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研究“青年”与中国社会变迁问题时，发现青年不单单是一种社会类别，它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是一种角色类别。怎么说？中国的社会对这个年龄群体有特别的期待、要求，这就是社会学所说的“角色”。
在社会学的视野中，“年轻人”、“青年”不仅是指处于青春期年龄阶段的人，它主要是指一个社会地、历史地形成的社会类别，这个类别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期会被赋予不同的意义。根据西方学术界的梳理，所谓“青年”、“孩子”这样一些群体都是历史地形成的。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说明了各种社会群体在近代化过程中怎么随着产业化、城市化一步步形成的。
那么，“年轻人”、“青年”这个社会类别在中国是怎么形成的呢？中国以前对人有“老少”之分、“大小”之分，也有“孩子”、“壮年”，但是几岁到几岁是婴儿、幼儿，几岁到几岁是童年、少年、青年，然后是中年、老年，这些区分和规定是近代开始慢慢形成的。传统中国社会，每个人都生活在家族共同体中，从小在家里什么时候该读书，什么时候该劳动，什么时候该结婚，没有很规范的年龄限制。什么年龄层是什么样的人，心理上有什么区别，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义务，这些也是近代以来逐步形成的。相对于西方社会，中国比较特殊的是产业化相对滞后，因为民族危机，近代的教育体制在近代工业系统形成之前，先成长起来了。所以中国最初形成的“年轻人”群体实际上主要是青年学生。
我在研究“青年”与中国社会变迁问题时，发现青年不单单是一种社会类别，它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是一种角色类别。怎么说？中国的社会对这个年龄群体有特别的期待、要求，这就是社会学所说的“角色”。角色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概念，它是连接个人与社会的一个中介。每个人成为一个社会人，很重要的就是学习了各种各样的角色。像今天我们作为学者，有的人可能觉得有使命感，要扮演“知识分子”、“社会良知”这一类角色，也有的可能只是做一个“研究者”的角色。
社会角色是社会对某个群体———角色的担当者———的期待的复合体。这其中包括了义务、使命或者规范，有一整套的意义在里面。这些东西会被逐步建构起来、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与社会的期待相适应，有一套奖惩制度，道德层面，法律层面再到制度层面。它会规定，你不扮演这样的社会角色会得到各种各样的惩罚的，道义上的、制度上的，甚至经济上的等等。而如果适应了这个角色规范，你就会得到回报。
中国近代自有“年轻人”这个社会类别开始，“青年”这个角色就因为社会各种迫切的期待而被建构起来。最初像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开始赋予中国的年轻人很多的意义。文章说老年人误国，而中国的希望在年轻人身上，中国的年轻人必须承担救国的使命。从那个时候开始，“少年”作为一个特殊的角色类别概念，在中国出现，后来一步一步地它的意义逐渐明朗化，被结构化。到新文化运动，青年导师出来规定“青年”的意义，年轻人也开始表达新的社会主张和价值追求，参与建构自身的社会角色。
到五四运动时，各种社会群体都认识到了“青年”这个角色类别在中国的重要性。自那以后，社会对“青年”的期待更多，更丰富。“五四青年”是中国青年的标准模型，也成为了中国经典的一种角色模型。人们认为“五四青年”应该是讲爱国、讲民主、讲科学的。而“五四青年”权利和义务是双重的。它要扮演一个拯救民族的神圣角色，肩负着神圣使命。这种角色，主要是义务、责任。但是“五四青年”也要自己的权利，作为年轻人的权利。他们要恋爱婚姻权，要经济独立权，要摆脱旧的家庭制度、家庭伦理的束缚。“五四青年”到后来演变为“抗日青年”、“进步青年”、“民主青年”。从“少年”到“五四青年”、“抗日青年”，再到1949年的“革命青年”，“青年”的角色意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年轻人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主张他们的权利，“青年”的角色意义发生了新的修改。这其间出现了一种新的自主型的青年文化。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因为当时特殊的一些情景和历史事件，年轻人扮演“青年”角色的行动达到了一个高峰。那以后，虽然“青年”这个词还在用，但是原来意义上的带有神圣意义的“青年”、作为对我们民族国家负有使命的“青年”这个角色类别，它的意义结构实际上发生了变化甚至消解。比如，当时出现了“王朔热”、“王朔年”，其中的“青年”形象已经很难再用传统的角色意义来解释了。再比如1980年代，留学生出去，开始时还是被期待扮演“革命青年”的角色，他们被要求出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后回来报效祖国。但那时有些人出去了不回来，逃离这个“青年”角色，社会就非常愤怒。而1990年代年轻人如果出国留学，到了国外不回来，他内心不会很痛苦了，社会也不会对他有什么制度上的制裁或道义上的谴责。社会对“青年”的角色期待不知不觉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青年与社会的互动
中国青年因为在历史上担当了特别的角色，扮演了激进文化运动担当者的角色，在历史的救亡运动中适应了中国社会广大民众的期待，承担了对国家民族的一种使命，所以在近代史上地位特别高。
角色的意义、内容，一方面有社会的规定性，会随着历史的过程、社会的变化发生演变；另外一方面，角色的承担者、扮演者，也会跟社会发生互动，他们对角色的认同，也有自己的愿望和动机在里面，他们参与了意义的修改。因此，“青年”的意义结构不是单方面地由社会来规定的，而是年轻人与社会的互动的结果。
比如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有年轻人离家出走，批判孝行，被守旧分子认为是“大逆不道”。像施存统写了《非孝》以后，被浙江第一师范开除，只好跑到北京去。而青年人却认为是最激进的反封建，施存统因此暴得大名，后来还当了上海的大学“教授”。这与五四运动的发生不无关系，“新青年”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社会马上就认可它，社会期待也开始发生变化，希望年轻人就是这种激进的“青年”，希望他们担当对国家的责任。
从这样一种互动的视角，我们可以来看青年和社会的关系的变化。如果他们想修改“青年”的角色意义，不愿意承担社会对他们的期待的时候，年轻人群体、青年群体与社会就会有摩擦、冲突。而当他们特别顺从的时候，社会对这些年轻人的回报就可能特别多。
青年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担当了特别的角色，扮演了激进文化运动担当者的角色，在历史的救亡运动中适应了中国社会广大民众的期待，承担了对国家民族的一种使命（这是所谓“青年”角色的最核心的部分），所以，中国青年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特别高。像罗素也讲到，在西方近代历史上也有过青年崇拜。青年崇拜是近代世界历史上普遍的一个现象。对新的生命力的崇拜，这与产业化有关。工业大机械生产需要新型的劳动力，需要年轻人担当特别的社会角色。但是，在中国，青年地位特别突出，这是因为它后来改变了国家的命运。1949年建国时，毛泽东在城楼上呼过一句口号：青年万岁！当时社会认为整个救亡运动，以及把底层人民解放出来，把中国民族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主要是靠了年轻人。所以到1949年的时候，中国青年的社会地位特别高，这就是社会给予的回报。
可是1949年以后发生了变化，青年开始面临国家的整合，这过程中间出现过青年知识分子的反弹和国家的政治惩罚。而国家整合青年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对“革命青年”的意义作明确的规定。我曾把1949年以后一直到文革爆发前《中国青年》杂志里面专题讨论的主题列成一张表，这些讨论实际上就是讲什么是“革命青年”的问题。其中有一些年轻人表示质疑、不解，但都被作为一种错误的思想来批判、否定，严重的甚至遭到了惩罚。
青年与成人社会的摩擦、冲突，是1980年代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文革结束后，中国近百年来的“青年”角色类别出现了意义危机和功能衰退。当时，“抢救这一代年轻人”成了不少人和组织的头等大事。种种青少年的现象及文化一一被问题化，比如崇洋迷外、自由恋爱、脱离单位组织领导等。“抢救”与“拒斥教育”，双方像拉锯战似的，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摩擦。年轻人喊出了“重新塑造自我”的口号。到1980年代中期，有一个青年文化的大爆发，有“痞子”们的小说，有以崔健为代表的摇滚。全国出现了很多青年艺术小团体，有的在体制外，有的属于大学校园文化。现在看来，是年轻人在试着表达自己。年轻人开始找到多元的文化资源，尝试为自己的存在确定意义。这其间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叫“现代青年”，它不同于以往有强调自主和与当时正统青年角色分离的意味，虽然它还是“青年”。
到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伴随着社会多层面的价值系统和规范系统的调整或解体，以前的“青年”角色规范对年轻人基本上失去了约束力、它的意义结构崩溃了。与此同时，在这之前被成年人社会骂得一钱不值的“痞子文化”，突然跨越年龄层赢得了万千知音。王朔的小说曾在一年中有四部被拍成了电影，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成人社会开始接受了年轻人的观念和生活态度。正是1990年开始，似乎所有的人都获得了某种解脱，放松了，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去。不单单年轻人，成年人也开始调整了目标追求和价值实现的方式。
“好学生”之忧
幼儿到了一定时候，心理上就会有交朋友、做游戏的需求，到了初中的时候，要交异性朋友，这是很自然的。国外也有升学压力，可人家不会因为对孩子的升学期待而否定孩子这种需求的正当性。可是中国人有时真的就可以否定。
关于现在的年轻人，我认为有几个特点。首先，整个社会世俗化了，神圣性已经日渐消退，我们不要再对年轻人寄以那样的期望。现代青年文化中多的是游戏性，像当初王朔的作品里很多就是游戏性的东西。当然，社会有些时候对年轻人还是比较容易抱有一些特殊的期待，期望年轻人能做一些其他年龄层不大做的事情。这在各国都比较普遍，因为人们认为年轻人是比较纯洁的，还没有被成年人社会污染，充满生命力，是未来的希望。
可是，社会对年轻人也有一种失望，再加上这个年龄群体有他们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现在人们很容易有一种倾向，就是把青年人、青少年群体还有大学生群体以及他们的文化式样问题化，青少年似乎成了问题群体。但实际上老年人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为什么人们就不认为他们是问题群体呢？大家对老年人就很同情呢？比如说，年轻人要找个地方聚聚，去跳个舞，大人马上就紧张了：他们在干什么？可是老年人找个地方，在那又喊又叫的，大家就认为这是很正常的，认为老年生活就是要丰富多彩。有些事情本来没有什么区别，比如说现在老年人有钱就花，出去旅游，大家认为很正常，可是年轻人的消费就容易被问题化。
确实，目前世界各国的年轻人，存在一些问题。譬如他们的孩童化倾向，就是拒绝成年。1980年代，年轻人的拒斥主要是逃离、摆脱那个神圣的角色期待的束缚。但现在就是逃离成年、拒绝成年，到了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不愿意去工作，也不愿意承担起码的社会职责，包括不愿意结婚、生孩子等等。最近几年，日本的青少年问题比较突出。日本是跟中国有点类似的东方社会，学者们在关注年轻人不要升学、不要工作、不要高工资、也不要社会地位的现象。年轻人要摆脱一般的社会束缚，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合格的社会人必有的束缚。这样一些青少年问题让整个社会都有点担心了。因为社会得延续下去，很多传统的、一般的社会价值，以及一般的社会合格人应该做的、承担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要逃避。这是一种新的社会问题。
中国社会表面上特别重视青年，但是作为一个一个的个体的、生命体的年轻人，他们的权利、欲求，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被认可。当初“新青年”、“五四青年”提出要从父权下面获得解放，要有恋爱自由，这在当时是年轻人自己很独特的一些要求。可是当“五四青年”得到认可，获得特殊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时，社会认可的实际上不是你要的自由恋爱等权利，或年轻人生理、心理上的一些特殊需要。社会认可的主要是青年对社会的义务，对国家的神圣职责。社会的青年观主要是从国家本位出发的。年轻人自己从个体本位出发的、他们这个年龄层次的独特的权利和需要，社会从来没有好好地加以认可。这很特殊，是一种悖论。青年因为扮演一种神圣的社会角色而获得那么高的地位，他们的另一方面恰恰被忽视。在其它一些社会，在近代以来的产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年轻人首先是作为劳动力大军获得相应的地位和权利；在战争中作为出征义务的交换，又获得了选举权、娱乐权等等。可是在中国，年轻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独自的权利，从一般的观念层面到制度层面，并没有真正得到重视。
由此，带来了不无尴尬的现状，一方面他们在家庭里是独生子女、小皇帝，在社会上大学生被视为精英，研究生像是天之骄子，可是他们真正的生存状况是很可怜的。拿恋爱问题来说，古代是父母为了家庭的利益逼着年轻人早婚。像《清律》里面就有明文规定，孩子的婚姻不能由自己决定，父母在就由父母决定，父母不在由老人决定，老人不在由族里人决定。同时期欧洲各国以及亚洲的日本就不一样，他们是允许年轻人自由交往、自由恋爱的。虽然“新青年”、“五四青年”曾致力于开拓新风气，不少青年学生在闹自由恋爱。但到解放以后，家长决定换成了组织决定。现在呢，学生又归家长、老师管了，有的为了升学，干脆禁止青少年恋爱。
我们现在的升学制度，规定了青少年必须全力去扮演“好孩子”、“好学生”这些角色。我因此提出过一些问题，譬如“高度角色化”、“过度角色化”。人从自然人（生物人）到社会人，有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角色化是社会化的内容之一，即学会扮演这个社会期待你扮演的角色。但社会化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内容，譬如性格、心理等的发展，各种同一性（如性别身份认同等）的获得。可是在中国社会中，年轻人社会化过程中心理、性格、情感等的发展，以及他们的主观意志、权利意识等等，这些方面的社会化一直是被忽视的，有的甚至是空缺。“高度角色化”就是指社会将孩子顺应角色规范视为社会化最重要的、甚至是压倒一切的内容。而“过度角色化”则是指，为了让孩子学习扮演成人所期待的社会角色，其他方面的社会化内容受到挤压，甚至被耽误。虽然年轻人表面上的社会地位有种种起伏，但在我看来，“高度角色化”、“过度角色化”的问题，其实是中国社会从历史上的“孝子贤孙”到后来的“革命青年”、一直到今天的“好孩子”、“好学生”，它们背后并没有真正发生变化的东西。
现在我们的家长、学校、社会，对于青少年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变化过程中的一些人格发展需要、心理需要以及他们的主观意识等等，还缺少基本的认可。对于青少年的一些基本权利，制度上也没有真正的落实。小孩子连起码的游玩时间都无法保证。许多孩子到了法律上的成年，还一直处在家庭和学校的严格管理、控制下。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社会对我们的孩子、年轻人的角色期待，已经过度了。幼儿到了一定时候，心理上就会有交朋友、做游戏的需求，到了初中的时候，要交异性朋友，这是很自然的。国外也有升学压力，可人家不会因为对孩子的升学期待而否定孩子这种需求的正当性。可是中国人有时真的就可以否定。
1999年我结束学业从日本回国，当时日本的青少年问题此起彼伏。回国后，我说中国没有青少年问题呀，国内的乖孩子乖得不得了，大学里也没有什么奇装异服、怪样子。这跟我们1980年代都不一样，我们那时候学校一边要批判，学生一边要反抗。后来，我做了些调查，才发现学生们内心的压力那么大，但是他们没法动弹。在学校当好学生就是要成绩好。在家里当好孩子，也就是要实现父母的梦想，父母叫你考什么就得考什么。他们为这种东西特别烦恼。后来我做了一个“考大学行为意义的调查”，叫几十个学生自述，写为什么考大学，怎么考过来的？结果凄凄惨惨的，他们诉说了扮演父母的好孩子、学校里的好学生的过程，实际上和我们过去的苦闷差不多。区别在于，现在他们否定不了这个角色期待。他们说如果重新选择的话，还会这样做，也只能这么做，要不然就对不起父母，对不起社会。
真正的问题在于，高度角色化或过度角色化难以避免地会影响社会化，也就是带来年轻人“社会化不足”的问题，导致人格发展出现问题。这几年国内出现一些恶性的青少年犯罪现象。马加爵事件发生后，网络论坛上的反应似乎很奇特，表示理解的学生不少，大学里也有些紧张，一个原因就是大家意识到年轻人身上可能存在着不少潜在的问题，人们因此感到不安。在我看来，好孩子、好学生突然成了罪犯，看起来奇怪，但要是从人格发展不健全这个角度看，并不奇怪。
陈映芳，社会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教育部文科重点基地）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城市社会学、青年社会学、国际比较研究等。著有《征地与郊区农村的城市化———上海市的调查》、《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图像中的孩子———社会学的分析》等，编有《移民上海———52人的口述实录》、《我是这样考上大学的———70位大学生的自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