与“变始”；“未宁”与“未定”等等，都可以理解为形讹之误。古书校对错综复杂，即便是《唐大诏令集》的各个版本，也有各种差异。在校对资料不足、定论依据欠缺的前提下，结论不可过于武断。
李豪的论文中，第一节为“重收诏令揭示多重史源”，令人拍案赞同。宋绶搜集诏令文献，应该历经多年，所以会发生重复抄录的情形。李豪统计，现有重复的诏令共十七篇，应该是“分别采自不同的史源文献”，这个判断是稳妥的。这些重复诏令，都是宋敏求编辑时未曾发现的，而更多的重复篇章已经被宋敏求剔除了。作为一部王言的文献合集，避免重复收录是最基本的。为什么会出现重复抄录？唐代大诏令丰富的文献遗存，是应该考虑的一个因素，完全可以说《唐大诏令集》史源丰富。
三、实录与王言
那么《唐大诏令集》的史源，是否应该特别强调实录这个源头呢？首先需要了解实录与王言的关系。实录是一种编年体史书，起居注之后，实录最为重要，不仅因为朝廷重视实录的编修，而且实录是第一部公布于世的朝廷专修史书。《唐六典》在记录史官执掌时盲及实录问题：
史官掌修国史，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其事。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代之序，礼乐师旅之事，诛赏废兴之政，皆本于起居注以为实录，然后立编年之体，为褒贬焉。
实录本于起居注，采用编年体，记载一代史事，但绝不是王言资料汇编。后来的史家重视实录，是因为实录是国家编修，系统而完整，是唐代国家史学系统完好的体现。众所周知，以皇帝为单位的唐代实录，除了最后几任皇帝外，近乎完整保存下来。
史官“本于起居注以为实录，然后立编年之体”，那么制敕资料在实录编写过程中担任什么角色呢？唐代的史官系统，以史馆为基础设施，史馆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平时收集史料，为史书编纂做准备。《唐会要·史馆上》有“诸司应送史馆事例”条，记载十分系统：
祥瑞(礼部每季具录送)。天文祥异(太史每季并所占候祥验同报)。蕃国朝贡(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蕃夷入寇及来降(表状、中书录状报。露布、兵部录报。军还日，军将具录陷破城堡、伤杀吏人、掠掳畜产，并报。)变改音律、及新造曲调(太常寺具所由及乐词报)。州县废置、及孝义旌表(户部有即报)。法令变改、断狱新议(刑部有即报)。有年及饥、并水早、虫、霜、风、雹及地震、流水泛溢(户部及州县，每有即勘其年月日，及赈贷存恤同报)。诸色封建(司府勘报，袭封者不在报限)。京诸司长官及刺史都督护、行军大总管、副总管除授(并录制词，文官吏部送，武官兵部送)刺史、县令善政异迹(有灼然者，本州录附考使送)。硕学异能、高人逸士、义夫节妇(州县有此色，不限官品，勘知的实，每年录附考使送)。京诸司长官薨卒(本司责由历状迹送)。刺史、都督、都护及行军副大总管已下薨(本州本军责由历状，附便使送)。公主、百官定谥(考绩录行状、谥议同送)。诸王来朝(宗正寺勘报)。已上事，并依本条，所由，有即勘报史馆，修入国史。如史官访知事由，堪入史者，虽不与前件色同，亦任直牒索。承牒之处，即依状勘，并限一月内报。
这些史料的录送，都是为了修撰国史。从《唐会要·史馆》看，所谓国史，包括起居注、实录以及时政记、国史等。定期上报给史馆的文献资料，是包括在京诸司长官及地方长官的“除授”资料的，明确规定要“录制词”，即相关的制书文字，文官由吏部负责，武官由兵部负责。其他文献资料，比如“州县废置”，也需要制敕批准，也涉及到相关的王言资料。在史馆日常获得的史料中，是包括王言在内的。
中书门下两省也设有史官，门下省为起居郎，中书省起居舍人，《唐六典》记录他们的职掌如下：
起居郎掌录天子之动作法度，以修记事之史。凡记事之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时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旌赏以劝善，诛伐黜免以惩恶。季终则授之于国史焉。(自隋置为职员，列为侍臣，专掌其事，每季为卷，送付史官。)
起居舍人掌修记言之史，录天子之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以纪时政之损益。(自永徽已后，起居唯得对仗承旨，仗下之后，谋议皆不得预闻。长寿元年，文昌左丞姚图片知政事，以为帝王谟训，不可遂无纪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从得书，遂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即宰相一人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每月送史馆。自后因循，录付两省起居，使编录焉。)季终，则授之于国史。
起居郎和起居舍人都属于史官，分工体现的是记事记言的古老传统。值得注意的是，皇帝之事与皇帝之言都要记录在案，每季定期交给史馆。皇帝之言概括地说就是王言。皇帝行事、皇帝诏令，史馆定期接收，为的就是修撰国史。总之，从王言到各个机构应送史馆事例，无一不是编修起居注和实录的史料。就唐代的王言而言，三省之外，史馆还有一套完整资料，这是应该强调的。
不论是编修起居注还是实录，作为史料的王言是不可或缺的。当然，仅有王言资料是不足够的，从“诸司应送史馆事例”可知，史馆平时掌握的史料极其丰富。国家大事，重要任命，无不通过王言宣布，所以王言作为史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受到史家的重视也在情理之中。王言是权威性史料，而王言与实录的关系，首先是史料与史书的关系，两者的关系决不可颠倒理解。史家利用史料修成史书，史书中保存史料的信息，从史源概念来说，史料是史书的史源而不是相反。
对此，最直接有力的证据，莫过于编写《顺宗实录》的韩愈所写《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了，其文言及编写实录的过程：
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职，监修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韦处厚所撰《先帝实录》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修。臣与修撰左拾遗沈传师，直馆京兆府咸阳县尉宇文籍等共加采访，并寻检诏敕，修成《顺宗皇帝实录》五卷……
韩愈重新编写《顺宗实录》，在检验史料时，特别强调了“寻检诏敕”这个过程，很好地验证了诏敕与实录的关系。无独有偶，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记述了一件删削大赦文而撰写《太祖实录》的例证：
欧阳少师提总修《太常因革礼》，遣姚子张辟见问：“太祖建隆四年，南郊，改元乾德，是岁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而郊礼在十六日，何也？”乃检《日历》，其赦制云：“律且协于黄钟，日正临于甲子。”乃避晦而用十六日甲子郊也。及修《实录》，以此两句太质而削去之，遂失其义。
核查《宋史·太祖纪》果然有此记载：“甲子，有事南郊，大赦，改元乾德。百官奉玉册上尊号曰应天广运仁圣文武至德皇帝。”原本南郊大赦文中，已经说明了选择十一月十六举行南郊礼的原因，但在修《太祖实录》时认为这话说得太直白而删去了，于是为什么选择这个日期就成了谜案。这是删削王言以编成《实录》的实例，而在宋敏求看来，则是删削过当的例证。宋敏求参加过《英宗实录》的编修，也曾任《仁宗实录》的检讨官，自己还编修过唐朝最后几任皇帝的实录，他对实录的经验是值得信任的。
其次，实录修撰过程中如何利用王言史料问题，归纳起来不过是引用和化用两种方式而已。众所周知，《旧唐书》多引诏令，只有较短的会引全文，绝大多数都是引用制敕节文。即使是《册府元龟》这样的史料分类汇编著作，除《赦宥》类下会搜集大赦全文，其他类别也是多用节文。
唐代王言内容最为丰富、篇幅最长的是大赦文。以肃宗《改元上元赦》为例，全文共1032字《册府元龟》卷八七《帝王部·赦宥六》有载录。这里所谓全秩，指的是王言本体，三省签署、门下复奏等皆不包含在内。然而，《册府》只有一处录有全秩，另有卷三四《帝王部·崇祭祀第三》、卷五九《帝王部·兴教化》、卷六四《帝王部·发号令第三》、卷六八《帝王部·求贤》、卷八〇《帝王部·庆赐第二》、卷一五一《帝王部·慎罚》、卷一七四《帝王部·修废》、卷四九〇《邦计部·蠲复第二》、卷六三〇《铨选部·条制第二》、卷六四五《贡举部·科目》等十处对该赦文也有节文载录。这种节文的运用是《册府》体裁决定的，对于《册府》而言，合情合理。
那么，其他史书是如何引用王言的呢？我们今天所见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引用王言材料，通常不会全文照搬，节文引用最常见，而所谓节文是史官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有选择地摘录。对此，在《新唐书》与《旧唐书》的对比研究中，有清晰地体现。最初，曾公亮有所谓“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对此，刘安世在《元城语录》中批评到：“《新唐书》叙事好简略其辞，故其事多郁而不明。此作史之蔽也。”大约为增而增为省而省，所以是失。《旧唐书》之后才有《新唐书》，后出转精，理所当然。但对于作者而言，如何实现超越，并不是简单问题，所以《新唐书》在文字上的创新之一便是在王言引用上极尽减省。宋祁《论对偶之文不宜入史》对此有所交待：
文有属对平侧用事者，供公家一时宣读施行似快便，然不可施于史传。予修《唐史》，未尝得唐人一诏一令可载于传者，惟舍对偶之文，近高古乃可著于篇。大抵史近古，对偶非宜今，以对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饰壮士，笙匏佐鼓声，非所施云。
《唐书》即《新唐书》。宋祁认为王言多四六骈体文，这种文字不该写入史书，所以“未尝得唐人一诏一令可载于传者”。《新唐书》不过多地引用王言，是因为编者认为不值得引用。对此赵翼《甘二史劄记》专门用《新书尽删骈体旧文》为题指出“欧、宋二公，不喜骈体，故凡遇诏诰章疏四六行文者，必尽删之”。赵翼对《新唐书》的做法并不赞同，认为：“一代自有一代文体，六朝以来，诏疏尚骈丽，皆载入纪传，本国史旧法，今以其骈体而尽删之，遂使有唐一代馆阁台省之文不见于世，究未免偏见也。”
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刘安世所言“中其病源”，同时也有不得已的理由，尤其强调引用王言不可过多的问题。其文为：
若夫史、汉本纪多载诏令，古文简质，至多不过数行耳。唐代王言，率崇缛丽，骈四俪六，累牍连篇。宋敏求所辑《唐大诏令》多至一百三十卷，使尽登本纪，天下有是史体乎？祁一例刊除，事非得已，过相訾议，未见其然。
过多引用王言，是不符合《新唐书》史书体例的，何况王言众多，只《唐大诏令集》就有一百三十卷，如果尽数引用，那会成为什么体例呢？所以宋祁等删除王言，是不得已的。
史书引用王言，只能按照自己的逻辑和体例进行。作为史书体裁之一的实录，对于王言也有引用问题。唐代实录多失，好在有韩愈所作《顺宗实录》尚在，让我们有条件进行对比观察。《顺宗实录》中，载有王言有以下诸处，恰与《唐大诏令集》可以形成对照，请看两者的异同。
第一，永贞元年(805年)正月，《顺宗即位册文》，与《唐大诏令集》中所载别无二致，后者多一标题而已。这种情况也见三月《立广陵郡王为皇太子制》。
第二，二月，《顺宗即位赦》，《实录》所引不足百字，而《唐大诏令集》所载《顺宗即位赦》足足一千五百字。
第三，永贞元年四月，《册皇太子赦文》，《实录》无标题，而《大诏令集》在册文末多出“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委所在长吏量加祭祀”，无独有偶，《册府》也有这句话。这种情况还包括顺宗的遗诏，《唐大诏令集》中多出“朕寝疾岁久，以至弥留。医药伎术之人，夙夜无懈，念其尽悴，颇谓极诚。必在优容，务令得所”。很明显，《实录》所缺少的文字，并非史家不得王言完本，而是有选择地进行节文的结果。对此，韩愈的《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最能提供证明。
事实上，实录使用王言，更多的是化用。比如重要职官的任命，皆有王言告身，但实录仅仅记载任职之事，并不大段征引告身。比如，永贞元年二月十一日，《顺宗实录》记载到：“辛亥，诏吏部侍郎韦执谊守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赐紫”。而《唐大诏令集》载有《韦执谊平章事制》共二百多字。《实录》中的一句任职叙述，《唐大诏令集》却有完整的王言，这类情况最为普遍。有些王言，《唐大诏令集》中载有原文，但《顺宗实录》却无暇言及。如《唐大诏令集》载有本年四月三日的《封钦王谔等制》，但《顺宗实录》并没有记载此事。
从这些例证中，能得出实录是《唐大诏令集》史源的结论吗？无中生有，显然不能。比较两部书对于王言的使用，《唐大诏令集》保存原有的信息更充分。比如王言时常会用“门下”二字开篇，而从《文馆词林》以来，这常被认作制书的一个标志。但《实录》征引制书，一定会省略“门下”二字。《顺宗实录》中涉及太子“纯”的时候，往往用“某”字代替，这是作者为尊者讳的表示方式。但《唐大诏令集》中却没有这种讳字表达，因为诏书发往全国，且以皇帝名义颁布，不存在字讳问题。
总之，《实录》使用王言等史料进行编修，与其他史料的使用别无二致。在实录中寻找王言的印记，可以看作是历史学的逆向求证，自然而正常，若在实录中寻求王言全秩，则属于源流混淆、本末倒置。有人认为，《顺宗实录》有简本详本之别，现在所见是简本，详本或许载有大量王言文本。这是没有依据的猜测。《旧唐书》韩愈本传有“时谓愈有史笔”之言所以朝廷才把《顺宗实录》交给韩愈。后来《顺宗实录》有争议，核心是朝廷政争。这与后来的《宪宗实录》等争议是一致的，文笔只是口实，政治是非才是关键。
有学者认为“实录中便附有诏令”，也是一种推测。接续四库馆臣思路，诏令文献众多，如都加入实录，那么王言文献的分量会远超实录本身。据《旧唐书·刘幽求传》，唐隆政变当夜“所下制敕百余道，皆出于幽求。以功擢拜中书舍人，令参知机务”。唐隆政变发生于六月二十日，查《唐大诏令集》只有二十一日发布的《平内难赦》和少帝的一道承认政变的制书而已，与刘幽求的百余道制敕比较，所收不过百分之一二。由此不难发现唐代王言文献之多，绝不是用实录包括附录所能容纳的。
作为唐代王言的合集，《唐大诏令集》的特征显著。现存《唐大诏令集》收录各类诏令总共一千六百九十七篇，属于节文的只有十篇，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完整诏令。实录作为一种史书，在使用王言史料时，主要采用节文或化用的方式，若前往实录中追寻王言的来源，无异于缘木求鱼。众所周知，武宗之后，唐朝再无官修实录，但统计《唐大诏令集》，武宗之后尚有王言247通，若实录是《唐大诏令集》的史源，这些诏令来自何方？强调实录的王言之源，显然是不正确的。
（作者孟宪实，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卜天舒，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