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沙俄殖民者向东扩张到了蒙古草原以北、黑龙江流域，中俄两国产生了共同的边界,从此开始了300余年的“恩恩怨怨”。在两国关系史上，俄国通常采用了积极扩张的政策，特别是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沙俄利用清朝内忧外患之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了中国大片领土，后又策动外蒙古独立，将其划作自己的势力范围，并趁机吞并唐努乌梁海；与此同时，还不断加紧对中国东北、内蒙、新疆等地的殖民渗透。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苏两国经历了从“同志加兄弟”到“头号敌人”的风雨波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局持续动荡，经济几近崩溃，综合国力大幅下降。而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无限生机，中国经济迅速腾飞，两国实力对比发生近代以来的首次逆转。普京上台以后，大力推行“双头鹰外交”， 中俄关系也迈上了一个新起点，进一步向前发展。一个良好的中俄关系不仅仅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甚至还关系到中国能否顺利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史为鉴，本文把中俄（沙俄、苏俄）关系史作为切入点，探究俄罗斯对华战略的演化，从而分析中俄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的对策。
一、沙俄时期：扩张疆域 意图控制欧亚大陆
清朝初年，沙俄势力扩张到贝加尔湖以东，进入黑龙江流域，中俄两国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巨大的碰撞。在《尼布楚条约》（1689年）、《布连斯奇条约》（1727年）签订之后，中俄边境获得了近一个半世纪的相对平静。但是， 随着19世纪中期清朝的衰落，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沙俄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沙俄先后鲸吞蚕食了中国超过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辛亥革命爆发后，沙俄利用中国国内局势不稳定的机会，策划了外蒙古的独立，趁机吞并唐努乌梁海地区，还策动内蒙部分卖国王公独立。俄国侵略中国的脚步随着其“二月革命”的爆发而暂时告一段落。
显然，沙俄时期，俄国一贯奉行的对外战略是最大限度地向外扩张疆域，特别是对中国的领土一直怀有极大的野心。俄罗斯地跨欧亚内陆，被形容为“没有护栏的婴儿车”，历史上俄国曾多次被德国、法国、土耳其和蒙古等国侵略。沙俄不断扩张疆域，虽然当时主要出自“安全”的考虑，同时也彰显其欲与其他列强相互竞争、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野心。这为日后苏联的争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当时处于晚清的中国虽拥有丰富的物质和人力资源，可是由于依然沉醉于“古代东亚朝贡体系”，对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主权”等概念仍然一知半解；再加之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无能，科技文化的落后，使其丧失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能力。面对沙俄咄咄逼人的侵略，清政府无法做出积极的应对。
二、新中国成立后至苏联解体：一边控制中国，一边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但其本质仍然是不平等的。二战后，苏联逐渐具备了和美国一争高下的实力。不仅改变了战前孤立的国际环境，还在东欧建立起了庞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同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拥有了通过与中国建立紧密的联盟关系，借助中国有利的地理位置，控制欧亚大陆东端进而称霸欧亚大陆的历史机遇。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利用斯大林这一愿望，在迫使苏联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新条约的内容基本达到了中国预期的目标，新疆、内蒙、东北的遗留问题随之一步步得到解决。
随后不久爆发的朝鲜战争将中苏关系推进到“军事同盟”的地步。出于维护雅尔塔体系的稳定，以及自身在远东的利益等原因，苏联无法将朝鲜半岛拱手让给美国，但又担心战局扩大，甚至可能会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只得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遏制美国势力在东北亚地区进一步扩张，在苏联答应提供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的情况下，中国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
斯大林去世后，新上台的赫鲁晓夫亟须中共的支持来稳定社会主义阵营，强化个人在苏联的领导地位。同时，为了巩固国家政权和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国也需要来自苏联的核保护以及资金、技术的支持。这一时期苏联的对华政策可以用“刻意拉拢”来形容。为了取得中国的信任和支持，赫鲁晓夫对中国的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无论是来华专家数量，还是援建项目规模，或是军事技术合作都达到了顶峰。赫鲁晓夫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庆典时主动提出归还旅大，也加强了中苏友谊，巩固了两国的同盟关系。但是，中苏两党的友谊并不像当时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坚不可摧。
危机在不知不觉中产生。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以及同年10月25日由赫鲁晓夫作的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秘密报告”，被认为是中苏关系的转折点。在经历过一系列矛盾冲突后，中苏两党陷于分裂。上世纪80年代末，在苏联面临深刻危机的情况下，为了摆脱腹背受敌的尴尬处境，在戈尔巴乔夫访华以后，两国关系才实现正常化。
苏联这一时期对中国的战略有以下两个主要特点：一是通过放弃部分在华特权，支援中国经济建设来改善和巩固同中国的关系，并通过建立军事联盟将中国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成为在远东同美国争霸的根据地。二是在大力支持中国各方面建设的同时，积极影响和控制中国，使之不会偏离苏联的战略轨道。在中国不愿顺从的时候，就利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压迫中国顺从。中国领导人在面对苏联的巨大压力时，出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原则，进行了联美抗苏的战略转变。
中国的对外政策在“文革”之后逐渐走向稳定和理性，有效地利用了美国在战略上对中国的依赖，大力发展经济和引进西方军事技术。中美苏三国都表现出了现实主义政治的特点，在互不信任的情况下，因为单纯的国家安全利益而分分合合。中国虽然处在三国中最弱的位置，却因务实的外交政策维护了国家的核心安全利益。
三、俄联邦时期：战略收缩与理性的合作
有学者认为，苏联的解体是俄罗斯放弃争夺世界霸权的主动选择，事实上俄罗斯领导人放弃的是斯大林模式和计划经济。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制约俄罗斯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为了建立更加强大的新俄罗斯国家，叶利钦等人暂时放弃了在东欧、外高加索和中亚的扩张成果。
苏联解体后，新生的俄罗斯联邦处在了历史上最艰难的时刻。在经过不长的一段同西方的“蜜月”后，俄罗斯终于看清了美国借冷战胜利之势进一步削弱俄罗斯这一真实战略意图。1992年，叶利钦逐渐放弃对西方不切实际的幻想，调整对外政策，将目光投向东方。同年12月17-18日，叶利钦首次来华访问，签署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初步确定了新形势下两国发展国家关系的模式。
中国领导人也十分重视发展对俄关系，在两国领导人的努力下，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1996年4月24日，叶利钦第二次访问中国，次日发表联合声明：中俄两国建立“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东、西两段边境勘界问题全部结束。在叶利钦时代，中俄关系实现了由对抗到合作的重大转变，为新世纪的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1999年爆发的科索沃战争也迫使中俄两国加强战略协作，共同对抗美国的单极霸权。
普京上台执政后，俄罗斯对外政策逐渐清晰起来，就是在俄现有国力基础之上的大国多边外交。俄罗斯对华政策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调整，逐渐放下了“大国”的架子，意识到与中国的交往不可能再像沙俄或者苏联时期那样高高在上了。这一心态上的变化也为中俄两国未来更深层次的合作注入了活力。中俄合作上了一个新台阶，在政治、军事、经济合作等领域取得了较大进展。俄罗斯在一些传统势力范围的地区也有意识地进行收缩，并且配合中国有限度地进入，于2001年6月15日诞生的上海合作组织是中俄两国合作的杰作。
2008年梅德韦杰夫当选俄联邦总统后，俄罗斯对华政策并没有出现大的起伏，而是继续沿着普京所制定的积极对话、多方位合作的道路前进。但是，这并不说明俄罗斯是完全信赖中国的，也不说明俄罗斯会坐视中国的崛起。在对华出售尖端武器和能源合作等方面，俄罗斯一直保持了十分谨慎的态度。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维持远东地区——中、日、韩等国之间的战略平衡，并延缓中国崛起速度，俄罗斯常常以各种理由，甚至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或拖延各项已达成协议的重要合作。
四、中俄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的对策
中俄两国之间虽然存在着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无法避免的地缘竞争，但在近20年内仍然进行了较成功的合作。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总体实力大幅衰退，已无力独自承受来自西方的重压。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错误地认为中国也将同其它东欧国家一样，将通过剧变来完成政权和政体的更迭，1989年对中国进行的联合制裁等系列举动让中国看清了西方的这一意图，并转而联俄抗美。二是与美俄不同，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只经历过一次不大的边境自卫反击战，在对外交往中一向采取和平共处的原则，国家发展战略是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的。中俄边境条约的签订也使俄罗斯相信，中国现时对俄罗斯没有领土要求。出于中美两国实力的对比，对俄罗斯来说，来自中国的威胁明显要小于美国。在美国咄咄逼人的情势下，俄罗斯已无法独立处理独联体地区，尤其是中亚地区日趋复杂混乱的经济、安全、反恐等问题。而中国则可以在理解和相对维护俄罗斯利益的同时，在部分抵消美国在这一地区影响力的情况下加入中亚等独联体地区的事务，获得中亚油气资源和重要的对外发展通道。
应该注意到的是，今天的中俄两国无论是在意识形态、文化传统、还是在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上，都存在着很多相互冲突的地方。无论是叶利钦还是普京、梅德韦杰夫，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都是其最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而中国21世纪的发展战略目标也是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中俄两国出于继续深化改革、巩固国家内部稳定、发展经济、维护民族团结的目的，都需要一条和平的边境线，需要防止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导致在欧亚大陆的东端产生巨大碰撞。因此，中国应厚植实力，积极应对，以睦邻友好为主线，做好安定周边尤其是北方边境的工作。
（作者：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大学世界政治系博士研究生）
