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利维坦的诞生
现代国家在传统文明的转型完成过程中诞生。为催生现代国家——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先行者即基督教文明几乎经历了凤凰涅槃般的过程，英、法、美三大革命先后爆发，以示与旧世界决裂，并为新的文明形态立言立法。其中重要也为世所称道者，乃即先发国家思想家们关于国家观念的思考。自霍布斯、马基雅维利、洛克，至卢梭、伏尔泰、罗伯斯庇尔，至康德、黑格尔，以及联邦党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他们都有关于现代国家的构想：此新型之个体和民族共同体，为何种形态，跟旧式封建、帝国等君王专制统治比有何超越，其战争与和平状态跟传统迷信有何质异，等等观念意识，跟革命一道，牢牢奠定了现代国家的基石和框架。
霍布斯乃最早思考现代国家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名言：“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存在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要结束战争状态，必做之事即众人通过契约方式把自己之所有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表达众人意志之集体，此人，或此集体，被称为“唯一人格”。如此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之一群人即谓主权国家。霍布斯如此看待国家，因其反对者正为“君权神授”的传统；而君王权力被解构后之子民不免有一盘散沙或丛林倾向，霍布斯过于恐惧人人相互为战的自然状态，致使他对主权者表达过多的敬意，他称它为“伟大的利维坦”和“活的上帝”。
利维坦系《圣经》中描述的某种类似鳄鱼或鲸鱼的海怪，它拥有坚硬的鳞甲，锋利的牙齿，口鼻喷火，腹下有尖刺，令人生畏。“凡高大的，它无不藐视，它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在此一伟大的神面前，个人渺小，命定充当祭品。传说，在上帝造人之后，人请求上帝：“上帝啊，我们太弱小了。请你再创造一个英雄吧，让他保护我们。”上帝说：“英雄在保护你们的同时，也会欺压你们，吃你们。”后来人为抵御各种外来的风险，仍自创一利维坦，创造一个能让他们有归属感的庞然大物——政府。此政府利维坦（Leviathan）有双面性格。它由人组成，亦由人来运作，具有人性之半神半兽品质，在保护人之同时，又在食人。这一机巧当为思想家们明见，他们的思虑因此立足于驯化国家，即如何把利维坦关进笼子里。
洛克在专著中阐发现代国家的立国原则，而再三致意何谓现代文明眼里真正的战争：“谁企图将另一人置于自己的绝对权力之下，谁就同那人处于战争状态，……凡是图谋奴役我的人，便使他自己同我处于战争状态。凡是在自然状态中想夺去其他一切东西的企图，这是因为自由是其余一切的基础。同样地，凡在社会状态中想夺去那个社会或国家的人们的自由的人，也一定被假设为企图夺去他们的其他一切，并被看作处于战争状态。”“在我看来，国家是由人们组成的一个社会，人们组成这个社会仅仅是为了谋求、维护和增进公民们自己的利益。”如何结束此种战争状态？他的建议众所周知：在自愿协议的基础上产生政治权力，并对国家最高权力进行限制。
美洲大陆的启蒙思想家爱默生亦对国家发言：“在对待国家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记住，虽然国家的法律制度先于我们而存在，但是它们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它们不能高于公民之上。”
跟霍布斯一样怀有国家主权至上观念的德国哲人黑格尔断言：“一个民族最初还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家庭、游牧民族、部落、群体等等向国家状态过渡，一般说来，就是理念采取民族形式的实在化。如果没有这种形式，民族作为伦理性的实体——它自在地存在着——就缺乏客观性来为自己和为别人在法律——即被思考的规定——中获得一种普遍物或合法的存在，因而这个民族就不会被承认……它的独立只是形式的而不是具有主权的……”但这个国家主义者是摇摆的，国家至上在他那里并不彻底，比起理念所要实现之自由即“世界精神”，国家仍只是一种过渡手段。黑格尔承认，国家必须实现个人的自由：“社会与国家的出现产生了一定的限制，但是它仅仅是对野蛮的情感和原始的本能的限制；而且在文明发展的更高阶段，它是对个人内心事先存在的任性和冲动的限制。这种限制是我们所借助的工具之一，只有借助它，我们对自由的意识以及对达到自由的向往才能以正确的形式即理性和理想的形式实获得实现，……社会与国家正是自由实现的必不可缺的条件。”
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而倡导砸碎旧国家机器锁链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亦认定国家的必需，他们跟其他奠基现代文明的思想家一样扬弃了国家主权至上原则，更明确乃至预言国家仅仅为一将会消失的工具。恩格斯写道：“到目前为止还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体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爱，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
这些现代国家观念一经发明发见，即化为翻天覆地的力量。革命力量及其反动相激荡，书写现代历史数百年之久。争取自由这一“世界精神”的现代人类为此高尚其事，却也付出惨痛的代价。人们首先跟封建贵族、王公大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随后又面临国家的变异，从而不得不反抗国家、执政者。如谓告别旧世界摧枯拉朽，那么建立自由的新世界、驯服国家则如置身炼狱。个人跟国家的对抗乃现代史最可歌泣的一页。国家反制从君王专制解放下来的人民。它以爱国主义、国家至上、民族自豪感等等口实无视个人的生命权利，以国家公敌、颠覆政府、反社会等罪名将个人置于另外一种专制——一种变相神权的总体性社会中，一种集权威权的统治下，生杀予夺，“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可笑的利维坦，在皇帝、国王、君主、贵族、老爷们等等退出历史之后，粉墨登场，成为现代国民不得不面对的鬼怪。在三大革命完成现代人类的成年礼之后，变异的国家开始将成年公民视作需它保护，更需它防范、管教的类人孩。变异国家以国家信念、意识形态、国家安全、民族情感、社会福祉、集体动员等组成了“国家劫数”，逼迫国民就范，入其彀中，形格势禁，管制国民的生活，限制个人的自我完善，异化人作为天地间的生命大美。于今思之，经历国家带来的劫运，乃是现代人类的宿命之一。
“国家劫数”上演的悲喜剧超出了人类心灵承受的极限。自杀者无数，诚如茨威格遗言：“与我同操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洲亦已自我毁灭。我觉得还不如即使以尊严的方式来结束我的这个生命，结束我这个始终视精神劳动为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为世界上最珍贵的财富的生命为好。”而少有如茨威格从容诗意：“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在漫漫长夜之后尚能看到朝霞！我这个人过于急性，要先他们而去了。”尽管凯恩斯有言：从长远看，人都是要死的。但人生百年，既可在“国家劫数”中短如一日，也可以生不如死地经受肉体和精神的无尽折磨、侮辱、损害。生灵涂炭可谓洪荒未有。民众、元首、大臣、将军、学人、戏子等等都被裹挟其中，无能自主。以致另外一个思想家阿尔多诺作愤激语：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法国革命后，历经近一百多年的左右摇摆，至第五共和建立，国家才作为个人实现自由的工具置于全体人民的监管之下；美国革命后，历经南北战争、工人运动、黑人革命、妇女运动等一百多年，种族、阶层、弱群的自由平等观念方流布社会诸领域。这些先发国家甚至主动被动地参与了两次世界大战，以无数公民做炮灰的代价实现国家主权意志。年轻的英国诗人奥文死于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他在战场上写诗致后来者，希望他们戳破“为国捐躯，永垂不朽”的谰言。先发国家如此。更不用说后发国家变本加厉败坏了国家的名誉。俄国十月革命作为一种否定或背叛的革命形态、以及德意日法西斯的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形态，都极大地冒犯了人类，伤害国际社会，侵犯他国主权，并对本国国民极尽管制和异化之能。
现代人类同“国家劫数”的对抗是感人的历史文本。在英国，这是个人追求悠闲的生活方式跟“黑暗的魔鬼般的工厂”和“日不落帝国”的对抗；在法国，这是个人权利同多数人暴政之间的对抗；在美国，这是熔炉般的“我有一个梦想”同种族优越感之间的对抗；在苏俄，这是阿赫玛托娃、法捷耶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诗人与帝国的对抗”。此种对抗强化了人类的现代国家观念，使利维坦真正被驯服为民有、民治、民享之自由民主宪政政体，温驯的利维坦之间的竞争也公开并相辅相成，以至于福山急性发言，以为自由民主是现代国家的政治终结形态；而罗塞特的经验主义假说，“民主国家间很少发生战争”，演变成自由民主国家公民的当然意识：“民主国家不会相互开战。”
如以为自由民主政体是现代国家的最高完成，那么它确实既受益于现代思想家们的国家观念、国家构想，也来源于千千万万现代人类的自由表达。如同阿尔多诺后来为自己的愤激校正所言：当然，人们仍有权表达。这种表达使得先知、有识者、仁人志士在国家压迫剥削国民的时代能够发动自己“一个人的战争”，苏俄变态革命建立的“利维坦”历经七十多年，仍为这些个人反抗所组成之扬弃的革命推翻，印度、南非的殖民统治也为甘地、曼德拉们的革命推翻。如果我们能够读解哈威尔和昆德拉在其作品中所揭示之个人与匿名权力的对抗，我们就不会惊讶“天鹅绒式革命”迟早会在东欧发生。哈威尔直截了当地将此种对抗称为“战争”：“几乎每天我都为这种社会沉寂、其意义暧昧不清而感到震惊，这是在极权主义制度与生活本身之间看不见的战争的可见的表达。”
这些自由表达都立足于个人与国家关系之上。正是这种个人的自由表达使思想家们关于现代国家的观念在人心中扎下根来。它是一种较之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感更隐秘也更坚实的精神，此种“世界精神”或现代国家观念，借用马克思的词汇，能够真正通向“人的无限的丰富性”。在马克思看来，国家只是人类史前史的一种过渡形态，英特纳雄耐尔（如果我们看看今天的互联网世界）将是“属人的世界”，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
二．“被找出”的国家至上
依凭移植“拿来”先发国家的思想成果，后发国家的知识人思考在理论上似乎事半功倍，少走许多弯路。后发国家的知识人可以参详之，并结合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实际，而着力于建构自家的立国原则、建构民族个体的生存哲学和国家学说。但事实不然，当先发国家的主权光芒投射到后发国家，伴随传布主权之道的，更有炮舰、鸦片等无耻的嘴脸；或者说，伴随传播文明火种的，更有政治的自私无义。先发国家的“国家劫数”不仅给本国人民带来苦难，而且以殖民、侵略、不平等贸易等方式直接给后发国家带来灾难。
劫是东方人的概念。或谓世界经历若干万年后会毁灭一次，然后重新开始，这一生一灭被称为“一劫”。或说劫数包括“成、住、坏、空”四劫，坏劫时会有水灾、风灾和火灾出现，甚至导致世界毁灭。伟大的佛演说过人的劫运，人的有限人生逃脱不了悠远的世代，在极久远的时节中，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如果这世代、时节有其自性，渺小的人如何应对呢？如果“成住坏空”等劫数分配给不同的人来承担，这些人如何表明他们乃共同的人类，他们如何表达并展示自身的丰沛和人性之美呢？虽然人们对此多语焉不详，思维多终止于宿命、在劫难逃、识时务乃俊杰。伟大的孔子、司马迁却延续并示范了中国历史写作的审判功能，使得纵然易数可畏、大道不行、劫运难免，人性却可超越，可以成仁，可以赴义。固然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却如日月江河经天丽地。
直到今天，人类是有希望的，迄今为止的人类仍在礼赞自己的历史，世代的先人都有优秀者、高尚者、牺牲者、义士、圣贤、先知示范个体与劫运的对抗，给当时人提供了另一种人生可能，温暖并安慰了后来。个人可以冲破劫运劫数的网罗，而在人类的意义上成全自己。这更是西方人的信仰，末日审判、末日救赎般的信仰情怀，人的当下生存将遭遇另外时空的知己。
这种劫数到了近代，由时世变易、漫长时间的厄运演变为切近的、个人生来即不得不时刻面对的国家政治。审判、救赎为一种国家力量僭取，从而使审判、救赎丧失了人生的本质意义。人生不再追求自性的审判或救赎，不再追问历史或末日般的审判救赎，而是追求国家的庇护、审判和救赎。更不用说，国家政治是如何主动、咄咄逼人地深入到个人生活的全部领域，它把部落、种族、性别，小至个人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乃至爱情，全部收编征用。
此种“国家劫数”乃是历史学家们一再强调的，历史在人生当下的消失，人生为一种国家政治所填充，或说“183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一切都是政治学”。或以为“自1904年或194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
“国家劫数”行至俄国，俄国的西欧派和斯拉夫派长年的争论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面前划上了句号，划上句号的还有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性修正，他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者对旧国家机器的借重，即无产阶级革命在于“取得议会多数”，“使议会变成政府的主宰”，而以阶级暴力革命来打碎旧国家机器，以专政来取代议会。俄国确实有着对抗，但民众与沙皇的对抗、贵族阶层与农奴制的张力却找到了这种最可怕的专政解决方案。那场变异的革命以“无产阶级专政”主导一切，结果却使国家重新完备起来，苏俄“国家劫数”不仅使直接民主成为不可能，而且，人民争得的民主权利也彻底丧失，民众连沙皇下的农奴都不如，更不用说跟帝国及其子民嘲笑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苏俄帝国是20世纪最可怕也最可笑的利维坦。“它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两百年的工业化过程，它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它的核武器足以毁灭人类50次，它的国家元首可以在联合国的大厅把皮鞋脱下来，敲打桌面，和美国叫板，它可以把导弹直接运到美国的后院——古巴，……它的五大航母集群可以同时在全世界巡弋。”但这个可笑的利维坦，拥有最富庶的土地，俄罗斯、乌克兰、北高加索和伏尔加流域这些传统的“欧洲粮仓”，却养活不了自己的人民。从诞生到坍塌的七十年间，它都要进口粮食，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面粉，从（欧洲）共同市场进口黄油，从美国进口大豆。而这个利维坦仅在斯大林掌权的25年，被吞食的俄国人总数在2000万以上。
要谈论“国家劫数”行至中华帝国后的命运，几乎是鸿篇巨制的任务。我们只能简单地描述近现代中国思想家们的思考和中国近现代史的轮廓。显然，钱大昕、王先慎乃至后来者俞樾、孙诒让这样归属繁琐饾饤之学的学问大家不足以理解文明和国是；曹雪芹、龚自珍这样的性情天才不足以思考天下衰世之后的文明新生道路；戴震、章学诚这样越出考据的思辩天才不足以突破文明的铁幕。鸦片战争以后，帝国的士绅阶层几乎取巧般地顺着华夷之辩来“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思维方式在“师夷长技以制夷”之外，仍不忘“以夷制夷”的老路。“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式的“韬光养晦”并“抓住时机、有所作为”就是对内“稳定压倒一切”，对外想当然地“打痞子腔”，标榜“农民式外交”、“战略性伙伴关系”。即使经过洋务自新运动，我们中国人仍着眼于救亡、抵抗外侮。从曾胡左李到康梁到孙黄，数代中国精英忙于拷贝强国之道，而疏于思考国家的含义。
帝国的命运是可悯的，马克思正确地预言中国是“活化石”、“木乃伊”、“僵死不动的东西”。在他之前，另一个欧洲优越论的思想家黑格尔发展出一套贬抑中国文明的历史哲学：中国是由皇帝或专制君主所帝制的国家，是“只知道一个人自由”的“东方国家”的典型。在西方的希腊罗马时代，“只知道一部分人（指贵族）是自由的”；在黑格尔所处的时代，西方知道全体人们皆是自由的。因为不了解“精神”在世界的进程，所以中国专制者的“自由”也是恣意的。黑格尔认为，中国的命运部分得归因于地理因素，中国本身“在世界历史之外，却预先假定若干因素的结合必然造就活泼且生动的进步”。虽然中国的专制者向其百姓所言者可能是“庄严、宛如慈父一般的和蔼”，百姓们却“自视卑微”，黑格尔为我们中国人感到悲哀：“身上的重担让他们无法喘息，然而这却是无法逃脱的宿命：他们出卖自己为奴，吞进难以下咽的奴隶饮食，却不以此为忤。”也许中国在思想的形而上学与实际的地理方面尚未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黑格尔补充说：“与世界其他面向的关系，就只能仰赖另外的民族将它们找出，并研究它们的物质，始可得知。”
中国确实被“找出”了，但西方的思想家们很少思考中国的正道。这仍有赖于中国自己的思想家。不幸，中国的思想家们过多地看到了先发国家的国家劫运，他们因此多立足于自己国家的“国家至上”观念。那些救亡的思想家及其追随者，都陷入东方与西方、强权与公理、殖民与自新、外侮与国贼、主义与问题等二元模式中去。即使严复这样的启蒙思想家，敏于明示“群己权界”的国家构想，但其“适者生存”的“天演论”思想更打动人心，严复本人也加入到复辟帝制的活动中去。孙文的革命建国思想堪称先进，但他对国人一盘散沙的现状深恶痛绝，而用尽手段达到建立现代国家之目的。一次世界大战后到欧洲游历的梁启超一定同意严复对西方世界的悲观结论：“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梁在其《欧洲心影录》中甚至认为，西方濒临精神危机，几乎朝不保夕，中国应以“精神文明”去拯救西方的“物质疲惫”。
即使以为国家是工具者，也仍不过负面地看待这一工具，如陈独秀说，八国联军侵华后，“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尽力于这个大家的大义。”“近代国家是怎样？国家的唯一目的，就是征服者支配被征服者的主权，并且防御内部的叛乱和外部的侵袭。这主权的目的，也就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经济是掠夺。”“国家是掠夺别人并防止别人来掠夺的工具。”
他们都不了解国家或“精神”在世界的进程，只是一群方式各异的国家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对自家恨铁不成钢，而让自己受外来的理论体系或政治逻辑支配。一味拷贝先发国家的结果，是思想家们要么走向行动主义或说革命主义，如陈独秀；要么走向改良主义，如胡适。行动主义者误解先发国家革命的要义，改良主义者则根本否定现代国家立国的革命阶段。革命变质异化，走向自己的反面；国家成为皇帝之后的利维坦。国家与革命，更重要的，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就这样遭到曲解，使得近代以来的中国人都在劫难逃地加入到自己的时代。无论三民主义，抑或共产主义，无论自由主义，抑或无政府主义，都无一例外地把国家当作生存的前提。中国人就如同稚童一样为时代和自己窥见的半真理利用，如同胡适为自己的问题辩护：“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俱乐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得意洋洋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位改良主义大师确实说过：“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得起来的！”但对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对现代国家的性质、归属和存在状态，思想家们仍没有深入地描述出来，更没有如洛克那样明白地对同胞宣示：“凡是图谋奴役我的人，便使他自己同我处于战争状态。”这些思想家一开始就用“我”劫持了“思想”、“世界精神”，然后“我们”劫持了“我”，最后顺理成章地用“国家”劫持了“我们”。
在这些各种各样的改良、革命或说“我们”争其合法性的国家劫运里，个人当然微不足道了。他们只是朦胧地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大时代，这个时代乃“数千年未有之奇变”，当下的一切都是无足轻重、没有意义的，即使有意义，也只是为他者做准备。生活在明天、在未来、在别处，在国家那里。于是，对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就置换为今天与未来、悲观与乐观的感受，置换为对国家的深情、巨大的希望或巨大的绝望。以鲁迅之深刻，虽然寄语青年争取“自由”，但他跟胡适们一样是悲观了，在他有名的小说《故乡》里，他写下了令外人都为之动容的结笔：“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中国的精英上层就这样带着民众走上了各种通向国家的不归之路。即使穆旦这样落实于个体的天才诗人，仍“赞美”了国家的至上魅力——
一个农夫，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
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
多少朝代在他身边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
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
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
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
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声流过去了，
多少次跟来的是临到他的忧患；
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
然而他没有，他只放下了古老的锄头，
再一次相信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
坚定地，他看着自己溶进了死亡里，
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
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
也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三．左右“中国劫”
这个新的“中国劫”自1919年以来就深重地笼罩在我们全体中国人的眼前和心头。这个“中国劫”由哪些要素组成呢？国家的积弱积贫、全面滞后或繁荣富强。1912年，大清王朝的倾覆，跟历代新王朝拥有前朝遗产的新鲜的开国气象不同，中华民国几乎在一片废墟上建立。如果说，历代新王朝以暴力让子民默从，这个新的国家则需要国民们能够相忍为国，相忍谋国。但是，在各地方政府入不敷出，国库空虚，国家财政几近瘫痪面前，上层实力派、知识分子和官僚们绝不出让甚或牺牲自家权益，他们的资源不用来维系国家并保障国民，而是来表达对国家不能保证并扩大其权益的不满，他们不能容忍虚弱得形同虚设的政权，而要打造一个自己可以支配、假借的国家名器。孙文们开创的亚洲第一共和国如同玩具被抛弃，建立国家的关键让位于暴力逻辑。这一“中国劫”横行之处，就是“有枪便是草头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无数仁人志士演变成“我之不出如苍生何”的冷血，和为了“自己的国家”甘愿以自己更愿以他人为牺牲的热血。自然，国家也可以宣布自己的文化灿烂、世界四强、第三世界的榜样、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光辉成就、外汇巨大的世界工厂或他国羡慕的富足，以让生逢盛世的小民不能不与有荣焉。
“中国劫”的第二大要素，就是所谓“世界大势”。这个世界大势当然是先发国家的示范，往好里说，乃是自由民主政体，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更为负面的，是先发国家以战争、霸权、主义思想等“国家劫数”挑动了后发国家类人孩们更为虔诚的依附状态。后发国家的子民是如此信奉了世界大势，并信徒般地将其传播为时代精神。这一“中国劫”横行之处，就是建立在代圣立言之上的是非对错，以俄为师，以德为师，以英美为师，以马克思、希腊哲学、哈耶克、圣经为师，以强者的逻辑来判人生死，就是真理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类人孩们很少力行地理解经典乃历史叙事，经典乃自己的行状而非死的语言，他们总以死去或别人的经典移于当下的现实，强为凿枘。
“中国劫”的第三大要素，是对新天新地的向往。如张奚若们总结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它斩断历史、篡改历史，以为自己的时代是为开天辟地、改天换地、欢天喜地。它一方面虚妄地期待明天，一方面对当下的时代感恩莫名，这里就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旧劫去时，如梦初醒，原来那不是正常的，去劫曾将自己变成了鬼，新劫才使自己变成了人。故此劫运来时，类人孩们无所不用其极地表扬自己的时代，“时间开始了！”“春天来临了！”“这是历史上最好的时代！”或者，“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让我告诉未来，中国进行着接力赛，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历史感的丧失，使得我们中国人再度认同了国家至上观念，认同了一个人自由的逻辑。那一个人的自由，即是我们全体中国人造神运动的结果。孙文是现代中国人最早造成的神，随后是蒋介石，是毛泽东。领袖、总理、主席、总裁、大救星、总设计师，等等，先后成为我们的代表，实则我们的主宰，如马克思所说：这些中国人“不能代表自己，必须要由别人来代表他们，代表他们的人必须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在上、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从上面恩赐给他们阳光和雨水”。
“中国劫”的第四大要素，是对发达国家的“嫉羡”心理。这种嫉羡当然能够导致自信心的丧失，对自己一无是处的自污、自卑，导致崇洋媚外的“逆向种族主义”（王小东语）；同样能够导致合群自大的光荣孤立。如同刘力群观察到中国只有帝国经验而无联盟合作经验一样，我们中国人也确实无知于跟外人共处于地球村中。我们是“亚细亚的孤儿”，我们的嫉羡心理使得我们仍要自欺欺人般地称道“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如果说在1919年以前，“国家劫数”只是劫持了上层精英，那么在此以后，为建立现代国家等要素所组成的繁杂的“国家劫数”就洗劫了全体中国人。从学生到商人，从士绅到军阀，从政客到革命者，从理想主义者到现实主义者，从市民到农民，国家劫运无远弗届。用我们中国人事后的反思语，我们都丧失了思想，在国民革命时代，只有孙文一人有思想；在共产革命早期，山沟出不了马列主义；在中共建政三十年来，只有毛泽东一人有思想；在中共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只有邓小平一人有理论；在中共改革开放三十年内，只有江泽民、胡锦涛有机会能表达他们有理论；直到今天，我们十八岁以上的国家公民在大学里仍得花四年的时间学习五六门国家政治：“思修”——思想品德修养，“毛概”——毛泽东思想概论，“马哲”——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邓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马政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填充这些无能思想的类人孩。这些思想、理论跟国家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幸福等等广告般地联系在一起，使得我们放弃了自己的生存正当性，放弃了对国家本身的追问质疑，放弃了思考我们的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而服从于主义、理论和思想。我们的控诉只是控诉国家的腐朽无能，我们的革命只是革掉敌人的性命，我们的反抗只是反抗社会的不公。
我们受别人思想的支配而不自知，我们受“中国劫”乃至先发国家的“国家劫数”的洗劫而不自知，这种现象，在舒芜致程千帆的一封信中得到部分反思：“‘理力论’公式虽简，然乃自近百年历史概括而来，实乃至理。此理与力，又非自古以来帝王圣哲之理之力，而是划分人类‘史前时代’与‘真正人类自觉时代’之理之力，以‘科学’与‘阶级’之名，起大信，成大业，前史无可例比。千百万志士仁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不可简单地断为‘盲从’。其以力运理之机，至微至隐。当时信众，无不自以为所信者科学，所循者规律，故艰难险阻而不辞，摩顶放踵而不悔。今日事后追论，轻易名之曰‘主流’，曰‘权力意志’，其实当时居主流地位有权力后盾者，是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周孔之道等等，而科学社会主义之归宿则在雨花台、渣滓洞，乃千万人共见共知之事实。或亦正似此故，其以理运力之机，遂难觉察。窃谓解放前白区信众，最是纯粹。苏联与中国苏区的大量血的事实，在白区毫无所闻。间有传闻，则以出于国民党之口，由逆反心理而拒不肯信。鲁迅之睿智，亦有《我们不再受骗了》之作，有《答中国托洛茨基派》之信。非君子可欺，其实都因为真相的揭破出自太黑暗太卑鄙者之口，从反面作了有力的宣传也。自顾以此纯粹之心，迎接解放，坚信一切皆是‘理’的胜利，一切皆是‘理’的流行，汲汲于湔误从真，而不自知已舍理从力。”
这一反思重要者仍在诉说个人投身于时代、国家建设的正当。中国现代国家的建立，就这样虽有千百万志士仁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而与国民的理想和生命存在渐行渐远。是以唐德刚、黄仁宇这样的历史学家，仍不免于政治历史学家之讥，他们坚持“国家劫数”的长程合理性，实则为每一段国家政治做了辩护，即近代以来一切中国人的灾难、战争、生灵涂炭，无不服务于二百年左右、上下层分别整合的历史合理性。而不知中国人亦人类文明史之一员，不知中国人生命高出政党的使命、国家劫数或历史的合理性，中国人个体生命之一己光华，足以辉耀千古。职是之故，任何有良知之教员都会告知弟子：“20世纪中国无史学，一切皆政治学；20世纪中国无史书，一切皆政党史、革命史、改革史。”而任何有良史之才，一如司马迁将漂母、陈涉、朱家、郭解、优孟等平凡者的言行上升到历史与王公大人的高度一样，真正的历史叙事，当把笔墨倾倒给现代中国的国民。
由“中国劫”建立的利维坦就这样可笑地经历了由弱势到强势的反复。大致说来，它的反复表现为30至40年左右的左右摇摆。传统中国有以30年为一世之说，“中国劫”必经一世方能转化。此乃现代国民的宿命。30年河东，40年河西。中国所谓的国学大师曾以此民间思维来表达中国崛起的愿景，却亦如此合于“国家劫数”。1912年后的中国，本来向国家主义左翼摆动，孙文们不曾彻底的辛亥革命让位于“窃国大盗”的威权统治，国家为南北武人争雄劫持；1919年后的中国，本来向民族主义左翼摆动，但国民革命却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向右倾斜，使得革命出现更严重的变异和背叛；于是，国家的统一迟迟不得建立，借助于日本侵华战争带来的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很快让更左极左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劫持。在这30多年的“中国劫”右摆中，中国人经历了起义、复辟、再造共和、护国护法、新文化运动、实业救国、国共合作、黄金十年、左右倾机会主义、新生活运动、法西斯主义等多次的变革。每一次变革都无能突破国家观念，无能解答个人与国家的本质关系。最关键者，滞后于革命出现的新文化运动，使孤军突入的革命只能联合会党、马侠、立宪党人，革命无国家思想，只有制度选择，国家的不彻底几乎注定。而革命后出现的新文化运动仍在国家思想上少有建设、突破，思想启蒙也同样流于形式。
在“中国劫”下为国家牺牲的志士、烈士、民众，将在下一次“中国劫”里成为另一种国家观念下的叛徒、变节者、投机分子、开历史倒车者、白白牺牲的无觉悟者。无论是同盟会的烈士、再造共和的元勋、收复内蒙古的将军、抗战的军民，抑或说过“根本意见”或“多余的话”的领袖，都被彻底否定，并视为需要扫进历史垃圾堆的绊脚石。即使像胡适这样为文化建设立过大功的思想家，也需要批倒批臭；而胡适派的知识人如张东荪、顾颉刚、朱光潜、罗尔纲、倾安平等人必须与旧社会旧知识划清界线，因有学问而被留用，但得老实地服务于新国家。鲁迅派的知识人如胡风、冯雪峰、聂绀弩、萧军以及更年轻的张中晓、林昭们，因有个性而被关押、流放、逼疯、逼其自杀甚至直接杀害。新的国家公民属于毛泽东那样的独裁者，新的国家子民属于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属于子民中圣愚般的劳动者如王进喜、时传祥、陈永贵们。1949年后“中国劫”的左摆里，中国人的建国方略和三民主义原则，让位于一种外来的理论，中国人的国家建设，为一种“斯大林模式”严重扭曲。
这种左摆从1949年算起，到1979年仍为30年左右的时间。跟前30多年的摆动一样，中国社会充满了运动、动乱、乱动、天灾人祸，就是很少见到建设、改革乃至改良。这次左摆是如此奇特，以至于三十年来的国家变革几乎全是国王的游戏，神的游戏，一个独裁者的游戏，即威权的社会变成了总体性社会，变成了极权国家。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国王的游戏，既会令其手下的将军和文臣之间相互厮杀，更要让民主党派和知识人低头或相互狗一般地咬死对方，批武训、批胡风、反右、文化大革命……在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章伯钧、罗隆基等等新中国一流的功臣被踩倒的命运面前，民众们的被改造和被运动、大炼钢铁、三年天灾人祸、上山下乡、忆苦思甜等等，似乎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
事实如此。当“中国劫”再度右摆时，我们的社会充斥了伤痕、反思、控诉、复辟、要债，凄美的回忆和见证，但这一切又只是精英上层们的叙事，他们诉说自己的受骗、受害。民众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他们描画涂粉的是自己的哀怨和喜乐，他们很少如鲁迅所说，去“画出这沉默的国民的魂灵”。即使有“陈奂生进城”、“许三观卖血记”一类的小说、赵本山一类的小品，但那种喜剧或自作聪明的悲剧解读，多是对我中国国民莫大的侮辱。
当国家的统治集团“打左灯向右转”时，这个国家的数代知识人多唯恐其不右，唯恐右转的车轮停下；他们很少打右灯向左看，关怀、救济苦难同胞们的生命权利。当工人、农民们反映“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厂子塌了，个人发了”，抗争新劫运，对社会认同、国家共识的倾覆表达不满的时候，这些精英上层很少理解工人农民们的权益，很少建言新的国家学说，立足于本土而又普适的人权原则；他们只是想当然地论证市场的威力、法治的重要，帮助统治集团逼迫工农下岗、分家以好“从头再来”。即使左倾的知识人也只是游戏于“书斋里的革命”。他们像小儿辩日一样，总是忙于在国家社会面前聒噪、论证他们跟右倾对手之间的道德、立场和智力高下。就在这种劫运的摇摆中，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产权、零点方案、《物权法》一类的说辞为统治集团的权益背书。
他们当年论证、注解向左转、一边倒的合理性，他们在新的“中国劫”中又会论证、注解向右转的硬道理。他们匆忙地启蒙，在1919年前后论证新民、人的自觉，在1949年前后注解社会主义新人，在1979年发现人道主义和异化，但他们志不在一以贯之地张扬并捍卫人的权利，实现生命的可能性，而是转身投靠国家，以国家之力来强压民众跟随他们所标榜的道路。他们虽然也会说自己是人民，是大写的生命，但更多地，他们会说自己是国家的一员，是革命者，是改革者。他们当然是聪明者，所以他们标榜自己是国家的“诤臣”（胡适语）、“第二种忠诚”（刘宾雁语）、“建设性的反对派”。他们以人的自我期许开始，却在“中国劫”里有意无意地变成魔鬼。
在左摆“中国劫”里为国家牺牲的革命烈士，为国家造反的红卫后红小兵战士，为国家交白卷的英雄，为国家争光的社会主义几件大事：三门峡水电站、大庆、大寨，再次成为右摆中国家社会眼里的历史破絮。新的国家公民是邓小平那样可能仁慈而仍权威残暴的独裁者，新的国家子民是张海迪，是好人润五，是孔繁森，是公交售票员模范李秀丽，一群在官腐民败中的励志、节义、廉洁等等的道德牌坊。新的国家卫士属于枪杀平民的军人，新的革命烈士属于严禁民众自在生活的城管队员。
20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钟摆因此向右摆，“补资本主义的课”、“放权让利”、“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摆动到另外一种极致。这一次摆动同样充满了血腥、罪恶、杀戮、不义，充满了左右拉剧战，清除精神文明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防左战、反右战、广场屠杀、南巡。而此次“中国劫”右摆之初，中国知识人对革命兽性的反思，如高尔泰、朱光潜们从美学角度，王若水、周扬们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对人性反思的贡献，后来更多地被精英上层用来做推卸责任的口实，他们要人性中的崇高理想的精神追求变为经验世俗的肉身欲念，被禁欲的沉重肉身在摇摆中成为生命中可承受之轻，革命兽性摇身为改革兽性，权力、资本和一钱不值的知识合谋于改革之旗，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蚕食了大陆中国。到世纪之交，“狼图腾”风靡大陆中国，最标榜联想的中国联想集团的门厅电子屏上的口号即是：打造虎狼之师。
历史确实如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国际问题专家们看到的，中国现代史几乎十年一变，甚至有逢六逢九小变大变之说。这些小变在三四十年的大劫中，加重了我国民对螳臂挡车的认识，无论如何阻挡，世风是日下了；无论如何反对，“我们就是独裁”（毛泽东语）了；无论如何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了。时代变了，社会变了，时代风气变了！因此，尽管有疑惑，有不满，国民仍为生于此世此劫而无可奈何；最终的结果，是在扭捏作态中，共同加入了劫运的大潮（If you can not lick him，join him！）。
这种搞不过它就加入它的顺势生态甚至带来独唱、清唱或合唱。每一次摆动都国民羊群般的兴奋、快感、陶醉、赞美。“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这是现代以来第一次“中国劫”摆动时的主旋律。“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是“中国劫”第二次摆动时的主旋律。“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这是“中国劫”第三次摆动时的主旋律。
四．“中国劫”下的个人命运
以先发国家的左右摇摆而言，每一次摇摆多少要为国民争取某种权利福祉。向左摆争取更多的福利，向右摆争取更多的自由。“中国劫”不然，每一次摇摆劫持全民，却只是让中国的统治阶层、中国的精英上层更多地作威作福作享。就是说，“中国劫”一步步地建设成为主权独立、领土统一完整的国家，并在今天以污染、压榨中国现实和文明资源的情势，将资源释放成资本，使中国成为一个资本巨大空前的国家。对国力和民众的劫持，使得“中国劫”向右摆时，中国国民所拥有的天赋权利或传统社会的自然权利不仅不得保障，而且所拥有的人格自然平等或观念平等也被剥夺；“中国劫”向左摆时，中国国民的生存被圈养到衣食住行都需要分配计划的程度。“中国劫”的左摆，政府使国民更少自由或无自由；“中国劫”的右摆，政府使国民更少福利或无福利。如秦晖所言，左摆压迫，右摆剥削。
这种摇摆对文明世界的影响也是空前的。1919后的摇摆引逗了列强对势力范围和生存空间的争夺，1949年后的摇摆仅次于苏俄帝国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对抗。刘力群、秦晖等人观察到，1979年以来的摇摆不仅引逗了国际资本和政客对中国市场的争夺和对中国政府的势利，而且毁掉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来所形成的劳资关系，并正在污染了世界的资源和文明成就。每一次摇摆，中国人都拜人为师，最终与人为敌。第一次摇摆时，公理和强权是中国人无法解决的矛盾，中国人以日为师，以德为师，最终与德日宣战。第二次摇摆时，中国人以俄为师，也最终两国闹翻，制造国际笑柄。第三次摇摆时，我们再度发现西方是自己的老师，是我们的明天和理想，时至今日，我们不再把西方世界当作我们的明天，西方再次成为我们任意嘲弄的对象。我们以为自己是虔诚的学生，向老师学习，老师却千方百计地打压学生。这种嫉恨心理构成的“中国劫”使得我们全体国民经受苦难，豢养了自己的“伟光正”般的狼狗，豢养了少数人和国家所谓的强大、繁荣、崛起。
三四十年的“中国劫”摇摆，使得每一代中国人都可以见证个人遭遇的“国家劫数”。但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像黄炎培那样追问人生世界的正当解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这个周期率即是劫，是个人之劫，更是国家之劫，历史之劫。
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像年轻的高尔泰那样在“中国劫”急剧左摆时喊道：“美是自由的象征！”像张东荪那样宣示：“我要保持我沉默的自由！”像陈寅恪教授那样坚定：“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像年迈的刘宾雁那样在“中国劫”急剧右摆时喊道：“社会主义岂能一扔了之！”像秦晖教授那样呼吁：“公正至上！”
“中国劫”劫掠了国民的命运，使得大部分精英权贵善于“与时俱进”，大部分民众“再一次相信名词”，跟从、欢呼。有幸度尽劫波却卷入另一劫中的国民，仍投身于某种时代精神或主义而不自知，要么会检讨自己的小农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检讨自己贪图享受和嫌贫爱富的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思想意识；要么会要债似地找回青春，悔恨当年不懂七情六欲般的傻，而希望能够尊重并崇拜金钱物欲。这一切都是在时代氛围、社会风气以及某种主义的旗帜下发生的。他们的心智结构在转变观念时不免坚持自己追求真理的虔诚，前尘如梦，劫灰尚在，但起点和今天的终点都是真的。所以他们永远是真的，哪怕是“两头真”。前劫中寻求真理的先进到了毛泽东时代，只能以老实的态度按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前劫心态为真，此劫状态同样为真；年轻时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革命者到了晚年找到了自由主义真理，中间如梦，两头为真。“中国劫”向左摆时，年轻的国民们坚持理想主义而自以为是坚持了理想；“中国劫”向右摆时，这些年迈的国民们坚持经验主义而同样以为是坚持了理想。他们从没有立足于生命本身，以保证生命至高无上，以保存文明历史的正脉和元气；如康德说，人是目的，如马克思说，人的目的只是人本身。他们因为跟理想、真理在一起，所以可以口含天宪，可以作威作享，当然，那种脱离了民众、人性之实的威享在他们的辞典里称为“奋斗”。是以“中国劫”右摆三十年之久，改革开放三十年之久，中国进步说辞汗牛充栋，中国七千万党员，成功名者、自以为是者、大师式学者教授、明星式专家、忧国忧民式理想主义者成千累万，敢于公开声明退党的国民至今可数。
“中国劫”最为恐怖的结果之一是，它劫掠了上层精英们的人性，人性确实得到改造，平易的物理和健康的人情消失了，对历史的敬畏和终极信仰失去了。张五常在1989年秋天分析六四事件时就感叹中国上层者的人性难明。他谈起健在的几位革命元老，认为他们要维护自身的权益是在情理之中。但他们都在八十岁以上了，生活舒适，对物质享受的要求不会像年轻一两辈的人那样大。以经济学上的功用函数理论作分析，他们所关注的应该是自己将来在历史上的声名。上至君王下至大臣甚至七品官吏，在晚年争取万世流芳，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之一。张五常为此写道：“从北京处理学运及一连串的事件看，中共的元老似乎对历史的评价漠不关心。要是中国大陆还是像昔日那样闭关自守，那么闭门自造历史也无话可说。但他们坚持对外开放已有十年，应该知道历史怎样写是不会让执政的人刻意左右的。文采斐然之如毛泽东，在晚年时对自己的历史地位还是有所顾虑，而今天人们对他的评价，证明他当年的顾虑是有先见的。为什么支持开放十年的北京元老，竟然置自己的历史地位于度外？事实上，在这个年代，在世界渐趋大同的今天，一个中国领导人要名留青史，比我所知道的任何其它年代，任何其它地方，远为容易。为什么轻而易举的重大收益也不要？在中国大陆，得势的干部是适者，是赢家。可是他们总应该知道，他们的生活并不写意。漠视人民的生活而为自己的利益设想，经济学者难以厚非。但自己儿女及儿女之儿女的未来日子，怎可以不为之设想一下？难道他们但求后代有一官半职，懂得怎样面面俱圆地大唱官腔，就觉得生活写意了吗？”
这种反省人性的丧失、以人性为尺度来抗击“中国劫”的言行在中国国民那里极为难得。“中国劫”向左摆时，陈正人参加革命，因为读过两年书而在选举中被强行作废，重选的结果是，在印刷厂当过学徒的谭震林当书记，陈为谭的部下，书记的事情却都是陈正人来做。近四十年后，陈正人在“文革”的“牛棚”里，想起这件往事，感叹说：“我们党在幼年的时候，就很厉害啊……”中共老资格的高级干部则总结：“根据我的体会，人一左，就六亲不认，不再是人。”王光美在文革期间被批斗，丈夫刘少奇被毛泽东当作中国的赫鲁晓夫被整死，她自己则坐了十年的监狱。出狱后，她自称无怨无悔，坚定了革命意志，不仅逢人便说自己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还要把怀恨毛泽东的新凤霞拉下水，惹得新凤霞心生厌恶：“连自己的男人都被害死了，还说这样不要脸的话。”
更为经常的是，张五常难以测度的人性缺失现象却在中国国民那里视为当然。“中国劫”左摆，人性中最亲切平易的一面丧失了，中国人装神作圣，“伟光正”而“假大空”，所谓大义灭亲，亲不亲，阶级分，所谓狠斗私字一闪念；“中国劫”右摆，人性中最高贵纯洁的一面丧失了，中国人任性纵欲，所谓“上帝送来的礼物”（杨振宁语）就是二奶、小蜜，是“不找几个情人在圈里混都觉得不好意思”，是炫富、锦衣玉食，是high，是“我的千岁寒”（王朔语），如黑格尔所说，中国人的放纵也是“恣意”的，表现为“残暴——激情的冷酷兽性，或是欲念的；而其驯服只不过是自然的意外。”真丧失了，善丧失了，美丧失了。“中国劫”左摆时，国民向伪崇高、假大空靠拢，向样板戏努力；“中国劫”右摆时，国民向傻美伪善努力，向生命作秀。
“中国劫”最为悲惨的结果之一是，国民们身在劫中而不自知如木偶如稚童被人操纵。“中国劫”左摆，他们觉得“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谁怕谁”，他们觉得自己的使命是“扶清灭洋”、“抗击外侮”、“解放全世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中国劫”右摆，他们“咸与维新”、“与国际接轨”，为置身“世界四强”而自豪，为文明的复兴而兴奋，为中国的繁荣、大国的崛起而备感光荣。他们甚至把“中国劫”当作有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的现代道路，当作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规律。如黑格尔所说，他们身在文明世界的历史之外，却以“若干因素的结合”而以为自己置身于“活泼且生动的进步”。
这些类人孩般的国民，有如老鹰抓小鸡游戏中的小鸡，他们躲在中国母鸡的身后，一阵小鸡快跑向左，一会儿向右，他们的行走和居留都不由自主。如年轻的中国基督徒学者王怡观察到的，“不能自由迁徙。不能随便去另一个地方工作，不能随便去另一个地方生育，也不能随便去另一个地方旅游。根据中国的《游行示威法》，公民甚至不能离开自己的户口所在地，去异地参加游行示威。”王怡对“中国劫”下的个人命运有极好的描述：“生孩子需要政府批准。把死去的亲人埋在土里安葬，要向政府缴钱。一生一死，被政府敲诈两次。”其他诸如，中小学生每天在学校里做集体广播体操。未成年人被要求宣誓加入政治团伙。军队一定要操正步。政府和立法总是为着限制老百姓，不是为着服务老百姓。网上播放DV作品需要政府批准。出版书籍需要政府批准。等等。
“中国劫”最为可笑的结果之一是，其身躯的摆动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当上面或下面向另一极摆动时，那些自以为是的精英还以为国家名器、问题意识、民意民情在他们一边。“议会迷”的悲剧英雄宋教仁们在放弃革命手段时，即以为自己有社会基础，不幸他只能“人亡政熄”，他的同志又以为法治可解决一切，而不解帝国只倒下一个满清小朝廷，“中国劫”仍急剧右摆，旧官僚、实力派们既不喜欢一起开会，也不适应法律解决问题；70多年后，“中国劫”再度右摆时，赵紫阳揭示，邓小平仍不喜欢也不适应开会。1949年，“中国劫”急剧左摆，中国的知识人唯恐不左，并真心地左倾。1957年，反右之前，徐铸成在北京与叶圣陶、郑振铎、宋云彬一起喝酒。面对山雨欲来，徐铸成说：“可能有人真正想反党……如果我们也被打成右派，岂不令人寒心？万一有事，谁还敢挺身拥护党？”宋云彬惨然一笑：“天下已定，以后不会有什么万一了。”这种悲剧一再重复，到1979年“中国劫”的右摆十多年后，中国最有声望的知识人、党内民主派、持不同政见者仍以为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反左，因其多只看到国家名器仍在左的宪法框架里。20多年后，中国仍在思考几至想破脑袋的几代知识人或党内理论家，或以为中国不够右，中国需要反左，并极力为中国的右倾背书；或以为中国中国已经右，需要左倾。而在右的观念和市场中大行其道的时髦者，如汪晖、甘阳、张艺谋、陈凯歌等人，不免如年轻的贾樟柯所言，在80、90年代上演正剧，在今天上演喜剧。
“中国劫”最为灾难的结果之一是，它把人性中一切美好的名词都玷污了。宪政、革命、共和、自由、民主、改革、法治、市场、文明，等等。以百年中国最大的革命为例，这场革命早在天才的作家笔下有过本质的反映，鲁迅一再揭示它的失败、不彻底和被劫持，在短篇小说《药》里，我们看到了民众愚昧，把革命者的鲜血当作治痨病的药。在《阿Q正传》里，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在《风波》中，一场风波过后，一切又依然故我。革命也好、民主共和的观念也好，孙文们从未打造出它们的社会基础，打造出民众参与的“公共领域”。这种革命之虚妄一如“中国劫”右摆时改革的虚妄。
不特此也，类人孩们对国家社会动荡的不安使得他们的头脑无能穿过名词观念及其行动的逻辑，在他们的反思里，他们既狂热地追求革命，又热烈地欢呼改革。“中国劫”巨大的左右摇摆并非以他们的生命存在为中心，而是权力资本的人为折腾运动并愚弄了他们。而他们悲观并自以为聪明了的心眼最终认定，“中国劫”左右摇摆的历史不过证明，毛泽东不如蒋介石，蒋介石不如孙中山，孙中山不如袁世凯，袁世凯不如大清帝国；革命不如改革，改革不如改良，改良不如保守；法治不如礼治，礼治不如德治，德治不如人治。思想和现实的混乱落伍使得孤独的思想家毛喻原作愤激语：“原地不动乃最大的进步！”
五．“中国劫”的出路
自1979年前后展开的“中国劫”已近三十年，“中国劫”的钟摆是否在中近期再度发生方向性变化，是很多“告别革命”、“告别极左”的国民们忧心忡忡的事。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为在近三十年的右摆过程中，各种左倾力量：毛左、新左、民粹主义、爱国主义等等，一直在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老左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新左自西天万里清亮而来。
更为严重的左摆宿命在于，中国近三十年的右摆已经走到了极端。中国的左摆曾经把农民“平等”地划分为“二等公民”，近三十年的中国右摆则以权力、资本和知识的合力成功地把农民打入“贱民世界”，一种“农家乐”的生存当中；成功地把民众隔离在全民建设小康和谐社会的别墅豪宅、名车美女、出国考察等都市生活之外。如同苏俄利维坦国力称霸世界，却养不活自己的国民一样；中国国力今天同样令世界侧目，却有着规模庞大的赤贫人口，中国社会有着最恣肆放纵的人欲，也有着无人闻问的性命和哀而无告的穷民。
中国1989年寒颤后的右摆完全走上了“次法西斯政治”的右翼专政道路，这一“中国劫”使得中国国民表面的平等团结状态被彻底撕裂，中国上层精英与民众曾有过的共识、同盟彻底瓦解，中国人的分歧、彼此仇恨和对立是严重的。中国的“次法西斯政治”也会左右摇晃，如类人孩们欢呼过的“胡温新政”被当作亲民善治、一种类似于政党形态的民主党执政，而对照于江朱时代的极右政策、一种类似于政党形态的共和党执政。但这种上层摇晃、底层遭殃的政治跟发达国家政党轮替的公开性并非同一物种，它伤害、管制而非成全、保障国民，这种次法西斯政治仍属于持枪抢劫式的权贵私有化，是暗室作业的。如果我们做一个关于法西斯式的戏说，德国法西斯的总理是集哭怒、巧言令色和声嘶力竭等品相于一身的，我们的总理朱怒温哭却轮替演义了一国的灾难和苦难。但无论喜笑怒哭，他们都是高高在上的，他们从没有独立、自主并平等地跟民众和中国知识人交流沟通的意愿和能力。对其他组成国家机器的社会结构而言，无论实现小康的国民——官吏和公务员们有三亿四亿，中国的贱民阶层——农民，中国的平民大众——工人、市民和白领，却在现代国家观念的渗透中，日益表达出对国家机器的俯视和藐视。同时，中国的小康阶层要“可持续性”地存在发展下去，他们在污染本国的生态、世态、心态秩序之后，正日益污染发达国家，并毁掉那里的社会主义因素。这样的局面已经引起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和左翼力量的不安和反抗。就是说，不是某个人、某个阶层的意志如何，中国在劫难逃的命运将是左摆。
这个让全世界瞠目结舌的“次法西斯”式的国家和社会，固然有次法西斯政治之恶，同样跟它的国民状态脱不了干系，如前说，我们主动被动地加入了劫运的大潮；类人孩国民都为次法西斯式的生活和政治尽了一份力。以网络之无孔不入，我们仍没有善用其表达人生正当的要求。网络本来是异族文明给我华人提供的一种虚拟自由世界，我们却当作了好玩具，任性妄为，大流口水，不知自处与共处，我们在虚拟空间里至今无能实现“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而专制也就乘虚而入，乐得凯歌多奏，网络空间一年年一步步地由国家权力征用，时至今日，它已经成为国家娱乐运动愚弄我们的工具。以左倾力量之强大，类人孩们在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上仍少有表达，更不用说，在理想主义、奉献精神的维度上，跟早期的中国国民党党人和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人相比，从而使得当下的中共政权虽然最弱小却也最肆无忌惮（确实，跟前几次“中国劫”的摆动相比，当下中国国力最强，政权却最弱小）。
时至今日，我们当代一流的知识人仍在人生哲学和社会变革哲学方面交着白卷，我们一流的思想家们仍少有思考国家机器形态、国家机器犯罪、国民罪错以及个人的命运。我们的知识精英很少解答：八九亿贱民般的农民、拆迁无告的城市贫民跟中国的官吏、小康先富起来的人们是否是同胞近亲，跟历史上的士农工商四民、跟现实中的东洋西洋的国家公民是否是同类远亲，他们是否具有共通的人性；我们的知识精英很少说明：他们跟鲁迅、胡适，跟洛克、斯宾塞、康德、马克思，跟孔子、司马迁、李杜是否属于同一家族。我们的知识人仍在围绕体制、国家和社会稳定做文章，“中国崛起”成为他们立身处世的前提。先发国家的思想家们很少为国家招魂，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劫”的摆动使得我们的知识人发生变异，实在是可令人扼叹之事。一百多年前，斯宾塞就立意要把“自己全部的综合哲学作为一座堂殿献给他的个人自由之神”；但严复曲解了斯氏思想，以为在斯氏的自由制度中，释放出的个人力量终将为国家富强服务。当斯宾塞对大英帝国国势日盛、向外扩张感到惊愕乃至沮丧之时，严复却对之敬慕不已。研究严复的美国思想大家史华慈写道：“毫无疑问，严复在这里扭曲了斯宾塞最心爱的价值。”史华慈面对中国知识人的变异发出的感叹仍适用于今日中国：“我们很难对中国知识分子如此关切国力的问题下什么判语。中国确实一直深受羞辱，而且当今世界，没有国力就无法生存。不过，事实却是，一旦价值是按照作为获取力量的手段来评估，这些价值就非常可能变得脆弱难保，扭曲变形。”
史华慈作为外人说得如此客气。他其实深知一个民族的知识人在价值方面出现变异，民族的个体乃至全体成员会出现怎样的异化。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由知识带来的罪恶和苦难是最熟悉不过的了。这些“肉食者”，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绅阶层一样，只是依附于体制，跟权力调情。这些知识精英参与合谋劫持了国家，任由国家宰制个人和民众，或“三帮”（帮忙帮闲帮凶）分子，或作壁上观，做自了汉。他们不能立足于生命个体，而以“我”来劫持思想、以“我们”劫持“我”、以“国家”劫持“我们”等等一类的混账逻辑来劫持国民，他们窥见的半真理，因此多在反复之中。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新左派、保守主义、俄国道路、美国道路等等就先后登场，而马克思的经念错，有西马，西马的经有误，再引来福柯、伯林、斯特劳斯，西人不切己，又有老祖宗孔子、理学、王阳明可以背诵……知识人如此如儿戏折腾尽知识，并向权力、资本和观众献媚。
文革中，造反夺权的戏子把县委的公章用面粉袋装回家，最终发现只是几块木头，于是又送回去；这样的题材，在洛克、康德心中早可以写下明晰的“国家权力论”、“政府论”。改革中，工人抱怨“厂子塌了、个人发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样的题材在马克思、斯密心中也可以成为“资本论”、“道德情操论”的由头；教育吃人、医疗吃人、司法吃人，这样的现象在鲁迅笔下早是立此存照、撄动人心的汉语经典。但中国知识作为一种地方知识仍不立足于本土，而借助于世界知识的镜像不知所云。“中国劫”的左右摆动多合于天理人情，只是中国知识无能为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招魂，为全体国民提供立身处世的思想资源。如果说七千万党徒无人公开声明退党，只能说是这个党及其党徒们的笑话（麦迪逊说，国家无论大小，议会也不应超过500人左右，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讨论。王怡为此说，如果达到3000人，里面只可能是一群流氓。）；那么，我们有同样规模的知识人却无人公开教训国家，像洛克们那样教训国家，像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们那样教训国家，实在说是中国知识的耻辱。
每一次“中国劫”的摇摆之初都以人的坐标反思喧闹时，对人的重新定义以为久违了的人性召魂，摇摆的进程却使全体国民沦入兽性的深渊。1919年前后是新文化运动对人和文明世界的发现，是启蒙者在铁屋里的呐喊，借来他人的火种照亮本民族吃人的状态，是反省专制下的驯服和奴役。1949年前后的“别了司徒雷登”是对主流文明的告别，是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向往和追求，是控诉“万恶的旧社会”三座大山的剥削压迫。1979年前后是人道主义的复苏，是伤痕，对八十年代新一辈的希望，是控诉封建极左思潮运动对人的毒害。
尽管我国国民今天多在担心变天之事，却很少有人想到下一个“中国劫”会是什么状态，很少想到下一个“中国劫”里的自己是什么状态。“中国劫”右摆时，鲁迅对左倾的中国共产党人玩笑而严正地告白：“你们来了，还不先杀掉我！”“中国劫”左摆时，储安平预言说：“在国民党统治下（右），我们的自由是多和少的问题；在共产党统治下（左），我们的自由是有和无的问题。”
“中国劫”左摆以后，整整几大阶层——工商业主、知识分子、旧公务员都曾经被要求改造，不服从是不行的，因为不服从者不得食。张东荪虽然说他要坚持“沉默的自由”，可事实上他没有这种自由。改造的内容包括：“洗澡”、“脱裤子放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向贫下中农再学习，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公而忘私，上交财产和清单（“变天账”）等等。“中国劫”左摆以后，整整几大阶层——工人、农民被要求“为人民服务”，纳入计划经济即超经济强制之中，工人出厂需要批准，农民进城串门需要批准。“中国劫”左摆以后，清算和复仇株连遥远，国民都是揭老底战斗队队员，对个人的历史和现状调查上至三代以上，平至远亲、同事、朋友。
“中国劫”右摆时，中国的统治集团在利益而非名器的驱使下分裂成若干板块（这正是第一次右摆时中国迟迟无能统一的原因，也是今日政不出中南海之说部分成立的缘由），或为军阀、地方割据、模范省、温州模式、地方行政创新；或为部门行业垄断集团、地方利益集团、合资外资等买办集团。由缙绅或干部组成的农村社会完成为土豪劣绅、地头蛇、经济能人、贪官恶吏等横行的世界，农村由农耕的田园自然状态变为最脏乱的世界；市民和工人阶级则成为军阀、奸商、黑恶势力、城管人员任意盘剥的对象；知识人则陷入主义与问题、科学与玄学、中医与西医、东方与西方、独裁与民主、新权威与自由、宪政与中国国情、国家能力大小、国家与社会等等无妄的争论和设计里，而离知识、存在和人心遥远。
“中国劫”右摆时，以新生活运动、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是硬道理、消费主义、假日经济、先富后富、友邦、与国际惯例接轨等等要求民众，以五子登科、三转一响、独立住房等等设定生活的内容，以市场、法治、开放、改革等名目手段变戏法似地将国家变成一个次法西斯式的怪物，一个近似哑铃形的利维坦。幕布跟外界隔着，当然幕布是半透明的，而且也可以进进出出了，不出来的人在里面呆久了，看外界也有了白内障。这个利维坦太大了，上面一头大得惊人，通过中间并不细的管道如公检法文教卫等压住了、牵带着、敲诈着下面同样大得惊人的民众。要行走是困难的、愚蠢的、可笑的，但上面的官家、中间公共服务部门的吏员和下面的民众都以为在走动。吏员们的努力上进甚至为成为上面一伙，如此城管为国捐躯可被追认为“烈士”。这个奇特形态的利维坦不免让其中的国民反思。但他们出来时回头望一眼也会为其合群之大、蠕动的活力惊佩；他们看别人则不把别人的从容生态心态世态放在眼里。只有少数先知或明白的外人，知道官家实际上绑票着下面的民众。即使失业的大学生、受苦的农民、受伤的工人、受累的白领，感觉到国家社会的不公，他们仍不失自然的敬畏之心，虽然被轻巧地告知：“何必敬畏自然！”他们苦于中国生活，却被羞辱地劝慰：“何苦生在中国！”这些无望的子民本能地弯下双膝，却被嘲笑：别来这一套，见得多了。国家机器甚至通告：下跪、跳楼、跳河、自焚等等都属违法。因此，这个利维坦最大最经常的活力在于里面榨取人力、超经济强制、对资源的破坏性掠夺、对子民们的管理和屠戮，举凡上网、交友、慈善都需要申请，而旅游、从事文化都需要持证上岗。
先发国家的“国家劫数”度至自由民主政体后，仍会有劫数，但大体说来，大的国家动荡，如内战、阶层性的暴乱、统治集团的威福等等，已经成为历史。他们的左右摇摆已经被驯化为政党轮替的制度使然，是国家公民均认可的“阳光下的球赛”。而建立在阶层、集团和社会福祉政策之上的左右摇摆既以民众为中心，又为民众所运动。四年五年一次的摇摆或晃动（决定是否摇摆的大选）是民众完全能够承受也习惯了的政治选择。即使有族群分裂的劫数，细分权利并要求权利的群体也有了表达的渠道。即使有不期而遇的个人恐怖或团伙恐怖劫数，国民们已经能够平静地甚至都能如黑格尔一样悲悯民胞物与的无常了，国民们多能无缘大慈异体同悲地布施同事于异己者的戾气和病态残酷。这些进步证实了生命的完善可能，证实了苏俄帝国治下不屈的诗人阿赫玛托娃对前来探访她的伯林所说的：“你来自人的社会，而在我们这儿被人与人的高墙隔绝。”
如果不是一个“短命鬼”（蒋百里语），绝大多数现代中国人会活着看到一次“中国劫”的摇摆。除非他“活不下去了”，否则他一定能够看到历史的轮转，虽然他“哭不出来”，但他一定能感受到运去天地不自由的阵痛，他会努力适应新的劫运的。很少有人想到主动改变劫运，并致力于将“中国劫”的国家劫数改变成为人人可呵斥、管教、可以变更饲养员的利维坦。人的一生至少会遭遇一次大的劫数转变。对后发国家的类人孩来说，最撞运的是怀抱理想主义的青春少年遇上左劫，怀抱务实主义的壮盛迟暮遇上右劫。故此，在“中国劫”左摆之初，生于80年代的新人类们如黄兴、宋教仁们都能够在1910年代登上人生的高峰；而信徒和教徒们，如义和团、红卫兵都可以兴风作浪。“中国劫”右摆之后，“万年国代”、“老人政治”可以让无数的老人发挥余热、恋栈不退；中国的年轻人只能在宿舍里、在虚拟网络和身体一类的游戏里腹诽、望洋兴叹或往而不返。
但面对国家之劫，现代人类仍在争取自己的表达。即将“国家之劫”的运动人类，以人类为钟摆，为刍狗，改变为以人类为中心并为人类所运动。如前所述，少数人甚至一开始就坚持向生命、历史和人性自由之“世界精神”致意。并没有度过“国家劫数”的帕斯捷尔纳克去世前一年对一个美国诗人说：“当我写作《日瓦戈医生》时，我感觉对我的同代人欠有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正是为了还债……。我有责任通过小说评述我们的时代——遥远而又恍若眼前的那些年月。时间不饶人。我想将过去记录下来，通过《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赞颂那时的俄国美好和敏感的一面。那些岁月一去不返。我们的父辈和祖先也已长眠不醒。但在百花盛开的时候，我可以预见，他们的价值观念一定会复苏。我不知道《日瓦戈医生》作为小说是否获得了彻底的成功，但即使它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我仍然觉得比我的早期诗歌具有更高的价值，内容更为丰富，更具备人道主义精神。”
2007年4月底为王俊秀先生主编1978－2008中国三十年史初稿
5月9日二稿，5月15日为高尔泰先生获第七届当代汉语贡献奖写定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