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18年度，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通过对近四千种期刊发表的有关1840-1919年间中国近代史研究论文的分类整理，在尽量照顾来源期刊和作者之间的平衡及保证学术质量的情况下，精选了130篇优秀学术论文予以全文转载。转载论文所呈现的期刊分布和第一作者来源情况，反映了年度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的一个侧面。从2018年度的转载论文可以看出政治史研究平稳推进、社会史研究不断拓展、经济史研究继续深入、思想文化史研究耳目一新、人物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等基本特点。2018年度的中国近代史还表现出了学科交叉研究明显、资料更为扩展与丰富、研究者更注重具体实证研究，但宏观讨论缺乏等特点。
关 键 词：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研究
作者简介：刘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编辑
中国近代史一直是史学界最为活跃、最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与之相应，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以下简称《中国近代史》)在其历史类各专题中也是体量较大、订数较多的一本刊物，足见其在学界及读者中的重视程度。2018年度，《中国近代史》通过对近四千种期刊发表的有关1840-1919年间中国近代史研究论文的分类整理，反复比对与系统研读，最后精选了130篇优秀学术论文予以全文转载。这些论文涵盖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和思想文化史等几大类，编者在选文时尽量照顾来源期刊和作者之间的平衡，在保证学术质量的前提下，尽量覆盖更多的期刊和作者，以期将此阶段学术研究的典型成果呈现于学界，大体反映学界在该年度对晚清民初历史的研究现状和研究趋向。本文借此对2018年度中国近代史研究情况进行量化与内容分析，希望能够更深入地展现该年度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特点与走向。
一 转载期刊与作者单位的基本情况
2018年度，公开发表在各类杂志上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论文共计1235篇，《中国近代史》共转载130篇，涉及61种刊物，转载率为10.5％，该数据与2017年度大致相同(2017年度转载130篇，涉及69种刊物)。相较于历史类其他专题的转载情况，《中国近代史》的转载量和转载率位居前列。《中国近代史》的论文转载，既客观反映了近代史研究的课题分布现状，也在政治史研究领域有所偏重，在社会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研究等领域，注意各专题选文之间的平衡，篇目数量相差不大。
从《中国近代史》转载论文的来源期刊整体情况看，历史学类专业期刊仍是重要来源期刊。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学类专业期刊中，如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史林》，非常关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前沿问题，2018年度刊登了众多政治史、城市史领域的优秀论文，转载量也随之增加，与2017年度(转载5篇)相比有较大增幅。在综合类期刊中，《学术月刊》《广东社会科学》《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因长期侧重于关注晚清民国历史的研究，发文较多，且质量较优，转载量也较为突出。
从《中国近代史》转载论文的作者单位分布情况看，第一作者主要来自社会科学院系统及各高等院校，且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成都。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因其长期以中国近代史为研究领域，具有深厚的研究底蕴和科研实力，研究人员众多，研究成果丰富，反映在《中国近代史》中，转载也较为突出，共11篇，与2016年度的转载数(11篇)持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9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各5篇，这几所高校的历史学院有稳定的近代史研究队伍，在近代史研究领域实力较强。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和暨南大学文学院转载情况看，亦反映出这两所高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实力。
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转载论文对作者和来源期刊的规定，《中国近代史》每期对每本来源期刊上的论文控制在2篇及以下，每个作者全年转载量不超过3篇，目的是将选文覆盖更多的期刊和更多的作者。该规定不可避免地会错过许多优秀论文，但保证了期刊来源的多样性与作者来源的广泛性，也利于展现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更多的研究成果和更丰富的研究观点。因此，来源期刊与作者来源单位只是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相关情况，从转载的广泛性和全面性而言，《中国近代史》应当更具客观性和权威性。
二 转载论文内容分析
《中国近代史》转载论文所反映出的研究情况，主要集中在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近代人物等方面。因部分论文在选题和研究中属于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在内容上并不适合归属于某一单一领域，为避免重复或遗漏，本文择其要者暂归入某一专题论述。同时，在分析概括时，原则上主要着眼于研究重点、研究趋势和前沿问题等方面，在其他方面可能会有忽略，此实为本文所论的侧重点不同所致，并非忽视相关论文的学术价值。
1.政治史研究平稳推进
政治史研究一直是历史学科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晚清民初阶段也概莫能外。2018年度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主要集中于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清帝退位等重大政治事件及政治革命、制度变迁、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外关系等方面。
2018年是戊戌变法120周年，学界在召开多次学术会议研讨和纪念这一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的同时，有关研究戊戌维新改良的论文也陆续发表。一些论文在研究方法和观点上颇具新意。如《维多利亚、温哥华与海内外华人的改良和革命(1899-1911)》(《中国近代史》第1期)，以地方史和全球史的研究视角，对1899年后康有为所领导的海外改良运动从维多利亚和温哥华向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及后来的衰落进行了考察，并对1911年前当地华人急剧转向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过程、内外原因及其跨太平洋影响进行了分析。论文突破史学界关于清末国外华人改良与革命完全对立的观点，揭示了两者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澳洲保皇会创立探源——以(东华新报)及澳洲保皇会原始档案为主的分析》(《中国近代史》第2期)在占有新的史料的基础上，认为保皇会是戊戌变法在海外华人中的延续，对澳洲保皇会成立的动因、过程、初期活动以及作为保皇会机关报《东华新报》的沟通宣传职能和澳洲分会与海外保皇会的互动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对深入理解海外华人如何参与晚清变局提供了新的门径。
近代中外关系是政治史研究的重要领域，长期以来为学界所关注，2018年又出现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法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所获赔款的分配方案——以法国外交部档案为基础史料的考察》(《中国近代史》第2期)针对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法双方达成的800万两白银的赔偿协议，除700万明确规定为军费外，对剩余100万两的分配方案和进程作了阐述。《晚清时期中美条约关系的演变——从“搭便车”到“门户开放”》(《中国近代史》第5期)探讨了晚清时期美国强行与中国建立条约的演变发展的三个阶段，揭示了美方维持和扩展以机会均等为核心的条约权益的意图，深化了对晚清中美关系的认识，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变化。《孙中山与“中日盟约”问题新证》(《中国近代史》第5期)则利用新史料对孙中山与日本签订的“中日盟约”进行了辨析。《“受难时刻”：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的裁决与威尔逊的认同危机》(《中国近代史》第8期)论述了一战后期列强在处理山东问题上的冲突与合作以及威尔逊在民族自决的道德原则与列强奉行的强权政治原则之间的选择，最后为国联计划的实现而放弃对中国的道义承诺，作者认为这对威尔逊而言是“受难时刻”的抉择。《义和团运动时期列强在上海的驻军与撤军》(《中国近代史》第10期)考察了当时列强在上海驻军与撤军的始末，指出英国最早提出在上海驻军，将自己视为上海和长江流域的“主人”，而德、法、日等国的驻军要求和提出的撤军条件及其他列强的反应，否定了英国在上海和长江流域的特殊地位。《清末民初边疆危机中的“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纠葛及社会思想变迁》(《中国近代史》第12期)展示了清末民初中国边疆危机中“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相互纠葛的历史样态，分析了中国“外交之主体”问题的提出与演化的历史趋向，揭示了国民外交从“主体”到“后盾”地位的转变，从而折射出中国边疆危机中外交思想的深层变动。
有关清帝退位与各方政治势力的争斗仍为学界所关注。《清末皇族内争与袁世凯复出》(《中国近代史》第2期)从皇族内争的视角探讨了袁世凯复出的历程，作者认为载沣之弟载涛在力推军机更迭时有意让袁世凯复出，因隆裕反对未能实现。皇族内阁出台后，载涛与隆裕一派的载泽围绕继任内阁总理之争日趋激烈，袁世凯成为各方拉拢的对象。武昌起义后，袁世凯有意复出，并提出复出条件，清廷也基本应允袁世凯的条件。作者指出，袁世凯复出主要是因皇族各派之争，与列强施压关系不大。《政权鼎革与法统承继——围绕清帝退位的南北相争》(《中国近代史》第7期)围绕清帝退位问题，袁世凯一面化解君主党的反对压力，一面排除民党的限制约束的周旋，力图借清帝逊位之名，主导南北政府合并，延续清朝法统与承接清朝政府，孙中山虽认识到袁世凯诡计，但却无能为力，作者据此认为清帝退位虽实现共和，但留下重大隐患。《逊清皇室与〈优待条件〉入宪》(《中国近代史》第9期)则阐述了逊清皇室借民国制宪之际，积极运作《优待条件》入宪并最终功败垂成的过程。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讨论也是学界长期研究的重点。《庚子赔款中央与地方争论补议》(《中国近代史》第9期)梳理了庚子赔款过程中统治集团内部的论争，探讨了东南互保后军机处、各地督抚、在京谈判全权大臣、总税务司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加深对庚子赔款和晚清政局的研究。《清末边疆危机下中央与云南当局围绕盐课的博弈》(《中国近代史》第11期)考察了云南盐政的运作和演变过程，反现了中央监管权与地方官财权之间的博弈。
可见，近代政治史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呈平稳推进的研究态势，使用新材料、深化研究层次、加强中外关系史研究、突出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以探明历史走向等，是2018年度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基本特征。
2.社会史研究不断拓展
社会史研究仍具创新活力，慈善史、城市史、医疗史等论题不断有新成果出现。2018年慈善史研究较之以往有明显推进。《晚清都市空间中的慈善、娱乐和社群认同——以慈善义演为视点》(《中国近代史》第1期)从“寓善于乐”是慈善义演初兴的重要因素和内核出发，对绅商阶层、伶界、新式学生群体等新兴社会力量的参与，慈善义演形成的都市娱乐活动与慈善事业中的社群网络等新的现象进行研究，阐述了慈善义演打破传统阶层之间的互相异见、为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交流和公共事务中的协同创造了新的场域等体现着慈善义演的张力的特点。《“变质”的慈善：晚清沪北栖流公所初探》(《中国近代史》第2期)通过梳理栖流公所的设立及职能的变化发展，发现其虽与救助流民的栖流所无异，但在实际操作中成为公廨饬发各类人员的接收机构，在工部局与会审公廨挣脱女犯关押权的过程中，被正式确定为有别于传统女牢的女犯分所，同时男性案犯也有部门改发栖流公所，这使得栖流公所在承担各种善举外，还具有近代监狱的职能。《近代河北天主教传教士弃婴收养活动及其影响》(《中国近代史》第9期)则对天主教传教士在近代河北地区开展弃婴收养事业的缘起、措施、特点、影响及其经验与启示作了梳理和总结。
城市史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门领域。目前，关于城市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从器物和技术切入考察城市市政设施现代化，以警政和卫生防疫等为对象，展现西方城市管理理念和机构的移植，从城市功能角度研究城市规划、城市地位、城市文化、城市经济等方面。2018年度《中国近代史》主要选取了研究上海、天津、香港等城市的代表性论文。如，《地狭人稠型城市的困境与治理——以港九时期(1869-1897)的香港为例》(《中国近代史》第3期)分析了港九时期城市拥挤不堪导致的各类问题和矛盾、政府如何应对和处理的过程及其成效，具有一定的现实关怀。《论近代上海作为中外利益共同体的意义》(《中国近代史》第9期)分析了上海作为中外利益共同体形成的政治前提、空间基础以及持续增强的安全岛功能、强力保障的上海枢纽港地位和超常的自我增强功能，其安全系数和生产要素集聚互为因果，吸引上海周边甚至全国各类有权、有财、有才的人物，上海也从中获取巨大利益，成为人才高地、文化中心。《公共交通与城市现代性：以上海电车为中心(1908-1937)》(《中国近代史》第9期)从电车的引进和普及切入，管窥城市理念的进步和城市现代化的嬗变。《从书画助赈看晚清上海城市文化》(《中国近代史》第9期)则是从书画助赈着手，探究城市文化的走向。《政治、空间与城区变迁：清末民初天津的河北新区》(《中国近代史》)从政治和空间的双重因素入手，梳理了天津河北新区的兴建与发展。《近代中国城市捐税制度初探》(《中国近代史》第9期)从城市史的角度追溯传统时期政府对城市的管理，分析了近代城市征收捐税的原因、各城市的捐税征收和捐税制度的创立，进而探析近代财政制度变革及国家公权的关系。《晚清上海法租界城市治理中的法律移植与司法实践——以违警罪为例》(《中国近代史》第8期)探讨法租界中司法的移植、制度设计与司法实践，进而分析城市治理的现代化历程。
医疗史同样是近年兴起的热门论题，中国近代医疗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医学社团、疾病、中西医之争以及中西医在制度层面的确立等方面。如，《近代医学制度变迁——以中西医社团为视角》(《中国近代史》第2期)从西医、中医社团的创办和发展入手，探讨了医学社团进入政府制度层面的努力，从而解析了西医如何在制度层面占据上风而中医日渐式微的过程。《疾病构造史：广州狂犬病的社会起源》(《中国近代史》第9期)叙述了现代狂犬病的起源过程，认为狂犬病不仅是一种客观疾病，更是诸多力量参与构造的一种社会现象。《清末东北官聘西医及其薪津状况考析》(《中国近代史》第10期)分析了清末官聘西医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列强的压迫，并支付了较高的薪资，还约定了相当的抚恤金及制定了抚恤金标准，作者认为清末东北官聘西医已经成为常态，对中西医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积极主动地适应当前史学研究所拓展的新领域和研究方向，在城市史、医疗史、慈善史等方面多有创获，研究领域的拓展使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充满活力、前景可观。
3.经济史研究继续深入
2018年度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近代历史中的贸易、财政、金融、工业化等方面问题的探讨。
近代贸易史研究既涉及国内贸易现象，还重视中外贸易史的发展轨迹。如，《新瓶旧酒：民初长芦盐业自由贸易改革与新包商的出现》(《中国近代史》第3期)考察了来自英国的丁恩试图将西方“自由竞争”的经济理念带入中国盐业以增加中央政府盐税收入的经过，但在长期专商垄断、官商勾结的中国盐政体制下，这一改革并未达成的事实，作者重新检视这一被不少学者誉为“早期盐务近代化”的改革，力图揭示近代中国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某些内在机制。《晚清民国华北乡村田宅交易中的官中现象》(《中国近代史》第4期)在对晚清民国华北地区乡村田宅交易中的官中现象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着力探讨了官中的来源、设置单位、职能、中用、身份、利弊等问题，并试图就历次变革的发生给出合理的解释。《近代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1883-1904)》(《中国近代史》第7期)考察了近代上海与朝鲜贸易的发展轨迹和贸易特征，阐明了双边贸易在中朝两国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深化了近代中朝海上贸易史的研究。
财政史研究不仅有财政史个案的考察，还有财政制度的分析，也有对财政制度理论方法的思考。如，《改革与海运：胡林翼改革与19世纪后半期的湖北漕务》(《中国近代史》第6期)考察了咸丰七年胡林翼在湖北推行漕务改革的过程，认为19世纪后半期的漕运制度变迁反映出漕务运作中核定成本、依赖市场程度的加强，不计成本的“贡赋逻辑”逐渐被取代。《安福国会审议民国八年度国家总预算案探析》(《中国近代史》第6期)围绕民国八年度政府总预算案审议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虽然总预算案最后并未严格实行，但国会积极行使财政监督权，促进预算民主的努力仍值得肯定。《息借商款与晚清财政》(《中国近代史》第7期)对甲午战后息借商款的源起、借款经过、停借与去向、还款等做了阐释，认为息借商款并未达到目的，但大部分如期偿还。《晚清杂税与杂捐之别刍议——兼论杂捐与地方财政的形成》(《中国近代史》第8期)厘清了杂税和杂捐的区别，并探讨了杂捐的征收与地方财政尤其是县级财政形成的关系。《咸丰朝户部银库实银收支与库存数量新探》(《中国近代史》第11期)对“皁保实银清单”的性质、各省解交户部银库的实银数量与规模、官票银是否计入银库黄册等三个问题做了考察，深化了对咸丰时期财政问题的研究。《“发覆见宝璧”：晚清战时财政协济研究散论》(《中国近代史》第12期)认为晚清财政协济问题需要拓展视野重新梳理新旧文献，追求精密化研究，捕捉历史关键环节的复杂信息，研究时应采用整体史观，贯通战时财政协济与非财政问题，秉持“人是历史最具活力的因素”的理念，注重长时段、中时段和瞬间时间的连缀。
近代金融史研究主要聚焦于币制改革、银行业、钱庄等方面。如，《精琪访华与清末币制改革》(《中国近代史》第4期)考察了1904年美国货币专家精琪来华帮助清政府进行币制改革的过程，分析了双方表面都以促进中外贸易和投资相标榜，实则各有所图的内在矛盾，作者认为清政府拒绝精琪货币改革方案的主因在于该方案没有顾及中国主权和利益及相关主客观条件，而不能简单归咎于晚清“货币发行地方化”所代表的地方利益的抵制。《近代银行制度的形塑与政商关系》(《中国近代史》第5期)围绕近代银行制度的形塑过程，梳理了政商之间的合作、互动乃至博弈的关系，揭示了近代银行业发展与相关制度之间的内在理路，拓宽了金融史的研究视野。《近代中国私营银行公司治理模式与难题——以侨资中南银行为例》(《中国近代史》第8期)考察了中南银行由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立向两权合一的治理模式演进的历程，弥补了近代金融史、企业史在该问题研究上的不足。《“大分流”之后的与时俱进——传统钱庄业在近代中国的变化与特点》(《中国近代史》第11期)通过阐述钱庄业依据时势变迁的三个阶段，证明传统行业并非都与现代相对立的事实，得出传统行业只要与时俱进完全可以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并有所发展。
对近代贸易史、财政史、金融史的探讨，其课题意识与当今的经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问题与理论问题并举，是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特点，这也使相关研究更具深度。此外，学界对工业化的讨论也有重要成果出现。如《近代中国工业化的第一次大讨论——基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申报〉振兴蚕丝业论争的考察》(《中国近代史》第8期)对中国工业化问题第一次大讨论的缘起、演进过程及意义做了分析，拓宽了中国近代工业化问题的研究视野，增进了对近代中国观念变革与工业化演进关系的认识。
4.思想文化史研究耳目一新
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除在传统的议题上有所推进外，近年来受新文化史影响，各种新议题频现，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如，《晚清学制变动中学官仕宦生态与西学体认——以叶昌炽初任甘肃学政为中心》(《中国近代史》第10期)以甘肃学政叶昌炽这一个案为研究中心，管窥晚清地方官场升迁和对西学的体认与焦虑，体现了学界研究视角的下移和对微观及中观层面的关照。性别与身体史的解读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日常生活的咏叹：近代儿童性别意识启蒙——以20世纪初儿歌为中心》(《中国近代史》第10期)通过爬梳20世纪初各地流传的儿歌，分析其中的性别意涵，探究社会性别制度与观念史是怎样在日常生活中参与形塑儿童性别意识的。《新书、新学与新党：清末读书人群体身份认同的趋向与印刷文化的转向》(《中国近代史》第10期)从清末中国新书、新报出版与流通的角度，分析了清末科举改制及随后以废科举专重学堂为表征的教育体制变革对近代中国印刷文化的影响。
清末民初，有关中国人如何看西方与西方人的中国观，从外部视角作为“他者”身份窥视对方，多面向地展示了各自的社会形态，同时也反映了近代中西方文化心态的变迁。以中西对视为主题的论文在2018年度的《中国近代史》都有呈现。如，近代土耳其与中国有相似的命运，国人关注土耳其的处境，反映了国人对本国命运的审视与反思，《近代中国人土耳其观的再认识》(《中国近代史》第5期)勾勒了近代国人对中土关系认知的演进轨迹。《1868年亚洲文会黄河科考：“中国之患”形象的确立》(《中国近代史》第12期)考察了亚洲文会黄河科考的缘起、过程、价值，及亚洲文会报告的出炉直接影响了此后西方人对黄河的描述，进而奠定了“中国之患”这一负面形象。
在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概念史研究继续推进，新作不断出现，范围也由原来偏重于政治史的词汇向晚清新名词的整体反思演进。如，《“文以载政”：清末民初的“新名词”论述》(《中国近代史》第6期)论述了新名词在晚清民初的流行，时人的大量讨论和反思，作者也对新名词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研究新名词时不能仅讨论新名词出现的频次和事件、有多少“实”的含义与精英如何表达、言论如何独特，更应关注新名词究竟如何再生产、如何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如何发挥作用以及造成何种社会结果的现实塑造问题。这种反思对于概念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启发作用。
近年来，学界对报刊的研究已有大量成果出现，涉及的报刊种类也由《民报》《新民丛报》《新青年》等，继续向《申报》《益世报》《时务报》《甲寅》等扩展。如《北洋时期舆论环境中〈申报〉的言论策略与身份定位》(《中国近代史》第6期)探讨了北洋政府时期的舆论环境与《申报》的言论策略与身份定位，体现了《申报》面对政府新闻政策所展现的言论策略和博弈智慧。
学堂、学校与近代史学也引起学者的关注。《旧学新制：京师大学堂经科大学史事考》(《中国近代史》第6期)则从学科建制、筹建招生、师资教学等方面讨论经科之缘起流变，审视经学在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中的命运。《东京大学与近代中国——以日本(文部省往来文书)为中心》(《中国近代史》第6期)记录了东京大学与中国的学术渊源以及彼此交往的历史。《新国体下的旧史学——民国初年的宣付清史馆立传(1914-1927)》(《中国近代史》第1期)论述了民国初年各方势力围绕如何书写清代历史的博弈。《论〈清史稿〉对孝钦太后传记的处理》(《中国近代史》第3期)，阐述了《清史稿》如何从体例和行文上处理孝钦太后传记的问题。
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在新文化史研究趋向的影响下呈现出了广阔的研究前景，对文化史的概念、范畴的重新认识使得该领域的研究方法新颖、学科理论活跃，各种新的研究领域被拓展开来，特别是观念史、概念史研究方兴未艾，更受到学者的重视。不过，近代新文化史研究尚需找准适合于中国史学自身的学术研究路径，使其研究得以长期、稳定地延续下去。
5.人物研究视野更加开阔
2018年度的近代历史人物的研究，著名政治人物依然是重点。孙中山长期以来是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中的“显学”，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出现，2018年度有关孙中山的研究仍有创获。如《孙中山与天命论》(《中国近代史》第1期)认为孙中山的革命实践和政治理论两个层面都与天命论有关。在革命实践层面上，他用“生命无常”做口号，使用“天运”纪年，巧妙暗示自己具有“天命预兆”；在政治理论层面，孙中山以汤武革命叙事为中心，对传统的天命论进行批判和改造。在孙中山政治理论的庞大体系中，世界潮流、先知先觉、民心所向等概念组成了一个有关现代中国革命进程的小结构，这一小结构就是汤武革命之天命论叙事的世俗化版本，也是孙中山对于传统政治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换。《孙中山民生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矛盾——兼议孙中山阶级观点问题》(《中国近代史》第6期)指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存在深刻的内在矛盾和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陷阱：一是承认欧美社会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还将继续出现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但在主观设计上避免中国出现同样的阶级斗争；二是他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是割裂的。作者认为从阶级斗争的认识上，孙中山的民生观唯心观明显。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也引起学界颇多关注。如《重思内外：作为国际体系解读者的康有为》(《中国近代史》第5期)从全球史的视角出发，将康有为的一生分成两个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康有为面对的是一个处于不断衰变之中的维也纳体系，“大国协调”日渐让位于“万国竞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康有为预测维尔纳体系将走向终结，但“终结者”会是一个最适合于“万国竞争”的霸权力量。但这一预测并没有成为现实，维也纳体系下的反抗力量，在维尔纳体系崩溃之后，纷纷走向舞台的中心。作者认为，国际体系的大转折，可以理解康有为何以从政坛中心走向边缘，也有助于重估康有为的思想遗产在今日的意义。《敷衍“国家身体”：梁启超与“生病的中国”形象之散布》(《中国近代史》第3期)阐释了梁启超“生病的中国”的理论来源及在喻象层面对“生病的中国”形象的敷衍、传播及其影响。《梁启超归国与民初政局》(《中国近代史》第5期)论述了1912年10月梁启超结束海外流亡生涯回国的经过及其与各派的关系，从而对理解梁启超思想历程的变迁及审视民初政党政治的走向都有助益。《谭嗣同对“康学”的接受与宣传》(《中国近代史》第1期)分析了谭嗣同与康门弟子的交往、初识“康学”的学术转向、其《仁学》与“康学”的异同，及对“康学”的宣传与维护等，透视了“康学”对谭嗣同的影响及其接受、宣传“康学”的历程。
在历史人物研究领域除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外，《中国近代史》还撷取了其他一些领域或不同身份的历史人物的研究成果，这些人物同样在近代历史中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对他们的研究有利于从多方面反映近代中国的历史面相。《王韬春秋历学的学术背景及其学术交往》(《中国近代史》第3期)考证了王韬与他人在春秋历学方面的学术交往，分析了其春秋历学的学术背景与学术著作。《从江西护军使、讨袁都督到“止戈和尚”——二次革命中欧阳武角色变换及背后动因》(《中国近代史》第6期)对赣督手下健将欧阳武的角色变换及背后动因进行分析，体现了民初时局变动下武将的复杂面相。《丁韪良与晚清“祭祖之争”》讨论了晚清“祭祖之争”发生的原因与过程，反映了旅华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所起的历史影响。《美国驻华公使田贝与甲午中日议和》(《中国近代史》第8期)系统梳理田贝在甲午中日议和期间的外交斡旋，并揭示美国外交政策的实质是维护和扩大美国的在华侵略权益。《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相关事件杂考》(《中国近代史》第8期)依据新史料，对伯希和访问北京、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等事件的相关日期和细节等问题进行重新考证，厘清了相关事实真相。
由2018年度《中国近代史》可知，学界对近代历史人物的研究，对象更趋丰富，视野更加开阔。对于那些已有相当研究基础的近代历史人物，学者努力从更深的层面发掘其对历史所做的贡献或产生的多方面影响；对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近代历史人物，学者正在不断加强对其的研究力度；对以往研究涉及较少或尚未涉及的近代历史人物，学者也在积极地将其纳入研究视野，使近代历史人物的研究更为全面和丰富。
三 《中国近代史》转载成果呈现的若干特点及反思
综上，2018年度《中国近代史》所转载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在研究视角和方法多元化的趋势下，一些研究成果已很难归入某一类专题，通常可以同时划归两个或多个专题，针对这样的特点，《中国近代史》不仅从专门的历史类期刊或人文社科综合性期刊的历史栏目中选取论文，还从经济、科技、农业等相关学科的专业期刊中择选优秀的学科史方面的论文，如从《自然科学史研究》《美国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刊物中选取了一定数量的论文。同时，作者来源也有部分并非主要从事历史研究，他们有的主要从事经济学、自然科学史、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这些作者的论文因探究了近代史研究的某些面相，丰富了近代史研究的维度，对拓展近代史学者的视野大有裨益。
第二，受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近代史学研究者更加主动地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如从全球史、跨国史的视角对某些近代史事件进行解读。在2018年度《中国近代史》转载的论文中，有多篇文章是从全球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比较典型的有《维多利亚、温哥华与海内外华人的改良和革命(1899-1911)》(《中国近代史》第1期)、《重思内外：作为国际体系解读者的康有为》(《中国近代史》第5期)等。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学界着力从文化的角度解读历史，强调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一切历史都可以作文化分析的核心理念。视野和方法的转换，必将引起研究成果的变化。学界已将这一方法论深嵌于各自的研究中，以致选题更加多样化，研究成果更加丰富。这些变化，《中国近代史》在转载中也给予了充分重视。
第三，各类数据库资源和检索工具的流行与普及，使得研究者查询资料的范围大大扩展，获取的资料也变得更加丰富。许多学者通过搜查关键词，获取大量史料，再对史料进行分析综合，充实了论文的内容。同时国内外资料也日益被学者使用。国内资料方面，除传统的档案和官方文献外，各类日记、信札、诗词等也成了学界研究的资料来源。新发现的资料如南部档案、巴县档案也纷纷为学者所使用，并产生大量的研究成果。随着区域史和全球史的兴起，研究者的视野不断扩展及外语水平的提高，开始走出国门在海外搜集与研究相关的史料。资料搜集的范围日益扩大在《中国近代史》转载成果中表现明显。
然而，随着近年来研究日趋深入和拓展，也有一些变化和不足之处值得反思。《中国近代史》2018年度索引囊括了该年全部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至1919年)的论文，共计1235条，2017年度是1463条。较之2017年度，2018年度在总篇数上有所减少，主要表现在对晚清史研究的论文数量上，说明晚清史研究力度总体呈稍显下降的趋势，相对而言，对1919年以后的民国史和抗战史研究的论文数量则明显增多。这种现象，固然与近年来民国时期史料的大量出现和2017年是抗战全面爆发八十周年所导致的研究热点集中反映于2018年的学术刊物上有直接关系，更为深层的原因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民国时期历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1949年至今已经有七十年的发展历程，而加强此前的民国时期历史的研究，其意义和重要性愈来愈被学者所关注，同时，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中国百年来第一次取得的对外来侵略战争的全面胜利，抗战胜利使中国赢得了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和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抗战史研究的意义同样得以凸显。在史学界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普遍划定在1949年的情况下，更多的近代史研究者将其研究重点转向对民国时期历史的研究，遂造成晚清民初阶段(1919年以前)历史研究成果数量有所下降。尽管如此，1840-1919年是中国历史大变革的时期，这一时期，西风东渐，社会动荡不安，政治经济等各项制度有破有立，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理论上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晚清史研究仍大有作为。
与此前学界热衷于探讨1840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近代史研究范式等宏观性历史理论问题不同，现阶段研究者更重视具体的实证研究，对宏观问题的思考至少在研究成果方面反映得十分有限。研究者更多的是在关注各自的研究领域，课题分布较为分散，难以形成有效的对话、争鸣的局面。学者在关注各自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时，较少将目光放在整个学术发展的链条上去审视，从而导致同质化现象较为突出，这种现象已经引起近代史学者的重视。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的“碎片化”问题的讨论，在2018年度仍是一个热点，但是各种观点之间尚存在分歧，对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忧心忡忡者有之，视其为正常现象、强调“非碎无以立通”者亦有之。无论如何，对这个问题讨论的本身，说明了建立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而中国近代史研究同样是实现这一学术目标的重要环节。
从《中国近代史》还可以看出，因选题趋新，研究者将更多的目光聚焦在新发现的资料上，以期利用新资料做出更为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其实，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晚清史的文献资料大量整理出版，为学界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需要研究者爬梳大量史料，并对已有成果进行厘清与辨析，使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如何平衡新旧史料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但如果学界都跟风试图搜集新史料以求占据学术前沿，忽视对一些基础史料的利用，则有些本末倒置。处理好新史料与旧史料的关系，是学界应该审慎对待的问题。在追求新议题、寻求新史料的同时，融合新旧史料，对一些旧的重大问题作出新的解读，应该更值得期待。
随着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传入，学界尤其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借鉴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后现代主义理论、全球史观等观念，结合本土实际，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阐释了历史的面相，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注入了活力，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与发展。但是，这些新的理论与方法大多植根于西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契合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仍不确定，学界在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借鉴西方史学方法本无可厚非，但学界应有更大的责任与担当。随着中华民族逐步走向伟大复兴，中国重返世界舞台，基于中国本土的历史和经验，总结出适合中国历史的理论解释体系，明确中国史学研究的进程与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历史学日益受到重视的当今，学界更应冷静对待中西史学，立足本土，兼采内外，确立在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学术话语权，在世界学术界赢得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