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中国哲学界最紧迫的任务莫过于建构属于这个时代的新哲学。关于如何建构中国新哲学，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学者们从“方法”的维度讨论颇多，其中大多涉及如何对待、利用中西哲学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学者们讨论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大体是从哲学资源的层面来讨论的。从学者们的观点来看，基本上是对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理学》中所提及的观点，以及张岱年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创造的综合”的发展。由于学界对张岱年“创造的综合”的研究较多，而胡适、冯友兰的观点少有人论及，笔者觉得有必要讨论胡适、冯友兰关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
“汇合”中西哲学
对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论及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时写道：“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这两大潮流汇合以后，中国若不能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那就真是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
在胡适看来，建构中国新哲学，从哲学资源的层面看，既要利用中国传统哲学，又要利用西方哲学，需要走中西哲学“汇合”之路；既不可以固守中国传统哲学，简单否定西方哲学，试图单纯地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发展出中国新哲学，也不可以丢弃中国传统哲学，简单“拥抱”西方哲学，试图单纯地从西方哲学中发展出中国新哲学。
关于通过中西哲学的汇合建构中国新哲学，涉及如何汇合中西哲学的问题，也即涉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地位问题。具体说来，是立足于中国哲学，以中国哲学为主，吸收西方哲学；还是立足于西方哲学，以西方哲学为主，吸收中国哲学；抑或中西哲学并重，对中西哲学平等对待、兼收并蓄。对于这些，胡适没有作明确说明。
从胡适后来所建构的“实验主义”哲学体系来看，他显然没有按照自己提出的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来建构自己的哲学，而是采用了单纯利用西方哲学的方法，也即走上了立足于西方哲学，按照“西化”的路子来建构的方法。这种方法与其后来在文化问题上主张全盘西化的论调相一致。从胡适关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的论述来看，他所言的通过中西哲学的“汇合”以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跟后来有的学者所提倡的综合创新、融汇中西马等方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希望利用人类已有的所有哲学的精华建构中国新哲学。
“新瓶装新酒”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将中国哲学史的分期分为从春秋战国到西汉初期的“子学时代”和从汉武帝独尊儒术时期到晚清的“经学时代”，将中国哲学形态分为“以我为主”、无所依傍的“子学”形态和“以我为辅”、依傍于经乃至“以经为据”的“经学”形态；认为在建构方法上，子学是无中生有，经学则是有中生有，犹如“旧瓶装新酒”。
在经学之旧瓶破碎、经学时期终结的情形下，冯友兰畅想道：“中国哲学史中之新时代，已在经学时代方结束之时开始。所谓‘贞下起元’，此正其例也。”这就是说，未来的中国新哲学将不再是经学形态，不具有解经的特色，而是具有子学性质；未来的中国新哲学的建构方法从哲学资源的层面来看就是不依据已有的中国哲学经典，甚至也不依据西方哲学，而是“凭空创造”，“无中生有”，属于“新瓶装新酒”。这种建构方法与子学的建构方法是一致的。不过，冯友兰所言的这种建构方法不是对中西已有哲学的完全排斥，只是要求不被已有的哲学所左右、羁绊，这是需要注意的。
遗憾的是，冯友兰在建构其哲学体系时并没有按照这个方法来建构。他回忆道：“当我在南岳写《新理学》的时候，金岳霖也在写他的一部哲学著作，我们的主要观点有些是相同的，不过他不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我是旧瓶装新酒，他是新瓶装新酒。”从冯友兰的回忆来看，冯友兰接着理学“讲”，是以理学为基础建构出其哲学体系——“新理学”的，这实际上是采用经学的建构方法，属于“旧瓶装新酒”，而不是自己所畅想的“新瓶装新酒”的方法。
“接着讲”
在《新理学》的“绪论”中，冯友兰论及其建构哲学体系的方法：“我们现在所讲之系统，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我们说‘大体上’，因为在许多点，我们亦有与宋明以来的理学，大不相同之处。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因此，我们自号我们的系统为新理学。”让人稍感遗憾的是，冯友兰没有有意在此基础上将之抽象、提炼、概括为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
在冯友兰看来，他所建构的哲学体系不是对于理学的重复与述说，而是对于理学的发展与发挥；他所建构的哲学体系是立足于理学的产物，理学是其哲学的生长点。换言之，冯友兰认为其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的方法，从哲学资源的层面看就是以理学为本，吸收其中的精华，做创造性发展，从而开出新哲学。括而言之，冯友兰认为建构中国新哲学可以立足于儒家中的某个具体派别，也可以立足于中国哲学中儒家以外的派别，这取决于建构者是想“接着”什么哲学讲。这表明，在冯友兰那里，中国新哲学的建构是不需要中西哲学汇合的，只要对中国哲学作推陈出新的处理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冯友兰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再作进一步诠释，认为其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是立足于某一个学派，只需要吸收这个学派的思想精华，对其加以创新。而且这个学派可以是儒家的，也可以是儒家以外的学派的；可以是中国的，也可以是西方的。不过，考虑到冯友兰以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为本位的立场，这种进一步诠释很有可能是违背冯友兰的本意的，至多可以看作冯友兰关于建构新哲学的方法。
回过头来看，冯友兰虽然认为其建构的新理学“是‘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但是这并不意味其建构新理学体系时仅仅利用了理学的资源，对于其他哲学资源一律不用，只是表明其建构新理学体系是立足于理学的立场，以理学为根基。实际上，冯友兰利用了儒释道等思想，也就是说利用了中国哲学的几乎所有在他看来有用的资源。这说明冯友兰的新理学既是从理学中发展出来的，也是从中国哲学中发展出来的。另外，冯友兰建构新理学虽说是“‘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但是其中的新实在论等西方哲学的印迹还是明显的。这说明，在建构中国新哲学的过程中，即便立足于中国哲学，也不能忽视西方哲学的作用；所谓立足于中国哲学，不是完全排斥西方哲学。
从冯友兰关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的论述来看，冯友兰所言的“‘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以中国哲学为立足点，跟后来有的学者提倡的从中国哲学内部发展出新哲学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由上可知，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关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的论述是自觉的，是想为人们建构中国新哲学立下规矩，具有普遍性；冯友兰在《新理学》中关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的论述是不自觉的，是基于其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建构而言的，具有特殊性。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关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的论述是在他们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之前提出的，是希望人们能够按照他们提出的方法去建构哲学体系，而他们自己却没有如此做；冯友兰在《新理学》中关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的论述是在其建构出自己的哲学体系之后提出的，属于事后总结，他自己就是实践者。胡适、冯友兰作为留学美国、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们关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的论述都涉及如何对待中西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的问题。胡适明显对西方哲学持“拥抱”的态度，试图充分利用西方哲学来改造中国哲学，建构具有西方哲学色彩的中国新哲学；冯友兰虽然对西方哲学持开放态度，但是其试图在保持中国哲学固有“味道”的前提下适度借用西方哲学，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新哲学。胡适、冯友兰都知道，建构中国新哲学是离不开西方哲学的。
（作者系安徽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