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日益成长为“全球性大国”并快速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已经是国内外各界的共识。中国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对外贯彻自身意志，必须进一步加强海权实力的建设。中国有必要充分考虑海权战略的远景目标，通过海权建设助推两岸统一、确保海外利益、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中国海权发展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不应以当下海权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作为唯一参照，不会重复英美海权无限扩张的发展路径，也不应局限于先天地理条件的束缚。中国海权发展要以国家实力发展的预估为限度。为了实现海权建设的远景目标，中国必须壮大海军力量、加强对外安全合作和对外经济合作，在波谲云诡的国际环境中助推全球海洋秩序走向公正、合理、安全与稳定。
关 键 词：中国海权发展 中国海军建设 地缘政治 全球性大国 全球海洋秩序 美国海权
在后冷战时期接受主要由美国提供的“海洋秩序”服务，逐渐成为全世界多数国家的“共识”。其主要原因，首先在于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能力在全球各大洋均取得优势地位的海权国家；其次在于冷战结束后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所取得的绝对领先地位，一度形成了似乎难以撼动的“一超多强”基本国际战略格局。按照著名海军史学家查尔斯·柯布格尔(Charles W.Koburger)的观点：“海权是影响海上事务，以及从海上影响陆上事务的军事能力。”①本文认为，海权实力包括海军力量、海上经济实力、海洋开发利用能力以及国家在海洋方向的综合实力等，其核心是海上强力部门，也就是说，海军力量是海权实力的基础或关键性因素，没有海军力量的支持，国家便无从拥有海权实力。
其实，早在21世纪初，敏感的美国学者已经预感到了自身现有的国际地位可能会遇到“挑战”的情况，提出了“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再持续几十年，就大概要按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行事，也就是说要试图模仿美国了”，“进一步说，强大的中国就像美国，一定在世界各地有安全利益，这就要促使中国发展将军事力量投射到亚洲之外遥远地区的能力”的重要观点。②从客观角度看，如果中国需要去投放庞大军事力量到那些并不相毗邻的地区，的确必须要拥有强大的海权实力作为物质基础，而这也就成了外界对中国未来可能出现的对外政策变化而产生所谓担忧的理由之一。按照美国《2018年国防战略》的观点：“中国将继续推行军事现代化计划，在短期内寻求印太地区的霸权，在未来取代美国，实现全球霸主地位。”③
尽管有这些不同的声音，甚至是无端指责之声的存在，中国仍不应停止对自身海权实力所进行的建设工作，而且有必要十分明确地为其提出发展的目标并清楚地设定出理应遵循的限度，进而以此为基础找到科学合理的路径。这种较为开放和坦诚的方法，一方面有利于国际社会减少对中国发展海权所产生的不必要的疑惑和担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国科学、合理地制定符合自身实际与客观需求的战略规划，在确保大国间和平的前提下，以最为合理的方式实现目标并有效地避免国力的虚耗。
一、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对海权实力的依赖
进入近代以来，拥有“全球性大国”(global power)地位逐渐成为崛起国家共同的目标：从安全角度分析，这是因为全球不同地区之间的地理阻隔已经因海洋的勾连作用而被消弭殆尽，再无可供有效维护自身安全的天然环境；从经济角度分析，全球化市场在19世纪就已经形成，而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必然是经济、科技、军事全面领先的国家，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并谋求稳定的生产秩序，是其必然的追求。一战前的英国曾经达到过近乎“全球性大国”的地位，但其更多的是以“仲裁者”或“调停者”的身份而出现，对欧洲大陆各主要国家间关系进行协调，或者说带有强制性意味的制衡。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则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前20年的这段时间里较为完整或垄断地拥有了这一地位，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有能力左右世界政治的“超级大国”(super power)。当然，“全球性大国”身份与“超级大国”地位之间因存在明显区别而不能混为一谈。前者所强调的是某个国家因为拥有以强大经济能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而获得了超越自身所在地区乃至大洲的影响力，而后者所强调的则是超强的“支配力”，也就是迫使或诱使其他国家“顺从”其政治意志的能力。
(一)中国已经具有成为海权国家的基本实力
如果说，中国自20世纪中期以来的自我定位一直是“发展中国家”与“东亚地区大国”的根本性原因，是基于自身发展水平自近代以来长期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基本国情，其外交目标也主要是为国内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是一种处于守势的外交姿态，那么，今天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等诸多领域均已获得了极大发展的中国，其外交理念随着国家利益的日渐“全球化”，就必然要“突破”原有的“地区性”战略框架，逐步形成更加“积极有为”的全球性战略。④今天的中国，已经初具“全球性大国”的气质与特征，而全面巩固这一地位尚需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
21世纪初，国内有学者在探讨中国未来海权战略发展的问题时，从历史借鉴的角度提出了为什么明代初期这个“拥有当时最强大的海军的国家没能成为当时最强大的海权国家”的疑问。为此，叶自成等总结了三个主要原因：(1)缺乏制度的支持，(2)缺乏持久的经济动力，(3)缺乏海洋文明的支持。⑤纵观“郑和下西洋”之后数百年的历史，这些问题一直伴随着中国，也是直接造成鸦片战争之后百余年国势衰微的主要原因。但是，因为中国在近几十年来实现了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上述问题已经获得了基本解决，这就为建设强大的海权力量顺利地打开了大门。
(二)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海权实力提供助力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更要加快融入世界的步伐并为之做出更多的历史性贡献。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发生转变也是不可避免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时明确指出的，“我国已经进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等重要观点所反映的就是这种思路。⑥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尽管遭遇了新冠疫情全球大暴发的严重冲击，中国在2020年的对外贸易总额仍达到了32.16万亿元人民币，甚至较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出现了1.9％的可贵增长。⑦2021年时，由于国内新冠疫情得到了较大程度上的控制，中国全年进出口总额甚至出现了21.3％的大幅增长，其中出口额增长21.2％，进口额增长21.5％，呈现出均衡发展的基本态势。2021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9.1万亿元人民币，而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的进出口额分别达到了1.1万亿元人民币和7.4万亿元人民币。⑧由此可见，大量进口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煤炭、木材与粮食等大宗商品，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出口数量庞大的工业制成品以赚取可观的利润与外汇，已经成为中国自成功加入世贸组织(WTO)以来推动国民经济取得更快发展的主要模式，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不会重走西方国家在近现代史上霸权争夺的老路，但出于有力推动自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的，仍需大力发展海权。众所周知，尽管拥有强大制海权的国家无疑会因此在安全、商业和政治影响力等问题上获益良多，但先期投入和长期维护的成本也是高昂的。然而，由于只有掌握了制海权的国家才有足够的能力将全球商业交往或关键海域的航运及周边陆地置于自己的影响力之下，因此，拥有主导性地位的海权实力是“全球性大国”的重要基础之一。中国作为长期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且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复兴大国，全球性利益与全球性影响力正在同步形成，出于保护国家的正当合法利益并以此为基础争取更有利国际地位的缘故，中国必然要在相关领域进行更多的投入。
(三)中国的国际地位需要海权实力提供物质保障
在总体性国际战略格局的问题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学者阎学通依照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流派的基本逻辑，在2020年初就当时和未来的国际局势的发展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明确地做出了“2019年是两极化结束的一年，即世界两极格局形成的一年”的关键性判断。⑨国际社会形成两极格局，属于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客观形态，这意味着中国已经真正地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大国。阎学通的观点建立在中国已经获得了与美国处于大体上同一层级地位的认知之上，这就意味着中美在综合国力上拥有大幅超越其他大国的实力，从而拥有显著高于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以及更为独特的国际身份。正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所指出的：“世界之所以成为两极，从来不是因为有两个集团彼此对立，而是因为集团领袖具有超强的实力。”⑩当然，尽管中国并非某个国家集团的主导国家，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新两极”体系中的一极，因为“全球性大国”身份的确立，主要取决于该国在大国力量对比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而并非是否拥有一个较为稳固的政治与军事联盟——这种形态应被看作是一种“传统”霸权国家的模式。
中国不会采取“传统”霸权国家的对外政策路线，也绝不赞成后冷战时期形成的美式霸权，而是愿意遵循与世界各国、各地区人民开展合作的原则。但从国家行为规律的基本逻辑出发，今日的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却必须去努力地维护这来之不易的国际身份，并以此来合理、合法地追求更广泛的国家利益和政治追求。这一做法不但在道德上值得肯定，从国际关系的基本逻辑分析也是无可厚非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后冷战时期的美国有所不同。美国在自身经济实力超强且国内政治文化秉承自由主义传统的情况下，长期推行“自由主义霸权”的对外政策，无疑既有利于其国家利益，也迎合了国内主流政治势力的价值观，但不利于国际社会的健康发展，也没有兼顾大多数成员的共同利益。而中国已经具备了建设和拥有强大海权实力的经济基础与政治地位，加大投入建设力度，有助于更好地维护世界政治关系的平衡。
从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角度分析，作为现当代“全球性大国”海军建设思想基础的“海权论”奠基者马汉，曾经十分直白地阐述了海权的重要性，提出了“海军战略不同于陆军战略之处在于，不论是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都需要海军战略”的观点。在马汉看来，“假如一个国家要想对这种领属关系未定的地区施加政治影响，它必须占有位置合适的基地；而且和平时期的贸易需要往往要求拥有这样的属地”，而“海军能够到达领属关系未定或政治力量薄弱的地区”。(11)这种观点的重要性在于，海权实力作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强国所必备的常设力量，不仅是不可或缺的，甚至必须要确保其处于长期强盛的状态，若非如此则不能形成有效的全球威慑力与行动力。在这些观点诞生之后的一个多世纪时间里，海权实力一次又一次地在战争与和平时期发挥重大作用，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验证。
(四)中国的国家安全需要海权实力作为支撑
在冷战结束后近30年的时间内，自由主义流派一度成为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界的“显学”，传统现实主义各流派几乎丧失了曾经的主导性地位。持自由主义流派思想的学者通常认为，海洋问题需要依靠国际社会的多边合作才能解决，认为“海洋政治不再只是海军相互依赖主导下的航运和渔业问题……这个鱼类和船只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更何况“在纯粹复合相互依赖的条件下，武力的作用将无足轻重”。(12)不过，国际关系的本质从来都不以追求国家间的合作为第一要务，因为合作只能是博弈的结果，是国家间的相互妥协。摩根索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他认为：“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所以“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13)也即，在任何时候，国家都不会放弃对权力的追求并为之与他国展开博弈，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西方国家是根深蒂固的，决不能对此放松警惕。
国家间在博弈的过程之中，强力手段尽管往往不被直接动用，但始终都在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相较于更加注重理性思维的现实主义者，自视肩负起了将所谓“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向全人类进行推广责任的自由主义者，其“浪漫”的政治理想更需要强力手段作为支撑才有可能实现。美国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米尔斯海默曾直言不讳地指出：“自由主义霸权是一项雄心勃勃的战略，采取这种战略的国家想要尽可能多的国家转变成像自己一样的民主国家，同时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建立国际制度。”(14)可见，后冷战时期的西方阵营虽然因为曾经的主要对手消失而调整了自身的武备特点，但维护全球战略优势的地位，确保对海洋秩序的有效控制仍是其核心任务之一。
因此，美西方以中国由于经济实力快速提升，因而有意通过积极方式维护自身主权完整的做法为借口，先后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等诸多不利于西太平洋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做法。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美国并不赞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此始终保持有限的立场并不时对之发表负面言论。考虑到美国在后冷战时期多次利用本国的强大军事力量作为威慑，在许多国家先后发起以颠覆现政权为目的的“颜色革命”，照此逻辑，从维护自身基本政治制度的目的出发，中国拥有强大的海权不仅是合情合理的，更是非常必要的。
尽管国家安全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所涉及的领域也日渐增多，但仅从“传统安全”的角度分析，技术的更新与科学的进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关系的本质性规律，也无法改变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例如，在核武器问世之初，国际社会甚至一度出现了对常规武器与传统作战方式过度贬低的倾向，奥本海姆博士作为设计出第一枚原子弹的研究小组的主任，当时曾经非常悲观地认为：“在今后几乎肯定要发生的军备竞赛中，美国的成败都不重要”，因为“一个国家不一定非得制造出更多、更大、威力更强的炸弹，但只要它决定独立实施自己的原子弹研制计划，无需几枚原子弹就可将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淘汰出局”。(15)看上去，国际关系似乎将要伴随“曼哈顿计划”的成功而走入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时代，但其历史并未简单地就此完成转向，尽管在相距不长的一段时间里，所有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都拥有了研制并配备核武器的能力，但美苏之间在常规战争领域的军备竞赛与安全竞争却从未停止过。
事实证明，常规武器与常规战争在世界正式进入热核兵器时代之后，仍旧是唯一被运用于处理国家间不可调和矛盾的工具与方式，不论是朝鲜战争、车臣战争还是由美国发起的“反恐战争”，甚或是俄乌之间因严重危机而引发的“特别军事行动”(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都概莫能外。冷战结束后，拥有庞大核武库的俄罗斯并没有成功阻止北约不断的东扩行为，也没有在巴尔干问题上为自己争得战略优势地位；但并不以核战争作为一般战争形态来威胁他国的美国，却依靠常规战争的方法赢得了单纯战场意义上的一次次胜利。在大国博弈的过程中，常规军事力量往往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可实施性因“可控性”与“有限性”而更为凸显。
此处必须要说明的是，大国之间在可预见的未来并不会发生全面的战争，因为战争可能带来的后果是几乎无法预测的，但这更进一步证明了常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外干涉力量的必要性。换言之，在可预见的未来，拥有强大海权实力并建立起了完备常规军事力量体系的国家，更将会是国际社会中的有力竞争者。中国近年来在海军力量建设的事业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着力发展海基战略打击力量的同时，大量新型舰艇与舰载武器纷纷列装，远海战斗能力逐渐形成并走向壮大，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不可小觑的强大力量。
二、中国海权发展的战略目标
法军于1812年冬兵败莫斯科，俄军前线最高指挥官库图佐夫(М.И.Кутузов)在那时却表达出了一种甚至令今人都啧啧称奇的观点：“取拿破仑而代之的不会是俄国或者任何一个大陆国家，而将是已经控制了海洋的大国。这个大国的支配地位将令人不能容忍。”(16)早在强调通过“欧洲协调”作为解决欧洲大国之间和平共处问题的“维也纳体系”尚在酝酿之际，作为军事家与战略家的库图佐夫，在取得“卫国战争”(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的陆战胜利后，之所以能够敏锐地意识到法国的衰落以及英俄之间陆海竞争关系的来临，其根本性原因就在于国家对权力的争夺不仅是无止境的，也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的。最终，英俄之间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后，彻底地迎来了以“大博弈”(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или турниры теней)为具体表现形式的全面地缘竞争，直至日俄战争的落幕以及威廉德国陆海军的全面崛起。
中国作为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复兴大国，虽然始终强调加强国际合作及大国间维持和平关系的重要性，但从未奢望国际社会中权力斗争出现自动的止息。为了更好地维护包括领土主权、国家发展权等自身合法权益，中国有必要继续推动海权实力的建设。我们有理由认为，从中长期的角度考虑，中国海权发展的主要目标有以下三个。
(一)助推海峡两岸的统一：中国海权的区域拒止能力
如果中国发展海权的初步性目标在于助推海峡两岸的统一，这就意味着中国海权在力求通过和平解决该问题而不成时，必须有足够能力威慑或阻止外部力量可能的干预，确保相关军事活动的顺利完成。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年末所作出的讲话与之前许多的讲话精神相一致，以极为鲜明的态度对中国海权实力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已经明确地提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17)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又一次郑重地指出：“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祖国完全统一的时和势始终在我们这一边”。(18)
面对“台独”势力的蠢蠢欲动以及外部力量的日渐活跃，中国大陆对台海局势施加更多的控制力是势在必行的。为达成上述目标，中国海权应在短期内形成较为强大的威慑能力，在常规化海陆联合作战中，有能力打败外来干预之敌。
在祖国统一进程中的中国海权发展方向问题上，有美国学者认为：“北京一旦重新拥有台湾，将减少其对美国海军优势的挑战，或者停止发展海权”；如果这个逻辑成立，“在‘后台湾’时期，一个满足的中国可能内向化”。(19)应该说，上述逻辑的前提假设不免有些陈旧，因为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已经走上向海发展道路的国家而言，确保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只是其发展海权实力的初级任务。在实现拒止他国军事力量试图阻挠国家统一的问题上，中国海权实力可以不必拥有超越当前最强大的海权国家总体作战能力的实力，而只需要建立起能够凭借自身陆基力量与有限的海权实力相加的总体军事实力，在台海作战范围之内占据优势地位，令意图干涉者无力阻止两岸统一的总体态势即可。当然，虽然两者对海权构成的要求有所不同，中国海权发展的初步性目标与次级目标仍然有望实现较为顺畅的衔接，甚至很有可能在同时期或相隔不远的时段内得到实现。
按照2019年7月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所提供的数据，中国的国防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以及政府财政开支中的比例均呈现总体下降的趋势，分别从1979年的5.43％与17.37％，下降到了2017年的1.26％与5.14％。(20)但是，由于中国在这40年左右之内的时间里实现了经济腾飞，其国防开支的绝对值是呈不断上升态势的，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SIPRI)提供的数据，中国大陆的国防开支在2019年已经达到了2610亿美元的水平，以2018年不变美元为口径，比2010年上升了85％，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1)强大国防实力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主要物质基础，也是打消美国政界意图以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为依据，向“台独”势力的所谓“合法防御需要”提供支持，并以此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所谓“胁迫行为进行威慑”等不切合实际念想的主要力量；(22)还是实现中国海权发展次级目标的前提，因为，更具深海行动能力的强大海权实力，其建构基础首先是区域作战能力。
(二)确保海外利益的安全：中国海权的域外行动能力
确保海外利益的安全是中国海权发展的次级目标，在世界贸易体系运转日渐成熟的大环境下，中国在海外利益维护的问题上主要是针对部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所出现的情况，而所需动用的也更多的是非主战力量部分的快速反应力量。但由于牵涉地区广袤等因素的影响，以强大海军力量为基础的海权实力更加显得必不可少。自2008年开始的亚丁湾护航活动，可以称得上是当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且有计划的长期海外利益维护行为，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国际社会尤其是战略协作伙伴国家的好评。
中国海外利益的复合化、多元化发展趋势，要求我们必须拥有全方位的域外行动能力，涉及国际公法、领事保护、信息情报处理等多个领域。具有域外行动能力的海权实力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物质存在，始终是中国在海外展开有效行动，从而贯彻国家意志的基础性力量，也是一切和平解决问题方式的前提条件。海权实力之所以具有威慑能力，其根本性原因还在于这种力量可以便捷、快速地实施，能够做到极为精确且有效地打击特定目标，并在特定区域尤其是濒海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因此，为真正有效保护自身海外利益，必须拥有这种力量。
由于自身海权实力建设水平的相对滞后等原因，中国曾经在1993年时遭遇到了性质严重的“银河号事件”，一艘正常运输一般性商品的货轮被美军方无端拦截与搜查。虽然事后美方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冒失”，但这一事件对于志在(旨在)建立全球影响力的中国而言，却是一个极大的“警醒”。如果没有足够的海权实力，与之类似的“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和公海航行自由权，粗暴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使中国在声誉和经济上蒙受了严重损失”(23)行为，仍会继续发生。
(三)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中国海权的全球震慑能力
当前的国际体系虽然存在许多不科学与不合理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应将其推翻与重建，这主要是因为现行体系是国际社会历经数百年时间的互动与博弈的结果。自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成以来，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之间经历了多次大规模战争与激烈博弈，最终形成了现有的政治秩序与运行规则，受到了绝大多数成员国的承认与尊重。一旦现有体系崩坏，其后果将会是极其严重和难以预料的，对于体系中的绝大多数成员而言，都会是一场灾难而非机遇。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有义务对现行体系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完善和修补，而出于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目的，中国也应继续担当现行国际体系的维护者而非颠覆者。
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方式是多样化的，但其得以维系的根本仍旧是客观基础上的物质力量对比，而不是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单纯经济关系，更何况现行国际体系之所以会发生动摇，恰恰是因为部分西方国家近年来认为“全球化”在很大程度造成了于己不利的情况，而不愿再继续维持既有的国家间经济合作关系所致。因此，在部分具有主导性能力的西方国家意图在一定程度上“退出”或大幅“修正”现行国际体系的大背景下，拥有足以震慑国家“冒险主义”冲动行为的海权实力，避免其有意破坏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体系，对国际、社会将会是极为有益的。
当然，今日的中国还需经过较长时间的全方位建设才有可能达到这个层级。因此，拥有足以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强大海权力量，是中国海权发展的远景目标和努力方向。从战略意图的角度，即便中国在已经建成并拥有较为强大的海权之后，也不应采取美式的明显带有“排他性”特征的全球霸权战略。中国式海权更多的应该是强调合作以及对反全球化意图的强力威慑，最基本的目的则是保卫和平与避免战争，成为一支对人类进步能够起到更多积极作用的有益力量。
三、中国海权发展的基本限度
有关中国海权发展“限度”的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海权发展具有全球性战略目标的特点，而国内学者则多持谨慎的态度，担心在海权建设领域的“过度发展”有可能会形成一股反作用力，从而危及国家现代化发展乃至于国家安全的本身。笔者认为，中国必须也必然要大力发展自身的海权建设，而且当前的发展水平距所谓的“过度发展”尚有很大的距离。因此，假设中国未来的海权发展水平因有所欠缺而导致国家利益遭受严重威胁，进而致使国家发展陷入停顿或倒退，那么不但国家合法利益难以得到维护，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也有可能会被延误。这固然是一个难以“两全其美”的难题，但只要找准了方向，对之做出科学、合理的预判及规划，是完全有可能通过处置得当的方式予以解决的。
在此问题上，中国学者师小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总体上中国海权的发展将是有限的，不会重复英美海权的发展路径，但也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不确定之处取决于国际社会对中国海权做出何种反应，特别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结果。”(24)上述观点意味着，中国海权的发展限度主要取决于国际社会所予以的空间大小，而非自身的客观需要。固然，该观点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也存在缺失国家发展动力主观能动性的一面。考虑到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存在看法上的分歧，本文有必要提出自己的观点，以期为之做出可能的贡献。
(一)中国海权发展限度不应以美国为唯一参照
自走上民族复兴的大道以来，中国一直强调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意在不愿发生国际社会误判中国会因国力增长而出现政策转向的情况。但是，国家的综合实力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国家之间权力分配的决定性因素，是无法被掩盖的。更何况，中国的发展与其总体实力的快速提升，是国际社会早已接受的事实，并不会因任何国家的意志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中国海权发展的限度并不应以当代美国海权的发展水平作为唯一参照目标，因为后者在海权实力的发展问题上所制定的上限，同样也取决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与所谓承担“国际责任”的需要。例如，里根时期的美国海军部长莱曼为了能够建立起对苏的绝对海上优势，决意打造一支由600艘战舰组成的巨型舰队，形成了具有压迫态势的战略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进入后冷战时期以来，美国作为全球最强大的海权国家，无论是其海上常规军事力量，还是以战略核潜艇为核心的战略核打击力量，相对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已经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全球海域的广阔，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具备同时控制全部战略水道或核心航线的先天性地理条件。因此，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便是必不可少的步骤，这就意味着几乎任何一个拥有强大海权的国家，理论上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弥补本国在地缘上的不足并延伸自己对不同地区的支配力。近年来，中国也在世界各地积极地为解放军海军部队物色基地，以求形成更加强大的远海护航与作战能力。我国首个海外基地——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已经于2017年7月11日正式成立，有力地支持了中国海军亚丁湾护航编队的日常工作。(25)
如果单纯从自然条件出发，中国发展海权的条件并非最为优越，但对于刚刚走向深蓝的中国海军而言，却无疑是非常适宜的。中国的海岸线相较于法国、俄罗斯、西班牙乃至美国等国均有不同，它同时兼有漫长与连续这两大特点；前者意味着拥有众多天然良港，后者则意味着十分有利于进行整体性的防御和资源整合。待到中国海权实力走出西太平洋岛链之后，再通过位于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加以连接，便会实现在中国近海形成绝对控制，在远海部分地区形成相对控制，对关键战略水道形成威慑之势的总体目标。
一旦此种态势形成，当代中国海权发展的“助推祖国实现统一”“确保海外利益安全”“维护国际体系稳定”这三大目标均可得到实现。美国海军虽然因其实际掌控巴拿马运河而在较大程度上缓解了东西两洋难以兼顾的问题，但是这种先天性的不利因素在全球政治重心从北大西洋转向西太平洋的实践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被放大的现象。中国作为国力快速提升的“全球性大国”，本身就是力量的源泉与国际社会互动的焦点，其海权发展的模式与思路均会成为他国进行研究与效仿的对象，成为人类海权发展历史上的新参照与里程碑。
(二)中国海权发展应超脱先天地理条件的束缚
有学者认为：“中国海权发展的基本需求在于主权需求而非霸权需求，这就决定了中国海权发展的有限性，决定了中国大战略的构建不可能选择使自己成为一个全方位的远洋海权国家，中国海权发展的性质不会超出作为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捍卫海洋主权的需求。因此，中国海权的有限发展绝不是以挑战美国的海洋霸权为归宿和目的，中国所面临的来自陆地和海洋的多方向的多样性的安全压力决定了中国海权的有限性及其满足主权需求的性质。从现实而言，中国的综合国力也根本无法建立美国式的全球海洋权力。”(26)这里之所以长段地引用这个观点，是因其既有“理智性”的一面，也有其“局限性”的一面。其“理智性”在于当时的作者看到了中美国家综合实力间的不同，能够审慎地看待这一重大战略发展问题。不过，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这种观点“局限性”的一面也逐渐暴露出来。所以，应站在新的视角之上对中国海权发展的问题进行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必须大力发展海权进而拥有全球水平的海权实力这一观点之所以能够站得住，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首先，中国的陆海复合型地缘条件是暂时而非永久的，这取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实力对比以及交往态势。美国也同样拥有漫长的陆地边境线，其海岸线甚至还被分割为东、西两大部分，但仍旧被认定为海洋性国家，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加、美墨之间的巨大实力差距以及这两对双边关系的长期高度稳固。其次，打造远洋海军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强大的海权实力并不意味着对“霸权”的追求，国际性权力本身只是一种客观性力量存在，并不先天的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在全球海洋秩序问题上拥有越来越大话语权的中国，并不会重蹈美国的覆辙，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政策。最后，以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态势来看，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可预见的未来实现对后者的超越已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未来的综合国力领先美国，建设真正具有全球性作战能力的强大海权，已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遥远理想。
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海权建设的核心问题并不是有没有能力建设起一支超越或“不弱于”美海军实力水平的力量，或者是应不应该拥有这样一支力量，而是如何长远规划和具体使用这支力量，使之能够更好地为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做出有益的贡献。
(三)中国海权发展的限度取决于对国家实力发展的预估
破除以美国海军发展水平作为中国海权发展上限的“天花板”，还有更为深刻的含义，那就是中国海权的“公益性”特征将会较之于美国而更为突出。中国共产党所长期坚持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政治理念(27)，能够为全人类谋取更多幸福的力量，自然是越强大越好的。之所以国内学者普遍对中国海权发展的限度持较为审慎的态度，其主要原因在于历史上的崛起国家往往会发生对海权发展的过度追求，导致建设速度过快而虚耗国力且招致外部力量因恐惧而对其进行压制的现象。在此问题上，裕仁天皇时期的日本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都未能避开这条历史“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本国的崛起势头被拦腰斩断。
中国与以往这些意图主要依靠发展军事力量而实现崛起的国家有所不同。在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之后，中国就一直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投放在经济发展的领域。在综合国力，尤其是工业与科技实力快速提升基础之上获得了不断抬升的安全能力。通过对中国约40年来的各项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国防支出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呈现出总体性下降的态势。虽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美国同期的70％以上(28)，但2021年的国防预算经费却仅为13795.44亿元(29)，而美国同年国防开支为7125亿美元(30)，按照6.5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的汇率计算，仅占美国的三成左右。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并不谋求通过军事手段获取全球性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从客观上说明了中国的国防力量建设仍有较大的合理发展空间。
中国是较为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尽管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制定了“双循环”的战略规划，着重加强了国内经济循环的力度，但是，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积极参与全球化生产是中国经济与社会获得全面发展的重要渠道。待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基本结束之后，中国大概率会再次向着外向型经济——“外循环”的发展趋势回归，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极有可能再度呈现较高的态势。因此，我们对包括自身海权发展在内的各项事业建设，做出较为乐观与大胆的预计是不为过的。所以，中国未来海权发展应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能够突破既有的发展水平限制并准确估计到可预期的未来，在确保海权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实现合理、同步增长的前提下，有计划、有目的进行适当的超前式发展。
四、中国海权目标实现的主要路径
正如英国军事理论和战略学家李德·哈特(Liddell Hart)所说：“战略学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一方面经常保持一个目标，而另一方面在追求目标时，去适应环境，随时改变路线。”(31)中国海权的发展应考虑借鉴这条法则，否则便很有可能陷入类似于威廉德国式的海权发展模式的桎梏之中。(32)按照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观点，尽管“国家并不能改变它们的地理条件和要素禀赋，除非通过偶然的军事征服来改变”，但“新技术的发展和扩散，比如空军、核武器、弹道导弹和当今的电脑和互联网的发展，能够增强或减弱国家间地理距离的效力”。(33)这种观点给予我们很好的启发，虽然中国应努力避免陷入与美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漩涡困境之中，但这并不等于一定要放弃对自身地缘条件的改善工作。伴随俄乌冲突不断加剧以及俄美、俄欧之间矛盾的激化。全球战略格局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一个可能延续较长时间的“动荡期”已经拉开了帷幕。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拥有更为强大的海权力量，不但是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更是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的物质基础。
(一)中国海权目标的实现首先建立在海上军事力量壮大的基础上
海洋权力是全面而庞杂的体系，但其核心要素仍然是以海上军事力量为基础的物质力量，没有包括海军、海警等海上强制性力量在内的暴力手段，真正的海权无从谈起。维持强大的海权成本高昂，没有足够的物力和财力便难以实现。因此，中国为有力促进自身海权的发展，所付出的先期投入必定会是相对高昂的，而后期的维护与更新换代费用也必定是不菲的。但高投入所能带来的高回报，即国际体系的安全与全球生产秩序的稳定，定能为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带来重大的收益。
中国人民海军自建军以来，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其战略发展规划出现过多次调整，主要特征体现为作战范围呈现了“由岸及海”“由近及远”的转变，其作为主要兵种的独立性与重要性不断地提升，已经初具全球性海军的底色，有能力在不依托岸基力量的条件下执行具有一定挑战性的作战任务。对于肩负重大历史使命并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海军而言，应以有能力确保取得决定世界关键性水域制海权以及战略水道控制权的深海作战胜利为其长远目标。对海上军事力量持续的有力投入是令其得以真正壮大的最直接方式，在强大物质支撑的前提之下，科学、合理且不断走向成熟的管理与训练作为精益求精的辅助方式，将会共同推动这支力量走向完善。
以辽宁舰、山东舰等航空母舰为代表的主力作战舰船陆续下水，进一步增强了中国海军的远海作战能力。当然，单纯吨位数的增多或大型作战舰艇数量的增加并不等于战斗力的必然提升，也不等于海军性质——作战方式与范围的改变。正如德国著名军事思想家沃尔夫冈·韦格纳(Wolfgang Wegener)在总结德国海军在一战当中失败原因时所说：“从一支弱小的海军演化为一支强大的舰队不是通过将海防线往外推出一臂长来实现的。这一臂距离被我们称作‘远离海岸线’，或是通过‘公海舰队’这一名字象征性地体现出来。这种演化是更为理智的，是一种将海战从战术层级推进到战略层面的演化。”(34)中国海权战略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其战略性、目标性与科学性，这不是一场力量的简单堆积，而是建立在力量基础之上的全面发展。
(二)对外安全合作是实现中国海权目标可以借助的手段
中国的海权目标固然应该尽可能地明确，以便在合理分配国家战略资源和政策制定的同时，有效降低外部世界的疑惑，减少对外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但是，国际合作的达成不能仅凭良好的意愿与单纯的思想沟通，许多事实都需要通过一定程度上的博弈，是力量与智慧共同作用的结果。仅以中国在南海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问题为例，虽然已经对周边长年侵占我国岛礁并盗取域内资源的国家予以了极大的宽容并释放出了足够的善意，但仍然遭到了来自某些国家的无端指责——甚至有美国学者妄称“尽管采取了各种言辞、行动、持续的努力和明显的准备工作，但中国却一再拒绝透露其南海主张的确切依据、确切性质，甚至确切的地理参数”。(35)在美国海军情报办公室看来，中国“从未公布过它划在整个南海周围的‘九段线’的坐标，这条‘九段线’危险地靠近邻国的海岸，所有这些国家都与中国有主权争端”。中国没有“宣布在这个地区享有什么样的权利”。(36)
面对这样的指责，中国非但不应因之而减缓同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反而可以考虑以更为积极的态度来应对此类不同声音，通过向外界展现足够的诚意，以及本国坚定的发展决心，促使国际社会真正地接受这一现实。进一步地加大我国在对外战略问题上的“透明化”，更加坦率地向国际社会表达出自己的意愿与设想，有利于减少外界不必要的猜疑，促成谅解的达成。对外安全合作则是可供借助的重要手段，有利于降低外界不必要的恐惧，使之能够客观地认识中国海权发展的和平意义，因为追求海权的首要目的虽然是确保国家的安全，但有力促进自身经济与社会发展才是其根本性目标。
根据中国国防部所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海军近年来在不断地加强对外合作的力度，与包括俄罗斯以及巴基斯坦在内的友好国家展开了较为全面的海上安全合作，进行了诸如“海上联合-2014”(Мор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2014)、“海上联合-2021”(Мор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2021)以及“海洋卫士-2020”(China-Pakistan Sea Guardians 2020)、“和平2021”(Peace-21)等多场海上联合军演。中国与越南之间尽管存在南海岛礁主权归属争议的问题，但双方也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寻求达成谅解，两军在2021年时还举行了“和平救援-2021”(Peace Rescue-2021)演习，这是中越两军历史上首次开展卫勤实兵演习，也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海军卫勤力量首次成建制赴境外开展联合演习。广泛的海上对外安全合作，有利于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让更多国家对中国谋求和平发展的战略以及愿望有更多的了解，同时也有利于通过这种方式向外方更好地展示中国海军的客观物质力量与作战人员的优秀技术水平，形成强有力的威慑态势。
(三)对外经济合作有助于中国海权目标的实现
海权虽然建立在以海军为基础的强力部门的客观实力之上，但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军事力量，而是众多涉海因素的叠加。深度开展对外经济合作，既是中国海权发展的目标之一，也是对其予以促进的有效措施和手段。海权曾经完全是政治性的，但在全球化发展到极高水平的今天，其经济性目的往往更加明显，因为“全球性大国”存在的原因与意义都与全球化生产相关联。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通过自身的海权能力建设，有效维护全球海洋秩序，从而更好地保障国际生产与贸易体系的顺畅发展，能够同时促进本国与世界的发展。
对外经济合作有利于强化中国与合作对象国家及地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增强合作意愿并降低合作成本，有助于产生更多的海上合作利益。全世界多数国家都对海上运输有着较强的依赖，但无力对之形成明显影响，处于“被迫”无奈地享受这些公共服务的状态之下。尽管“享受”服务的国家无须直接承担成本，但利益攸关与力不从心之间的矛盾，使得它们既希望能够在海洋事务，尤其是在海洋资源分配、海底能源开采以及海上航行等问题上获得更多发言权的同时，也希望能有一个公正而有力的公共服务供给者提供这些服务。中国通过提供更多的涉海公共服务，适当让渡部分相关权益给涉海事务较多的中小国家，有助于更好树立自身国际形象，也更有利于全球海洋问题的合作治理。和平且较为安全的国际大环境，会为中国海权提供更多的发展时间和空间，是我们应该努力去争取的核心目标。
五、结语
由于国际关系始终处在不断的变化与调整之中，力量对比与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也并非一成不变，因此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具有动态性而非一成不变的。当然，这种“灵活性”也包括由此而提出的限度与路径问题。尽管布热津斯基已经不加掩饰地表达出了自己对中国的认识：“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势头，在清楚的国家利益驱动下做出果断政治决策的能力……这些因素都表明，中国理应在当前的国际等级体系中居于仅次于美国的位置。”(37)但必须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海权的发展无疑要遵守首先维持实力、愿望与客观环境之间平衡的守则，就像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战略包含的每件事都很简单，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件事都容易。”(38)任何一项颇具远见的宏观性规划，都不应被教条地认为是绝对不可撼动的，如果不允许对其进行必要的调整，那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桎梏。
克劳塞维茨有一则关于战争理论的描述在这里借用是十分恰当的，我们试图维持这样一种“在这三个倾向之间保持平衡，犹如一个物体稳悬于三块磁铁之间”(39)的稳定状态的确是极不容易的，维持这样一种并非霸权却也足以保障自身安全与海外利益的海权实力是非常困难的。今日的中国无意也无必要经受极大风险并付出巨大成本去建立一种绝对的海洋霸权体系，务实而低调将会是中国未来数十年内海权建设的主旋律。但包括军事工业在内的中国整体工业体系发展势头良好，而且造船能力也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如果国际形势出现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中国海权完全有能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出现飞跃式发展。太平洋战争期间飞速发展的美国海军便是很好的例子。而与美式海洋霸权不同的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中国海权的崛起将会从真正意义上助推全球海洋秩序走向更加的公正、合理、安全与稳定。
收稿日期：2022-02-24
注释：
①Charles W.Koburger,Jr.,Narrow Seas,Small Navies and Fat Merchantmen,Praeger,1990,p.xiv.
②参见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96页。
③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s Competitive Edg,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2022-01-30].
④参见金灿荣：《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当代世界》2017年第10期，第9-13页。
⑤参见叶自成、慕新海：《对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3期，第7-8页。
⑥参见《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第1版。
⑦参见《海关总署2020年全年进出口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2021年1月14日，http://fangtan.customs.gov.cn/tabid/1106/Default.aspx[2022-01-30]。
⑧参见《进出口商品总值表(人民币值)A：年度表》，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xgk/2799825/302274/302277/302276/4296138/index.html[2022-04-05]。
⑨参见阎学通：《2019年开启了世界两极格局》，《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期，第7页。
⑩参见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8页。
(11)参见艾·塞·马汉：《海军战略》，蔡鸿幹、田常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07-108页。
(12)参见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6-97页。
(13)参见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5页。
(14)参见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李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页。
(15)参见伯纳德·布罗迪等：《绝对武器》，于永安、郭莹泽，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145页。
(16)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上)》，王保存、王章辉、余昌楷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142页。
(17)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0月10日，第1版。
(18)《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87页。
(19)参见吉原恒淑、詹姆斯·霍姆斯：《红星照耀太平洋：中国崛起与美国海上战略》，钟飞腾、李志斐、黄杨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页。
(20)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防》，《人民日报》2019年7月25日，第18版。
(21)Nan Tian,Pieter D.Wezemen,Diego Lopes da Silva,Siemon T.Wezeman and Alexandra Kuimova.,Global developments in military expenditure,2019,SIPRI Yearbook 2020:Armaments,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p.199.
(22)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ov.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2022-01-30].
(23)参见《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关于“银河号”事件的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3年第22号(总号740)，第1046页。
(24)师小芹：《中国海权的边界和方向》，载张海文、彼德·达顿、陆伯彬、奥伊斯腾·通什主编：《21世纪海洋大国：海上合作与冲突管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0页。
(25)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成立》，中国军网，2017年7月12日，http://photo.81.cn/pla/2017-07/12/content_7672870.htm[2022-01-30]。
(26)参见刘中民：《国际海洋形势变革背景下的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一种框架性的研究》，《国际观察》2011年第3期，第5页。
(27)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98页。
(28)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2020年中国的GDP总额为14.723万亿美元，同年美国的GDP为20.953万亿美元，中国为美国的70.27％。参见：GDP(current US)-United States | Data,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 view=chart[2022-02-23]。
(29)参见《2021年中国国防费适度稳定增长》，央视网，2021年3月8日，http://tv.cctv.com/2021/03/08/ARTIQmeKa CVjVgz05FMkyey2210308.shtml[2022-02-23]。
(30)U.S.DoD Defense Spending,Procurement,RDT&E | FY 2022,http://www.fi-aeroweb.com/Defense-Spending.html[2022-01-30].
(31)李德·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钮先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序言第3-4页。
(32)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德国，在科技、工业、军事实力等多项重要指标上都远远超越了英国，但海军扩张的计划却并没有助其从后者手上夺得制海权，基尔水兵起义反而成了直接终结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致命一击。
(33)参见诺林·里普斯曼、杰弗里·托利弗、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刘丰、张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页。
(34)沃尔夫冈·韦格纳：《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德国公海舰队的悲剧》，罗群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87页。
(35)Andrew S.Erickson,"America's Security Rol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Vol.69,No.1,2016,pp.7-21.
(36)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The PLA Navy:New Capabilities and Miss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Washington,D.C.,2015,p.39.
(37)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洪漫、于卉芹、何卫宁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20年，第19页。
(38)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49页。
(39)同上书，第1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