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其中谈到，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的精神境界”。儒家文化集中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和根本理念，其中有很多宝贵思想，可以为加强高质量廉洁文化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高尚志向引领廉洁
廉，本意是厅堂的侧边，厅堂侧边既有棱有角又方方正正，故引申为为人品行端正有节操。洁，《说文解字》说：“洁，瀞也。从水，絜声。”洁本义是形容水的干净、清洁，后引申为人操守清白、德行高尚。所以，廉洁就是品行端正、操守清白、德行高尚。其中当然包括不贪财货，但这只是一个标准很低的基本要求，今天很多人对于廉洁的认知似乎仅限于此。其实，廉洁更丰富的含义和更高的要求在于始终做到自修自律，保持自己的高尚道德和清白操守。而这恰恰是儒家文化特别强调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儒家文化甚至可以说就是廉洁文化。
儒家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我们可以把这些丰富的内容概括为四个方面：修养论、社会论、教育论、政治论。其中，修养论是“儒学四论”的基石，贯穿儒学整个思想体系，集中体现着儒家文化的精髓要义。所谓修养论，就是儒家关于人格修养的论述。他们提出了一些理想人格的概念，比如大人、君子、仁人、圣人；也提出了一些人格修养的理念与方法，比如立志、好学、力行、自省。在他们看来，按照这样的目标、理念和方法去做，就能够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境界，实现个人的安身立命；在这个过程中，也自然能够安顿他人，实现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和谐发展。这个理念是儒家文化中最为核心的东西，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用《大学》中的说法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修养自己安顿家人开始，层层外推。在家，安顿家人实现家庭和谐；在团队，安顿同仁实现团队和谐；在社会，安顿大众最终实现社会和谐。这个价值追求与责任担当，被孙中山先生称为中国政治哲学“独有之宝贝”。
孔子毕生致力于建设一个和谐有序、人人安顿的理想社会。这个社会，孔子称之为大同社会。关于这个社会的样态，《礼记·礼运》篇记载了孔子托古言志的亲口描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段文字亦见于《孔子家语·礼运》篇中。深入分析大同理想的意蕴，我们会发现这个社会理想与个人的政治理想有内在的融通性。一个人一旦确立了这种高尚追求，就会心心念念“行道为公”，一心想的是他人、是社会、是大众，自然不可能出现廉洁问题。不仅不会出现廉洁问题，他还会为实现自己远大的社会理想孜孜奋斗。所以我们看到，孔子门下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一说为七十七），很多人都曾出仕为官身居要职，但没有出现一个贪官，而且个个志存高远、勤政爱民、政绩卓著。我们也会发现，后世真正能够奉行儒家学说的人都是如此，无论在朝在野、在家在外，都会始终保持高尚追求，做到操守清白、身端行正。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天下无道”即政治生态、社会环境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都能做到择善固执、洁身自好、敢于斗争，努力拨乱反正、引领正气，为社会健康发展保存一股清流和希望。有的人甚至为了维护公平正义、国家利益、百姓福祉，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多维智慧涵养廉洁
除了以高尚志向引领廉洁，儒家文化中还有非常丰富的思想智慧，可为新时代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提供启示。比如，对政治本质的清醒认知。《论语·颜渊》记载，鲁国执政上卿季康子曾经请教孔子何为政治，“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朗声回答：“政者，正也。”《孔子家语·大婚解》记载，鲁国国君鲁哀公问“人道孰为大”，孔子先说“人道政为大”，在深入阐释时也主动提到“夫政者，正也”。通过这个回答，足见孔子思想之深刻纯粹。在他看来，“政”的本质就是“正”，“行政”就是“行正”，“政治”就是“正治”，以正治国，以正理政。在他那里，被很多人奉为从政法宝秘籍的权术、计谋之类的东西，与政治无关。这就为政治正确实行、权力不被滥用奠定了坚实的认识论基础。落实这个理念，为政者就必须要有相应的德行，认为“政者，正也”自然会主张“为政以德”。政者“正”，“政”才可能“正”。而政德是社会道德的风向标，政者“正”，就会带动社会“正”，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论语·为政》中，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颜渊》记载，孔子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又如，对政治功能的明确定位。政治为何存在？功用何在？《尚书·虞书·大禹谟》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说：“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逸篇载：“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孟子·梁惠王下》引）“宠”就是爱，“四方”就是普天之下的百姓。古老的华夏民族早就有了政治应该服务百姓的理念。孔子“信而好古”“温故知新”，鲜明地提出爱民、养民、惠民的主张及“庶、富、教”等具体举措。孟子继承了这个思想，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提出了一系列以造福百姓为目标的仁政主张。“民贵君轻”论这一让朱元璋看得心悸肉跳的振聩之语，今天听起来依然掷地有声、铿锵有力。这一思想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就是人民至上、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中，蕴含着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基因。
再如，对为政目的的鲜明主张。《论语·微子》记载，孔子的弟子子路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一般认为这是转述孔子的话。“义”是合宜、应该，为政做官就是为了“行义”——做该做的事。为官该做的事是什么，当然要看老百姓的需要。《论语·雍也》记载，孔子的弟子樊迟“问知”，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为官要致力于做老百姓认为该做的事，所以在做行政决策的时候，就要注意倾听百姓的意见，用《尚书·周书·洪范》的话说，要“谋及庶人”，而不是自作主张，更不能“不问苍生问鬼神”。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孔子曾高度评价子产“不毁乡校”而重视民意民声，体现的也是这个思想。这就启示我们，无论身在何位，当官必须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忧，而不是为了自己所谓的前途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更不能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有些落马的干部曾说，“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我每天想的就是发大财，住大房子”“我每天想的就是在分管的工作中寻找商机”。抱着这样的目的从政做官，怎么可能为百姓服务？又怎么可能不出事？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告诫党员干部要强化宗旨意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要时刻牢记当官为什么、用权干什么。对党员干部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如果解决不好，要么出廉政问题，要么出作风问题。
还如，对权力财富的理性态度。儒家有非常清醒理性的义利观。《周易·乾卦·文言传》说：“利者，义之和也。”利，本质来说是道义的聚合。而《易传》据说就是孔子及其弟子所作。这种理念在《论语》和其他儒家原典中也有十分充分的体现。很多人都以为孔子只强调甚至只懂得道德教化，非常迂阔而不谙世事。其实不然。孔子对人性人情和社会有通透的了解，他从来不反对人升官发财。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求富求贵是人的正当需求，应该尊重和支持。孔子的智慧在于，主张追求这些东西应该走正道，“以道得之”，否则宁肯不要，“不处也”。与富贵对应的是贫贱，孔子说“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贫贱人人讨厌，但摆脱贫贱也必须要通过正当的手段，否则宁肯安处，“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基于这样的认知，在孔子看来，如果不是正道所得的富贵，就像天边的浮云一样既无法把握也一文不值，“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确立了这样的正确理念，一个人自然能够时时处处身端行正、清白自守，做生意就不会制假售假、坑蒙拐骗，做官就不会贪污受贿行贿、搞权谋耍手段。无论从政、经商，还是为教、为文，乃至各行各业，廉洁都是立身处世的必要品质。明代晋商王现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李梦阳：《明故王文显墓志铭》，《空同集》卷四六）
系统设计保障廉洁
当然，儒家并不幼稚，也不迂腐，他们并不认为单靠理念引导、人文教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儒家对于治国理政、社会管理，有一系列系统融通的设计。孔子说：“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孔子家语·刑政》）在孔子看来，最高明的政治首先是要用高尚的道德教化百姓，再用礼法建立运行的秩序，还要运用行政方法加以引导，最后配以刑罚禁令，刑罚运用前还要先进行教育引导。如果不接受，戕害了道义，败坏了风俗，不得已才运用刑罚手段。这个设计可以概括为“德治礼序，刑政相参”，这是一个道德教化、制度规范、行政引导、刑罚救济四措并举、智慧融通、旨在务本的系统设计。这一设计的突出特点是“德主刑辅”。很多人谈到社会治理，往往只看到法律制度的重要性，而忽视道德教化的作用。这不仅是片面的，而且舍本逐末，正如孟子所言：“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
在2014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指出：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法律法规再健全、体系再完备，最终还要靠人来执行。党员干部一旦在德上出问题，必然纲纪松弛、法令不行。现在，有的党员干部不学党规党纪，不知法律法规，无视规矩、不讲廉耻，毫无戒惧之心。职位越高、权力越大，越应心存敬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为首要。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德治礼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王岐山同志的讲话深刻阐释了人的因素的关键性和根本性。儒家突出强调道德教化，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不仅是治国理政，甚至是家庭建设，都是这个道理，他律、自律缺一不可。但要最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靠强有力的内在自律。所以，加强廉洁文化建设，除了完善法纪法规、制度保障，更要高度重视、努力做好以文化人、以德教人的工作，这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并最终解决“不想腐”问题的关键所在。
（作者为济南市委党校（济南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院）长、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特聘专家，尼山世界儒学中心讲师团讲师，中国实学研究会、山东孔子学会会员，山东省大中小学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干部学院、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等多所院校特聘教授，山东教育卫视“孔子大学堂”主讲嘉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