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王小波都逝世十周年了，我感到非常惊讶——时间过得太快了，快得让人恐怖。对于一个死去的人，十年或许不是很长的时间，但对于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来说，十年的流逝真的很让人紧张。

我记得1997年4月11日，他去世的当天，曾有记者打电话来采访我。当时，一方面我很悲伤，另一方面，也觉得并不反常。我首先的反应就是，他的早逝跟他无节制的抽烟可能有莫大关系。

我和王小波的相识

我跟王小波认识，说起来非常巧合。1984年8月29日，我离开北京去美国匹兹堡大学念书。到匹兹堡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找房子。

匹兹堡大学所在的小镇还有好几所大学，学生很多，租房的价位很高。幸好出国之前有人对我说，我所在的工作单位——社科院马列所有个同事叫李银河，正好也在匹兹堡，说她在那里已有一年了，可以让她帮我找房子。

虽然同在一个研究所，但是我并不认识李银河，只是互相之间听说过名字。后来，李银河给我找了个小阁楼。我的小房子是326号，她住的是318号，彼此隔得很近。

不久后，李银河请我去她家吃饭，一推开门，我就看到一个又高又黑的人。李银河介绍说：“这是我爱人，叫王小波。”吃饭的时候，王小波问我是几号来的，又问我是从哪里来，我说我是多少号从北京来的。他一听，立即问：“唉嘿，你是坐哪个航班？”我告诉他我搭乘的航班班次。——原来，我们是同一天坐同一架飞机去的美国。

王小波很健谈，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有点阴阳怪气，像讲相声，语言的描述能力很强。吃饭的时候，他一边说，一边就是不停地抽烟。而李银河则很清瘦，看上去就像个女才子。她不太讲话，老是在房间里跑来跑去的。出国之前，李银河的一个朋友曾跟我描述过她，让我一开始就觉得她是个才女，还以为她一定是言词飞扬的人，结果却发现她是一个言词很收敛的人。

就是在异国他乡，我认识了王小波。

用人尿腌鸭蛋

在我呆在匹兹堡大学的那段时间里，由于是邻居，所以我们是早不见晚见。匹兹堡的房子一般只有两层，最上面就是最便宜的小阁楼。小阁楼里除了我，还住着上海去的小汤。在我们住之前，原先是一个学作曲的湖南人谭盾住在那里。他在匹兹堡呆了不到一年，就去了耶鲁大学。等到我后来去了哈佛，大家都传开了，说那个小阁楼的风水很好。

有时我也把王小波夫妇请到我们住的楼上来，一来二往，大家都熟了。在这帮留学生中，王小波比我们大，他不允许我们喊他“小波”，于是我们就喊他“老波”、“王老波”。

我们聊天的时候，就是喝喝啤酒，啃啃鸡腿——因为鸡腿很便宜，美国人不吃这种含胆固醇很高的食物。

除了啃鸡腿外，我们还吃鸡内脏。小汤在餐馆里打工，美国人不怎么吃鸡肝什么的，他每次下班就带回来，我们吃得很开心。后来带回来的太多了，我们还把它腌起来。

美国人也不喜欢吃鸭蛋，因为很腥。我们住所旁边的公园里有很多野鸭，有时下了上百个蛋都没人要。我们捡回来，吃不完后，就想办法把它们腌起来。王小波是用盐水把鸭蛋泡起来，这样味道并不好。我灵机一动，想起我们安徽农村腌鸭蛋的经验：用牛拉的尿拌黄土来腌，吃起来会特别香。在匹兹堡这个钢铁之城，黄土不好找，牛尿就更不好找了。我后来又想了个办法——自己尿尿。这样腌出来的效果还不错。我们送给王小波去吃，他问我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告诉他是怎么回事，他一听就破口大骂，以为我们是在耍弄他。我说我们自己也吃啊，他才稍稍息怒。

王小波曾经抽过大烟

从经济状况来讲，在当时的留学生中，我算是比较富裕的了。我去的时候，是拿的匹兹堡大学最高奖学金——校长奖学金，不仅学费全免，而且每个月还有八百多美元的生活费，但是王小波就不同了，他是以陪读的身份来美国的。别人都是丈夫先出去，妻子去陪读，他是反过来了，所以我们常常拿这个找他寻开心，挖苦他，说他是“随军家属”。

我曾问过王小波，为何烟瘾会那么大。他说当年下放云南，生活很苦，也很想家，更不知道以后自己有没有前途，所以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在那种情况下，他跟着当地的少数民族农民，抽过不少大烟。他的烟瘾就是在那个时候培养的。他说现在一天抽两包，是因为美国的烟比较清淡，抽得不过瘾。

我那时还不知道他在写小说，有次去看他的时候，发现门窗都关得死死的，一开门，从门里透出来的烟味就把我呛得倒退三步。

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总是骂骂咧咧的，骂美国佬。他外语非常不好，我当时也是非常之差，那也是我最痛苦的一年。我在班上，因为语言不好，经常被美国的同学嘲弄，所以对于他的处境，我深有同感。另外，他去打工，帮人洗盘子，还没两天，就不干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干了，他不吭声。后来李银河告诉了我实情：老板说他懒，他就把老板炒了。他那时刚从国内出去，对资本家很仇恨，适应不了美国的劳资关系。

我非常佩服李银河。那时她既要读博士，又要做助教，还要到餐馆打工。在美国读博士是非常累的，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从她那时的情况来说，真可谓是贤惠，而王小波则像个大爷。后来，当我在美国《世界日报》上看到，他得了台湾《联合报》文学大奖时，才知道他在写小说。

“哪个碰我哪个死”

1985年，我离开匹兹堡大学，要转学去哈佛。对于我要放弃在匹兹堡高额的奖学金和便宜的生活，去往物价高昂的波士顿，王小波颇不以为然。他说，你除非是想留在美国，不然不需要拿一个好文凭。你回到中国，谁又管你是哈佛毕业的还是匹兹堡毕业的呢？他要我实惠一点，好好考虑清楚。

我还是决定去哈佛。走的时候，李银河、王小波好好地请我吃了一顿，饭桌上还出现了牛肉，那比起鸡腿来可是要贵很多。我把在匹兹堡喝酒后留下的七八十个酒瓶子都留给了他们，以做纪念。我想，这些酒瓶子可能早被他们扔了。

王小波是个讲义气的人，他坚持要送我去匹兹堡的汽车站。之前不久，他买了辆旧车，那是一辆老式的双排座福特，又长又大，而且有棱角，像个坦克。他的驾车技术很差，我不敢让他送。王小波说：“没事，老子这辆车，哪个敢碰我，哪个碰我哪个死。”他跟小汤一起送我，一路上慢悠悠地走了几十分钟，中间还熄了一次火。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回国后惟一一次通电话

1993年，我出国十年后第一次回国到北京，我给王小波打电话。我对他喊：“喂，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请我再说一遍。我对着电话那头大喊了一声“老波！”他“哈”了一声，说：“听说你小子找到资本主义世界最有钱的教职了？！”

我1992年从哈佛毕业，从美国回到香港科技大学教书。在那时，香港科技大学的薪水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了。王小波要我请客，我答应了，但后来我回安徽老家去了，酒也没有喝成——那也是我从美国回来后惟一一次跟他通过电话。

【丁学良口述，黄惊涛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原载名牌杂志社《mangazine·精英》（广州），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