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是列宁的代表作。毛泽东是 1932年 4月红军打下福建漳州，得到这两本书的。此后，这两本书成为他在革命实践中制定政策和策略的重要参考读物。

1933年，毛泽东把《两种策略》送给彭德怀读，附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毛泽东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两种策略》主要论述无产阶级政党怎样看待和怎样参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书中提出的争取领导权，同农民组成联盟等革命策略，恰恰是此前国共合作推进大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没有处理好的问题，由此犯了右倾错误，导致大革命失败。不久，毛泽东又将《“左派”幼稚病》送给彭德怀，又附信说：“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两种策略》），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毛泽东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左派”幼稚病》所反对的“左”倾思潮的种种现象，在1933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颇为泛滥，“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正走向高潮。列宁所分析的各种“左”倾现象，诸如关门主义，不利用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去争取大多数，拒绝去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等等，在党内领导层是比较普遍的。毛泽东初读列宁这两本书所得的启发，表明他是联系中国当时的革命实际来领会其要义的。

在千难万险的长征途中，毛泽东在担架上或宿营时，又读了这两本书。到延安后，据曾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史敬棠说，毛泽东那时还经常读这两本书，并且在上面写着某年某月一读、二读、三读的字样。此后，无论是作为整风文件，还是干部教材，毛泽东常常把这两本书列为必读书目。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向高级干部推荐五本马列著作，就包括《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他还说道，“列宁这两本书写得很好”。

列宁这两本书好在哪里呢？从毛泽东的著述和谈话看，他之所以重视这两本书，以及这两本书对他的影响，主要有下面这些观点。

怎样看待资本主义的发展

列宁的这两本书，对毛泽东思考和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有着直接的启发。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党内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存在着模糊认识，有些人害怕发展资本主义，主张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种倾向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更加明显。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 1945年在党的七大发表的正式报告《论联合政府》中专门讲了这样一段话：“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后面这句话，便出自列宁的《两个策略》。毛泽东在七大上作的口头政治报告，在解释《论联合政府》的这段话时，讲得更透彻。他把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主张概括为“民粹派的思想”，并说：“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

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反对关门主义

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提出，制定策略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根据一个集团或政党的愿望和决心，而必须对各阶级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严格的客观估计。革命政党必须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必须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矛盾，在不牺牲原则的前提下找到适当的妥协形式，以争取大量的同盟者；应当充分掌握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应当善于把整个工人阶级和大多数劳动群众争取过来，共产党员应该到一切有群众的地方去工作，为此甚至应当参加为反动分子所掌握的工会和资产阶级议会。这个思想，对毛泽东影响很大，成为他反对党内不时出现的“左”倾错误的理论武器。比如，中国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在土地革命时期给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毛泽东在1935年《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就根据列宁的这个思想，提出坚决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之后，他把列宁的这个思想引申为党的基本策略：“争取团结多数是列宁的思想，后来我们根据列宁的思想概括了几句话，即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1966年4月21日，在杭州召集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谈话时，又讲：“要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不然就要失败。‘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这四句话是列宁的意思，我概括的。”

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的相近特点

毛泽东说过，自己是先学列宁的东西，后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这是因为中国和俄国在找真理、干革命过程中遭遇的问题，有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左派”幼稚病》“布尔什维主义的几个主要阶段”这部分，论述了俄国从1903年到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寻找和实践革命理论的历史。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便引证说，《“左派”幼稚病》“描写过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中国和俄国“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具体说来，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发生的背景，都有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国和俄国在进行革命时，经济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革命起来后，都经历了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时期，都面临着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怎样处理和农民、民族资产阶级等同盟军的关系；都有一个从民主革命（在中国则先后经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过程；都出现过“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的干扰，等等。正是这些相似和相近的情况，使列宁著作中的不少论述比较适合中国革命的需要。1940年代，毛泽东推荐阅读《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时，经常讲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学习世界革命的经验”，“对外国党和共产国际的经验，我们都要吸收”。直到1963年8月3日会见外宾时，毛泽东还强调：“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你要走这个道路就要研究列宁主义。”

列宁总是根据新的形势需要写出新的著作

在毛泽东看来，列宁的著作总是根据实践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讲了一段对我们今天还有影响的话：“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

在列宁著作中，毛泽东读得最熟的，除《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外，还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早在 1926年给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讲课时，他就谈到，列宁曾著《国家与革命》一书，把国家说得很清楚的。“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长征初期生病，他躺在担架上也读这本书。目前保留下来的一本毛泽东读过的《国家与革命》上面，还写有“1946年4月22日在延安起读”“内战前夕”等字样，上面有很多圈画。在“阶级社会与国家”这一章，几乎每句话的旁边都画着杠杠，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一段，杠杠画得最粗，圈圈划得最多，“革命”“消灭”“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些词组和词组的旁边划了两条粗杠。毛泽东读这本书的时候，国共之间的战争已不可避免，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消灭旧的国家机器，已是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毛泽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结合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的历史使命，重读列宁这部著作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1960年9月25日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对方谈到《国家与革命》一书传到澳大利亚后，让此前四五个左派小组联合起来，成立了共产党，毛泽东高兴地说：列宁的这本书对你们起了这么大的作用。这本书好。现在许多国家的党不读这本书了。

（来源：《学习时报》2013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