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八八年八月，欧洲各大报刊争相报道了时隔一百七十五年法国即将再次召开三级会议的重大新闻，这是连续几任财政大臣尝试过所有方案和权宜之计，试图将政府从破产中解救出来而国家的债务不减反增之后，国王路易十六被迫决定在全国的教士、贵族以及每个二十四岁以上缴纳任何一种税的第三等级中选举代表，赴凡尔赛宫共同磋商增税事宜。消息传至距离巴黎仅五百公里的神圣罗马帝国科隆选帝侯国的首府波恩，一个年轻人听闻，法国政府邀请各大阶级中每个经选举产生的议会，分别起草一份陈情书，陈述他们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改革的建议。其中，第三等级提出，各个阶层有才智的人应被选举出来，从事任何适合他们的事业，以及更有效地负责社会各方面的有序运转。他马上意识到，这正是对其过人才华在音乐领域自由发挥的最大激励和制度保证，而且按照三级会议对第三等级的划分，这些代表中超过半数是律师，13% 是商人，8%代表农民阶级，剩余5% 是专业人员，主要包括工程师、科学家、医生、教师、作家、艺术家、书商等，这个自视甚高且以艺术家自诩的年轻人，很容易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这些可能是他在波恩永远无法得到的。

这位名叫贝多芬的年轻人，父亲是科隆选帝侯宫廷唱诗班的男中音，年薪三百弗罗林，但此时老贝多芬的嗓子因为长年酗酒已经不能唱了。一七八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选帝侯下令免除老贝多芬宫廷唱师的职务，将其年薪的半数一百五十弗罗林付给他的长子，以防止被他挥霍一空而使整个家庭陷入更大的困境。就这样，年仅十九岁的贝多芬成为法定家长，用他尚不宽厚的肩膀担负起照顾父亲和两个弟弟的重任。

他应付得还不错，这主要得益于他那微薄但稳定的收入。早在一七八三年，他的恩师、宫廷管风琴师克里斯蒂安·尼弗，提名他担任宫廷歌剧院的钢琴师，这对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少年来说是责任重大的职位，从中他除了学会视奏总谱的罕见能力，还获得了人生第一份薪水，具体金额不详。一七八四年，选帝侯组建了一支有三十一件乐器的管弦乐团，贝多芬以宫廷乐团次席管风琴手的身份在其中演奏中提琴，此职位的年俸等于其父半年的薪酬。一七八八年，拥有高超即兴演奏技巧的贝多芬又通过给贵族子弟当私人钢琴教师增加家庭收入。尽管他拼尽全力，却始终无法将家境贫寒的标签从自己身上抹去。宫廷乐团中提琴手的工作一干就是四年，然后被按部就班地提升為首席钢琴手，同时仍兼任原职次席管风琴手。未来就重复同样的工作吗？他不愿这个倒霉的念头再次出现，他想像莫扎特那样，依靠自己在作曲方面的出众能力实现独具一格的艺术目标。

然而，这一目标在当时的波恩是无法实现的。古老的赞助制度，即艺术家依靠赞助人获得生活必需之保证，此时仍然是推动帝国文化事业发展的核心力量。但身为宫廷乐师的贝多芬很快发现，延续了将近一个多世纪的赞助制度，与他久已确信并经圈内友人证实的作曲才能格格不入，并有损于他最为珍视的创作自由，如果有机会像法国第三等级那样痛陈时弊，革新赞助制度一定首当其冲。本质上，宫廷乐师也是赞助制度下的一个职位，科隆选帝侯就是贝多芬的赞助人。按照当时的惯例，赞助人在很大程度上以个人好恶或实际需要决定着被赞助人的创作内容和艺术价值，这显然是受过启蒙思想熏陶的贝多芬不愿面对的。更有甚者，音乐家与赞助人签署的合同通常会约定，如果被赞助人的职责包括接受赞助人的委托进行音乐创作，则被赞助人创作的所有作品的署名权和版权均归赞助人所有，而且禁止被赞助人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利用其作品的抄本，以防止作品流向未经授权的公众。但对贝多芬而言，正是极度渴望在正式出版的作品封面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激励和支撑着他走窄门、行远路、见微光的创作信念，怎么可能容忍被人剥夺署名权和版权的陈规呢？相反，如果被赞助人是以演奏家的身份接受赞助，仅在尽责工作之余利用可供其自由支配的私人时间创作音乐，则完全可以自主决定在开放市场上出售其作品，或以任一自认为合适的方式加以宣传。问题是，业余时间无法满足专业创作的实际需求，所以迟至一七九五年之前，天才如贝多芬者也未能留下带有正式编号的传世之作，他不得不在用宝贵时间换取廉价所得与专心从事创作事业之间择一而居。

为挣脱赞助制度的束缚，贝多芬一度寄希望于印刷出版业，但此时该行业在欧洲各国的发展尚不尽如人意，主要的困难在于法律无力打击和阻止盗版的猖獗，尤其缺乏跨国监管的法律基础和执法能力，使得德意志地区的出版物同时遭受帝国内其他诸侯国以及国际范围的侵权损失。所以，即使是处在鼎盛时期的文坛巨擘歌德的大作，也只能在区区魏玛公国境内为其带来极为有限的版权收入，在魏玛以外的整个欧洲，各国出版商一再非法翻印所产生的与合法生意等量齐观的巨额利润，则与他毫不相关。假如歌德不是贵族出身，仅靠写作维持生计，恐怕不可能坚持到写完《浮士德》。一般情况下，如果作曲家的作品在市场上的需求量较大而且已经出现盗版，他所能做的就是公告确认某个版本是经授权且正确无误的，或者不断改写已发表的作品以创造出更多不同的版本，最后就只能仰仗公众对其作品最新、最全版本的狂热渴求了。抛开盗版问题，期待从作品销售中赚取微利前，作曲家更应该关注的是为出版作品而需垫付的费用从何而来，因为出版商通常仅负责乐谱的营销而将刻版和印刷成本转移给作曲家，即便如此，愿意为此咬紧牙关者仍如过江之鲫，因为一旦作品受到欢迎，就能在下一次与出版商讨价还价中底气更足。创作进入成熟期后的贝多芬对此深有体会，但现在他还拿不出像样的作品，去冒此已超出其承受范围的风险。

十八世纪中叶逐步脱胎于多种复杂前身的公众音乐会，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音乐家敢于摆脱他们在宫廷和教会的雇主，但在德意志地区的发展仍显薄弱。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喜剧代表作《费加罗的婚礼》于一七八四年四月二十七日首次公演时，受到热烈追捧，渴望获得许可进入剧院的贵族和平民不惜相互格斗，致使剧院入口被捣毁，多人窒息而亡。此后又连续上演一百余场，场场爆满，博马舍从演出收入中拿出捐赠给慈善机构的金额就达四万二千法郎之巨，可谓名利双收。与法国不同，德意志地区的公众音乐会在很长一段时期是不向大众开放的，只有贵族阶层才是有钱又有闲的受众，但此一群体毕竟是小众，不利于演出效应的最大化。所以，当一七八六年莫扎特以《费加罗的婚礼》为脚本谱写的同名歌剧在维也纳首演时，收获的成功仅限于艺术上而不包括经济效益。此外，还有一种源自业余作曲组织大学音乐社的公众音乐会存在于德意志地区，但通常更倾向于服务音乐创作和演奏实践，教学和练习的色彩明显强于商业属性，随着演出质量的提升，也能吸引听众前来买票欣赏，但要充实音乐家的荷包，恐怕不是那么容易。与此同时，私人音乐会也在替代以贵族为中心的文化生活中展现出越来越不可限量的潜力，英国富有的煤炭商人早在十七世纪晚期，就已开始在自己家中提供定期的套票音乐会；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在伦敦每个演出季的高峰期，几乎每晚都能听到不重复的私人音乐会。从一七三0年开始，巴黎腰缠万贯的包税人让·普利尼埃利在家中举办的私人音乐会常年聘请知名音乐家担任指挥，这说明他已拥有一支可与德意志诸侯相匹敌的大型乐团。但在德意志地区，私人音乐会只不过是把演出地点从更正式的诸侯宫廷搬至贵族位于乡间的别墅客厅而已，仍然局限于传统上流社会密闭的小圈子里。

造成这种显著差距的根源在于，从十七世纪初至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近两个世纪中，法国社会已经孕育出一批数量和占比都蔚然可观的中产阶级，即三级会议中的第三等级，主要包括制造业工厂主、商人和金融家。富有进取心的工厂主冒着经济上的风险，突破行业公会强加给他们的种种限制措施以及阻碍内陆贸易的花式通行费用，在劳动力供给大幅增加以及增长强劲的消费革命的双重刺激下，积累起庞大身家；参与对外贸易的商人从本国与殖民地贸易总额呈几何式暴增的时代红利中迅速致富；金融家中的传统小额放贷者通过民间高利贷生意获利，经营储蓄、借款和投资业务的银行家因有机会为国家提供财政贷款而富甲一方，总包税人在缴纳低廉保证金后即可染指国家课税特权，并将锱铢必较征得的大部分税款放进个人腰包而绝少流入国库。如今，这些中坚力量正逐渐取代传统贵族在法国护卫文学、音乐和艺术的交流与发展。一七六八年伏尔泰曾说：“在巴黎，有三万以上对艺术感兴趣的人。”据估计，一七七四年巴黎的书籍贸易额是伦敦的四倍，达到四千五百万利维尔。这令英国当时最著名的演员兼剧作家大卫·加里克不禁感慨：“伦敦适合英国人，但巴黎适合每个人。”在中产阶级的鼎力加持下，巴黎一跃成为其他文化名城望尘莫及的世界文明之都。相反，德意志境内因为经济相对落后，缺乏有实力的中产阶级冲淡浓郁的贵族气氛、闯入历史舞台的中心。所以，贝多芬熟悉和服务的主顾均为传统贵族，即帝国范围内的大公、选帝侯、公爵、侯爵、伯爵、男爵、骑士和无头衔贵族等。他一面无奈接受他们的经济赞助，勉强维系底层平民的贫苦生活；一面被迫忍受赞助制度在赞助人与被赞助人之间强制形成的附属关系，对其身心和创作自由的各种限制，比如，在宫廷或贵族宅邸献上技惊四座的演出后，虽经他抗议却仍被安排在厨房与仆人们一起进餐。

与法国中产阶级的金元实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意志传统贵族的财务状况普遍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直接影响到艺术赞助体系的可持续性。历史上，傳统贵族长期不被允许经营工商业，只能仰赖封建税和地租过活，否则可能会被剥夺贵族身份。但自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兴起以来，欧洲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逐步从重农主义过渡到重商主义，土地的直接收益与工业商品在价值上的剪刀差越拉越大。在应对此严峻挑战时，从法国传入的重农主义经济学说，引起了德意志传统贵族的极大兴趣，其核心观点认为土地是社会财富的唯一来源，在各经济部门中只有农业是生产的，工业并不创造物质而只是变更或组合已存在的物质财富形态，商业同样不创造任何物质财富而只是变更其市场的时间和地点，因此二者都是不生产的，手工业者、制造业者和商人均属不事生产的阶级。这为坐拥大量土地和农奴的传统贵族坐实“上帝仍然站在他们这边”提供了理论依据。于是，他们决意将本国的经济体系重新拉回到十七世纪以捍卫传统，他们继续依靠农奴制度迫使农民依附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使其无法像失去土地的英国农民那样，被中产新贵驱赶到城市以促进工业的迅速发展。本质上，这是传统贵族与新兴中产对有限的劳动力资源的争夺战，在前者享有制度特权的前提下，这场不公平竞争的结果注定是牺牲后者。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后来无论政府怎样刺激，工商业和中产阶级在德意志地区始终举步维艰。而同一时期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却认为，国家财富的唯一来源不是土地而是劳动力，劳动力是一种商品，也受供需关系的约束，因此，应当允许劳动者有选择雇主的自由，使之与雇主争取劳动者的权利形成良性竞争，以此确定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以此为基础和指导，英国在旧有经济体系崩溃前，率先找到了建立起新经济和日不落帝国的密钥。此消彼长之间，传统贵族逐渐从文化竞争的持续消耗中败下阵来，亨德尔、海顿、莫扎特等德意志音乐翘楚纷纷旅居英伦或出游西欧，这对长期处于传统贵族掌控下的音乐世界，以及那些不肯苟活在其卵翼下的音乐家们，产生了难以名状的剧烈冲击。莫扎特曾经直言，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如果总待在一个小地方，就会慢慢退化。贝多芬深以为然。在莫扎特与大革命的双重影响下，赴法寻求发展的念头或许已在少年贝多芬的内心种下，成名后也曾数次重新浮现在他心头，只可惜都被传统贵族以保护德意志音乐象征的名义扼杀了。

如果说法国大革命是对波旁王朝长期拒绝对君主专制做出任何改革的强硬回应，政改的不进反退则可谓是德意志地区文化生活及其经济背景之时弊渊薮。与贝多芬为第三等级的诉求欢呼的同时，德意志传统贵族正在密切关注着第二等级在大革命中的一举一动。法国传统贵族在呈递给国王的陈情书中要求，恢复他们在黎塞留时代以前的权力，彼时，他们划地而治，将法国变为一个分裂和骚动的结合体，不复为完整的国家；他们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决定战争与和平；他们口衔天宪，自定法律，并有私人法庭及法官负责执行。总之，他们的意志就是统治法国的权威所在。当三级会议上的所有阶级联合起来一致反对君主专制，要求以君主立宪政体取而代之时，全欧洲中央集权化程度最低的德意志地区的传统贵族反倒感觉如芒在背，他们自然会联想到帝国现任皇帝约瑟夫二世正在推行的启蒙改革，农奴制度的废除和封建税的大幅降低严重侵蚀了封建制度在德意志地区的根基，这难道不是要以牺牲传统贵族的利益为代价，重走路易十四建立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老路吗？于是，他们以保护“德意志自由”为由，坚决反对并共同抵制约瑟夫二世的几乎每一项改革举措。在传统贵族的高压下，约瑟夫二世于一七九0年一月三十日，在众叛亲离中宣布，除废止农奴制度外，取消自一七八0年以来颁布的一切改革措施，他本人也在改革失败的沉重打击下驾崩了。传统贵族在德意志地区又一次取得了胜利，就像他们曾经很多次做到的那样，尽管这次越来越多受启蒙运动影响的人对此深表遗憾，而且认为这是一次不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倒退，可惜民意的力量因为中产阶级的羸弱，暂时还无法影响德意志的局势。但在法国，尽管传统贵族在相隔一百七十五年召开的两次三级会议上的目标，都是挑战中央集权和恢复封建权力，然则影响这两场大革命的关键力量和决定因素，从来都不是国王至高无上的专制权力，而是以中产阶级为绝对主力的第三等级的兵锋所向。不同的是，上一次中产阶级最后选择拥护国王神圣和最高的权力而使传统贵族功败垂成，这一次他们将把贵族和国王一起踢出政治舞台。

一七九0年九月三十日，约瑟夫二世的弟弟、托斯卡纳大公利奥波德二世继任帝国皇帝。这位此前已有二十五年治国经验并以开明君主著称的新君，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继续对传统贵族加大妥协力度，相继废除了其兄遗存的所谓激进改革措施，但他短暂的在位时间不足以完成这项工作。一七九二年七月五日，利奥波德二世之子弗兰茨二世即位后，旋即废止了其伯父和父皇制定的每一项自由主义法案，不论激进与否。封建制度的基石封建税和徭役制度均被恢复如初，任何由独裁走向宪政的措施都不可能出现在帝国境内。传统贵族在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中失去的，又在德意志地区以“保持现状的革命”（这一匪夷所思的说法系由担任帝国首相兼外交大臣长达三十九年的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发明）的名义悉数夺回。政府大权被操控在能力平庸且操守不正的传统贵族手中，他们不失时机地加强出版控制，将所有提倡启蒙思想的进步文字一概挡在国门之外，所谓的异端人士因此绝迹维也纳。难怪杰里米·边沁在一八一七年七月七日的一封信中，曾为“奥地利政治的道德已荡然无存”而感叹，也为找不出一个好人而绝望。在军队中，平民不可能被擢升为指挥官，军人因晋升无望而拒绝在军事行动中参与明显超出其军衔要求的任何冒险，而且理直气壮地认为：只有人人都有机会成为统帅甚至封爵的法国人，才会去干这种傻事。所以，当他们得知弗兰茨二世的小姑、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被送上断头台，尽管群情激昂地奔赴战场，发誓要与法国刽子手决一死战，但仍不免节节败退，最后连首都维也纳都沦于敌手……贝多芬于一七九四年八月二日写道：“我相信，奥地利人只要有黑啤酒喝、有香肠吃，他们是绝对不会造反的！”

但贝多芬不是奥地利人，声势和影响迅速泛滥全欧的法国大革命，不费吹灰之力就占据了他的心。波恩大学是当时科隆选帝侯国新思想的集聚地，听闻斯特拉斯堡的雅各宾派领导人物之一奥洛戈·西纳埃特此时正在波恩大学讲授德意志文学，贝多芬即刻前来聆听这位未来下莱茵州检察官的演讲。当攻陷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到波恩时，这位一七九四年在巴黎被送上断头台的革命志士，在讲坛上朗诵了一首慷慨激昂的诗，开篇就沉浸在“专制的铁链斩断了”的喜悦中，激起了贝多芬如醉如狂的热情。次年，西纳埃特又印行了一部革命诗集，在预约者的名单中，可以看到貝多芬的名字。

这段经历也许让贝多芬隐约意识到，法国大革命将对他的后半生产生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但他应该还是低估了这种影响来临的速度。一七九二年，邻近法国东北部的波恩已经开始感受到大革命的军事威胁，为提前做好各项准备，贝多芬供职的宫廷乐队宣布解散，宫廷乐师的安置问题深受选帝侯关切。也许是回想起红极英伦的海顿在返回维也纳的途中驻足波恩时，贝多芬曾将新作的清唱剧呈现给他并深得赏识，当斐迪南·冯·华德斯坦伯爵提议选帝侯准许贝多芬赴维也纳师从海顿数月时，即蒙选帝侯首肯，同时恩准其出行期间仍可支领原俸。同年十一月一日，贝多芬离开了波恩。十二月八日，老贝多芬过世的消息传至维也纳，贝多芬的两个弟弟其时也已移居维也纳。一七九四年，法国大革命后诞生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国民公会认为，科隆选帝侯国是法国逃亡贵族的大本营，遂令法国的革命之师占领了波恩，选帝侯被迫流亡美因茨，终于无力再承担贝多芬的原俸。相应地，贝多芬与选帝侯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告终结。从此，贝多芬再也没有踏上过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