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有三篇文章，影响深远。一是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谈怎样搞社会主义建设，重点在经济；二是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谈怎样处理社会矛盾，重点在政治；三是1962年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谈怎样吸取“大跃进”的经验教训，重点在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如果把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文献作一个排列，这三篇肯定会排在前面。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篇文献都是在正式会议上口头讲出来的，事先没有稿子。让口头讲话成为经典文献，在毛泽东那里，是寻常事，也是他习惯和擅长的一种研究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诸如，在延安整风期间发表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还有人们熟悉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莫不如此。这固然是因为他有这种本事，但细细体会，这中间却有大甘苦，更有大门道。
先说《论十大关系》。
这篇讲话来自于“听”。所谓“听”，就是调研。从1956年2月中旬到4月下旬，毛泽东连续用40多天的时间听取34个部门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不断插话提问，间或发表些意见，作些评论。在最后几次听汇报时，逐步形成大致思路，对怎样搞社会主义建设，先后归纳出沿海与内地、轻工业与重工业、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经济与国防、少数民族与汉族几组关系。有了这些积累，4月25日，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一口气讲了“十大关系”。可见，没有如此这般的“听”，便不可能有如此这般的“讲”。毛泽东后来也说：“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 （《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71页。）
听有听的门道，讲也有讲的门道。4月25日讲完“十大关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进行了讨论，讨论中又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4月28日，毛泽东就讨论情况再次作了总结发言。5月3日，周恩来根据自己的记录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对“十大关系”作了详细传达。随后，各地纷纷要求印发周恩来的传达记录稿。5月28日，毛泽东在有110多人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又讲了一遍“十大关系”。所谓最高国务会议，是由国家主席召集的商讨国家重大问题的会议，有许多党外民主人士参加。讲完后，与会者纷纷发表了看法，这对毛泽东进一步思考“十大关系”的内容自然又有助益。《论十大关系》的正式文本，即由毛泽东4月25日和5月28日两次讲话记录综合整理而成，还参考了中央印发的周恩来的传达记录。
《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发表，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件开创性的大事。毛泽东1960年在《十年总结》一文中也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但是，这篇讲话在毛泽东生前却没有公开发表。这既和他后来的关注重点发生变化有关，也和他在整理过程中的慎思有关。1965年，刘少奇提出将《论十大关系》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毛泽东表示同意，但要求在中央批语中加上这样的话：“毛泽东同志最近看了后，觉得还不大满意，同意下发征求意见。请各级党委对文件的内容提出意见，汇总报告中央，以为将来修改时参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1页。） 1975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胡乔木对这个讲话又整理出一个新的稿子。直到1976年12月26日毛泽东逝世后，才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再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正处》是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讲话前只有简单的提纲，但其思路并非一蹴而就。此前，他一直在思考，新中国在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怎样看待不断出现的社会复杂矛盾。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便谈到了一个月后《正处》所讲的“统筹兼顾”、“双百”方针、“农业问题”，并从辩证法的角度谈了怎样看矛盾的转化等内容。2月26日，他在只有37人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一下《正处》基本内容，算是通通气，看一下反映。第二天，他才在有1800多人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表讲话，一共讲了12个问题。从下午3点讲到傍晚7点，大家听得兴味正浓就戛然而止了。在毛泽东看来，凡属特别重大的问题，不是发表一篇讲话，就能统一认识，让问题迎刃而解的。他在2月27日讲完《正处》后，1800多位与会者分组讨论了三个半天，3月1日下午又听取了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等16人的大会发言，随后毛泽东作了45分钟的总结讲话，内容有的是对大家所提问题的答复，有的是对《正处》的补充和发挥。
毛泽东觉得，只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讨论他的《正处》讲话还不够，还需要听取更多的人的意见。从3月6日到13日，中央又在北京召开有700多人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还邀请了160多位党外知识分子参加。与会人员听了毛泽东《正处》讲话录音后，分组进行讨论。会议期间，毛泽东召集宣传、教育、文艺、新闻、出版、高等院校、科学各界知识分子，分别举行了6次座谈会，听取意见，讨论对话。3月12日，他针对会议提出的问题再次发表大会讲话。翻译家傅雷听了毛泽东讲话后，在给儿子的信中说：“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一路南下，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召集党员干部会议，不断地宣传和阐述《正处》的内容和“双百”方针的主张。
讲完《正处》后开展的这些活动，实际上是印证、宣传、补充和深化《正处》内容的过程，为毛泽东后来整理修改这篇讲话，积累新的素材，启发新的思考。
1957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会见保加利亚新任驻华大使时，对方说：“主席的报告（指《正处》——引者注）十分重要。我们国内都等着看这个报告。”毛泽东说：“全文我正在修改。讲起来很容易，几小时就够了，写成文字就困难了。”《正处》是1957年6月19日由《人民日报》正式发表的。在这之前，毛泽东经历了近4个月的脑思、口讲、耳听到手改的过程。毛泽东的修改，保存下来的有15份过程稿，如果加上讲话前拟的提纲，总共有16份文献材料。从第2稿（讲话记录稿为第1稿）到最后定稿，集中在5月7日到6月17日42天中完成。42天的时间，年已64岁的毛泽东，在处理政事之余，孜孜不倦地修改14遍，所持的审慎，倾注的心血，可想而知。一篇口头讲话为什么能够成为经典文献，道理自明。
最后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七千多人参加，讨论主题渐次变化，最后才集中到分析和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开始，毛泽东主要是听取会议讨论情况，看材料，引导会议进程。直到近20天后的1月30日，才发表大会讲话，讲了6个问题，突出强调坚持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重要性，以及怎样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讲话的酝酿思考过程，和上两篇讲话大同小异，这里只说说他讲完话后是怎样修改的。这次修改特点是：毛泽东本人、“秀才”班子和其他政治家“三管齐下”。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去了外地。离京前他要田家英整理一下他的这个讲话。2月下旬，田家英带着整理稿到杭州。毛泽东看后不太满意，让人把原始讲话的录音记录从北京送来，他花了一天工夫改出一稿，请田家英“看一遍，看还有什么错误没有”。从这时起到3月20日，毛泽东先后改了7遍。但他仍然不放心，又把改稿分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等人，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陈伯达收到稿子后，专门约请胡绳、吴冷西、邓力群等几位“秀才”读改一遍。毛泽东看后认为“修改得好”，又送请刘少奇和邓小平看过后，于4月10日作为内部文件印发各地。
以上修改只是暂告一段落。4年后的1966年2月初，毛泽东在武汉又把这篇讲话稿找出来，请王任重修改。王任重改后送给毛泽东时，提议扩大范围再次印发。毛泽东看后觉得“修改是好的”，但仍然不放心，又请彭真和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商量，会同康生、陆定一、陈伯达等人“修改一遍”。毛泽东还说：“看来此问题很大，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7页。） 2月9日，毛泽东在武汉对康生、田家英等人说：修改了多次，请大家在此再读一遍，看还有什么要修改的，然后发给党内讨论之后，再公开发表。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彭真在武汉同康生、陆定一、王任重、田家英、吴冷西、胡绳、许立群等，一起读改。彭真建议加上“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纠正错误”这样一句，并说“这是毛主席在延安时常说的话”。2月12日，毛泽东看了彭真主持改的稿子，批示印发县团级以上干部。
一篇讲话，事隔四年，两番集中修改，两次作为内部文件印发，实属罕见。第二次印发后，刘少奇和邓小平提出公开发表，毛泽东没有同意，理由是刚刚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这体现出毛泽东根据实践发展来修改文稿的审慎态度，也表明他的思路兴奋点已发生变化。因此，这篇讲话直到1978年7月1日，才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从三篇口头讲话转化为经典文献的过程，不难看出一些重要门道。
第一，讲话都酝酿于形势发展的关键时刻。《论十大关系》出现在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之间，苏共二十大暴露出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中共八大必须回答中国在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路子应该怎样走。刘少奇当时正在主持起草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听了“十大关系”的讲话后，高兴地对起草组的人说：有了毛主席的这个讲话，我们这个报告的主调就有了。发表《正处》讲话的背景是，1956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波匈事件”，国内个别地方出现了罢工罢课现象，文化艺术领域因贯彻“双百”方针，出现了不少争论，怎样看待这些社会矛盾，必须回答。按斯大林的说法，在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人民内部矛盾的，只有敌对矛盾，中国共产党是不是要因循此说？《正处》作了鲜明的理论回答。《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则是出现在人们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时，围绕与党内的政治生活不正常到底有没有关系这个问题，出现了不同意见，中央需要表明态度。可见，三篇讲话，都是形势“逼”的，实践要求的，人们希望有“说法”的。都是为了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毛泽东以他的政治敏锐性及时地发现并紧紧抓住突出而重大的问题，作分析，提判断，拿方针，“做文章”。于是，三篇讲话一出，人们会觉得很及时、很需要、很解渴、很重要。
第二，先“听”后讲，观点出自调查研究。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观点，不是在屋子里想出来的，也不是只看材料琢磨出来的。为了讲得有把握，讲得切中需要，讲出符合实际的新观点，他事前总是在不同范围听取意见，对实际情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然后抓住问题的根本，明确讲话的针对性，逐步形成自己的判断。
第三，反复征求意见，补充和完善讲话的观点。既是口头讲话，就不能要求一开口就讲得那样精确无误，那样缜密周到，那样天衣无缝。特别是新的理论观点，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次就讲周全的。毛泽东1954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上，曾以自己为例说：“当主席，说十句话错了六句，错了百分之六十，那他的主席就当不成了。要说一句话都不错，没有那回事。”（《毛泽东文集》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页。）讲出来的经典文献，常常有多种“文本”。例如，讲话提纲，口头讲话的原始记录，报道讲话的新闻稿，作者自己的改稿等等。口头讲话不过是诸多“过程稿”之一，不能要求一步到位。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正处》，经历了不同场合多次讲，反复听取各方面的讨论，自己又予以回答总结的过程，这事实上是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和大家讨论的过程，是对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使自己的认识不断得到补充、修正和完善。
第四，书面修改是确立和表达观点最重要的环节。动手修改讲话稿，是确立和表达观点的最后环节，也最需要下苦功。毛泽东的书面修改，不只润色文字，同时还包括弥补口头讲话不周全、不准确、不充分、不精练的地方。有时还要根据讲话后出现的新情况有针对性地强调一些内容。他不光自己动手反复修改，还请别人诸如“秀才”或其他领导人帮助修改。1963年11月，毛泽东曾同外宾谈到：“写文章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为什么要经过修改？甚至于还要从头写？就是因为文字不正确，或思想好，但文字表现不好。有时还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别人有不同意见，我就要想一想。”正是这“想一想”的书面修改，把口头讲话锤炼成为了经典文献。
修改讲话稿的目的是为了更正确地指导实践。上述毛泽东三篇讲话的基本精神，当时作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在实践中起到了相应的政策效果。但其中两篇随着毛泽东关注思路的变化，只作为文件印发，生前没有同意公开发表。公开发表的《正处》，加进了后来形势变化后作出的一些新的判断，虽属必然，但其中个别观点不一定符合实际。看来，好思路好观点提出不易，坚持和落实也不易。具有战略意义的思路观点，既然符合实际，又受到欢迎，就不宜轻易搁置，应让它在实践中持续结出果实来。这是谈三篇经典文献形成过程需要补充说明的。
〔作者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北京100017〕
（来源：《党的文献》201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