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上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总体定位，对哲学社会科学在反映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体现一个国家发展水平方面的重要功能进行了全面刻画，对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设定了更高目标、提出了更高要求、规定了更高任务。五年来，哲学界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探索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具体举措和可能路径，对于哲学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任务和目标有了进一步自觉，对于哲学的中国特色究竟是什么、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应该具有怎样的根本旨趣、以及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思考，取得了一系列促进学科发展的实践成效。我们认为，立足当代实践，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的深厚土壤之上，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亟需综合中、外、马哲学传统，创发出凝聚中华文明价值和中华民族力量，回应人类共同命运的中国特色哲学体系。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重塑问题域，重整学科方法论，为新时代广泛而统一的中国特色哲学体系提供必要的学理支撑。
一、以“文化自觉”锻造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体系的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二是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三是体现系统性、专业性。他特别强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习近平，2016年，第19页)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指明了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关键: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和原创性来源于对中国特色的自觉，中国特色的自觉是赋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以主体性和原创性的根本前提。
对中国特色的自觉就是“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特别提出了“文化自觉”问题，认为文化自觉就是生活在中国文化中的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形成的“自知之明”。“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2021年，第197页)文化自觉就是对决定自己之来路与去向的文化历史力量形成自觉，明白中国之为中国背后的道理。文化自觉首先是从现实出发面对未来的一种深刻需要，必须“把现实和历史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懂得自己，懂得中国文化，这也就是我说的文化自觉”(费孝通，2019年，第290页)。因此，文化自觉不是文化复古。他还特别强调，“你如果足够尊重现实，大概一定会回到历史里边去找现实的来路”。文化自觉是现实的需要，只有从现实出发，从实际出发，回到自己的历史里边寻找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道理。“我们这个民族，在世界上生存了几千年，肯定有办法在里边”，我们要“找出我们自己的格局”，找到“中国特色的底子”。(参见同上，第264页)讲清楚这个办法，讲清楚这个底子，就是讲清楚了中国特色的内在道理。只有在道理上认识清楚了中国特色，才是对于中国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一种适应新时代、新条件的自主性能力，是一种持续创造、继续发展、掌握历史主动的能力。从根本上说，这种能力就是将自身的历史、现实充分主体性化的能力，是让历史和文化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自在状态，实现“自觉觉他”的自为飞跃的能力。因此，文化自觉就是主体性的自觉、创造性的自觉。作为对文化创造主体的自觉，在获得关于自我的自知之明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运用这种自知之明，通过自觉维护自我，从而不断创生自我，推陈以出新，温故以知新，返本以革新。正是基于这种自觉，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历史道理，才会不断成为让未来的中国持续既久且大的文明道理。
正是从自在到自为的觉醒飞跃意义上，文化自觉从根本上说就是哲学自觉。“文化自觉”不是自发的、偶然的、主观的文化乡愁，而是一种具有整全性、总体性和根本性意义的文化觉醒，是对文化内在道理的客观性认识，是建立在科学性基础之上的、对文化形成发展所以然之理的全幅把握。因此，文化自觉必然要求自己内在地成为文化的哲学自觉。文化自觉需要深化到哲学的层次，形成哲学反思意义上的自觉。因此，文化自觉必然具有哲学自觉的意义。
作为对中国所以为中国的客观道理的哲学自觉，正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根本保证。继承性和民族性是在哲学反思中产生的主体性自觉的必然结果。所谓民族性是在自觉继承中不断创造的民族性，所谓继承性是在创新中自主发展的继承性。在哲学自觉的意义上，继承性不是怀旧复古的因袭，民族性更不是自尊慢他的自恋。
对中国特色的哲学自觉，对中国所以为中国的中国道理的自觉，必然要求一种中国特色的哲学，一种以中国道理的客观性为内容的哲学。中国特色的哲学，一方面是对建基于中华文明史内部的中国哲学传统的整体继承，另一方面则必须立足于当代实践、从中国道路实践的具体性出发，进行一种创造性建构，这种哲学建构必须对于全人类具有普遍示范性效应。一种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能够面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哲学，一种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这是新时代对哲学提出的要求，也是哲学作为哲学的本性要求。中国特色的哲学，必须是一种立足当代实践和文明传统、面对全人类共同命运的新时代哲学建构。这是新时代对哲学提出的要求，也是新时代给哲学提出的任务。
二、以人民至上的道理贯通中华文明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习近平，2016年，第12页)他特别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同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同上)
对中国特色的哲学自觉，就是在哲学的总体性、整全性和根本性的意义上认识中国道理。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应该是在新时代条件下以哲学的普遍性方式论证和阐明中国道理的客观必然性的思想体系。中国道理是由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的历程所展示的，是开辟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并持续导引中华文明创新转化的，是创生了既久且大、团结一统的中国并将其继续带入未来的道理。这个道理首先集中体现在中国哲学当中。中国哲学是对中华文明道路的哲学总结，中华文明史是中国哲学的前提。中国哲学内在于中华文明史，是在中华文明历史实践中不断进行的理论反思、道理总结意义上的哲学自觉。因此，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建设必须首先以中国哲学作为自己的内容前提。
在中国哲学当中，唯天为大、以民为本的天道信仰构成了中华文明政治和文化的核心原理。天道信仰并非宗教信仰，而是一种从政治信仰中深化而来的义理性信仰。“上本天道，下符人心”的天道信仰，其根本要义是对天下生民的尊重。“天”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全体天下人的一种超越性表达，“天”就是大群一体的象征符号。“天视自我民视”，民意即天意，人民即天。不过，以天来象征全体天下人，而不是直接以全体天下人的所谓“民意”来取代天意，其目的是为了突显“天”作为信仰的意涵。作为信仰的“天”，它所表现或象征的人心民意，不是局限于小我、部分乃至特定阶级的“人心民意”，而是通过个别的、部分的、特定阶级的“人心民意”，传达出的“大群一体”的“人心民意”。这种“大群一体”的“人心民意”就成为天道，成为政治的根本遵循。以天道为政治的根本遵循，就意味着从根本上和总体上，以过去未来和现在的全体人民为遵循，是对历史、现实和未来一体负责的政治，这就是人民至上的政治。以天道为根本遵循的政治，是能够从具体个别的人心民意中看到并实现全体人民需求的政治，是能够从人心民意中看到历史大势，积极把握历史主动，不仅满足当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能够前瞻性、战略性和全局性地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根本需要和未来需要的政治。以天道信仰为内容的政治，就是从根本上和整体上呼应全体人民需求的政治信仰。
在近代积贫积弱、中华文明进入衰颓周期的历史时刻，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其使命就是再次激活中华文明的内在力量，重新焕发中国道理的活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力量，就在于它将天道信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至上”的政治信仰。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文明土壤之上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发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克服了发生在帝制与民本理想之间的悖反关系，弥缝了传统中国在“天以其私意以成其大公”意义上的历史与价值的断裂，创造出能够直接体现全体人民的人心民意的政治制度。把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一定意义上不仅成为对天道信仰的最新表述，更重要的是，通过其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成为天道信仰更为全面更为彻底的实现形式。
毛泽东同志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1095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习近平，2017年，第21页)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一切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满意作为工作的根本标准，把实现人民幸福作为发展的目的，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就是对人民的信仰。对人民的信仰就是天道信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天道信仰继承发展、创新转化为对人民的信仰。“上本天道，下符民意”的天道信仰，就是让全体人民各得其所、各得其养，把回应全体人民的需求作为政治的最高目标，这是中华文明最根本的政治追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关怀。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华文明史就是一条遵循人民至上道理的道路，一切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的道理就是中国道理。这个道理作为价值理想始终导引着中华文明发展的方向，在历史和价值、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张力中前进，不断在历史中落实价值，在现实中贯彻理想。这个道理既是中华文明的根本道理，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道理，是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内在一致且共属一体的道理。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合，就是结合于这个道理。世界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真正代表者和希望所在，就是因为中华文明为其提供了坚实的文明土壤，就是因为中华文明与世界社会主义之间内在道理的一致。
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哲学体系建设，一方面要立足新时代，深入于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从哲学上深刻揭示中华文明的根本道理，另一方面也要立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人类文明整体命运的角度，深刻阐发世界社会主义的道理，进一步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为中华文明开辟新阶段、又为人类文明开辟新道路的道理宣示出来。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代表的中华文明新发展，亟需提出自己的哲学，以哲学的普遍性方式说明中国道理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东、西方之间的文明竞争已经深化到哲学的根本层面，新时代的哲学学科更应该不负使命重托，从政治的高度领受这一文化任务。
三、以知行合一的实践本体论构建新时代广泛而统一的中国特色哲学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系统性、专业性的要求，要“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习近平，2016年，第22页)。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给哲学界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体系的明确任务。
构建一个统一的哲学体系，是近代以来中国哲学一以贯之的努力目标。冯友兰先生曾说过，“通观中国历史，每当国家完成统一，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府，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的时候，随后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包括自然、社会、个人生活各方面的广泛哲学体系，作为社会结构的理论基础和时代精神的内容，也是国家统一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儒家、新儒家都是这样的哲学体系，中国今天也需要一个包括新文明各方面的广泛哲学体系，作为国家的指针。”(冯友兰，第367页)在冯先生看来，新的广泛的哲学体系的出现，意味着不同的文化在中国的矛盾冲突的解决。所谓不同文化的矛盾，就是古今中西之间的矛盾。新的广泛的哲学体系的完成，从根本上说就是对古今中西问题的根本解决。当然，正如冯先生所说，在新的广泛的哲学体系完成之后，还有新的矛盾，但那是另一个问题。实际上，新的广泛的哲学体系的完成，意味着近代以来围绕中西古今之间道路问题而进行的文化斗争的终结，意味着中华民族更加自觉地踏上了接续发展中华文明的大道。
在冯友兰先生看来，这个新的广泛的哲学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一个“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且已经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个哲学体系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解放、寻求富强、创造新文明的哲学，是建立自然、社会、个人生活统一性的哲学，是体现着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精神的哲学，是焕发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伟大精神的哲学，是贯彻了中华文明大群一体、人民至上根本道理的哲学。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最能说明这种哲学的中国特色。它扬弃了古希腊形而上学的静观传统，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统一的哲学激活了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的中国哲学传统，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形成、进而指导实践的哲学。因此，它把客观过程的反映、主观能动作用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它以实践为核心，以主客观之间、人与世界之间、天与人之间的交互作用、相互交融的关系来取代主客观之间、人与世界之间、天与人之间的对立关系，以实践的动态过程克服主客二元对立，是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合一。主体在实践过程中能动地把握客观世界，在能动地揭示客观世界真理的过程中，不断形成、充实、完善自我，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更深刻地认识自我，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我。反之亦然，能动地认识自我的过程，就是积极地发现客观真理的过程;能动地改造自我的过程，就是积极地改造世界的过程。能动的反映论以实践为中介，是在主客交融的过程中认识包含了人在内的世界真理的认识论。因此，这样一种认识论同时具有实践本体论的意义。
认识论与本体论合一于实践，更进一步说是合一于革命的实践。革命是对这种实践的本体论性质的揭示。因为实践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历史辩证法，“从历史的辩证法来看，社会的变革是一个不断新陈代谢的过程，人的实践活动展开为由过去、现在奔向未来的过程”(《冯契文集》第1卷，第58页)。所以，实践是推动历史发展变革的实践，历史总是通过革命的环节向前发展。实践从根本上就是革命的实践，在这个意义上，革命的原理就是历史辩证法的原理。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相统一，同时也意味着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认识自我与改造自我相统一。实践本体论与能动反映论统一于革命的历史辩证法。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实际上也是宋明理学中“即本体以为功夫”(王畿语)与“心无本体，功夫所至，即是本体”(黄宗羲语)的阳明学精神的现代表达。功夫与本体的合一，知与行的合一，正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合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夫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转化为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相统一的社会政治实践。革命既是个体精神成长的机制，也是社会文明体新陈代谢的机制，这就是历史辩证法的基本内涵。作为历史辩证法的革命从根本上说就是天道的自我革命，是社会文明有机体自我更化的新陈代谢机制。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激活了中国哲学的传统，克服了旧唯物论的机械反映论，更避免了唯意志论的独断教条。通过融通古今中西哲学资源，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中国共产党成功创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体系，毛泽东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还远未结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习近平，2016年，第9－10页)新时代哲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广泛而统一的哲学，构建总结新时代实践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面向人类未来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哲学，他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第241页)。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完整科学体系的重要前提。全党要深入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不断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哲学对于树立正确世界观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强调了哲学对于塑造正确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的意义。他多次引用陈云同志的话，“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第38页)因此，学习哲学就是要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中产生深刻的自觉，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一方面化经验为理论，另一方面更要化理论为方法，更为自觉的、更有系统性和预见性的指导实践，同时，在自觉系统地运用方法中产生更高的觉悟，从而进一步达到化方法为智慧的境界。学习哲学的效用，就是把握实践的主动性，自觉运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精神，主动促进从经验到理论、从方法到智慧的不断升华。
实事求是的方法论、两点论和重点论合一的矛盾分析法、顶层设计和底线思维相结合的辩证法、在认识历史大势的前提下把握历史主动的能动反映论、从普遍联系出发把握系统性全局性的整体论，都深刻蕴含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当中。哲学界需要根据新时代的实践特点和时代主题，深入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主题，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构建，为新时代广泛而统一的哲学体系构建，提供学术支撑。这是新时代赋予哲学界的使命任务。
四、以体用一如、综合融通、古今贯通、守正创新的态度构建新时代广泛而统一的中国特色哲学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3方面的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习近平，2016年，第16页)构建新时代广泛而统一的哲学体系，必须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三种哲学资源，实现综合创新。
张岱年先生多年前就提出了辩证、解析与唯物的综合创新的哲学理论，意图构造一个“三结合”的体系。张先生认为，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也有可取之处，同时中国哲学中唯物论学说与辩证法思想也有较高价值，应该发掘继承。因此，应该将现代唯物论、逻辑分析方法和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相结合，综合创新出新的哲学体系。(张岱年，第5页)综合古今中西各种资源实现哲学体系的综合创新，其目的在于从根本上和总体上解决中西古今之间的文化矛盾，从实践上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因此，综合创新的哲学体系的完成，一定与道路实践中中国问题的解决相呼应。它既是对道路实践问题的成功理论总结，又是以成功的理论指导道路实践的结果。冯契先生指出，毛泽东第一次真正站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哲学高度，解决了中西古今之争问题，在文化上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既反对全盘西化论，又反对中国本位文化论，通过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实现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综合创新的哲学体系必须以实践中中国道路的真正确立为内容。
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体系的构建，也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践为前提，必须以新时代的时代任务为自己的主题，必须提出新时代解决中西古今文化矛盾的方案。
新时代的时代任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态势给当今世界带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这一变局的实质是“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由西方文明所主导的现代世界秩序面临深刻改变的历史挑战，未来新的世界秩序将会怎样形成尚是未定之数。与此同时，经过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从根本上解决了困扰中国近代以来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一步步克服了生存和发展的危机，迎来了复兴的局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新的世界秩序的意义，要求我们对内以更深刻的文明连带感来凝聚认同，对外以更强大的价值宣示来塑造主体性，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作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新时代的中国，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努力，具有了实现古今之间文明贯通的能力。
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体系的任务，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华文明的古今贯通中，确立当代中国发展的中国史意义和世界史意义，确立当代中国的统一哲学，确立当代中国的文化体系，用哲学的普遍性方式向世界宣示中国道路和中国道理的普遍客观性。新时代哲学的任务就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入结合起来。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步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第84页)如果中国大地是“体”，那么道路和办法就是“用”。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就是在中国之体上寻求中国之用，中体中用，体用一如。这种体用观彻底改变了近现代思想史上“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打成两撅的体用分离观。严复曾经批评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牛体马用”，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学术是一个有机体，“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戴震集·雕菰集·严复集》，第412页)体用一如观的前提是一种有机体的生命整体论，而“文明”就是这样一种生命的有机整体。从体用一如的生命有机整体出发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关系，就是用一种古今贯通的观点来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传统与现代、古与今不是割裂的分离的关系，古今贯通就是把现代看成是从传统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来的，“今”是“古”的创新变化、损益随时的发展结果。
立足于体用一如观看待中西关系，就是立足中国大地，立足中华文明之道看待西方，在中国之体上，以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将西方看成是一种为我所用的可资借鉴的资源，而不是把西方看成是普遍真理意义上的普遍之体。作为资源和手段的西方，必须进入中国的有机体、适应中国的主体性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海纳百川的体系，可以包容一切有助于中国成长发展的资源，而这也正是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系统性的体现。因此，体用一如可以达致中西贯通。以体用一如意义上的古今中西关系看待现代化问题，现代化就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问题，就不再是现代“化”中国，而是中国现代化，甚至是中国“化”现代，是中国化出自己的现代。立足于体用一如观，我们也可以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结合关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功地作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指导思想，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之间一定存在着深层次价值上的相互呼应关系和实践中的相互支撑关系。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是“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因此，“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第651页)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就是具中国之体。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那么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则更进一步，已经成为在中国之体上生长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说明马克思主义必须摆脱外来的性格并最终成长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与中华文明深度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结合不是两种思想的嫁接，而是一种通过激发、唤起共同的价值并加以熔铸意义上的融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充分激活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和远大理想，充分激活了中华文明的根本原理，通过去粗取精、取精用弘，使得中华文明浴火重生，使得中华文明中的价值理想不断成为克服中国面临的文化危机和历史困境的导引性力量。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中介，一种激活中华文明固有价值的中介。马克思主义以其有机体的社会观、辩证和历史的思想方法、唯物的世界观形态，从根本上呼应了中华文明的有机整体、生生不息的宇宙论，经史合一、穷变通久的通史思维，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正德利用厚生的实用理性，从而重新激活了中华文明的价值原理，使其重新焕发活力，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现代的形式，获得了现代发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华文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当代发展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结合，最终融合成一条自古及今不断创新转化的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道路，一条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道路。在中国大地上寻求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从而实现古今贯通、中西贯通甚至是左右贯通。古今贯通使得中国历史可以穷变通久，达致“通”史的境界;中西贯通使得中华文明可以合内外，达致“天下一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境界;左右贯通使得中华文明可以不偏不倚、持守中道，达致大公至正的“中和”境界。立足中国主体，坚守体用一如，就是守正、守中，寻求道路和办法，就需要创新和革命。中华文明之道，是创新变化、损益随时之道，是顺天应人、主动革命、取精用弘、革故鼎新之道。中华文明既久且大、连续发展，就是“天道”不断主动自我革命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文明守正创新的当代发展，是中华文明的当代形态。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文明才可以不断延伸到未来。
新时代广泛而统一的中国特色哲学体系，更需要一种内在视野，找到融通古今中外一切思想资源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对象决定方法的方法论。对象决定方法的方法论，要求我们扬弃方法论上的“普世主义”和世界观上的“形而上学”，以中国为本体，也以中国为方法，实现本体与方法的合一。对象决定方法的方法论，也内在要求任何研究都必须以自身的对象为本体，寻找适应本体的方法。因此，以中国为本体和方法的研究所达成的中国观，不仅不会排斥其他任何以自身为本体和方法的研究，而且势必会通过比较，有机综合出以世界为本体和以世界为方法的世界观。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以“普世主义”的方法论独断，取消方法论的具体性，更不会以“普世主义”的单一世界观，抹杀多元互动形成的世界观。从中国实际出发，以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通过实事求是的科学判断力，用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为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奠定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从而真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习近平，2016年，第19页)的指示精神，从根本上避免习近平总书记所警示我们的，“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如果用国外的方法得出与国外同样的结论，那也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同上)的丧失主体性的境地。新时代广泛而统一的中国特色哲学体系的构建，要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这是时代对中国特色哲学体系的期待。
五、以中、外、马哲学彼此贯通的视野熔铸新时代广泛而统一的中国特色哲学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习近平，2016年，第22－23页)如何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哲学学科体系，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新时代哲学界需要面对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之一。作为哲学学科三大基础学科的中国哲学、外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根据新时代建构广泛而统一的中国特色哲学体系的任务要求，从中、外、马哲学融合的视野出发，深刻把握时代问题和历史大势，从实践中升华理论，以共同的问题导向，重构学科问题域，重塑学科方法论。
基于中华文明史观，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不断激活中华文明内在力量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文明土壤中生根发芽，与中华文明内在精华相结合，不断开辟出中华文明新境界、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同样是不断激活中国哲学内在价值，开辟出中国哲学新形态的历程。邹化政先生曾指出，“中国儒家哲学，是在世界哲学史上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伟大的哲学之一。其中许多哲学命题，在其朴素的形态上都达到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一致的惊人水平。”(邹化政，第42页)在他看来，“要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同上，第45页)这也就意味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结合起来，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来为中国哲学赋予一个现代的科学的形态。这个中国哲学的新形态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此意义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阶段。
基于中华文明史观，外国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在中国，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一个中国化的历程。正如丁耘所说:“西方哲学中国化不仅限于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更体现在对西方哲学的运用上，体现在中国哲学对其历史与原理的解释上，也体现在中国哲学当前的最有活力的创发动机上。”(丁耘，第178页)西方哲学在中国的运用，一方面表现在哲学观念传入中国，成立了中国“自古就存在着中国哲学”这个基础性判断，这意味哲学所代表的西学分科体系已经介入了中国的传统学术，并“奠定现代中国学术的整体格局”，而“这是标志着中华文明卷入现代世界的头等大事”(同上);而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西方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唯物唯心的二分架构到对实践的重视，都体现了中国义理学传统的底色，并在西方哲学的运用中，形成了所谓的“中国哲学”及其对中国哲学史的叙述。在我们看来，西方哲学中国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激活了中华文明中的哲学潜能，使得中华文明基本价值得以通过哲学这种普遍性的方式，进入到世界哲学的版图，将中国哲学史带入一个新阶段。同时，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也带来了中国化的西方哲学，而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化的西方哲学也已经成为熔铸了西方哲学视野的中国哲学。当代中国的中国哲学，不仅是中国哲学史的当代形态，更是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基于中华文明史观，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都熔铸了其他两者的视野，具有了贯通其他两者的可能性。同时，也正是基于中华文明史观，中国哲学、外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各自所蕴含的贯通彼此的可能，使得在新时代熔铸出一种融合中外马的统一的哲学体系成为可能。
立足当代中国实践，通过源流互质的方式总结中华文明史，综合融通中国哲学、外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发出新时代广泛而统一的中国特色哲学体系，是新时代对哲学学科提出的至高要求，也是当代哲学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我们期待，新时代中国的哲学能够熔铸新时代的精华，为人类文明的未来提出中国的哲学方案。
（作者简介：张志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古典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来源：《哲学研究》202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